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日前在 埃及和利比亚 发生的暴力抗议，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遇害。为防止此次事件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扩大，许多使馆纷纷采取严格保安措施。整件事起因为一部社交网媒上的 反伊斯兰短片 ，长约13分钟。 暴力抗议始于埃及开罗，随即蔓延到利比亚的第二大城班加西，并引发中东地区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连锁反应。在 黎巴嫩 ，抗议者纵火烧毁黎波里的肯德基（KFC）及哈地（Hardee's）餐馆（译注：这两家餐馆皆为美国品牌连锁餐厅）；在 苏丹 ，德国和英国使馆遭攻击；突尼斯的美国学校也成为攻击目标。 至于 孟加拉的首都达卡 ，接近1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沿路烧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邻国 印度 ，穆斯林也攻击美国使馆，对建筑物投掷石块。 巴基斯坦的回应 在这些抗议活动后，巴基斯坦各地的外交使馆纷纷加强保安措施。美国使馆也为了潜在威胁采取更严格的保安。 2012年9月14日，星期五，由 Majlis Wahdatul Muslameen 带领的抗议游行从伊斯兰马巴德的g-5会堂的出发，朝美国使馆前进，幸好严谨的保安措施让场面得以控制。抗议者要求美国为短片公开道歉，同时也要求将此短片从社交网媒上移除。 在 拉合尔 ，数百位抗议者在周五祈祷会后涌入街头，焚烧美国国旗。被禁的民兵组织（Jamaat ud Dawa）领导人Hafiz Saeed 也参与游行，宣称此为美国阴谋。 巴基斯坦的金融重镇卡拉奇（正从烧死几百位劳工的 工厂大火悲剧 复原），也有一场由 Jamaat-e-Islami 组织策划的抗议游行。该组织要求禁止反伊斯兰短片，同时威胁如果政府不愿关注，将攻击在伊斯兰马巴德的美国使馆。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Jamat-e-Islami 的组织者高呼口号，抗议美国反伊斯兰短片。摄影：Owais Aslam Ali 　版权： Demotix (14/9/2012) 2006年时，一份丹麦报纸刊登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卡通，引起广泛争议，7万名 白沙瓦的民众 上街头抗议，造成全省混乱。在伊斯兰马巴德的丹麦使馆也遭 爆裂物投掷 ，造成6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 愤怒，但和平 这次事件引起巴基斯坦全国的抗议。尽管抗议者愤怒，却仍保持和平，并未传出任何恶化的暴力行为。 @CMShehbaz :针对反伊斯兰短片，今日巴基斯坦全国进行了和平的抗议游行活动。 许多人在推特上为一度紧张的情况表示惊慌： ‏@TahaSSiddiqui : 伊斯兰马巴德焚烧美国国旗的示威行动，离美国使馆的外交飞地只有500公尺。 @Ali_Abbas_Zaidi : 男孩提起枪，扛着写了“谁污辱了我的先知？”的海报，可是先知却更希望你提起笔。 @HaroonRiaz : 任何住在西方国家的人都能轻易在穆斯林国家挑起暴动，简直不可思议。 ‏@Zoya_Altaf : 巴基斯坦全国似乎都发生了抗议活动。 @Manticore73 : 本来预期今天本地的清真寺会有暴动，不过没发生。其他地方呢？ @ImtiazTyabAJE : 实际参加的抗议者只有20-30人，其余只是祈祷会后留下来的好奇围观者。 @akkhan81 : 伊斯兰恐惧者成功将反伊斯兰短片曲解为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议，可惜穆斯林老是参不透这项考验。 由于暴力抗议活动持续在穆斯林国家延烧，Google决定 封锁这部恶名昭彰的短片 连结。Google的声明说： 根据Youtube服务条款，仇恨言论指的是以个人对象，而非以群体为目标的言论。这部影片侮辱了伊斯兰教，却非穆斯林信众，因 此我们决定，让这部影片继续留在全球多数地区的YouTube网站上。“中略”然而，鉴于利比亚以及埃及两国情势严峻，我们暂时限制这两个地区的网民收看 该影片。 全球之声作者吉利安·约克（Jillian York）说，Google之前从未做过类似决定。她也写了一篇 文章 详述分析。 校对者：Weiping Li 作者 Sidra Rizvi · 译者 Yu-Hsing Chiu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 ■ 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进口粮食，导致恶性循环。 ■ 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 右翼媒体，假如失去“中国”，就会立刻倒闭。 ■ 正是由于有中国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 ■ 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   5月2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除非发生特殊情况，我会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也想参考一下。” 石原都知事今年1月接受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的邀请，就已经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而当西藏问题引起不和谐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日本政治家迎合国际舆论时，石原仍坚持到访北京，确实是180度地改变了他一贯的“对华强硬”。 毋庸置疑，石原需要为东京申办2016年奥运会争取更多的支持，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石原从“日本必须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出发的政治策略。中日两国的首都北京、东京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正是全方位相互依存的中日关系。这一点，连日本右翼的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也不能忽视，也不能轻易反华了。   “日本会死亡吧”   “不能生活了！不能去学校了！不能刷牙！没衣服和鞋子穿！没手表，看不了时间了！不能用iPod听音乐，也看不了电视了！不能吃食堂的沙拉了！街上的灯光是中国制造的，（没有中国）东京就暗了，认不出店了！生活没有电脑了！也没有手机了，因为充电器是中国制的！” 佐藤明在东京工作30年，在他看来，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跟他持有同样想法的老百姓不少。最近在日本，有一个概念特别流行，即“格差（Kakusa）”，指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差距”，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格差”是收入的差距。日本社会与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贫富差距”问题，而正逐步被边缘化的低收入群体，恰恰是最离不开“中国制造”的。 “如果中国产品消失，生活应该难以为继了。有钱人还可以，他们能承受高价格的压力，但更多的老百姓将遭到巨大的困难，包括我。”在大阪某所高中教书的和田老师说。 生活难以继续的背后，是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会死亡吧。”高盛集团分析员德田这样描述中日经贸联系中断后可能的情形，“首先制造业开始倒闭，随后资本没法流动，就没法从国外进口对老百姓来说最迫切的粮食和食品，导致恶性循环。” “企业将受到巨大打击”，面对“如果日本失去中国”的命题，这是几乎所有的日本年轻人对此命题的第一反应。 “对日本而言，中国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廉价的加工厂，更是正在成型的巨大消费市场，它为确保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北京大学研究日本问题，目前是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分析员朱晖说，“中日经济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与协作的空间，在产品、产业结构、技术、市场等等多方面都是如此。由于面对着北美、欧洲两大经济共同体的强烈挑战，日本如果无法与中国构成共同经济体，未来的发展是相当令人担心的。”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最新发布的《2007中日贸易》报告，2007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进出口（包括香港）占总贸易额的20%以上。在华日本企业超过2万家，雇用的员工总数大约1000万人。“日本离不开中国”这一说法，也许中国人更愿意听到，但是，日本对中国的需求超过了中国对日本的需求，恐怕确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中国   假如日本的“舆论”失去了中国，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今天日本的“舆论过程”或多或少受着“中国因素”的影响。 日本的政界，无论对中间偏右的、偏左的，还是极右的、极左的、中立的，对每一个派阀或政客来说，“中国因素”确实是一个“卖点”。对“中国”不表示“立场”，基本不现实。绝对的反华，在日本似乎已经不是“主流”，但对华强硬派，就是汉语中说的“右翼势力”依然存在，并与“亲华”势力抗衡，大造对华舆论。 今天日本政界的“对外战略论”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巩固日美同盟的同时，搞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主流；第二，放弃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对中国也保持强硬，成为拥有正式军队的“普通国家”；第三，与美国拉开距离，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三种观点，都与中国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换言之，假设“中国因素”从日本政界消失了，暂时的局面很可能是“一片空白”。 媒体就更需要“卖点”。无论是报纸、杂志、电视还是图书，“中国问题”已经形成巨大的市场。对日本媒体来说，如何抓住读者、观众的“心意”是最迫切的任务。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众多：政治、安全、历史等问题直接涉及到民族情绪，经济、食品、卫生等问题又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民众对“对华报道”的关注度相当高。在这样情况下，媒体出于利益至上的考虑，常常做出煽动性报道。媒体越煽动，民众越关注，而民众越关注，媒体越煽动。 “尤其就右翼媒体而言，只要用上‘中国’一词，读者就会买。他们是靠‘中国’生存的。假如失去了中国，他们就会立刻倒闭。”日本某家杂志的编辑说。 同样，对日本的文化出口来说，中国也是最有潜力的市场。由于知识产权等问题存在，两国文化产业之间的顺畅、健全的交流还需要一段时间，但它客观上对推进日本的“软实力”，具有战略价值。日本出产的文化产品，中国人基本上都可以接受，西方人却只对其中一小部分产生兴趣。许多日本电视剧的观众、日本小说的读者、日本电玩在中国有多少粉丝，假如失去这些粉丝，那么日本的多数文化产品都将失去大部分受众，成为只有日本人自娱自乐的东西。 “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共鸣的国家，两国的历史与文化交流，决定了双方都已经成为对方文化的最好诠释者。或者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文化类似体的存在，日本文化才可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定位。”朱晖说。 “日本不能承受失去中国的压力。这个题目本身，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周陶沫说。   我们日本人做了多少准备？   不过，难道日本真的不能失去中国了吗？ 在全球化背景下，“未知数”日益增加，今天比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切皆有可能”。那么，对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一系列的问题，必须要提出来： 日本今后真的能够有效引进中国的人才、资金等资源，并使得两国关系更加长久吗？日本的企业文化能接受个性相当强的中国员工吗？中国员工愿意进入要求集体主义的日本企业吗？日本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早晚要大量引进海外的劳动力？心理准备好了吗？ 有部分日本媒体预测：“不等北京奥运，中国经济泡沫就已经开始崩溃。”5月3日的日本《东洋经济》周刊也提出了“覆盖中国的5个风险”，包括“低成本中国”的终结、投资依存的经济增长、扩大的贫富差距、高龄化以及日益深化的环境问题。那么，中国市场的泡沫会破吗？中国社会能持续保持稳定状态吗？ 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对日本影响巨大。也正因此，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日本大企业已经开始落实“China+1”或“脱中国”政策，即把生产基地的一部分转移到越南等国家。我们会不会因为上述问题分析、处理得不恰当，而失去中国呢？ 笔者2003年来到中国，其间多次体验到，两国民众的感情隔阂是多么地深远。2005年的“反日游行”、今年的“毒饺子事件”以及“西藏事件”，使不少日本人毫不犹豫地觉得“中国很危险”。2007年日本大约400万人次到访中国，而中国至日本也大约有125万人次，两国之间的人际来往这么频繁，而民众之间的相互意识却这么遥远，这是今天中日民间关系“相对的真实”。那么，中日民众的民族情绪真的不会“爆发”吗？两国之间的“民意”严重恶化后，政府之间还能展开灵活的外交吗？ 无论是东海油田问题还是钓鱼岛，两国政府绝不可能轻易妥协。中日真的不会因为主权领土等敏感问题而陷入危机吗？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多么地长远、艰难，媒体或民众能以耐心看待这些吗？ 更进一步说，日本真的能够坦率地主张自身的长处，也能诚恳地承认自身的短处吗？中国呢？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对日本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我们才更有必要向自己提问：我们日本人，为未来在两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不确定事态”，究竟做了多少准备？   （加藤嘉一，主持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 原文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04/3 ）

“ ■ 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 3500 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 5 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难以运行。 ■ 中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 ■ 失去日本，就失去了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 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 ”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基于物理现实的问题。日本有部电影叫《日本沉没》，说的是强烈地震引发海啸，日本列岛滑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日本国从地图上消灭了，但那是幻想。而因侵略战争使一个国家亡国灭种的悲剧，那也是另外一码事，无关本文主旨。 但是，这无疑又是一个带有现实性的问题。打个比方，一对邻人，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关系交恶，时而恶语相向，动辄大打出手。直到有一天，弱势的一方实在烦了，腻了，干脆“用脚投票”——搬家走人了事。等人走了，剩下的一家才觉出对方的好来：毕竟，互为邻人时，两家也曾互通有无，深感“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懂得太迟。如果国与家一样，可以搬迁的话，估计纷争会少许多。但是，正因为国之不可迁移性，才凸显了上述问题之现实性：芳邻也好，恶邻也罢，都必须永远相处下去。既然如此，谁都不愿与恶邻相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握手言和，化“恶障”为善缘。 如此解决有个前提，先想对方有哪些“好”，对自己有多重要，失去他会怎样，这样才能从心理上说服自己接受对方而不觉得委屈、勉强。当然，问题都有两面，想对方的“好”的时候，其“不好”也随之联想起来。这就需要对两方面加以综合评估，然后再做出“修好，或不”的判断。 必须承认，当以如此考量来思考“假如中国失去日本”问题的时候，答案的构成异常多层、复杂，正与负、是与非深度交织，很难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判断。譬如，对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的中国来说，“失去日本”无疑是天大的幸事，因为李泽厚先生所说的近代以来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严峻现实，很大程度上要算在日本的头上。中国近代以来，启蒙进程之屡屡被救亡课题打乱，始终无法从容就绪，净是日本惹的祸。 以时间坐标为转移，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明白了这个道理，只好放弃以时间轴为坐标的纵向比较，尝试一种新的比较：把对象（日本）放在当下，有它会怎样？“失去”它又会怎样？   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弱化了？   日本是当仁不让的经济大国，首先从经济上加以比较，无可厚非。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中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目前，日本的GDP为4.4万亿（美元），中国为3.4万亿，差距还有1万亿。因两国发展速度不同，这个差距在以每年3000亿的速度缩小。照此速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到2011年前后，日本经济将被中国超越。2007年，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变化，使中国在日本经济中的存在变得越来越大；与之相比，表面上看，似乎日本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开始趋于弱化。 但是，姑且不论夯实后的增长与一路狂长的“虚胀”的区别，即使中国经济从总量上超过日本，后者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存在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削弱——这是其经济构成及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 4年前，日《呼声》（《Voice》）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是著名世界经济学者长谷川庆太郎。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日本，主要由于两点：一是日企能向中国提供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高品质产品，二是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发活动的巨额投资。日本此项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美国占2.7%，而中国不到1%。而且，中国几乎没有用于民生领域的研发投资，基本上处于依靠外资带来新技术的“外资依存”状态。文章举例说，在中国空前的基建热潮中，建筑机械的平均使用寿命长达3000小时，只有日产的建机才能经得起如此消耗；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平均工作时间为3500小时，只有日本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长谷川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只需对比一下两国GDP的构成，就知道长谷川庆太郎并没有危言耸听。进而言之，如果计算一下我们为获得单位GDP所付出的能耗和环境代价的话，则不但令人兴奋大减，甚至会有些难为情。 反正，我们在日本面前真的优越不起来：即使到现在，我们的GDP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值比例，也远低于日本经济高增长期的1960年代的水平；日企重管理、高工资、产业机器人数量世界第一，而我们的国企，靠的还是低薪酬、低保障的“人海战术”；人家重视教育和员工的培训，立法保证研发投入，甚至大公司的上班族都出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我们连9年制义务教育都难以贯彻实行，保护知识产权不力，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逐年降低。 中国成为经济大国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即使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也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产业调整、环境治理、节能等问题，而这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一蹴而就的功课，日本的经验也是我们无法轻易绕过的存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制造部门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几乎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设计部门和最小限度的管理部门，许多百年老店的大公司，甚至连总部大厦都卖掉，按不同的事业部租写字楼办公，实现了“小而精”的转型。所谓“以小制大”，决非戏言。预言日本经济在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之后其存在会淡化为时尚早，中国经济“失去日本”更是无法想象的。   酷日本：中国的文化参照   再看文化。说是文化，其实跟经济密不可分，甚至就是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众所周知，日人爱讲“立国”：“电子立国”、“贸易立国”、“环境立国”、“观光立国”等等，不一而足。每次“立国”口号的调整，都意味着国家战略的转型。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便基于日本社会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提出了旨在使日本成为面向21世纪的“民生大国”（CivilianPower）的国家战略，为此而打出了“教育、文化立国”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并非是茶道、花道、大相扑等东洋传统“国技”的孤立存在或泛泛而谈，而是以这些文化符号为核心，加上现代元素，以高度商业化的手段重新包装，旨在打造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国家软实力。这方面，最典型者是动漫，如今已成日本创意文化产业的支柱。其在GDP蛋糕中的构成，丝毫不逊于甚至大大超过了制造业、金融的份额。 也许是由于日人性格中有“匠人”情结，也许是其文化本身的构造使然，日本的“纯艺术”（FineArt）似乎较容易与工艺、技术结合，超越传统的“日本美”，成为浑然天成的现代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同时也是孕育产业的酵母，其建筑、摄影、时装等无不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并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大师级人物。通过这些背后有强有力产业化支撑的文化软实力的辐射，日本在赚取大把外汇的同时，借用一句时兴的表述，也在“输出价值观”，改写着昔日的国际形象。 如果中国失去这样的日本的话，难道不也是一种遗憾吗？至少会少一些趣味、精致和异国情调的梦幻，也许还会失去可资参考，并有可能孕育本土创意产业商机的弥足珍贵的参照物。   假如没有日本   诚然，对中国来说，现状的日本是一个难以尽如人意的存在，正如反过来一样，现状的中国，也离日本的期许（或想象）相去甚远。但有必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要一个异邦，还是对异邦的想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到目前为止，来源于各种媒体、电影甚至民间段子的二手“内存”已堪称“丰富”，但异邦的形象为什么却在我们国家战略的视野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呢？原因不在“异邦”，而在于我们的“想象”，所谓“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而如果是前者，那么只有接受现状的存在之一途。尝试改变，要在原则接受的前提之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且，改变也绝不可能是单方面的，要形成某种互动机制才有效。 试想，假如没有日本，我们的“郁闷”会少很多么？也许，对着日本发泄的那部分情绪会有所轻减、缓解。但问题是，近年来以“日本”为对象的情绪性表达，其真正目标完全是日本吗？有没有拿日本说事，发泄某种个人在现实中的遭际、不遇的成分？一个真实的日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国人愤怒的根源？如果连日本的“消失”都无法减轻国人的愤怒的话，那么，这种愤怒是不是一定源自日本便存疑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惟其东邻有日本的存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想象才不致完全落空。虽然有误读的成分，有基于误读的情绪性发泄，但随着双方沟通的日益频密，理解的加强，一个对异邦的想象会渐渐逼真起来，离事实越来越近，这将有助于中国学习接受并心平气和地与一个现状的日本相处。   （刘柠，作家，著有《“下流”的日本》。原文链接：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03/0 ）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 以1991年12月苏联瓦解为标志，冷战时期划上句号。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风浪迭起，个中有不少耐人寻味之处。日前与友人闲聊，问难辩驳，放言无忌。录之如次，聊博读者一粲。   矛盾客观存在，冲突还是融合却取决于双方决策   友：最容易激发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当属中日关系。起起伏伏，令人捉摸不定。福田上台，胡锦涛五月访日，满天乌云又好像消散了。日本政客和右翼文人是麻烦制造者，他们一再挑动事端，讨厌极了。 袁：上一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一再剑拔弩张。我也不喜欢那些信口开河的政客和文人。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中日矛盾都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其实，不少矛盾是复杂的，能有今天这个局面，来之不易。 经济上互以对方为最大市场之一，日本又是中国主要资金和技术来源地之一。有好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一直和平共处。 双方领土、领海争端——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虽然没有最终解决，终归缓和了。 吵得最厉害的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强迫劳工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侵略罪行的认识等等。 最深的疑惧则是日本会不会介入台海冲突，会不会支持台独？ 其他问题还有：如何对待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何看待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军事、政治同盟？ 处理这些问题，成败互见，经验、教训值得吸取。 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是日本处心积虑要侵略或压制中国。 袁：从1874年日本派兵入侵台湾开始，140多年的恩恩怨怨，至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日本野心逐步膨胀，冀图把中国变为它的附属国、殖民地，是中日矛盾尖锐的主要根源。不过，1945年特别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原因就比较复杂了。 简单地说，双方的决策对矛盾的尖锐或缓和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因素。 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是个典型案例。20世纪70年代起，冲突不断。中日达成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留待以后解决的协议以来，虽然犯规事例不时发生，但总的说来局势比较稳定，小的冲突通常都能及时化解。 80年代中国处理中日关系摆脱“革命外交”的羁绊，双方受益良多。90年代起，突显历史问题，弄得彼此都很不愉快。今年中日关系有很大改善，其中奥妙之一是历史问题点到为止，归于淡化。 如实认识现状是正确解决或缓和矛盾的前提   友：这样淡化，是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不清算历史罪行，以史为鉴，日本人还会玩花样。他们老想包围或孤立中国，一再冀图与所谓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联盟，就是其中之一。 袁：日本的一些政客，观念还停留在冷战年代。他们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重要情况：中国是个转型国家，是帮助还是阻挡中国融入世界，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他们不时玩弄一些小动作是冷战思维尚未祛除干净的表现。 不过，总结历史经验，处理认识领域的矛盾，我认为有三点是应该遵守的。 第一．尊重和等待。 认识总是多元的，即使你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也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至于你或他们的观点会不会改变，只能耐心等待。 第二．现实利益高于认识的分歧。 纠缠于认识分歧往往会陷入意识形态陷阱，要寻求绕开认识分歧寻求双方利益的交汇点。 历史问题是认识问题，再吵三十年，也不一定能吵出双方满意的结果。有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后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八年的何方先生说得好： “要逐渐淡化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更不可把历史问题定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而应当是邓小平说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 ‘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如果以历史问题为基础，那我们几乎会同所有邻国和主要西方国家都无法搞好关系。例如俄国占了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斯大林都一直不承认；同其他邻国如朝、越、印度等也都有无法达成共识的历史问题；而当年一再侵略中国的列强又有哪个承认侵略呢？难道和所有这些国家都要算历史帐？”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一再提出这个观点，可谓远见卓识。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让历史学家们从容切磋、论难；政客和平民百姓则各自慢慢思量，有何不可？ 淡化历史问题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求同存异的正确选择。 第三．冷静、全面地认识世界现状是清醒地处理内外矛盾的基础。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几十年间，我国一切错误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对世界现状缺乏清醒的认识。 1957年以后，变本加厉在国内外大搞阶级斗争，弄得国内哀鸿遍野，国外到处烽烟。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法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相继驶进快车道，我们则仍在“革命”迷宫中打转，被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20世纪下半叶有冷战，但在眼花缭乱的现象后面，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哪一国家和地区掌握住这个主旋律，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相应地扩大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自由，健全法治，实现民主，对外开放，就能走上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如果被局部现象迷惑，整天算计如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轻则内外矛盾交迫，发展迟滞；重则国家瓦解、灭亡，苏联就是典型。 友：难道与日本关系紧张，也是我们认识错误造成的？ 袁：日本方面当然有处理不当之处。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反省自己的。 中国人最担心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不承认侵略罪行。人多嘴杂，社会现象繁复，这些指摘当然可以找到这样那样的例证。可是，片面和无知是近邻；全面了解有关事实，许多人的情绪也许会平和一点，不再采取不恰当的措施激化矛盾。 1.1972年以来，从天皇到内阁总理，日本21次承认侵略中国和道歉。 2.日本制度变革的深远影响。被强迫民主化后的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制度设计上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杜绝了军人和元老干政的渠道，要复活军国主义谈何容易！ 3.日本的军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很低，集中资金发展教育和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他们得到的和平红利与导致整个国家毁灭的战争后果对比如此强烈，要煽动年轻一代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已经不可能了。 4.日本民众和社会精英反省侵略罪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没有停息，并逐步上升为主流。总的趋势是清醒的声音越来越强。 最初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人数不多，至20世纪70年代，承认和揭露侵略罪行的活动逐步拓展到主流学者和报刊。 《产经新闻》是日本影响最大报刊之一，以保守著称，乃至被目为“右翼”。1974年8月15日它开始连载《蒋介石秘录》，历时一年多才登完。这部十五卷的书，是他们派出社论委员古屋奎二等人收集、阅读大量资料包括四千多万字当时没有公开的档案后写成的。其基调之一是谴责日本侵略。看看他们怎样叙述卢沟桥事变吧： “日军的目的是向中国挑衅，所谓‘一名士兵失踪’，根本是捏造，以作为武力攻击的藉口。”“实则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则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之后便已经回到队上，但日军却隐瞒这个事实，坚持非进入宛平城不可，以造成开火的藉口。”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指着鼻子骂日军发动侵略战争，态度何等鲜明！ 再以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南京大屠杀来说，它是这样记载的： “日军首先将未及撤退的中国军人解除武装以后，使列队于长江岸边，用机关枪扫射，悉数杀戮。 继之，残杀的对象更及于妇孺老弱。设置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所属‘妇女收容所’收容了7000多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载运出去，加以强暴以后，再行杀害。” “像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2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了30万，有说40万，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实数字。” “据东京军事法庭判决，在南京屠杀的军民合计至少20万人以上，被掠夺、放火的民居约为全市的三分之一。” 同上，第38~39页。 进入21世纪以后，否认侵略罪行的右翼明显居于劣势。标志性事件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社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的《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在2006年出版。正如该社总裁兼总主笔、81岁的渡边恒雄所说，如今，除了个别报刊外，“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责任和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已形成重要共识。”谴责那场战争的“侵略性、残忍性”，批判靖国神社游就馆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误，已经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作为多元社会，日本国内有各种各样为侵略辩护的奇谈怪论；反省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仍是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彻底解决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但是，总的趋势是反省历史罪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可逆转了。 在这样的状况下，是突出历史问题，还是专注关乎中国发展和国家现实利益？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友：那时他们正处心积虑消灭中国，想对外开放也不行。 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有两个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大使馆不想离开中国，通过多个渠道表达美国政府力图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意愿。 二是张治中等民主人士直截了当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建议：对外不要一边倒。毛泽东公开拒绝了这个明智的建议。   对历史的片面认知是矛盾激化的重要根源   友：恕我直言，你这些观点正是饱受指责的汉奸言论。什么“对日新思维”等等，被网友骂得狗血淋头！ 袁：“汉奸”是不严谨的概念，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近代中国，当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贼”，汪精卫一伙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为了金钱出卖军事情报等机密的无耻之徒，他们是不是所谓“汉奸”、“卖国贼”则要烦劳法律专家认真研究了。我说的国家机密是指真正的事关国家利益的机密，而不是别有用心随意编造的所谓机密。 现在时兴的骂别人为汉奸的那些狂热分子，大都是无知而偏激之徒。随意在政治层面诋毁他人，激化矛盾，说轻一点是无知。如果是为人正直的年轻人，将来见识增长了，会内疚和脸红的。 即使是历史人物，不少被目为卖国贼的，其实也是无知加偏激制造出来的。 友：你想为他们翻案吗？ 袁：不是翻案，而是要排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研究的干扰，还原历史真相。看看“汉奸”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非常有趣。 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被守旧大臣和无知文人咒骂为“汉奸”，原因无非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敢于直言中国不但在器物层面落后了，而且在整个文明发展水平包括价值层面都落后了，已沦为“无道”之国！他不过是为了救治自己的国家说了大实话，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救国先驱！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大批文人说他出任对外公使就是“事鬼”，应该连他的祖屋都烧掉！ 远的不多说，讨论一下民国时期的情况吧。 友：难道说曹、张、陆一伙是卖国贼也错了？ 袁：正是如此。 1919年五月四日的爱国大游行，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国贼指的是：曹汝霖（1877~1966）、章宗祥（1879~1962）和陆宗舆（1876~1941）三人。壮烈的一幕是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其实，曹、章、陆的“国贼”帽子都戴得有些冤枉。要是说五四当天学生们烧别人的住宅是爱国情绪支配下违法的过激行动，时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指斥他们“卖国”，就有治学不严谨之嫌了。 他们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是参与对日外交中的表现。其中有四个标志性的事件： 二十一条谈判。 曹汝霖（外交部次长）、陆宗舆（驻日公使）都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但在袁世凯支持下，他们和其他参与者一道，对侵犯中国主权最严重的第五号的七条要求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坚决不予讨论；其他条款也想方设法减轻了中国的损失；在当时条件下能够这样做不太容易。“汉奸”、“卖国”云云，显然根据不足。顺便说说，在上下一心抵制下，被迫答应的那些条款也大都没有执行。 西原借款。 首先要肯定民国建立后，政府长期入不敷出，任何人当政都不能不借外债。借债不等于卖国。为什么借日本人的钱？王芸生有个精辟的分析：“自欧战以来，日本工商业大为发达……当时政府乃以对外投资为政策，计为外国发行债券几达六万万元，其中英国国债为二万八千万元，法国国债为七千六百万元，俄国国债为二万二千二百万元，其对于中国之投资，不过施行其同一政策，西原特为其政府推行而已。” 王芸生：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1917至1918年间，日本寺内内阁上台，一反前任大隈内阁的外交政策，对华比较友好，以民间名义，委托西原龟三为中介，先后提供七笔共计一亿四千五百万元贷款。与当时其他外国贷款不同，这些贷款不打折扣，十足支付，不收手续费，低利率，大部分没有切实的担保，没有附带政治条款，在民国初年的贷款中是最为优惠的。民初中国政府对外借款通常是合约上写借一百元，实际只能拿到90元左右甚至85元。在此以前，只有1916年由驻美公使顾维钧经手的一笔500万美元的贷款也是比较优惠的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难怪1918年9月日本寺内内阁垮台，原敬继任内阁总理，就不愿意再提供这样的优惠贷款了。 再从用途看，与流传甚广而未经核实的宣传文字不同，实际情况是：“借款的五成多用于中国交通银行之整理及支付内外债之利息，三成多用于参战准备的军事费，其他一成多用于用于一般行政费用。”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的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条件优惠而且大部分没有归还，白白给中国人用掉，日本政客在本国挨板子理所当然。中方有关人士被目为“汉奸”，那就有点冤枉了。何况这些贷款即使有问题，主要责任人也是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和段祺瑞，跑腿的曹、章、陆承受不起那么大的罪名。 胶济铁路交涉。 1914年7月28日，欧战爆发。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同日与英舰共同攻击德国租借地青岛，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开始。9月2日日军万人在龙口等处登岸，奸淫抢掠，军纪很坏；此后节节进占，10月6日侵占济南车站，胶济铁路全线落入魔掌。赤裸裸的侵略令人发指。 面对各国的压力和中国的抗议，几经交涉、折冲，双方达成协议。1918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章宗祥旋即覆照后藤：“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同上第167、168页。日军撤退，民政权收回，减轻了侵略后果，乍看是好事。不过，这些权利本来应该从德国人手中直接收回，这样互换照会，等于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侵占中国的权益，为日后交涉留下大患。这就是在巴黎和会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中国政府“欣然同意”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的由来。 这是卖国罪行，还是经验不足的失误？王芸生在九一八以后编纂的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说：“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之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同上第167页。这个论断是公允的。 抗日战争期间的言行。 认真研究过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史的多数学者都会承认，这一时期，尽管华北傀儡政府和僞汪政权曾将 “咨询委员”、“顾问”之类的帽子加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头上，但他们都变着法子不到任，没有做损害国家利益的坏事。 从以上四件事看，大体上可以断定他们不是什么卖国贼。 友：成见与真实相差太远了。 袁：政治介入或利用学术，麻烦就出来了。 占领道德制高点，把自己装扮成爱国和革命的化身，而反对自己的则是汉奸、卖国贼，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一些专制统治者和政客惯用的伎俩是宣布自己不喜欢的人是外国反动势力的代理人，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异己分子，冀图挑起公愤而谋私。 抗日战争期间，陈独秀对外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力倡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王明、康生之流，居然闭着眼睛说瞎话，诬蔑他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可是，弄巧反拙，1938年3月15日开始，《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相继刊登王星拱、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等九位著名人士的公开信揭露这个谎言，说一些报刊“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诬陷对手为“汉奸”，更是蒋介石的惯伎。翻开蒋介石日记，一个突出现象是“汉奸”、“卖国贼”、“反革命”的字眼连篇累牍。胡汉民、孙科、陈济棠、龙云、邹鲁、阎锡山……都曾被他加上这些歪帽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笔下的“共匪”）更不在话下，全是与日寇勾结随时准备投降的卖国胚子。盖棺论定，绝大部分都是此公信口雌黄、不值一驳的捏造。 友：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言论居然有不小的市场？ 袁：这与中国文化的几个根本缺陷息息相关。 一是没有自我反省的精神。 中国缺乏深厚的忏悔传统。个人修养还讲点“一日三省吾身”之类的话，就民族文化而言，总是认为已经达到极致，出现问题不过是执行圣贤教导不力所致。 19世纪以降，中国成了一个一再被侵略者打败的国家，一个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国家。古方正药已经不足医治痼疾。除了谴责侵略者的凶狠，分析客观困难外，走出困境的基本方略是找出自己的弱点，学习一切人的长处，勇敢地改造固有制度，为自己的发展扫清障碍。 强者从来不害怕反省；讳疾忌医是弱者自我毁灭的蠢行。不幸，百年中国的悲惨遭遇，使一些人染上被迫害的强迫症，不但自己不愿也不准别人反思本国的弱点。谁敢违反这个潜规则，谁就是大逆不道！ 胡适的“买办文人”即准汉奸帽子就是这样戴上的。 二是不讲形式逻辑。 学术界多数人早有共识，从先秦起，形式逻辑没有生根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缺陷。这个弱点与历代专制统治者的愚弄民众的意识形态相结合，既妨碍现代科学诞生，也妨碍社会转型。当下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继续在这个泥淖中打滚。一说19或20世纪的大清帝国或民国统治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有错误，就说你是为帝国主义辩护，是汉奸、卖国贼！把A和B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搅成一锅糨糊；如此弱智，令人哭笑不得！ 三是有深远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 天朝大国的狭隘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些固陋之士挨打时痛骂敌人是蛮夷，大言不惭中华道德文章举世无双，不准“以夷变华”，把自己装扮成民族大义的化身，冀图一举跃上文化和道德的制高点。几经挫折，不得不学习洋人的本领，开始走上经济发展的快速路，这类人的继承者则变个调子，胡吹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人永世无法企及的特殊基因，敢持异议者，肯定是崇洋媚外之徒！于是，无论顺境还是困逆，乱派“汉奸”帽子都是沽名钓誉的捷径。 四是以“革命行动”定是非，或曰“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以极端分子的激愤言论和口号为标杆，横扫一切。 五是没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传统。 公民社会的成熟以自由讨论为首要条件。一个现代国家，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公民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非常正常，也是多数公民在多元比较、辩驳中逐步走向理性、成熟的基础。不过，中国的传统是思想统一，泛道德化，泛政治化，以圣贤和圣上的是非为是非，不准越雷池半步！依傍权势的棍子党应运而生，被压抑的沉默多数在浑浑噩噩中沉沦！ 动辄斥责别人为“汉奸”、“卖国贼”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嗜好和有利可图的勾当。头一笔红利是显示自己爱国主义立场无比坚定，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比对手肯定高出一筹！ 于是，谔谔之士视为敌对分子。知识群体犬儒化，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消磨殆尽，大批沦为清客、侍从、御用文人，创新锋芒消失，学术棱角磨平。 公正地说，那些肆意诬陷别人“卖国”，不惜制造和激化矛盾的家伙才真正是损害国家利益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人。   调和矛盾、融入世界是不发达国家的唯一出路   友：肆意激化矛盾当然不对；但是不管形式怎样，矛盾总是通过斗争解决的。 袁：斗争哲学在中国的遗毒很深。概念之争可以弄得很烦琐，有多种不同的解读。我们还是让哲学回归社会生活吧。在中国的语境中，“斗争”的内涵通常包含冲突。 我同意矛盾无所不在，但是解决或发展的过程没有命定的规律，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从而塑造出不同的过程和结果。就社会矛盾而言，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处理过程不断调和，避免决裂；结果是融合新旧，综合各方，力求完美。 要达到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容易。障碍在于过时的观念把中国人的手脚捆住了，必须冲破自我设置的牢笼，解放思想。 友：去年三月，温家宝总理再次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年多了，还在吵这个问题。 袁：积重难返啊。中国社会转型三十年了，走出了死胡同，值得庆幸。涌现了一批筚路蓝缕的英雄豪杰，但也弥漫着转型期特有的庸人综合症。主要病征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斗争哲学。眼光狭隘，观点陈旧；但是一披上民族大义和为穷苦人说话的大衣，反对者似乎就有罪了。 友：你历数了不少陈旧观点，眼光狭隘有什么主要表现？ 袁：在民族主义和民粹情绪支配下，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偏光眼四处搜索，根本看不清世界发展的全局。 有些人把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历史记忆化为道不完的国家和民族的恩怨情仇。他们忘记了任何民族都由吃人生番演化而成。从累见不鲜的血亲复仇开始，群体或个人互相砍杀，归根到底是人类野蛮史的一页。记住仇恨是为了化解仇恨。以协商、谈判、民主、法治代替杀戮为解决个人、集体、民族、国家的矛盾，寻求双赢，是人类文明不可抗拒的进程。西欧再次成为文明发展的领头羊，法德世仇化解就是让人景仰的典型。合理的联想是：中国和日本为什么不能化解矛盾，携手共进？ 全球一体化无法抗拒，也是促进人类福祉的康庄大道。地区自由贸易区、地区共同体是全球化的过渡步骤。中国人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眼光，促进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乃至亚太共同体降生。热衷给别人乱戴汉奸、卖国贼帽子的人，对这些都是反对的，鼠目寸光，太可怜了！ 友：还要不要讲国家利益？ 袁：看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化解国家之间首先是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促进联合，让各国都能集中精力发展和改革自己，就是最好的维护国家利益的途径。 友：你太理想化了。全球化是大国支配全球，不发达国家吃大亏了。 袁：要看穿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分子反对全球化的陈词滥调。一百多年特别是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史，就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以1978年为界，闭关锁国与融入世界，不是冰火两重天吗？一些国家现在还在饥饿线上挣扎，与富裕国家差距拉大，不检查自己的方针政策，将落后和腐败的责任一股脑推给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无疑在谋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同一个世界，不发达各国的状况却大不相同；说到底无非是坚持狭隘民族主义、斗争哲学还是主动调和矛盾、融入世界一体化过程的不同后果。激化矛盾，制造冲突，再过一百年也走不出困境。调和矛盾，按照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改造本国社会的运行机制，融入世界，是所有不发达国家提高人民福祉的唯一出路。 2001年中国毅然参加WTO，1997、1998相继在联合国两个主要人权公约上签字，总结和巩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既是制度选择，也是文化选择，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都体现在其中了。标准非常明确，问题是要落实。希望在前，但道路漫长，艰险，需要各方出力和监督。   【注释】 《何方自述》（十三）电子版。 《产经新闻》社撰：《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卷第2页。 同上，第38~39页。 新华网东京2007年8月1日电(记者冮冶　吴谷丰)。 第五号的主要要求包括：“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之日本人”，“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此外，还要求在福建享有特权，在全国有“布教”权和几条铁路的建造权等等。 王芸生：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7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北京版第145－146页。 秦孝仪主编：《中国现代史词典》史事部分（一）第377页，近代中国出版社1987年台北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第110页，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版。 同上第167、168页。 同上第167页。 唐宝林：《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6页。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712a30100at2t.html ）  

“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 一九四六年，《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到日本游历之后，对国人发出警告说：“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之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作为一名优秀的日本问题专家，王芸生将中日两国的现状作了一番切实的比较：“凌空观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对中国有一种模糊的钦崇，以为中国毕竟是了不起的大国，八年战 争不屈，终使日本失败了。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对于日本人看待中国的态度的变化，中国人自己是否应当引起某种警觉和思索呢？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或民族的祸福命运。而顺逆成败，则又取决于这个国家或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一百多年来，中国对近代化的适应能力一直落后于日本。半个多世纪之后，王芸生早已去世，但他对中日两国发展轨迹的预言却不幸成为了现实。 法国人施赖贝尔也有相似的预言：“寂静的黑夜笼罩着日本，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没有落到如此彻底的失败。如果日本有朝一日将从这堆灰烬之中，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这一天留给它的一切中获得新生的话，那将是另一个日本。”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发奋图强，抓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球技术革命和经济转型的机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重新进入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饱经战乱和政治运动之苦，在抗战胜利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开始迟到的改革开放。此时，中国已被日本远远地抛到了身后。 日本的领土面积为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还没有黑龙江省大。日本的国土中百分之六十为山地，自然资源极度缺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等自然灾害极为频繁。然而，在二战中惨败的日本，不仅没有陷入长期的穷困，反倒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就崛起为经济和科技大国。 从古代以来，日本人就一直以“追赶、超越”的精神来对待比自己先进的文明形态。在古代，日本把中国当作老师；在近代，日本把荷兰当作老师；在现代，日本把美国当作老师。这是一个善于使用“拿来主义”的民族。 日本在“国际交通安全学会”发表的“社会速度指标化”中公布，世界上步行速度最快的是日本人，其中大阪人又居世界第一位，每秒一点六七米；东京人第二，每秒一点五六米。与之相比，巴黎人不过每秒一点四六米。步行速度极具象征意义，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人显然不仅仅是步行的速度很快。 一九五二年，美国结束了对日本的占领，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当时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智利和马来西亚还要低。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日本就已经超过了古罗马的后裔意大利；一九五八年，日本又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学习过的榜样——欧洲两大强国英国和法国；一九六九年，日本再次超过了曾经发明生产流水线而震撼世界的工业强国德国，真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不久，日本即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五万亿美元的惊人成就。这一发展速度确实是一日千里。 今天，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科研投入在全球名列前茅。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索尼、东芝、佳能等跨国企业，无论在科研水平还是在管理运营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日本已经在汽车和钢铁生产领域超过了自己的良师美国。日本拥有的外汇储备高达三千六百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是仅次于美国、欧洲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之内，这一地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撼动。 中日两国的经贸极具互补性。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以来，中日两国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 中日贸易额从一九七九年时不足七十亿美元，到二零零二年已经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九亿美元。对于中国来说，日本自一九九三年以来就是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占四分之一的比重，日本还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国；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中国还是重要的对外投资国。近十年以来，日本对华投资项目已达两万三千多个，实际使用金额四百亿美元。 日本的一千家大公司中，已经有四百二十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世界三十一个国家进行“全世界商业成本比较”调查表明，中国排在第二十八位，接近于成本最低的国家。据日本贸易振兴会二零零一年版的《投资白皮书》调查显示，百分之九十五点五的会员企业认为：“中国是海外投资的理想国。”许多制造业计划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将其生产能力的一半转移到中国。 日本还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贷款属政府开发援助性质。截至二零零二年底，日本累计向中国承诺政府贷款两万九千五百零四点八九亿日元，项目达一百九十九个。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一千两百七十九点七二亿日元，用于一百一十九个项目的建设。日元确实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基础建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今天，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玩具的日本城市居民家庭，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家中没有日本制造的日用电器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忽视对方的存在。 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每年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长，都为日本企业提供了一个前程似锦的运转舞台。前日本贸易振兴会理事长白田山认为：“不应 当把中国大陆的发展看成威胁，应该把中国大陆的繁荣与发展看作是日本自己的繁荣发展，因为中国大陆的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利益。” 中日经贸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反过来，经济的共同繁荣又成为联结中日关系的纽带，并成为东亚地区稳定、发展的基础。 然而，中日两国之间仅有经贸的合作是不够的。多年来，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异常冷淡，两国国民之间也远未达成起码的理解和友好。中日两国要成为亲密的盟友关系，还要克服很多障碍、还要越过很多鸿沟。 据《中国青年报》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被调查者中，认为日本“坏”和“特别坏”的中国人高达百分之四十二。而日本首相府外交舆论调查则表明，对中国有亲切感的日本国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曾经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了一九九六年跌至百分之四十五以下。一九九七年，对中国人没有亲切感的人数第一次超过了有亲切感的人数。 上述调查无可回避地表明：中日两国甚至在多数普通国民的层面上，已经形成了互相厌恶的情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为和平、友好而真诚祈祷，我们更要为和平、友好创建牢固的根基。 居家过日子，要是邻居令人厌恶和畏惧，如果无法让他走开，那么最多我们自己搬家走开就是了。然而，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即便谁都不认为对方是个让人喜爱的芳邻，却注定了谁都无法让对方搬走，自己也无法走开了事。因此，无论是厌恶也好、喜爱也罢，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漠视对方，无法在与对方打交道时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 既然我们无法回避日本的存在，就应当了解和研究这个与我们有着上千年复杂纠葛和恩怨情仇的邻居。对于中国来说，或许最应该、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选择，莫过于客观地了解、研究和认识对方，理性地把握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辱骂、仇恨和敌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倒会对我们自身造成重大的伤害。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写过《菊花与刀》、，欧洲作家小泉八云写过《日本与日本人》、韩国教授李御宁写过《日本人的缩小意识》，它们都成为外国人研究日本的经典著作。而作为近邻和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迄今为止却没有写出一本举世公认的研究日本的巨著来。 相反，日本学术界对中国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无论是文学、政治还是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日本学者，都取得了让我们本国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曾经拍摄过电影《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说过：“我对日本民族本身并不反感，但对他们的做法感到愤怒。我们要小心他们，更要研究他们。” 我们一方面恐惧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却羡慕日本的财富。我们一听见日本侮辱中国的事件就情绪激昂，一看见日本价廉物美的商品就眼红心跳。 但是，日本的历史传统、国民性格和社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日本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日本未来经济调整和政治发展的走向究竟如何？对于这样一些并不复杂的问题，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加以回答。这种现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危险：不了解的对手，是难以战胜的对手。对敌人的蔑视，是一种只有在“知己知彼”之后才能摆出的资格。 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和研究处于“虽近实远”的状态，甚至远远比不上对欧洲和美国的了解和研究。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普通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却仅仅止于相扑、艺妓、插花、索尼电器、丰田汽车、村上春树的小说和青春偶像剧。 但是，我们必须直面一个现实中蠢蠢欲动中的日本，我们必须洞察日本的精神内核和政治走向。这一切又得依靠实证研究，而不是想象和臆测，正像姜文说：“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 中国要赢得一个同日本友好相处、平等相待的地位，首要的问题是让自己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富裕、文明、民主的亚洲强国。中国的知识阶层要警惕民族主义、闭关锁国主义、复古主义和和反现代化的思潮，坚持致力于人道、和平、民主、自由、博爱这些先进价值观的阐发，使中国尽早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潮。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内，中日之间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竞争将难以避免。但是，这种竞争应当是和平、友好、互相促进的竞争。“中国威胁论”和“日本威胁论”都有其相当的片面性。昔日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悲剧，无论是中国人民还是日本人民，谁都不愿意看到。 中日之间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中国自身而言，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使自己强大起来。所谓“强大”，必须包括经济水准的飞跃、政治制度的革新、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 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等诸多方面，而不仅是一个多世纪之前满清帝国的洋务派所说的“船坚炮利”。 仅有“船坚炮利”的强大绝不是真正的强大，近代中国血的悲剧已经说明了这个道理。甲午海战的时候，中国北洋舰队的实力在日本舰队之上，但没有“人”的现代化，这支“硬件”好、“软件”差的庞大舰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士兵们在炮台上晾晒衣服，即便是邓世昌这样的优秀舰长，也将宠物带上军舰照料。观察到这些细节之后，日本的谍报人员便确信，日本舰队一定能获得胜利。 一个国家的振兴，人是最重要的因素。谈到日本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根本原因，东方人和西方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教育。日本的经济奇迹，确实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和由此培育出来的高素质的国民。 一个举世公认的观点是：教育是一个国家能否建设成为文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教育战略的竞争，就是国民素质的竞争。 早在上个世纪初，日本文盲率就几乎降到了零。“明治维新”中颁布的《学制》中明确指出，要让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今天，日本适龄儿童与少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小学教育和百分之一百的初中教育，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初中生入高中学习，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学习。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八。日本的终身教育也非常普遍，许多七八十岁的退休老人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电脑和外语。 日本有十二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八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日本已经制订计划，在未来五十年中，将此人数提高到三十名。日本科技人员的总数，按照万人人口和万人劳动力比例两种口径计算，从一九八六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每年专利申请件数维持在三十九万件上下，也居世界第一位。 然而，中国的数据与日本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盲半文盲的人数，约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数据，一九九二年度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二点五，这一比例到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更是下降到百分之二以下，在世界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名列第一百四十九位。 中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十。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也就是说全国有百分之五十六的孩子没有读中学。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的平均数百分之十六，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的百分之四十二相提并论。直到今天，人口十倍于日本的中国，仍然与各项诺贝尔奖无缘。 当日本明治政府将甲午战争的赔款大部分用于基础教育的时候，中国刚刚启动的戊戌变法却把教育的重点放到了创办京师大学堂上。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也许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也许是出于好高骛远的理想，企图一下子就兴办起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来。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普遍而高水准的基础教育，孤零零的几所贵族化的大学无法对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发挥良性的作用。 历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决策者们似乎仍然没有吸取这一前车之鉴的教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将数百亿教育经费投放到少数名牌大学之中，并大肆宣传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方向，使得基础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雪上加霜、步履维艰，使得九年制义务教育几乎形同虚设，使得几乎大部分城乡民众都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痛苦不堪。 当中国许多一流的学者盘踞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沾沾自喜的时候，日本大量的知识精英都走向中小学的课堂。他们不认为当中小学老师是大材小用，他们深知这一职业紧紧关联着国家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中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八十五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五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一九二零年的水平，落后日本七十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一九二五年的水平，落后日本六十五年。 可以断言：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为失败、最为历史所诟病、也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社会发展产生最为深远的负面影响的一个领域。 可以断言：中国如果不在教育方面赶超日本，在其他方面则很难有胜算。 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一举增加了三千三百一十七亿美元，日本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额每年都在一万亿美元以上，仅此一项就超过了中国当年的全国国民生产总值。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到二零零零年底，日本国民银行存款总额为七点七万亿美元，约为中国当年国民储蓄总额的十倍以上。日本的个人金融资产一千两百万亿日元，住宅资产和社 会资产也有一千万亿日元以上。 一九九九年，日本提供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超过二点九亿美元，日本的国际难民援助金额为世界第一位。这是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官员经常由一位日本女性出任的重要原因，也是日本争取其国际地位的利器。日本交纳的联合国会费也名列前茅，因此积极运动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近年来，日本在不停哭穷、不停叫喊衰落的同时，静悄悄投到设备技术开发和刺激生产上的资金，已经高达一千兆日圆，折合七十万亿人民币左右。据中国经济学界估算，到二零零一年，中国社会总资产大约在三十六万亿到五十二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就是说，即使日本过去的工业基础为零，用这笔真正的巨资重新打造一个工业王国，也已经超过了中国社会资产的总和！ 日本有理由为自己在亚洲率先向现代化转变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骄傲因为忽略了在物质经济增长的同时，升华道德的关怀、人类的关怀的必要，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的历史，说明人类的自我完善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过程。就像个体灵魂的拯救一样，人类的自我完善必须也只能依靠各民族的自觉，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虽然日本抢先完成了经济的现代化，但种种历史的曲折表明，日本国民并不会因经济进步而自动完成人性的自我完善。近年来，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投毒案件、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贪污贿赂丑闻等，充分地呈现出日本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弊病。据日本官方调查，奥姆真理教曾在非洲购买细菌设厂繁殖，计划在东京施放，预计杀人百万，借此引起社会动荡并伺机夺取政权，并将其权力施于海外。 日本虽然是亚洲政治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但其财阀政治的本质依然隐患重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也难以改变。日本的政治还停留在少数特权阶层和政客家族争权夺利的阶段，远未进入社会秩序的责任伦理看护的领域。对内缺乏开放和透明，对外也缺乏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扶助和关怀。 在世纪之交，“日本综合症”让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警醒和反思：财政的重建、行政机构的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失业率的上升以及人口老华、生育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峻。过去十年的经济停滞，被日本人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就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时候，日本的整个社会依然处于上下互不信任、人浮于事、人心涣散的状态。日本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领域的对应也滞后于时代的发展。支撑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即提供资金的银行、从事生产的企业以及购买产品的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找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出现了地价和股价大暴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未能发挥人们期望的正面影响力。相反，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大名鼎鼎的八百伴百货公司以及北海道拓殖银行相继倒闭，象征着日本经济陷入萧条之中。 在经济危机的背后，更严重的是人的危机。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大部分中产阶级单纯追求个人享受，对周围的人群漠不关心，年轻人中传统的认真敬业的精神变得淡薄，新闻媒介依附于权力和资本丧失了监督的理念，教育上出现精神空洞化和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课堂崩溃。这一切都说明：日本国民精神的自我完善，还必须通过一次次对历史的自我检讨，以及对现实弱点的诊断和治疗，不无痛苦地来完成。 那种认为历史检讨会带来“民族自虐”的观点，恰恰是对本民族自救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正是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最大的病根。 二十多年以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发现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地位，他指出：“日本似乎在亚洲逐渐孤立。我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这种暴发户式的孤立是日本自己造成的，它既对日本自身的和平与发展不利，也对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不利。 施密特认为：“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人在世界上尤其是在邻国缺少朋友这个事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认为不对他人的侵略和暴行表示道歉就可以过关，又给它要在邻国建立信任的努力增加了不必要的困难。”作为旁观者的施密特的这番真诚告诫，被多少“身在庐山中”的日本人听到了呢？ 近代以来，东北亚地区就像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纷争不断、战火连绵。中国、日本以及南北韩之间的和平共处，一直是善良的人们的梦想。 二零零三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日中关系的稳定是亚洲和平的基石》的社论。这篇社论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日两国国民的想法：和平是两国国民共同的事业，维护平等、健康而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中日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两国应当走出一条“双赢”的道路来。 我们应当意识到，作为邻居的日本，其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其保守势力不承认战争罪行、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侵占钓鱼岛等等，而在于它那理性的国家管理、成熟的社会机制、高素质的国民以及深谋远虑的国际竞争战略与策略。 在二十一世纪的地平线上，日本作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形象，已然呼之欲出。当中国正在与俄罗斯谈判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石油资源的时候，日本后来居上与俄罗斯达成了共建 石油管道的合作计划；当中国刚刚与东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将东盟各国首脑邀请到东京，以巨额投资和经济援助吸引东盟与日本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中日之间在国际舞台上激烈竞争的态势隐隐形成。 中日之间，既有值得怀念的友谊，也有不堪回首的血泪。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假如这一切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开始算起的话，这份沉重和复杂就几乎无法摆脱了。如果我们再放宽历史的视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到中国的时候算起，两国的密切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了。其间，老师与学生的身份发生了巧妙的错位，兄弟和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奇特的置换。 悠久的历史只有成为反思的资源时，才是值得宝贵的财富；深重的苦难只有成为奋起的动力时，才是值得骄傲的资本。 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尊敬和重视，第一步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具有公民素质和文明意识、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大写的“人”。正如五四运动的旗手、启蒙主义的先驱胡适所说：“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现实呼应着历史，历史启示着未来。 未来，在中国与日本的相互关系中，只能有三个选择：友好、对抗、并立。 友好，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得到的；对抗，也许两家都不愿意；而如果我们做不好自己的事情，无法在竞争中赢得自己的地位与尊严的话，那么我们可能连并立的资格都没有。 抱怨没有用，咒骂没有用，仇恨也没有用。 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做好自己的事！ 我们能做好吗？ 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无法回避。 让答案在每一个人心中像种子一样生根发芽；让答案在每一片土地上像花朵一样蓬勃绽放。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烈们；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来为个人的自由和人权而奋不顾身、前赴后继的先驱们。   （本文节选自《铁与犁》。余杰，作家，著有《火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