时政

核心提示：一位西班牙幼童被认定为尊崇的佛教喇嘛的转世，他在一座印度寺庙度过了其童年。但是18岁时，他回到西班牙的家。他仍然是一位上师，呆在伊比沙岛的海滩对于他来说要愉快得多。 原文： Osel Hita Torres – The reluctant lama 作者：Jolyon Jenkins 发表：2012年9月27日 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位西班牙幼童被认定为尊崇的佛教喇嘛的转世，他在一座印度寺庙度过了其童年。但是18岁时，他回到西班牙的家。他仍然被尊称为上师，但呆在伊比沙的海滩对于他来说要愉快得多。 两岁时，奧瑟·伊它·托雷斯(Osel Hita Torres)坐床，成为一位转世的藏传佛教喇嘛。 他身穿僧袍，头戴黄帽。成年人在他面前磕长头，请求他的赐福。 除非得到他的首肯，没人可以对他表现出感情。他的餐具也是特制的。 “你一定很想时不时利用这些来使坏吧，”我对他说。 “是，”他回答道，”那时，我就是个暴君，一个被宠坏的令人厌恶的臭小孩。可以说，我非常霸道。” 即使按照藏传佛教的标准，两岁坐床也有些早；而奥瑟甚至都不是藏人——他是个西班牙人。 我们在伊比沙岛，他母亲的别墅院子里谈话。奥瑟现在27岁，不再是一位喇嘛。 【奥瑟想成为一名纪录片制作人。】 他已经远离严谨的僧院生活，有时在海滩上打鼓，喜欢迷幻音乐。他不确定他是否还是佛教徒。 因为与媒体打交道时的不开心的经历，他很少接受采访。但是他很放松，对我而言充满魅力；对于自己不同寻常的过往，他的看法富有哲理。 他出生在格拉纳达，是玛利亚·托雷斯(Maria Torres)的第五个孩子。 玛利亚改信佛教，是图登耶喜（Thubten Yeshe）的追随者，后者是一位性格外向、魅力四射的藏族喇嘛，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游历西方。 耶喜可不是一位一般的喇嘛。他曾经去迪斯尼玩，也相当喜欢西方文化。 他的东方式的异国情调吸引了不少青年的西方信徒。一些人相信，他能够读懂他们的想法。 但是耶喜喇嘛心脏不好，他1984年时病逝于洛杉矶的一家医院，年仅49岁。 他的信徒们万分难过。几个月后，玛利亚怀孕了，有了奥瑟。 在藏传佛教中，获得高级证悟的喇嘛能够选择死后的道路 —— 是否转世，转世到哪。 耶喜喇嘛的信徒们和以前的同事们慢慢相信，耶喜选择转世到西班牙，成为小奥瑟。 他们在某个人禅修时检测到了奥瑟。他的举止令人想起耶喜。一位像奥瑟的婴儿出现在另外一位喇嘛的梦中。 奥瑟被带到印度进行测试，他正确地找出耶喜喇嘛生前的用品，包括他的太阳镜。达赖喇嘛证实奥瑟是耶喜喇嘛的转世。 奥瑟被安排生活在南印度一所寺院中，很少和他父母接触。对幼童来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但是奥瑟并没有什么不满。 “对他们而言，这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给予孩子巨大的机会，就像送他去耶鲁或者牛津。” 我在伊比沙的一座佛教寺庙中遇到了玛利亚。我跟她说，她的名字适于成为上帝的母亲。她不反对这个说法。”是的，一开始，就是象这样的感觉。” 耶喜喇嘛回来了，转世为她的儿子，这个事实是个好消息。 “我们有理由庆祝。这让我感觉法缘殊胜，他选择我作为母亲。我想，仅因为这一缘分，我一生不会再有什么苦难了。我想和世界分享我的儿子，因为他不再只是我的儿子了。” 但是，她是否失去了他？她说，她没有缠着他不放。 “也许因为并不真的需要我的孩子们无时无刻在我身边，我能够很容易地接受这一点。” 但是家里有一位喇嘛，这对家里其他五个孩子是个破坏性因素；当奥瑟还小的时候，他们陪着他环球旅游，试图尽量和他在一起。 奥瑟的西方信徒几乎没人把他仅仅看作一个小孩。他们在他身上寻找智慧、慈爱、超脱感情，让他沿着精神道路修炼 —— 让他不想念他的父母。 “当对待你的方式是这么非同一般，你是否私下问自己’这是不是发疯了’？”我问他。 “对我而言，这完全是正常的，”他说。 “但是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大概15，6岁的时候，我对此有些不舒服了…… 当他9岁的时候，他送来一份录音带给他母亲，请求允许他回到西班牙。 为此，他父亲帕可到寺院里跟他一起生活，他的弟弟昆坚(Kunkyen)，和他一起成为僧人。 “当我16-17岁的时候，我极其渴望逃出来。” 当他读到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悉达多》，他达到了转折点，他开始怀疑他是否是一名真正的佛教徒。 【奥瑟18岁时决定离开寺院。】 在他18岁生日时，他和他母亲有一次重大的谈话，她向我叙述。”他跟我说，’如果我决定不再回到寺院，有人能够强迫我回来吗？'” “没有”，她告诉他。”那好，我不再回去了，”他说。 但是寺院希望他回去。 “我收到大量来信和电话，人们来拜访我，只是告诉我，我犯下了弥天大错，我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那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目的，等等等等，如此这般。” 玛利亚也承受着压力，但是她支持他的决定，一直如此。 对他而言，开始寺院之外的人生并不容易 —— 迪斯科和女孩令他恐慌而迷惑。他的一位佛教施主居住在加拿大，安排他在加拿大上学。他随后去马德里，获得了一个电影研究的学位。他想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有时候，奥瑟似乎是一句耶稣会名言的反证，”给我一名七岁的小孩，我会还你一个男人。”藏人们从2岁到18岁带大了他，然而西方的引力更强。 “你喜欢什么音乐？”我问他。”雷格音乐，我喜欢鼓和贝斯，我喜欢迷幻音乐，引起幻觉之类的。也喜欢嘻哈。” 在耶喜喇嘛的团体，护持大乘法派基金会(FPMT)，他们仍将其看作上师。他试图用他凭凑起来的智慧应付他们，但是他的建议从佛教神学来说很小儿科，只是一些一般的建议，如”如果你看到居于中心的人，对他们说嗨是不错的。” 他的前途未卜，游离在文化和传统之间。他住在伊比沙，但是西班牙语只是他的第三语言，排在藏语和英语之后。他教藏语班，他没有全职工作，但是一直在为基金会制作一部纪录片。 他和昆坚在制作一部专辑，将藏传佛教诵经和西方迷幻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似乎逐渐倾向护持大乘法派基金会，甚至谈到回去领导基金会。 【耶喜喇嘛因为其笑容和幽默感而著名。】 “也许当现任精神导师（译注：现任精神导师为梭巴仁波切。）决定退休时，我会接任。” 作为一名精神导师？ “我可能只会做一名协调人，不是精神导师。我不知道，也许某一天。慢慢的，我会对佛教感兴趣。” 玛利亚仍然是一名笃信的佛教徒。”你是否还认为他是一名转世喇嘛？”我问道。 “当然，”她说，”但是他不是一名传统的喇嘛，那是他不想做的。” 她不后悔。”我从不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我总认为万物有灵。现在发生的就是最好的，因为它就是正在发生的。” 佛教徒并不真正后悔。 奥瑟自己仍然相信转世，耶喜喇嘛可能选择了一尊肉体转世。他只是不确信那就是他。 “是否有时候你感觉到一点点，耶喜喇嘛在你身内？”我问。 “是的，有时候，”他说，”有时候我让耶喜喇嘛给我一条讯息，或者信号，或者什么东西。很多时候，他的确给了我一个信号或者一条讯息。 “我不知道他是在身外，还是身内。我不知道，但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的文章，由从1980年代中期就到达中国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在20年内经历了巨大转变的中国，以及身为一名”老外”，他对中国为何渐渐不再热爱。本文的最初版本译文在网络上流传之后，我们发现其中有很多翻译错误，因而做了全文校对和更正。 原文： You’ll never be Chinese 作者：Mark Kitto 发表：2012年8月8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马克的一家】 死亡和税收。你应该知道这句谚语吧（译者注：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乐意加上第三件确定无疑的事：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为、或者你自我感觉已经理应是个中国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国人。我也曾想当中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想穿一身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发染黑，尽管我也觉得用一块手帕擤鼻涕挺恶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国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过去的十六年我这么做了。但现在，我要离开了。 我也不会很快回来。我已经失去了对她的爱，从我的中国梦中醒来。”但中国是一个经济奇迹：创纪录的人数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摆脱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出口……进口……基础建设……投资……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经济……””之最”连着”之最”。这些我们都知道。 难道你不觉得，有了如许的发展和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从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举，中国难道不应该是一个更快乐、更健康的国家吗？至少比起1986年我以学生身份首次见到的那个中国，那个从几十年荒谬的控制下摆脱出来的中国，现在应该更好吧？可那时我爱上了她，现在我没有这种感觉。 当我离开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到达北京开始我第二学年的中国课时，中国还是个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后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车，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勉强够用的街灯和不计其数的驴车，学生们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负责老师”（介乎于看护和看管之间的角色）曾是一个可怕的前红卫兵，外号”侯龙”。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车，都花不了几个钱。我们的生活如皇宫贵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们消费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贵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谊商店，可以在那儿买到听装咖啡。 但我们的生活中有开心的时刻，学生们都有这样的时刻，从我现在的视角来看，我的开心记忆并非无聊的恶作剧或是探险，而是在那个叫做莫干山的山顶，距离上海以西100英里，过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儿。 如果我必须选一个词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会选——乐观。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刚初露萌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货膨胀。 事实上人们对此感到很兴奋。这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未来还会有更多期许。强调这种乐观至少是共产主义式的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为无私的社会主义者，要么也能让一个其实不存在的集体在表面上显得团结一心。 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开始学着走路和发出自己声音。 198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着他们，唱着歌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从大学学区走向天安门。那是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学生集会示威，后来就出现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国政府恶名远扬的那场”风波”。 有一个人应该对那些兴奋日子里的乐观情绪负有主要责任：邓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现代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中国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样。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让坦克驶入北京，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无法摆脱的历史。那场”风波”，中国人用的这个说法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彻底的工作将它从公众记忆中删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试重叠。同学们和我怀疑了我们花了四年时间学的语言是否毫无意义。 邓小平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就把这个国家又扳回到他选择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与中国接触，原谅他在那场”风波”的所作所为会大有益处。他还提出了一套计划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会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国也甘之如饴。双方都得到了金钱回报。 当我在1996年回到中国开始我所梦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样的乐观气息，但这次似乎隐约有些不同：在一个共产主义的地盘上出现了商业气息。这种兴奋更像是我签下了一笔肯定能给我带来丰厚利润的生意（我的中国事业起步于金属贸易）时的那种热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的颤栗。 一场交易达成了。邓小平向中国人允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无从知晓的物质财富，条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十年过去了，并非一切都好。 我必须强调，这种控诉和我在中国的事业轨迹毫无关系，我从金属贸易转向了价值数百万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这项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后我退隐到了莫干山上，和我的中国妻子一起围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间客房做起了小生意，这反而给了我足够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个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专栏，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决定不续签我们的短期租约的话（为了这个我每三年都要求爷爷告奶奶），我们现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的杂志同样的命运，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国的因素之一。 在我经营杂志的时期，国营的竞争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敌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这样他们可以从我这儿学到不少。他们感谢了我对中国媒体的贡献。他们竭尽可能的尝试任何手段摧毁我。莫干山当地政府领导私下里也给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献让这个小村再生，成为旅游景点，但同样也申明我是一个他们不成文规定之下的特例，他们实际上不欢迎外国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国人在1900年代建了这个小村），只允许他们来度周末。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对中国现状的认识，这些认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处——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个小村——里的日子，也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离开它。 当今中国大陆社会只聚焦于一个目标：钱、挣钱。在中国，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经济利益”。平均来说，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献，接着是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传统的家庭文化已经成为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产生经济利益的行动，社区无法共同进退，如果有社区共同行为的话，那就是为了确保能为污染、为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为被毒害的儿童获得相同的经济补偿。作为中国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会地位”、六十年的共产主义如今被财富重新定义。车、房子、珠宝首饰、衣服、宠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带着知名外国品牌的标签。在我住的小村庄，人们不问我身体如何，也不问候我的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挣多少钱，我们车值多少钱，我们的狗是花多少钱买的。 当然，钱及炫富带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钱的人感到沮丧。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说法，在城市和边远山区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权”的收入，超过了对个人的征税。 一旦你买足了必需品，你就会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错的回报——这很重要，因为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和养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学费用。但没有什么合适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产或是把钱塞进床垫。股市是被操纵的，银行的运营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币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兑换。一些有特权、有关系的权贵通过可疑的途径转移资产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买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垫。结果就出现了史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破了的话，听起来将会像千万烟花同时崩裂。 简单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如火箭般飞窜，对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上班族来说，房价已经不堪承受，同时全国各地仍在建设大量的住房，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无所有。 当这个大泡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许有一点渺茫的希望它会逐步瘪下去，党给人民的财富也同样萎缩了。那个承诺就会被打破。不变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药费、养老金和孩子的学费。人民想要把他们的钱拿回来，或者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这聚集成了一种政治声音。如果他们被拒绝了，和谐也就终结了。 同时，少数民族、工厂工人会怎样？对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对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发少数民族或者劳工骚乱，又恰逢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揭露出的高层严重腐败这些丑闻，这个和谐社会就更可能变成不满的大合唱。 党会怎么处理，怎么领导呢？ 不幸的是他们已经忘记了领导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领导他们。 在中国农村，村一级的决策需要得到更高层的授权，就要沿着指令传达的链条层层向上传递，有时要直通北京，而传回来的便条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会在当自己的权力或个人财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会有所行动。统治这个国家的幕后人物身处一幢没有地址或者电话的大楼里。那些大楼里的人不允许他们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担领导之职。看看很快将离任、昵称为”温爷爷”的当朝总理吧。他要么是一个傀儡，在做一些聪明的表演，要么是一个真心的想做一些对的事情的人。他对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对他的采访，在中国境内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无法去实施。 为了爬到高层你必须带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和想法。这里我做一个假设，刚开始竞争领导位置的人可能会认为，一旦爬到了那个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等到他们意识到那永不可能为时已晚。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曾经和一些要听命于那栋大楼里的某个分支的人打过交道，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个不知名的怪物，那个怪物可能是”他们”或者”上级”。他们有一两次称之为”中国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过，它不存在，那是一头传说中的巨兽。 专家们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楼里的人们就是即将掌控这个被他们称为’中国世纪’的人，。”中国会是下一个超级大国，接受吧。面对吧。”你能如何与一个面貌不清的领导打交道，在一场国际纠纷中要进行裁决时只发送一张纸条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国一度领导过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他们只是想”重新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毫无争议，但是对于中国理所应当重新获得”正确的位置”则有两个基本问题。 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能取得现有成果主要因为它的面积。正如今天的中国，过去的中国幅员辽阔，将来也是如此。（中国喜欢大，大是好的，如果中国人问你觉得中国怎么样，只要说”它很大”，然后他们就会很高兴。）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在微型芯片被发明之前的日子，物理上的大小很重要，大的更容易占主导。一旦能掌权，中国人就会端坐着接受那些附属国的贡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到超越边界、可能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或利益时，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就会被设计成对立双方，或者用钱打发。 第二个原因在于”正确的位置”是个被误导了的概念，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美洲、已经获得了启蒙的欧洲或现代非洲。这个世界并不想生活在”中国世纪”， 也有同样多的人不想生活在”美国世纪”。中国，从政治上、文化上或者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总是向内看。中国不欢迎入侵者——除非他们刚好拥有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又是从北方入侵，正如两个古代王朝，元朝 （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的情况，他们进入了之后变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了。另外，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满族人建立了清朝，他们给出了最终的威慑：”侵略我们，最后就会被我们同化。”就像电影《外星人》里演的那样（译者注：1979年科幻电影 ）。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的非中国人都是”蛮夷”，这是略带贬损的说法。更婉转的说法是”老外”。中国人则是”自己人”。就像任何不喜欢出门的人一样，外面的天气、大声的争论、自然灾害，中国人都能关上门置之不理。也许他们会在门上贴个条子：”当你决定了怎么处理后再敲门”。 领导层需要和人民产生共鸣，一种能”设身处地”地为下属着想的能力。这同样也需要决断，及承担责任的意愿。但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中国人觉得要和他们产生共鸣几乎不可能。中国政府由相互之间有着利益冲突的人马控制，他们要对国内问题作出决定已属不易，更不要说国际事务了。看看由于薄熙来丑闻，领导更替如何被延期的吧，这个体系被设计成这样：任何重大决定作出之前，避免承担责任都是前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就是这样，这是真的。） 领导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当今”世界领导人”要给世界提供成为美国人或是民主的机会，有时人们想获得这种机会，有时则是被迫。大英帝国提供了免于奴役的自由和法治体系，还有其他别的。罗马人从埃及拿走粮食，在整个欧洲重新分配。 领导世界的中国不会提供人们成为中国人的机会，因为要当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中共也不是彻底反对奴役。它鼓励自己的人民像奴隶一样工作，为西方企业生产商品，赚取外汇，满足经济繁荣之需。（党的宣言里誓言要把外国奴隶主赶出中国，现在看来多么讽刺！）即使你在党的鼻子底下摆弄正义的天平，党也不明白什么是法治体系。（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作为原告赢得了官司，但这不是正式结果。我的律师在前往判决宣判的路上接到了一个电话。结果就完全颠倒了）。至于那些从非洲压榨出来的资源，则被送到了中国。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纪被中国领导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中共从最开始就鼓励强烈的排外情绪。狂热的民族情绪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传机构创造了”百年屈辱”这个词来定义从鸦片战争开始到解放的那个阶段。当时外国列强确实豪取掠夺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称为抗日战争。对于在公开场合诟病中国的人，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名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达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众人物，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国人曾对他们做过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们复仇。 一个由备受屈辱的中国主宰的世界还有另一种可能，就象中国已经主导世界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前景也堪称黯淡。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发生动荡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起源是房地产的崩盘。像所有大事的发生一样，到时会很突然。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是从一次偶然的炸弹爆炸开始。一些评论家说，偶然事件会是革命的开始，或者说是国家的崩溃。这些说法理由充足。党试图在短期内修复这些问题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情况从长期来看变得更糟，也让房地产价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调的利率，这是为了刺激国内消费而做出的，但是国内消费不大可能跃升，除非党能出台新的医疗保险体系，党没有钱投资于这个。钱呢？全投资在美国债务上了，又不能随意出售因为那会让美元贬值，让人民币升值，让出口贸易受损，那又会让工厂倒闭，失业人口增多，而这又威胁到了社会稳定。 我希望这场剧变来临的时候是和平的，党不再试图以攻打台湾或菲律宾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无论会是以什么形式出现，这会让中国破纪录式的经济增长走到尽头，尽管它如今引领着世界经济，也是我们拯救世界经济衰退的唯一希望。 我要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对暴力革命或者国内动荡的恐惧（其中相当大部分会被转嫁给外国人），尽管我并不否认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希望成为社区中的一分子这种正常的人类渴望，不再被视为”老外”，还有我可以在一个规范的环境下运营我的生意，不会再为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夺走而担惊受怕，不用为我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气和伤身体的食物而过分忧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因让我离开中国——我想给我的孩子们像样的教育。 中国的国内少儿教育体系不教书育人，那儿只是一个考试中心。课程被设计为只为了让孩子们通过考试。在中国农村，我们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有一个选拔系统。考得好的学生就有了能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的通行证。学校并不培养全面发展、有社交能力、无需依赖他人、具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他们只培养出两种人：赢家和输家。赢家去大学学习”商科”。输家回家种地或者去他们父母本不希望他们去的当地工厂。 几乎没有什么体育和课外活动。一些运动型的孩子被选拔到特殊的学校，好赢得奥林匹克金牌。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们进入了音乐学院，那些天赋的热情和快乐在那儿都被慢慢消磨殆尽。（我妻子是后者之一）。 还有洗脑教育。我女儿上学的第一天就观摩了一场电影，基本上就是讲”中国人民在党的带领和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成功战胜了北川地震”。道德楷模则是已故的神秘的共产主义英雄，比如雷锋，这位在他短暂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献超出人类可能的无私士兵把这些事迹记录在了日记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又被奇迹般地”发现”了。 那些压力让孩子们感到恶心，从个人经验来说，考试得了95分以下就被认为是失败。考砸了就要被惩罚。包含了各种测试卷子的家庭作业要做完至少就要花去每个周末中的一整天。我见过很多孩子成群结队的在周日的清晨六点去写作业。节假日中他们还要参加课外辅导班，还要在课程开始之前至少花好几个钟头完成自己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对这样的教育体系像我一样深恶痛绝，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我是幸运的那个，我有。 一个选项是搬回一个中国的大都市，然后送我们的孩子去昂贵的国际学校——其中没有一所提供住宿——但是我担心的是污染问题，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中国做些外贸，而我的良心对此又有意见。 我很同情中国那些不能进入大城市中国际学校的孩子们（这些学校本身也限定了他们能够接受多少中国学生），同时还有那些父母们供不起他们出国留学的孩子们，还有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受到党特别优待的特殊学校的孩子们。中国无法把孩子们培养教育成领导人、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党不想要那些可以解决问题的的自由思想者。他们仍然坚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前提还得是他们已经承认的确有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唯一公开承认的问题是腐败。因为要否认腐败明显已经没有可能了。 党组织中的确也有成千上万的开明的官员，他们明白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避免危机，我也见过一些。如果中国想要避免动荡，那么要靠这些人从内部改变党。但他们面临的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时间已经不多。 我也遇见过数百名全面的、聪明的，具有现代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也愿意帮助他们的祖国去面对这些会演变成为国家动荡的问题，但他们不大可能有这个机会。我担心其中一些人可能会主动请缨，就像我的同学和我在1989年的SOAS考试时为我的中国朋友们的安危担心一样。 我在微博上读过一些关于艾未未、陈光诚和刘晓波的消息，微博类似于TWITTER和FACEBOOK，但被严格监控，不过一个帖子只要几分钟就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我妻子从未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审查者不可能全盘操控。（我的妻子开始读微博的当天她告诉我她已经克服了和我离开中国远走英国的障碍。）有成千上万的，甚至是数十万的中国大陆人在”跟随”这样的人，在监狱里肯定还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都在以各自微小的方式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好。总有一天他们会成功。那时会是成为中国人的好机会。那甚至将会是可能的。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原文： Statement from Bo Guagua 29TH SEP 2012 Personally, it is hard for me to believe the allegations that were announced against my father, because they contradict everything I have come to know about him throughout my life. Although the policies my father enacted are open to debate, the father I know is upright in his beliefs and devoted to duty. He has always taught me to be my own person and to have concern for causes greater than ourselves. I have tried to follow his advice. At this point, I expect the legal process to follow its normal course, and I will await the result.

9月27日，网友@辰妈5加0 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幼儿园家长特长登记表”，顿时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和吐槽…… @辰妈5加0：刚刚收到辰辰幼儿园老师发来的家长特长登记表，我发觉自己……一样都不擅长！ 网友晒“家长特长登记表” 网友辰妈5加09月27在微博上发表博文称：“刚刚收到辰辰幼儿园老师发来的家长特长登记表，我发觉自己……一样都不擅长。”并随博文附上了一张“家长特长登记表”。表格中包含了：软件安装、电脑维修、排版印刷、编辑、保险咨询、食品检验、甚至消防、公安警察、水电维修等等项目。 网友纷纷吐槽 有网友感叹：没资格生孩子了…… 网友纷纷吐槽感叹：没资格生孩子了…… 不少网友转发此微博，评论：坑爹、一无所长、以为家长是哆啦A梦吗？并纷纷对此进行吐槽和调侃。 难道“拼爹拼妈”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吗？ 如今，“拼爹”现象已经从娱乐圈延伸到了校园里，小升初拼爹现象也并不是新鲜事了。但如今网友曝出的的“幼儿园家长特长登记表”，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今难道幼儿园就开始要“拼爹”了吗？如果家长达不到“有特长”的标准，会不会影响孩子在幼儿园里的教育？这些问题恐怕还有待考证。 来源：新浪女性

周大伟：中医民事侵权：一个被法律遗漏的角落 进入专题 ： 中医 民事侵权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人们或许已经注意到，如今发生在人们周围的绝大多数医疗纠纷，通常都发生在现代医学（或称西医）的领域。这个现象让人们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觉，传统医学（或称中医）领域不太可能发生医疗纠纷。其实，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大量事实表明，中医领域内发生的民事侵权问题，其实是被中国法律界严重遗漏的一个角落。 　　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中医领域内的纠纷，通常都表现为两个极端的处理后果。一是将有些不法行为定性为利用中医的名义诈骗钱财，人民法院以刑事诈骗罪予以惩罚；二是司法机关对有关中医医疗纠纷常常无计可施、熟视无睹，现有民事侵权规范往往无所作为，最终使案件不了了之。有很多混迹于江湖的骗子和庸医们，除非闹出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通常都会人财俱全、安然无恙。显然，这种现象与民事侵权法在这个领域内的缺位直接相关。 　　如果我们稍微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要是病人去法院状告中医误诊的话，法院常常是会判病人败诉的。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经济与法”节目播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北京的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怀孕后没有去医院做化验和透视检查，而是去看了中医。该中医完全没有摸出这位中年妇女的“喜脉”，而是误诊为“更年期综合症”，结果导致这位妇女延误了堕胎的最佳时机，最后给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和财力带来损伤，她的丈夫还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而被单位辞退。这位妇女将中医院诉至法院并要求赔偿财产和精神损失。但法院的判决理由是：作为一个有正常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你自己应该知道自己会怀孕的。你为什么不去化验而去让中医摸自己的“喜脉”呢？ 　　最后，这位妇女的官司打输了，只好自认倒霉。反过来说，假如被告是西医的话，法律上的举证责任就只能倒置了，法官会毫不犹豫地判决：作为一个医生，你是怎么做的化验和透视？这位西医可能被吊销执照并赔偿损失。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最后提醒观众说：生了病最好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言外之意，中医院似乎不属于正规医院的范畴。不知道中国卫生部的官员们看了这个节目会作何感想？ 　　让我们先回到问题的源头。严格地说，将医学分为“中医和西医”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分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如同世界各地在历史上都产生过各自的传统医学一样，中医是产生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显微镜和手术刀正式登堂入室之前，东西方在医药方面并没有今天所说的中西医的体系分野，全世界各族人民都在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中求医问药，此现象并非“中国”特有。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本这方面记载周详的《1618年伦敦草药典》，中国人可能惊讶地发现，传统西方医药处方里居然也有多味草药之间的搭配，与中医的复方十分相似。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此书是中国明代李时珍大夫《本草纲目》的“山寨版”。可见，中医和古典西医并行不悖，说明人类曾有过一个“统一的古文化”。 　　巨大的变迁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现代医学在19世纪兴起，到20世纪中叶逐渐成熟后，许多直接来自植物、动物和矿物的传统药品被医学界抛弃。主要原因是这些药物无法通过严格的检验，要么无法通过毒性测试，要么被证明无效。 　　人类学家发现，在地球上的人类，无论什么肤色和种族，人体构造是基本相同的。这意味着，同样的身体或者同一种疾病，应当适用统一的科学理论加以解释。现代医学作为现代科学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被全世界绝大多数文明国家所接受。 　　虽然各国的传统医学在各自国家发展的历史上也许多多少少起过一点治疗疾病的作用，但传统医学的衰亡是必然的。时代的发展，现代医学必然取代所有的传统医学。尽管传统医学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被现代医学所吸收，但不代表传统医学作为一个整体还有存在的价值。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传统医学采取的是依法取缔或自生自灭的态度。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关于取缔中医的呼声和呐喊一直没有消失过。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胡适到鲁迅周作人兄弟，也都曾对中医持轻视和否定的态度。 　　对中医持否定态度的人们至今提出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直到今天，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世界上某一种医学难题是由中医攻破的。相反，像天花、白喉、麻风病、伤寒、肺病等危害人类生存的疾病，无一例外是由现代医学克服的。2011年，国内有些媒体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主导研制的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称为中药。医学界则认为，青蒿素并不是中药，而是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屠呦呦早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接受过现代药学的专业训练。她自己说当年是从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相关记载，才悟出加热会破坏青蒿素的道理，从而设计出用乙醚低温萃取青蒿素的方法。药物加热可能会受到破坏，对药学院毕业生而言，属于常识性问题，把它说成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得到的启发，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由于中国政府的特殊保护，中国的传统医学（其重要代表是中医药）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很多支持中医的人甚至觉得中医是世界上很多传统医学中的另类，其它传统医学应该灭亡，而只有中医可以和现代医学分庭抗礼、平起平坐。媒体和民众间屡屡出现爆炸性新闻，现代医学不能解决的医学难题，都让中医解决了。所以，很多迹象表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医学或称中医，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身边难以摆脱的宿命。 　　现行中国宪法第21条中有关“发展现代医学和我国传统医学”一语，可以理解为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对中医的支持，以至于中医界一直有“谁反对中医就是反对宪法”的呐喊。中国宪法中的此类宣传标语类的表述，在世界宪法史上实属另类。长期以来，国内中医界的一些人士并不因此而满足，他们曾再三上书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主张用国家立法的方式来明文规定——中医是科学的。假如这部法律颁布，无异于用国家的暴力机器警告众人：如果将来谁再说中医“不科学”，有可能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绳之以法。届时，一个学术争论领域的问题，将有可能荒唐地导致一干众人“引言获罪”。 　　我自己的祖父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据我父亲说，祖父当年得了一种很普通和很典型的肺炎（肯定不是“非典”）。当年在江南的无锡城里，他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想办法去上海托人买一支链霉素，另一个就是找江湖郎中开中草药方。结果，为了省钱，他选择了后一种方法，结果病情急速恶化，眼看着生命被江湖庸医给耽误了。后来发现，当初只需一针抗生消炎的西药，生命绝对安然无恙。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没有中医这个选项，或者说，只有西医作为唯一的选项，我祖父绝不会如此早地离开人世。 　　为了避免某种不必要的误解，需要说明，我本人对中医所持的高度怀疑态度，其实和我那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祖父的早逝遭遇基本无关。我也不是与生俱来就对中医持有偏见。只是，现实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告诉人们，中医这个领域里，非常容易造就各类稀奇古怪的传说和骗子。在最近这些年里，类似胡万林、张悟本、李一这样的人物接二连三地粉墨登场，一场场闹剧丑剧轮番上演，的确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去年因乳腺癌去世的复旦博士于娟，生前写下的抗癌日记感动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于娟有过一次令人痛心的求医经历。最近常州警方发现，于娟生前的最后1个多月，受骗于一伙自称神医、打着“中医”以及“专治疑难杂症“的人们。由于采用了子虚乌有的饥饿疗法，企图饿死癌细胞，最终导致于娟的病情急速恶化提前辞世。她在博客中写道：“我曾经一度犹豫是不是把下面的文字写下来，然而，我想若是不写出来分享给世人，那么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上当受骗，被谋财，被害命。”（资料来源：http://www.ce.cn/celt/wyry/201208/28/t20120828_23625053.shtml，2012年08月28日 09:06：华声在线） 　　近年来，我们常能看到一些关于中医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报道，大意是说，尽管中医在国内不受国人重视，但中医中药在海外却受到外国人的热情追捧。不过，遗憾的是，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国际医药学界近年来对中草药的上市审批已经高抬贵手。比如美国FDA对草药的要求，相对于现代药物已经大大放松。根据2004年FDA发布的植物药产业指南，中药只需要证明两点就可以申请新药：第一是无毒，第二是必须证明有效。中药要证明有效，不需要鉴定出活性成分，不需要搞清楚精确的药理，只需要做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证明确实有一定的疗效即可。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中药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认证上市。如今，在美国，中药是作为食品、作为 “膳食补充剂”来销售的。以我国保密配方药——云南白药酊为例，它在美国的销售网站上就标明：“该产品不能用于诊断、治疗或预防任何疾病”。依照我在国外生活多年的观察，以美国为例，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的传统医学都不受主流社会的承认和重视。除了按摩、正骨、静坐以及太极拳等这类世界各地都擅长的民间养生服务外，中草药等传统中医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受到特别重视。 　　2004年，为了加强对植物药的安全使用和监管，欧盟出台了《传统植物药注册程序指令》，要求所有植物药生产企业必须在2011年4月30日前完成注册，否则不允许在欧盟境内销售和使用。事实上，欧盟规定的这一注册程序并不苛刻，它不要求像其他药物一样进行安全和功效测试，而只需要提供应用年限证明。对来自中国或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植物药企业而言，实属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即便是面对这样一个低标准的简化注册程序，2011年4月30日之前，中国的中药企业最终没有一家完成注册。这意味着，中国的中药企业在进军欧盟市场的道路上已全军覆没。因为此前这些中药产品在欧洲是作为保健食品来销售的，它们并不是药物。 　　记得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医学研讨会上，一名来自国内的著名中医向会议宣讲自己新开发出的一个具有“排毒”功能的新药。当场就有一位美国医学教授很有礼貌地提出异议：尊敬的中国医生先生，我本人对中国的古老文化不曾抱有任何偏见。但是，关系到治病救人这样的大事，我在此不得不问一句：您的药到底排的是什么“毒”，您是怎么排的“毒”？不难预料，对中医来说，这是个过去几百年里或今后几百年里都难以明确回答的尴尬问题。 　　在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提到读心理学出身的导演英达认为，中医的唯一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 英达的说法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中医中药在还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之前，需要承认，它对信奉中医的人们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功能。其实，在现代医学中也有所谓精神安慰剂之类说法，这和传统中医的这类效用倒是异曲同工。假如服用中药后即没有副作用又可以获得精神安慰，何乐不为呢？ 　　或许有人反驳会说，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疗体系，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药，中医药只能根据个人的经验进行系统的辩证施治，不适合用临床试验的方式来验证。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听上去还是过于玄虚莫测，中医的“望、闻、问、切”的诊治方法，总让人感觉类似相面算命先生的技法，经不起严格推敲。在有些方面，科学理论无法证明中医是错误的，但实验技术可以证明中医的荒谬。比如，中医理论认为：心主思。即人的思维活动发生在心脏部位。这已被人体解剖实验证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但是中医界人士又反驳说，中医说的心，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心，而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这种说法，听上去云遮雾罩，无异于哲学上的诡辩。 　　法学教授方流芳先生的大学本科时的专业是中医。80年代中期，我和他一起毕业留校后共事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研究所。有一天，我突然问他，你是学中医的，你觉得中医这东西到底灵不灵？老方没有回答，只有一脸的苦笑，记得他当时不停地摇头，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了解老方的为人，执着、认真，正直。我不须多问，已经不难想象，方教授当年“弃医从文”的决定除了不乏鲁迅式的“拯救国人灵魂”的念头外，恐怕还多少有些对中医专业的失望和无奈。 　　如今，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电视台里，我们常常看到各类“大师们”在那些以中老年妇女为主要听众的电视节目里，滔滔不绝地讲述如何“排毒、养颜、滋阴、壮阳、润肺、养胃、保肝、壮胆”之类的“养生治病”方法，其中不乏“吃啥补啥”、“谁用谁知道”之类哗众取宠的说法。以至于相声演员在调侃“吃啥补啥”一说时，告诫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们，—— 田径速跑运动员应当去吃鹿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医 民事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