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文 / 葉蔭聰 您們好！ 反國教行動時公民廣場上的橫幅 我雖住在香港，但也經常到國內跟朋友碰面，或觀光購物；因為在大學教書，所以也曾在大陸做點研究或開會。幾年前開始，我透過微博跟大陸的朋友聊天，圍觀各種大事。然而，近幾個月的確少去中國大陸，連上微博也少了，部份原因是不經意間花了不少時間留意及參與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好幾天都去特區政府門外的「公民廣場」，成為數以十萬計黑衣人之一。 大家可能對運動都略有所聞（詳情可以點擊 這裡 ），大動員過後，我才有機會看一下中國大陸網民對事件的反應，尤其是年青人的想法。雖然有不少對運動的批評，但我第一個反應是：真有趣！兩地歷史經驗及制度不同，有不同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二個反應是：這是個打開話題的機會。不過，用微博取代長篇大論，我還未完全學懂，所以，我還是用最不時髦的方法，寫一封長信給大家。 寫起來有點像答問，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視為為運動辯護，我也不肯定我的答案是否完滿，就當是打開話匣子吧。 一．我看到有人說：回歸前，港英政府洗你們腦子，成為殖民地子民，怎麼不見你們出來反抗？ 這不失為一個好問題，相信許多香港人也沒有認真思考過。 殖民地年代，不是沒有人反對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不是沒有人批判教育的政治功能。我記得，1967年，一些不喜歡港英政府的中學生，支持工人罷工，反對警察鎮壓工人，同時，也參與親中共團體發起的「反英抗暴」（現在一般稱之為「六七暴動」）。有政府學校學生挑戰校長與訓導主任，大喊「打倒奴化教育」，有學生更被警察拘捕判刑。到了七十年代，有年青人在維多利亞皇后像淋上紅油，塗上「打倒奴化教育」標語。他們批評港英的教育培養一群接受殖民政府的順民，華人成為奴才。不過，雖有這樣的批評，當年的確沒有促成全民反對運動。 我不知奴化教育算不算得上是洗腦，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正如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一文所言，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一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港英政府沒有要我們成為英國人，即使在官立學校，也沒有系統性的國民教育。例如，當年官校學生對英國國歌旋律雖然熟悉，卻不懂得歌詞。英國歷史、政經成就、歸屬感等等，全都不是課程重點，更沒有英國的國民教育專科。更有趣的是，有官校的老師校長，積極鼓勵學生參加中樂團，對文化中國份外認同。當然，港英政府也從來沒有為任何一個中國政權推行國民教育，它也不鼓勵激烈的中國民族主義，可是，學校裡卻有中國語文科與中國歷史科等等。港英教育的目的是甚麼？我一時也說不清，但不難理解，「反洗腦」的口號是不容易喊出來的。 二. 我在網上看到有人說：反國教科的人批評香港政府（甚至是北京政府）進行洗腦教育，這有甚麼稀奇？外國政府也向自己國民洗腦，為甚麼中國不可以？這都已是國際間的慣例了。 不少外國政府都曾經推行灌輸式的愛國教育，但是，若我們認真去看人家的教育發展，你會發現二次大戰後，總體方向是建立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更不是中國大陸仍然推動的思想教育與政治課。大部份教育學者認為，公民不應被誘導或被迫接受一個政權所設計的國民認同、特定態度與歸屬感，相反，他／她要學懂去以人權角度思考自己國家的政策，時刻要參與環繞著自由、平等及博愛的具體爭辯。而在公民身份內，也包含了眾多身份，有性別、性取向、族裔、階級等等，國民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愛國心的獨大，對執政集團的理念盲目支持，帶來的往往是國家甚至是國際災難。歐洲旳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以及日本的軍國主義，都是明證。曾是威權統治的南韓及台灣，亦在八十年代民主化後，漸漸在公民教育上有大幅度的改變。因此，中國才是少數沒有按照這些「國際慣例」而轉變的國家，我們國家仍然保留著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創立的黨化教育（當時由受蘇聯影響的國民黨開始）。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可以理解為對中國黨化教育的一次小挑戰。 三. 有人很用功，特別跑到香港政府教育局網站，下載了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閱讀過後，絲毫不覺得有甚麼洗腦成份。他們自然覺得，香港人太神經過敏了。 「反洗腦」一詞，在反國教運動的口號及文宣中經常看到，它當然不是一個很精準很有分析意義的學術概念。如果把「洗腦」視為一種過往極權國家的手段，能把人的思想撤底改造過來，那麼，單從這份指引的表面內容，是難以得出「洗腦」的結論。若沒有國教的爭議，一般香港市民閱讀課程指引，可能也差不多，因為，文件中的用語頗為中性、軟性，不易令人聯想到是那樣恐怖的「洗腦」。 但是，反國教團體用「洗腦」一詞，指的其實不是這樣的強制手段，而是相當廣泛的課程引導、制度安排以及日常規訓。 首先，有學者指出，把「德育」與「國民身份」連結起來，強調要培養學生的「態度」及「價值觀」，是把兩個不必然相關的範疇連結起來，使學生從小便習慣了把政府設計好的「國民身份」視為必然是道德的。例如，課程指引說得很清楚，不只要培養小學生對國旗、國徽、國歌、國家領導人等等的符號認識，還要學習遵守及參與相關的禮儀。內裡強調的是歸屬感及愛國心，而不是批判地認識。其實，國民教育在成專科之前，這些教學方式及內容早已零散地開展了，政府甚至鼓勵幼稚園推行。若國民教育科成功開展，將會把這些東西更整合地併入中小學整個學習歷程，而且會有對學校及學生個人進行持續評估及監督。 此外，更令人擔心的是香港的親北京團體，或香港人稱的「土共」（香港本土親中共的文化、社會及政治團體）的干預。由於政府強調，國民教育科是「校本」，即由辦學團體根據指引，自行設計。然而，不少學校及老師沒有經驗，日常工作也相當忙碌，於是，他們除了依賴政府提供的參考教材，更依賴民間教育團體。當中最積極編製教材的民間教育團體，大都是親北京政府陣營的，它們有多年辦所謂「左校」（中小學）的經驗，很早便開始把國內的思想教育部份地搬到香港，作少許調整後實施。這些東西中國大陸朋友會很熟悉了，例如，不少「左校」有「紅旗下的講話」、唱紅歌，以及類近少先隊的「國民小先鋒」等等。而且，回歸後，它們的團體又每年獲得特區政府數以千萬計的資助，例如「國民教育服務中心」、「國民教育中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等等，它們編制大量教材與手冊供學校使用，備受批評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其實它是為「通識教育」而設計的）便是一個例子。被迫讀過思想、政治課的中國大陸朋友只要看一下內容，一定會感到似曾相識。至於那些花費不少公帑，帶學生到大陸參觀國家成就，接受紅色教育的交流團，更是這些團體的專長，而且推行多時。 以上這兩個因素，加上香港有利於親中共政團及人物（包括特首梁振英）的政治形勢，都令不少市民擔心，中國大陸的思想教育，以「國民教育」之名，用相對軟性的做法在香港開展。 四. 我又聽到有人說，許多參與反國教運動的香港人，連課程指引或參考教材也沒有看，便走出來喊反對洗腦，是非常不理性的。 不少參加反國教運動的巿民，可能没有細閲「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他們得到的訊息，多來自報章電視。近月，香港主流媒體對相關議題有很强、很有引導性的批評意見，不過，一般小市民也能從中獲取不少真實的訊息。所以，很多人一開始時可能認識不深，也吸收了不少早有立場的資訊，但也不能斷言他們是無知的。 事實上，也難怪一般巿民過去對國教科認識不深。筆者在大學當老師，算是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在出現抗爭示威前，也很少留意中小學課程發展。現代社會是分工細緻的，從管治角度看就是分而治之，因此，許多有問題的政策便可以容易過關，甚至不為持份者察覺。更何況課程不需立法議會通過，內容不夠震撼，一般也不會成為新聞，市民難以接觸了解。試想一下，經常要超時工作的年青父母，每晚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還要打理家務，看顧子女的功課，連睡覺的時間也不足，又怎會自己上網下載那份枯燥乏味共有一百八十多頁的指引來閱讀呢？即使略有所聞，如果沒有人提供資料背景，幫他們分析討論，也是很難形成意見的，於是，自然成了「沉默大多數」了。 在反國教運動冒起前，政府利用這些「沉默大多數」，辦了很多很低調，没有多少公眾參與的所謂諮詢，專家研討。就是這樣，巿民經常被「代表了」。面對反對聲音，教育局長吳克儉堂而皇之地說，香港的「沉默大多數」是支持國教科的。 所以，反國教運動與大部份社會運動一樣，是一個公民覺醒及群體學習的過程，但這跟我們平日學習有點不同。在運動過程裡，不是所有參與者把所有資訊閱讀完備再去上街的，相反，一般是先有一群積極份子，例如這次是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加上熱心的老師與家長，他們把事情分析清楚，發展論述，然後再行動，引起廣泛市民注意。而且，為了打破冷漠及沉默，開始時最要做的，不是提供複雜的資訊及知識，而是要取得巿民情感上的共鳴，只有這樣才能漸漸打破建基於沉默大多數的統治。 我當然同意，每一位站出來的反對者，有責任認識清楚教育政策及制度，愈早及愈多當然愈好，如果運動參與者停留在口號，便說明運動有所缺陷。但是，公民覺醒與群體學習，通常都發生在運動的過程中，甚至之後，而很難在之前。對於平日孤立而缺乏組織的個體，只有經過情感與切身的投入，才可以打破分而治之、專家統治的局面。 五. 有人問：「宗教呢？你們不是很多人信基督教、天主教嗎？怎麼沒有人反對宗教洗腦？」 這真是個有趣問題，我之前也沒有想過。香港不少中小學的辦學團體是有宗教背景，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道教等等，通常是一校一教，並以「宗教及倫理科」之名教授學生。當然，批評宗教是「洗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此，有小部份較開明的宗教界人士甚至提議，應該讓學校有多於一種宗教，讓學生進行比較，從小活在多元宗教環境中。 我認為，宗教教育是否有問題是可爭議的。至於香港沒有人反對「宗教洗腦」，而卻去反對國教，大概的原因有兩個。第一，這裡談及的宗教是多種多樣的。例如，天主教學校不少，但也沒有佔壓倒性的比例，至於基督教，其實內裡分成眾多教會，它們之間是互不統屬的，各自有不同的教義及會堂連繫。第二，這些宗教背後，並沒有一個在香港或中國掌握權力的執政黨，換言之，沒有一個是國教。即使是天主教的梵帝崗，雖然是一個國家政權，但它在香港的代表人（例如樞機主教及主教），並沒有實質政治權力。而更重要的是，香港社會有宗教信仰自由，這讓人有信心，不會有任何宗教可以獨大。 六. 還有一個問題，涉及複雜的中港矛盾。有人說，香港反國教運動是排外的，排斥所有跟中國及中國大陸拉上關係的人和物。 在政治爭論中，部份香港人有時會不加分析地把許多中國大陸的人和事都歸類為「中共的中國」，一併排拒，這當然不對。要理智地反對哪些，要認真地區分哪些，是複雜及極具爭議的工作，但也是香港人的責任。至於中國大陸的朋友，其實也可以幫忙澄清及回應，但雙方不必太快陷入族群對立的框架之中。不能否認，反國教運動中一些人有排外情緒及說法，只要聽過早前的「反蝗論」便不會驚訝有這種聲音。 不過，這個運動不是這樣簡單的，跟香港這個社會一樣，是相當複雜的。 你不妨仔細去聽一下反國教運動中的各種聲音。在運動中，香港人呼喚本土身份認同的聲音是強烈的。一句「為了下一代」，凝聚了多少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同時，我在運動中也愈來愈感受到，香港人追求的是一種真誠的生活，一個有良知的自己，而這種追求在當下的政治及經濟環境很困難。例如，這次有不少藝人如杜汶澤及張敬軒，在表態反對國民教育科後，有人向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聲援運動。我相信，許多有生意關係及工作在大陸的，或跟中資關係密切的市民，也會敢怒而不敢言。 許多反國教的人說，不相信國教科能把自己的孩子思想撤底改造，但是，如果教育裡的是謊言，是教導人們功利地、虛偽地認同這個政權，或沉默不發聲，以換取自身的好處（美其名為「發展」），我們都要堅決反對。事實上，為了推銷國民教育科，特區政府的教育局局長便曾說，這一科有助畢業生找工作。我們不應該為了好處，去假裝相信或接受自己其實不相信的事，更不應這樣教導孩子。這讓我想起七十年代捷克異見者哈維爾，他說，要對抗後極權統治，就只有「活在真實」（living in truth）中。我以為，曾長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陸朋友，心裡一定也渴望拒絕假大空吧！ 至於運動中對中國的感情與認識則是複雜的。本地公民教育學者梁恩榮作過這樣的分類：香港不少人對文化中國是有歸屬感的，很多人對民主中國也是有期盼，因此，才有要求有關當代中國的課程要更具批判性，要有反思空間，而不是按照政府的設計培養「態度與價值觀」。因此，在運動中我很少聽到有人拒絕認識當代中國大陸，以至中國歷史。我記得，在政府總部的一個晚上，著名填詞人林夕也來站台支持，他認為，要撤回國民教育科，但要讓學生讀歷史科，尤其是中國歷史。當時全場拍掌支持他的提議。事實上，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最大教師工會），作為反對國民教育大聯盟的一員，也有類似的想法。 香港雖然經歷過長期的殖民統治，但是，在歷史經驗中有著許多跟中國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有各種各樣的中國認同，與中國政府所鼓吹的不同。反國教的香港人排拒的主要是「中共中國」，一個由中國共產黨及其香港政治代理人設計出來的國民認同。而北京政府、中聯辦及香港土共，只要看到香港人批評及抗拒這個認同，就說成是「人心未回歸」，所以，不得不推行國民教育。中港兩地固然有許多隔閡，但是，香港及中國大陸共同面對一個執政黨，就像任何國家的人民一樣，我們都有權反對執政黨的政策，包括它設計給我們的國民認同。更何況我們在中國，只能批評及抗議它，卻沒有能力像其他國家公民一樣用選票懲罰及挑戰執政黨，難道我們要連批評及反對的正當權利也要放棄？ 這個運動到了現階段，除了有大專生策劃罷課外，也有人開展對學校教育與課程進行長期監察，要讓那些從前不見光或不受注目，但問題很多的教材、教師手冊、教科書等曝光。運動不限於國民教育科，不限於政府總部，這是一個長期的教育改革運動，也是一個公民覺醒運動。 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裡，香港只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大家也許不會很費力地去了解她。原諒我有點長篇大論，我只是希望這件事，令大家會有些不一樣的對話，而不是延續既有的誤解。

严振书：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及相关思考 进入专题 ： 执政党 权力基础    ● 严振书   　　 　　摘要：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现今，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传媒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执政党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方式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关键词：执政党； 权力基础； 权力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但推动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我们党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以及政治体制的核心——党的建设，如何搞？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非常重大的课题。 　　本文准备从执政党权力基础的角度，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以期引发人们对此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推动中国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它有自身的内在运行规律，这种规律性是由于民主政治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 　　那么，什么是政治？我们知道，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人总要在社会中生活，有社会就需要管理，有管理就需要权力。于是，在社会中就形成了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和被管理的一部分，也就是公共权力和民众。管理社会的一部分形成公共权力，被管理的一部分我们称之为民众。所谓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什么叫民主？民主，简单说，就是说公共权力从根本上来讲是属于民众的，主权在民，人民是社会的主人，这就是民主。 　　那么，公共权力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如前所述，人构成社会，是社会就需要管理，好的管理是大家能够安定、有序、和谐地在社会中生活的重要保证。为实现安定、有序、和谐的生活，民众需要把自己手里的权力交出一部分由公共机关来行使，这个公共机关行使的就是公共权力，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我们说民主政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另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施之于民。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对此做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1。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它就形成一个椭圆的微循环系统（见图1）。这就是政治，即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起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在设计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政党，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民主政治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好像就是老百姓把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形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再反过来直接管理社会、管理民众。这很好啊！可是在现实中，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社会很大，人口很多，情况也非常复杂。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有134735万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民众怎么能直接管理？民众直接行使公共权力行吗？不行！人太多了。所以就发明了一种制度，叫做代议制民主，也叫间接民主。所谓代议制民主，就是民众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自己的代表或者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者由代表再选出代表来掌握公共权力。总而言之，代表在中间起一种联系的作用，联系着民众和公共权力。这样一种方式就使得政治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人们进行组织，起码你得组织起来选代表吧？那么，怎么组织？由谁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政党，由政党来组织民众、代表民众来行使公共权力。所以，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统统的都变成了政党政治。于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就通过政党来联系。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于是，图1就演变为图2。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的作用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二者反过来也对政党形成强大的引力（见图3）。 　　为什么民众和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呢？ 　　首先，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因为公共权力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放大人的功能、放大人的能力，起一种放大作用。比如说，我手里没有权力，那我要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手里掌握着权力，我想做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动员其他人也来参与，事情可能很快就会完成。所以权力起着一种放大个人作用的功能，这也是人们追逐权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公共权力既然有这样一种神奇的功能，它就吸引着政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公共权力。所以，公共权力对于政党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同时，这种吸引力还受到另外一种力的制衡，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党也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很简单，政党得首先代表民众，有民众支持你，你才有可能获得权力；没有民众支持你，那你就没有影响力，你就不可能获得公共权力。即使获得了，也最终会失去！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所以，就执政党的权力基础而言，世界上政党执政所通行的规则是：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也是我们党执政的法理基础，也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定位于“密切联系群众”，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定位于“脱离群众”。原因很简单，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过去、现在、未来”都拥有政权；而“脱离群众”，则会失去“未来执政”的可能性。 　　 　　二、执政党权力面临的挑战 　　 　　执政党作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那么有可能对执政党权力造成影响和挑战的因素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民众。民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执政党当然要随着民众自身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二是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沟通方式。以前，民众主要通过政党与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见图2）；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可以不通过政党这一传统主渠道而直接与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见图4）。也就是说，民众与公共权力的沟通方式由“间接联系”一种，现在发展演变为“间接联系”和“直接联系”两种，很显然这对执政党的权力运行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执政党。执政党的问题主要是怎么更好地代表民众行使权力，体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如果“跑偏了”，甚至是“走了邪路”，执政党能否执政本身都将成为问题，当然其“权力运行”也好不到哪去。 　　由于学界对执政党自身建设及其权力运行已经探讨了很多，所以本文将主要从民众及民众与公共权力沟通方式的变化，来探讨对执政党权力造成的影响。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 　　这属于民众自身变化方面，即执政党权力基础层面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主要有三个阶层：干部、工人和农民；另一种说法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两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对利益的追逐是市场经济的天性，而追逐利益的人——本事有大有小，能力有强有弱；同时，还涉及出身问题、机遇问题、社会资源问题等等。由于这些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针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依据人们在收入、教育、权力、职业四个维度的不同，我们尝试性地将现阶段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大的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雇人员阶层，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2。当然，这八个阶层的划分是很粗略的，分层也只是一个大概，并不是绝对。在这里，各阶层的具体状况不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重点，我们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向，那就是我们正在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发展。“两头”指的是上层和下层，上层指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少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下层指的是大部分自雇人员（这部分以后会整体性的升到中层）、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中间”指的是社会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自雇人员阶层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 　　在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指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向，而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目前，学界、政界对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有很大的分歧，悲观与乐观的幅度在15%～30%之间。2011年，陆学艺曾撰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比重已达25%，并大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该观点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定的认同。我们也基本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认为中产阶层现在每年增加的比重可能比1%要低一些，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向确实存在一定变数。 　　虽然就目前而言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的逐步扩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执政党形成的最大挑战就是政党如何发展自己。如果我们还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在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的基础会越来越弱。同时，我们前面探讨过，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是获的多数人的拥护，既然中产阶层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的大多数，那么我们党就需要未雨绸缪，现在就应该开始考虑：（1）如何更好地培育中产阶层，促进和引导中产阶层的发展；（2）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囊括进党的组织并使他们起到建设性的作用；（3）党怎样代表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诉求。 　　提请注意的是，（1）中产阶层的利益、愿望、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社会发展的大势，并会在未来起一种主导型的作用；（2）它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诉求有很大不同；（3）执政党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和中产阶层以及社会底层民众结合来限制、规范“权贵阶层”的行为，这是全世界所有运行良好的执政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二）传媒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测算，截至2011年11月，我国网民总数约为5.05亿；另根据工信部统计，到2011年11月，3G网络覆盖已达全国县级城市以及大部分乡镇，3G用户达1.19亿，渗透率达11%。3 　　传媒网络技术的发达给政党带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政党之所以能够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沟通作用，是因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通过个人建立一种联系非常困难！而政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够把人组织起来，代表民众行使公共权力，政党也因此成为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主渠道。在很长的时间里，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今天出现了新情况——传媒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对于政党而言，它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上的变化，它还引发了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1. 民众通过传媒网络可以直接形成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对于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会构成一种直接的挑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的埃及革命，起初只是几个对社会不满的年轻人在 Facebook 上呼吁人们在“1月25日，去解放广场，对穆巴拉克表示抗议。”结果引发众多网民的积极回应，并最终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游行抗议运动。十五天后，即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长期一党执政的埃及民族民主党也随即被解散。毫无疑问，在此过程中民众意愿通过传媒网络凝聚为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在执政党基本违背民众意愿进行权力运作时，会对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直接进行挑战。 　　2. 民众通过传媒网络对执政党构成“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执政党的权力运作。因传媒网络的发展，执政党权力运作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监督权力运作方面的变化。以前我们党主要依托的是内部监督，特别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民众监督公共权力运作方面的途径和渠道相对较为有限。但随着传媒网络技术的发展，不管“掌握公权力的人”愿意不愿意，他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民众“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如果这时再出现“权力运作失范”，做出一些比较“雷”的举动，可能组织尚未“知晓”，民众已经“炸锅”，在这几年“受害”的官员恐怕已经成百上千了，这在客观上确实极大地加强了民众对权力运作的监督。（2）权力运作层级方面的变化。随着传媒网络技术的发展，执政党在权力运作层级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执政党 权力基础   

笑蜀：组织化维权：告别维稳时代的必由之路 进入专题 ： 组织化维权 维稳    ● 笑蜀 （ 进入专栏 ）   　　 　　即使只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也必须抛弃网格化维稳的狂想，放手让社会组织起来尤其让外来底层族群组织起来，由此给维稳模式釜底抽薪，同时改变维稳导致的政权运行能耗刚性攀升的反常状态，把维稳帝国吞噬的巨大财富腾出来。 　　2009年11月23日，数以千计的番禺业主到广州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停建会江垃圾焚烧厂。市政府回应：你们选五个代表出来。有业主想挺身而出，马上被其他业主制止。大家齐声喊：“你们选五个领导出来！”政府当然不可能真的选“五个领导出来”，这不过是业主拒派代表的一句戏言而已。 　　既向政府请愿，政府要求谈判却不答应，不是很矛盾么？其实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下，这再正常不过：业主不是拒绝谈判，而是根本不相信政府有诚意谈判。因为，历史上引蛇出洞的教训太多。谁真的站出来跟政府谈判，客观上意味着他就是组织者，那么他就彻底暴露了。谈判只是虚应故事，秋后算账却是结结实实。而这并非夸张，“有组织有预谋有目的”迄今仍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罪名，印证番禺业主的恐惧不无道理。 　　组织一词之高敏感，组织化维权之高成本，可见一斑。 　　 　　一、十年维稳重创自由化 　　 　　作为非常态治理的维稳体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典型的准战时体制，一种实际上的戒严体制，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 　　既然组织化维权高成本，维权当然只能化整为零。所以，在中国常见的都是个人维权。即便有集体诉求，事先也不敢组织串联，只能各自憋到最后，憋到忍无可忍才瞬间爆发。有如一场没有任何预警的山洪突然倾泻而下，隐藏巨大风险。 　　压倒一切的维稳应运而生。用官方术语说，这叫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用学者崔卫平的话说，这叫维稳时代。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宣布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都不提了——那时大多数人都是改革的获利者，利益分配相对均衡，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得以维持，也就不需要特别的安排。 　　但是，世纪初风云大变。主要是因为利益格局大变——权贵分赃体制拔地而起。权贵分赃本质上是权力对社会的进攻，其后果不只是通常所说的两极分化，更是自由化的停顿。十一届三中全会发端的改革开放，同时启动了自由化进程。正因为有自由化，官方才会在八零年代频频反自由化。但反击只是遏止性质，即只是要把自由化约束在一定范围，不是要消灭自由化。这即是说，自由化在中国已经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和少的问题了。八九事件固然是转折点，但自由化并没有因此终结，只是拐了个弯，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和社会领域。 　　八零、九零年代的自由化进程，也是庙堂江湖酝酿默契的过程，尝试和解的过程。这带来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过去时代几乎被连根拔除的社会，开始从这弹性空间点点滴滴地生长起来，恢复起来。这是市场化而外，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又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的势头，都在世纪初遭到强力狙击。这主要是因为新国家主义的崛起。新国家主义之新体现于两点：其一，它所谓的国家并非整体的国家，而是被权贵切割的国家，是权贵分赃的白手套；其二，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是国进民退，但国进不是国家包办一切，而是精确制导：资源配置都是金字塔结构，金字塔顶端即战略要点、高端资源统统国家独占，金字塔的中端、低端才向民间开放。 　　这就形成一个神奇的体制，即半吊子的市场体制：只有下半身市场化，上半身尤其顶端仍是国家控制，方便权贵集团借国家白手套，以最小成本操纵全局，最大限度与民争利。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一个跟资源金字塔对应的，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即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极少数人，拥有最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倒金字塔形的财富结构实际意味着大失控：聚敛的失控及财富用途的失控。而无论哪种失控，深层次的原因都是政治的失控，即国家对权贵集团基本丧失了约束能力，放任他们以国家之名掠夺社会。这样的权贵分赃很难得到合法性认可，属于只做不说。潜规则治国因而成了普遍现象。国家基础制度逐渐边缘化，以至于一纸红头文件，就可以让司法、让人大的特定功能休克。 　　潜规则的主流化及国家基础制度的边缘化，一个综合的结果，就是导致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很大程度也边缘化。权贵分赃一方面批量制造社会不公，不断强化公众的相对剥夺感；另一方面，原有的矛盾调节机制又使不上劲，社会矛盾与冲突的不断高涨就注定超出体制的承载容量。照老办法无法维持，新办法则因改革的形格势禁呼之不出。 　　但总得拿办法。临时抱佛脚，没办法的办法的维稳就粉墨登场了。没有新的思想资源可注入，它只能是路径依赖，不可能不回过头去，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寻找资源，即很大程度上继承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红色衣钵，只是剥离了它们原有的价值内涵，仅仅属于功能主义的照搬。 　　作为没办法的办法，最初的维稳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但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维稳也就无法退场。变通之举就渐渐积淀下来，稳定下来，凝固成了一整套独立的体制。没办法的办法终于得到追认，偏房熬成了正房。维稳至此合法化、常态化和长期化。即意味着整个国家，进入了非常态治理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维稳从偏房升级为正房，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就是维稳从被动到主动。被动的维稳，不过是对社会零星抗争的应激性反应。主动的维稳，则是权贵分赃体制的政治近卫军，是对社会的系统攻击乃至全面控制。国家的中心任务随之发生变化，从原来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维稳双中心并重，甚至，维稳的份量某种程度超过经济建设，才有维稳压倒一切的提法。 　　非常态治理的维稳体制，是实际上的戒严体制，即准战时体制，使整个国家长期处于紧急状态，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越是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越趋向高度集权，公权力越是不受约束，也就越是加剧社会紧张。 　　这是维稳体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因应社会紧张而产生，却反过来加剧社会紧张。说明维稳体制不过用制造更多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用给中长期埋雷的办法来为眼下排雷，饮鸩止渴。通常谈到维稳成本，都主要归结为经济上的天价成本，其不可持续都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可持续。但比较而言，社会政治成本其实更恐怖。 　　最大成本则是自由化的终止。作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继承，维稳本质上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暴力，属于超法律体制——如果不超越法律，如果靠法律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另起炉灶的维稳了。维稳与法律的冲突因此是宿命。人权和公民权利，则是这漫长冲突主要的牺牲品。在这种背景下，经济自由化固然大大收缩，社会的自由化更是悄然刹车。维稳十年，是自由化全面失败的十年，是庙堂江湖默契与和解破裂的十年，也是社会生长与恢复冻结的十年。中国回归正常国家的进程严重受阻。 　　 　　二、围观与维稳双峰对峙 　　 　　围观最大限度消耗了维稳的力量，维稳巅峰也就不能不走向终结，至此，维稳终于进入了衰减期 　　如果一切都是固定不变，尤其社会结构固定不变，那么社会的零星抗争将没有任何希望，维稳体制及权贵分赃的利维坦一定无往不胜。所幸，时代潮流不是这样。变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在变，而且变的周期越来越短。这已是生活的常态。 　　这是体制最大的噩梦。体制的逻辑从来是一切操之于我。它并非绝对地反对变，偶尔它也会主张变革什么的，但那必须是“一切操之于我”的变，即我批准、我主导的变。绝不允许不受我控制的变，即多元的变、自主的变。甚至，它也并非绝对地反对民主法制，偶尔它也会主张民主法制什么的，但那也必须是“一切操之于我”的民主与法制，即我领导的民主与法制。 　　或者换句话说，它其实什么都不反对，它只是反对不受它控制。只要是受它控制的，没什么不可以搞；只要不受它控制，就什么都不能搞。这强烈的控制欲，并不仅仅基于贪婪，同时也基于安全考虑。它设定的整个秩序是太阳秩序，它是最高，它在最中心。一切为它而存在，一切围绕它旋转。它不承认世界的秩序本来不是这样，不承认世间万物不会这样生长，不承认一切自发秩序。 　　既然全部的安全感都建立在控制一切的基础上，那么，不受控制当然就是它最大的焦虑，因而是它最仇视的。独立、自由之所以是敏感词，原因就在这儿。你不需要专门反对它，只要你主张并践行独立和自由的原则，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反对。即便你真心赞美，但如果是不受它控制的赞美，即独立的、自由的赞美，它也不会舒服，也会觉得别扭，坚信你是别有用心。 　　控制和反控制，就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最高主题。必须控制一切，让一切服从于它设定的太阳秩序，这既是基于分赃需要，更是出于恐惧。所以不能有任何溢出体制常轨的东西，不能有任何不确定性。只要确定，只要纳入体制的安排和监管，一切皆可放心。最可怕的是溢出，所有的溢出都是非典病毒，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扼杀于萌芽状态的维稳原则来说，溢出本身就是罪，就是敌人。 　　同溢出作战，就成了维稳的中心工作。反溢出必然反流动。从维稳的逻辑来看，越是流动，溢出的概率就越高，对权贵分赃的威胁就越大。所以，越是流动，越要管制。只有纯粹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流动，才能恩准，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的流动，尤其信息的流动和人的流动，越少越好，没有最好。这即是说，维稳逻辑本质上是典型的静态社会逻辑，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和毛泽东时代军营化的单位社会两种静态社会逻辑在市场时代的翻版。它的核心要素，无非是按照绝对静态的要求，强行控制原本不可控制的流动社会。 　　这背后的政治哲学，属于哈耶克所批评的致命的自负。但它不是真理层面的自负，它已经丧失了垄断真理和道义的自信。权力的傲慢则丝毫不减，经济的增长和国库的丰盈则更助长了这傲慢。它们坚信不需要真理和道义支撑，凭强大的硬实力，仍可以无所不为，无坚不摧，仍可以像人类定向改造大自然一样，由他们来定向设计社会，规定每个人的生活，维持太阳秩序的亘古不变，亦是维持权贵分赃的亘古不变。 　　网格化维稳则是这种建构理性主义的最大成果，也是对抗流动社会的心血结晶。所谓网格化维稳，要义是让维稳力量覆盖社会整个的面，渗透面上的每个点，最终精确控制到每个人，决不留一丝缝隙。对流动族群的管制最严厉，北京市甚至对流动族群聚居的村落实行半军事化的“封村”管理，并作为经验推广。 　　所有这些，根本目的就一个，即杜绝任何可能的溢出。这雄心够大，但完全不可操作，因为它必然遭遇四面八方的天敌：市场化，全球化，互联网。它们的本质属性都是流动。它们带来了整个世界的流动，从人到物到信息的全方位流动，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流动，超阶级超种族超国家的全方位流动。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每天都在以几何倍数爆炸性增长，哪是僵硬的维稳体制所能够驾驭的。 　　维稳体制不能不遭遇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这挑战最终汇集到一个焦点，那就是以围观形式展开的维权。维稳时代也是围观时代。维稳与围观的双峰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独特景观。 　　围观发端于2004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该事件以地方当局与业主吴苹、杨武夫妇签订城下之盟而和平落幕，经典地示范了个人如何借助舆论冲破体制重围，以临时集结的社会力量与维稳展开点上的缠斗。2010年微博横空出世，更开创了围观新时代。围观从此突破小众范围，开始跟最大多数普通人对接。这即是围观2 .0版，也是围观的一次根本升级。 　　多年来的围观，没有辜负公众的期待。哪怕它在点上的缠斗成事者十不得一，也比草根个体抗争好得多，因为那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抗争，是被切割到一个一个孤岛上的抗争，怎样的惨烈都不为人所知。是围观改变了这一切，改变了草根抗争者的孤岛状态。的确有很多事情是围观无能为力的，但围观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 　　尤其升级到2. 0版之后，围观对于草根抗争的拉动，更直接也更有力。正因为围观2.0版的倒逼，维稳终于不再那么强悍，终于开始后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弹性。所以乌坎之后，历次公共事件再没有大规模的镇压，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这不是谁良心发现，政治讲的是实力，这实际上是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信号，即当围观走到顶点，当围观最大限度消耗了维稳的力量，维稳巅峰也就不能不走向终结，至此，维稳终于进入了衰减期。 　　这是围观之于中国的最大贡献。但不是唯一贡献。它对人心的启蒙同样是空前的——它不是用书本去启蒙，用高头讲章去启蒙，用抽象的口号、概念去启蒙，而是用事实杠杆即一个一个公共事件去启蒙，用生活杠杆即草根抗争的具体进程去启蒙，向全世界生动演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到底有哪些中国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笑蜀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组织化维权 维稳   

 　　通过多年与美军的联合演练，西普连学到大量特种技能和经验，改善了两栖突击、跨海夺岛和海上特种作战能力 　　日本防卫省有个顺口溜“头上空挺团，地上西普连”，指的是能够真正遂行“动态（机动）防御”作战的陆上自卫队（后称“陆自”）两大单位——第一空挺（空降）团和西部方面队普通科连队（Western Army Infantry Regiment，日语缩写为“西普连”）。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普连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其重点任务就是针对中国可能采取的“钓鱼岛夺回作战”。不久前，西普连官兵远赴关岛和提尼安岛，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联合举行为期37天的“夺岛军演”，其假想目标就是钓鱼岛。 　　作战目标只有钓鱼岛 　　日语中用汉字书写的“连队”，地位相当于中文里的“联队”，即团级部队；“普通科”的意思则指“步兵科”。所以，“西普连”实际是陆自西部方面队直属的步兵团，它也是陆自首个直属方面队的步兵团。 　　据日本防卫省称，组建西普连的背景是中国快速崛起以及朝鲜“先军政治”不确定性令该国西南方向的九州和冲绳“面临威胁”。为应对“威胁”，日本开始将防御重心由东北转向西南方向。由于九州、冲绳有2600多座岛屿，而负责这些岛屿防御的西部方面队取法机动作战部队，在敌方对远离日本本土的“西南诸岛”和“尖阁诸岛”（即钓鱼岛列屿）进行攻击时难以及时反应，因此陆自决定成立一支具备快速反应能力、适应岛屿和山岳作战的特种部队，它平时负责收集离岛情报，一旦“有事”可快速机动，粉碎敌方“侵攻”。2002年3月27日，西普连正式成立，驻地就在长崎县佐世保市相浦。 　　不过，有专家就指出，西普连的作战目标其实只有钓鱼岛一个，理由有三：一是在日本西南方向，韩国并未提出对日本离岛——对马岛的主权要求，也不可能威胁日本的五岛列岛，而更加靠北的朝鲜也不可能对这些离岛构成威胁，唯有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纷争；二是日本陆自最初想把西普连驻地放在冲绳，只因当地民众反感过多自卫队驻扎，日本政府也担心此举意图太过明显从而对中国形成刺激，才勉强部署到佐世保市；三是西普连成立后，几乎所有训练和演习均以钓鱼岛为假想目标展开。 　　西普连在编制上比较特殊，定员为660人，比陆自其他普通科连队1200人的定员少了近一半。不仅如此，西普连自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满编，实际人数仅为600人。但这些人全是从陆自里挑选出来的精锐（主要选自东部方面队第一师团和特种作战群），对于在另一支王牌部队——第一空挺团服役且年龄在36岁以下的应选者也优先考虑。全连队有70%左右的队员接受过高强度特种训练（包括特种侦察、通信干扰、三栖秘密渗透等）和正规战训练（山地机动、空中机动、岛屿攻防、阵地构筑、突击等）。 　　全连队的编制框架比较简单，仅辖连队部、连队直属管理中队（等同于连）、三个普通科中队（第一、二、三中队）。其中，普通科中队是作战骨干，它下辖三个小铳小队（“小铳”指步枪，“小队”相当于排）、一个反坦克小队、一个81毫米迫击炮小队和一个120毫米迫击炮小队。西普连连长军衔为一等陆佐（等同上校），通常由陆自幕僚监部（参谋部）进行任命，现任连长为国井松司（今年7月26日上任，原职是第一空挺团高级幕僚），也是西普连第五任连长。 　　西普连强调快速反应，因此没有编列重武器，主要武器是国产89式突击步枪、9毫米微型冲锋枪，美制M249班用机枪、M24狙击步枪，瑞典制M2式84毫米无后坐力炮（30门），国产01式反坦克导弹（10部发射器）、英制L16式81毫米迫击炮（20门）、法制RT-61式120毫米迫击炮等。西普连的机动工具包括国产73式吉普车（载重440公斤，载员6人）、73式4X4中型卡车（载重2吨，载员16人）、73式6X6大型卡车（载重3.5吨，载员22人）、高机动车、CRRD特种强击/侦察舟艇等。 　　此外，西普连还可由驻冲绳的陆自西部方面队航空队第15飞行队用UH-60JA、CH-47JA直升机实施机降，或搭乘航空自卫队固定翼运输机实施伞降，以及用海上自卫队大隅级两栖运输舰运送进行两栖登陆。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2010年通过的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明确指出，日本将在“西南诸岛”设置沿岸监视部队，针对“中国军事动向”强化岛屿防卫能力。但目前日本在岛屿防卫任务上的装备不足，“一旦遭受别国武力攻击，西南诸岛将完全处于‘无防备状态’”。因此，日本防卫省已决定从美国引进AAV7A1两栖战车提升西普连的登陆作战能力。报道引述日本防卫省干部的话指出，“虽然日本没有必要在西南诸岛进行专守防卫，但如果实施夺岛登陆计划，这种两栖战车不可或缺。” 　　追随美军陆战队的进攻性部队 　　从编制装备来看，西普连是一支机动力很强的特种部队，但其训练和演习却不是师从美军“游骑兵”、“三角洲”、“海豹”等特种部队，而是追随长于两栖作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主要研习夺岛强攻、侦察、渗透和山地作战。另外，他们还经常在海自训练基地进行穿着潜水服的潜水训练。可见，西普连实质上是披着“特种部队”外衣的海军陆战队，本质上是纯进攻性部队，不属于“自卫队”范畴。 　　在西普连已有的涉外演习中，2006年1月3日～2月3日，西普连首次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驻地彭德尔顿兵营派去125名官兵进行训练。他们先在美军陆战队侦察狙击手学校学习侦察泅渡技术，掌握在复杂气候及海况下制订作战计划的技能；随后与美军一道在圣迭戈湾科罗纳多海军基地进行持续两周、代号“铁拳”的日美联合两栖登陆演习。演习对象框定在类似钓鱼岛地形的小岛上，除围绕孤岛进行侦察泅渡、情报搜集等科目外，美军还将原本时长半年的海外特遣部队培训课程以短短20天的工夫“手把手”地传授给西普连官兵。对于这次培训，西普连受训官兵普遍反映受益匪浅。例如，他们第一次体验在13摄氏度的海水中使用脚蹼推进，同时以双手持武器进行秘密潜入。 　　2007年1月22日～2月14日，日本再次派出部分西普连官兵前往美国彭德尔顿兵营，与美军陆战队进行联合实战演练，主要内容包括特种舟艇驾驶、武装侦察泅渡、水中生存、两栖突击、跨海夺岛和特种作战等。此后，西普连与美军陆战队的联合演练便固定下来，并逐步向战术层次的联合作战迈进。在今年1月底举行的“铁拳-2012”日美联合军演中，西普连登上美军“贝里琉”号两栖攻击舰与美军共同演练两栖攻击战术。 　　日本媒体宣称，通过多年与美军的联合演练，西普连学到大量特种技能和经验，改善了两栖突击、跨海夺岛和海上特种作战能力。按照《产经新闻》描述，一旦日本确认中国“武力攻占”钓鱼岛，负责钓鱼岛防御的陆自西普连将从佐世保基地出发，搭乘快速机舰赶往钓鱼岛，实施“夺岛作战”，“驱逐”中国两栖部队和空降兵。 　　据悉，日本防卫省正筹划将西普连从方面队辖属升格为防卫大臣管辖、具备战略预备队性质的中央直属部队，并在人员和装备上进行扩充。不仅如此，日本防卫省还拟将西普连移驻冲绳，实现该部队成立之初的驻地设想。在日本防卫省看来，西普连当前驻地距离钓鱼岛仍有1000公里之遥，一旦需要紧急出动，远距离会使其快速反应能力大打折扣。况且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的4700名官兵铁定要从冲绳移驻关岛，使日本在当地所能依靠的强援大大缩水，因此有必要移驻自卫队兵力来进行填补。 　　有专家指出，如果西普连扩编并移驻冲绳，加上日本陆自现部署在冲绳的第15旅团，其针对钓鱼岛的地面兵力将会大幅增强。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密切关注西普连的未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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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新华社学习被动语态的用法】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2月初，王立军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立军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 （ @城西挥戈 : 董桥说，被字一般应用在内容不好的句子中，果然。）   @小瓶子的趔趄人生 ：王立军的法庭陈述：法官！假设您知道了您的院长夫人杀人了您会怎么做？当您向院长汇报了得到的是斥责 嘴巴 知情干警被非法审查 工作调离后您又会怎么做？您可能有机会向更上一级领导反映汇报，可我的领导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能怎么做？   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掌印……（ @邝飚政治漫画十一世 ）     @菊十一画 ：1、新华社的报道再次证明，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2、从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是个想杀谁就杀谁的时代，副部级官员也不例外。3、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穷途末路时，想到的不是本国法律，而是跑到外国领事馆去报案去寻求庇护，普通人的艰难可想而知。4、历史有时候会在一记耳光中改变。   @天堂倦客 :读新华社稿件感想一：一个杀人惊天大案，在这帮精通法律的人玩起来，如同面人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隐去，天衣无缝。揭开，石破天惊。感想二：官场如同黑社会，副省级大官也可以被刮耳光。这不是老爷打奴才吗？感想三：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不厚想动就动，干部管理权限、重庆班子约束通通都是笑话。   xiaomi2020 向读卖、纽时、WSJ、路透的中国报道团队致意！读卖首先披露王被薄打耳光；纽时首先披露窃听细节；WSJ从美高层挖出王闯馆经过；路透持续爆料，如“独立个案”的定性。外媒在薄案追踪中合力拼图，Nice job！   @斯伟江 ： #玄机# ：1，“2011年12月底，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被非法审查。王立军和薄/谷开来的矛盾越来越大”。薄谷有这个能耐？   #玄机# 2：“2012年2月2日，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工作分工被调整，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2月初，王立军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谁有这个能耐？   @WoodenHarp : ＂那个千万不能说出名字的人＂，他已享受伏地魔级待遇。   @李开复 : 1）最文艺的环节：＂化作青烟 驾鹤西去＂。2）最不解的环节：28日告知，怎么29日才打耳光？3）最荒谬的环节：北京两套房285万！   【酱油体】来自成都市成华区桃源社区的居民吴群芳在庭审后说，通过庭审，我们了解了王立军案件的来龙去脉。相信法律的天平是公平的，我们期待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   同志们啊，一个耳光，就一个耳光。好好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就从未来的中央重要负责同志变成了被审查对象。现在大家知道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多么的有道理了吧。(pufei) 【2】别着急升级iOS 6：已知BUG汇总 根据用户反映，升级iOS 6用户无法连接Wifi，或在连接上Wi-Fi后，使用一段时间后网络会中断。目前苹果官方已经承认存在此故障并抓紧修复中。此外，还存在感光失效、地图不给力、Siri中文版弱爆了、主屏幕自动锁屏失灵、部分应用闪退等问题。 【3】日媒称中国海军护卫舰出现在钓鱼岛附近 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据日本政府人士透露，两艘中国海军护卫舰出现在钓鱼岛西北80海里海域。这是中国海军首次出现在这一地区。 http://t.cn/zlZwYBX 【中日将如期纪念邦交正常化】共同社称，中国方面已经通知日本，纪念仪式将如期在9月27日于北京举行。报道称，中国安排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在26日主持晚宴，并在27日下午举行纪念仪式。报道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哪些中国领导人将会出席这一纪念仪式。 【小抗议者】周二，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附近，一个参加抗议的小男孩肩披五星红旗，额上贴着迷你国旗。 【4】陕西财政厅：杨达才工资不属于其公开范围 三峡大学行政管理大二学生刘艳峰9月1日向陕西财政厅和安监局邮寄了申请书，要求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20日下午，他收到省财政厅特快专递回复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人民日报) 新周刊  ：既然无可奉告，陕西财政厅其实发一句微博就解决了。不用历时15天、费纸又费特快专递钱。 【5】公安部拟提高驾考难度:考完科目三再考一次理论 今年6月，公安部征集关于修改 的意见，目前基层征集意见已基本结束，将会增加驾考难度，增加了实习期驾车限制等多种措施。科目一的理论考试题库被拆分为两部分，第二部分是放在科目三考试后进行。 【6】你们知道新一代的12306.cn开发费用是多少钱吗 @互联网的那点事 ：【你们知道新一代的12306.cn开发费用是多少钱吗？】1.9亿，对，没错，你的狗眼没有看错，1.9亿！！而且这仅仅是一期的费用！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他们以1.9亿中标铁道部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的工程项目。围观： http://t.cn/zlZ7PhC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快讯# 【太极股份中标“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太极股份与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中标“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采购项目，总金额1.99亿元人民币。项目包括第一生产中心软硬件设备集成、机房强弱电布线系统和监控系统建设等内容。   【7】必修课 根据教育部网站19日发布的一项通知，少先队活动要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的活动课，小学1年级至初中2年级每周安排1课时。 港版少先队 【8】美防长与解放军官兵在食堂共进午餐 9月19日，北京，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到北京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演讲，与解放军战士互动。演讲会后，帕内塔走进学院食堂，拿起筷子与解放军官兵共进午餐，以增进相互了解。 【9】飞机重度颠簸时旅客或可抱紧空姐 一条关于“颠簸时请你抱紧空姐”的微博引发热议，帖子称空姐培训手册上说飞机重度颠簸时，空姐若找不到空位，可坐到旅客身上，大喊：“对不起，抱紧我。”各家航空公司培训手册不同，但部分外航确有这样规定。有网友调侃：“以后坐飞机求颠簸啊。” 【10】追尾 @瓶子的小馨馨 ：独墅湖隧道入口 这个追尾技术含量太高！ 【11】这就是权利！ @火星人伊凡-建强 ：成都一交警在立交桥上叫停上百辆汽车，为领导车驾让路！ 【12】 @作业本 :钓鱼岛是我的了 【13】昂山素季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国会颁发的国会金质奖章 这是美国授予的最高平民荣誉。昂山素季是在四年前仍处于软禁时被授予这一荣誉的。昂山素季在接受奖章时形容这是最令她感动的时刻之一。 【奥巴马会见昂山素季】奥巴马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这次历史性会面在几年前根本是天方夜谭。在刻意营造的低调气氛中，奥巴马19日与昂山素季举行了约半小时闭门会晤。都曾获诺贝尔和平奖荣耀的奥巴马与昂山素季相见，昂山穿着黑色上衣，黑白相间纱笼裙，搭配粉红色围巾。 【14】在iOS 6中确实能查到钓鱼岛 @安普若-安校长 ：在iOS 6中确实能查到钓鱼岛，但是没有标志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15】美国一男子强奸自家母驴被警方逮捕 美国佛罗里达州31岁的农民卡洛斯·罗梅罗因涉嫌强.奸自家的小母驴日前遭到警方逮捕。这头名叫Doodle的小母驴只有21个月大。。 【16】1994年中菲南钥岛之战 济善园之三慎斋 ：【1994年中菲南钥岛之战】南钥岛，中国南沙群岛岛礁之一，总面积约0.08平方公里，清道光年间即有中国渔民居住，1968年被菲律宾侵占。1994年，中国海军在南钥岛附近例行巡防，保护渔民生产，与菲律宾海军发生冲突，结果菲2艘炮艇被击沉，数名士兵死亡，岛上的一些建筑被摧毁，包括一个瞭望塔，此后菲放弃该岛，而中国囿于1992年东盟南中国海宣言，也没有驻军，南钥岛至今无人居住。 【17】请谅解待维修 @昵称叫 ：杭州，下午穿过柳浪闻莺，见一建筑捆缚且下有“请谅解待维修”牌子，周围远处还有若干制服者守望。诡秘。我走近问这是什么建筑，他们不耐烦且不回答我。周边一位老人笑着告诉我这是日中不再战石碑。 【18】我们必须带着自己的全部缺点挺身而出 环球时报：9月18日180城抗日示威，要绝对避免大游行中夹小打砸，世界各国都挺难的。一些网络名人和个别媒体将打砸引申为批判“幕后指使者”“极端民族主义”，真不知倒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会扮何种角色？日本人可不管中国是否“完美”，它要占我们的土地。我们必须带着自己的全部缺点挺身而出。 @茶叙4代 ：计生东京都，强拆大阪府，劳教日本天皇，截访日本首相。 “钓鱼岛是中国的！我买肉。” “勿忘国耻！你要买多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买一斤。”“犯我强汉者，虽远必猪！你要切哪种？”“理智爱国！就来点五花的吧。”(xie107) 【19】耳光改变中国 @羽戈 ：傅斯年是山东壮汉，且出身武术世家，却常被人打耳光。在北大读书期间，黄侃、许德衍都打过他，前一耳光将他打出了保守派阵营，后一耳光将他打出了五四运动（第29-35页）。另有传闻，傅斯年去北大图书馆借书，某来自湖南的馆员搞错了，二人争执，傅气急之下，打了他一记耳光。这段史料出自台湾，其真伪待考。 【20】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 林彪出逃后，周恩来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情况：“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当有的受话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周恩来马上打断其话语，着急地反问道：“怎么，你还不明白吗？”（WoodenHarp） 【21】我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历史之碎 ：【秋天】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又一次真诚地说：“林彪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22】抽水马桶上的儿童 东德时期，幼儿园组织儿童在规定的时间上厕所，英文叫做potty breaks。这个时间一到，不管儿童有没有便意，无论什么情况，potty breaks铃声一响大家排队，按顺序进入厕所坐上抽水马桶，铃声一响再一起站起来擦屁股，一起排队离开，让下一队进入。 有关方面的理由是让儿童培养集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是儿童社会教育的第一步。他们相信经历过大小便集体化和制度化的儿童，和那些任何时候只要想上厕所就上厕所，在抽水马桶上边坐边玩的儿童不一样。（ 程映虹 ） 【23】当你扔出那枚鸡蛋，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就出现了：无论你以什么姿势去扔，它始终砸在自己人身上。（ @作业本 ） 【24】很多时候，挥舞的不是手，是巴掌 （ @狄青子 ） 【25】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老舍《小病》 http://t.cn/zWkujkM  （ @喷嚏意图 ）   @北京厨子 ：大家都知道谜底了，但是都装作不知道。他们也知道大家装着不知道但他们也装着他们不知道大家装着不知道。大家也知道他们装着不知道，但大家也装着不知道他们装着不知道大家装着不知道。目前就是这么个局面。   【国庆假期必备】2012新款正品户外超薄皮肤风衣，男女同款多颜色任选！薄如轻纱的超轻盈体验，国庆出游必备单品！ http://www.8yi8.net/team.php?id=150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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