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核心提示：现在正是外交人士拿出提议的时候了，各方在缺乏共同开发框架的前提下应暂缓在有争议的水域钻探。东南亚各国外长（既包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也包括与中国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国家）应对海上争端诸国展开穿梭式访问，寻求解决方案。美国此时不应在该问题上起带头作用，而应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支持和帮助，回到不偏不倚的原则上。 原文： Asia's Maritime Disputes: How to Lower the Heat 发表：2012年9月6日 作者：Douglas H. Paal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 南中国海因海上主权要求造成的紧张局势最近转移到东海上的尖阁群岛/钓鱼岛和日本海上的独岛/竹岛，这证明海上争端的起源并非都与中国有关，虽然许多问题牵涉中国的利益，但也牵涉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利益。 美国虽然担心自己因这些弹丸之地卷入冲突，但美国想要获得最大程度的航海自由并抵御入侵。美国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不要轻举妄动，和平解决问题。这些国家在预防冲突方面的”行为准则”只是动动嘴皮子，但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性的准则付之阙如。鉴于现状，各方迫切需要更加务实的外交举措。 主权争端不容易在短时间内解决，因为这牵涉国家最根本的利益，容易激起民族情绪。这一地区的”相互作用力量”不断变化：中国的实力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日本面临财政和宪法制约，美国”重新回到”亚太地区。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却没有一方拥有支配地位，或通过一场战争能取得支配地位。对该地区大国来说，通过军事力量解决争端的代价太大了。主权要求国将长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控制有争议岛屿的国家也不会轻言放弃。遥远未来的某一天，大家也许会明智地看待问题，现行政府将控制自己管辖的地区，但与此同时还要处理越来越多的摩擦。 为何出现新的紧张形势？ 关注国内政治似乎没有意义，中国将进行领导层换届，韩国和日本也将进行大选。现实情况是，外界对领土争端问题无能为力，当事人只能保持克制，避免激起适得其反的回应。 渔业资源和能源。 但两个熟知的因素正在火上浇油：地区（及全球）渔业资源日渐不足，对石油、天然气及其他海底资源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局外人只能起辅助性作用。 随着经济的转变，拥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在海洋蛋白质上的消费量已是原来的5倍，而中国国内及邻近水域因污染和过度捕捞已经遭到破坏。北京及其地方政府鼓励水产养殖，以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国减少在邻近海域捕鱼，但同时却鼓励更大、动力更强的船去深海捕鱼。这似乎是满足其海产品需求的合理方式，但却隐含幕后动机：通过中国渔民在有争议海域的存在来强调中国的合法主张。 中国是最大的玩家，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近年来，越南对渔业的依赖以及渔业出口量大幅提高。菲律宾渔民也受到鼓舞。日本担心中国渔船的捕捞会耗尽尖阁群岛周边的鱼类资源。台湾强硬的渔民也想要分一杯羹。每个国家都制定了捕鱼期和休渔期，限制捕捞鱼类的大小以保持稳定的渔业资源，但每个国家之间没有协调，他们的决定常常相互冲突。任何两个国家达成捕鱼协议的前提是解决领土争端问题，这在近期不可能实现。 进一步说，渔民不会顾忌太多，只看重赚钱。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几周前，来自香港的抗议者登上日本管辖的尖阁群岛。尽管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设置障碍，渔民还是把抗议者带到距海岸很近的地方，抗议者可以游到岸上，为此渔民可以得到几千美元的回报。这一事件仍不断引来各方抗议。一个更容易达成、更可靠的目标是，各方对渔船进行更严格的控制，根据共同达成的规定对行为不当者进行有效惩罚。 保障能源 。对南海蕴藏石油的估计从中国预计的多达177亿桶（比科威特的储量还大），少到170万桶。占有这些资源的吸引力巨大，但最后的回报可能会很小。 南海油气资源争夺赛的发令枪不是中国开的，而是越南，这是有充分证据的，2006年，越南率先批准在有争议的区域钻探。中国和菲律宾现在把其他争议海域进行招标，因为担心失去这些资源，可能也担心没有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被公之于众之后引其的反应。越南每天出产7000桶原油，对GDP大有促进，其他国家对此大为羡慕。 相似的是，中国最近设立三沙市，并随之在中国控制的南海地区建设军事要塞。但中国的行动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还没改变当前现状，这是对越南6月通过”海洋法”的直接回应，越南的”海洋法”也对相同的争议区域设立相似的行政机构。7月，美国国务院副新闻发言人对中国的举动进行官方谴责，但他没有提到越南之前的行动，这让越南与中国的交锋更加复杂。 中国与日本以及日本与韩国的争执也有害怕失去能源通道的原因，虽然这一原因不像南海那么紧迫。抢夺渔业资源是造成东海紧张局势的推动力。 让主权争端降温 。现在正是外交人士拿出提议的时候了，各方在缺乏共同开发框架的前提下应暂缓在有争议的水域钻探。东南亚各国外长（既包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也包括与中国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国家）应对海上争端诸国展开穿梭式访问，寻求解决方案。美国此时不应在该问题上起带头作用，而应强力呼吁此类程序，提供技术支持，回到不偏不倚的原则上。 同时，不属于该地区争端任何一方的国家可以提供良好的场所，协调一套具有恰当实施机制的渔业准则，从而能够长期维系和分配渔业资源。可以想到的是澳大利亚，也可以再找一个在世界渔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拥有管理经验的国家，例如挪威。捕鱼不需要护照，全世界对其可持续性都有兴趣。再一次，华盛顿的支持和技术帮助可以对处理不断升级的资源争议有所裨益。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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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NHK报道，一普通日本青年为云贵地震灾区做自愿者时被约30人围攻殴打，一对在华的日本夫妇在散步中也是无辜被殴打致伤。反观在日本约有80万华侨华人，到发此贴时，无一人因连日来祖国一小撮暴徒闹事而被围攻和殴打，更无一家中资企业或中国人店铺被打砸抢烧的报复行为。 涓子CLOYE ：一友最近因出差滯留日本。今早發微信給大家說她昨晚和同事在一小酒館吃飯，被發現是中國人，於是被上了一道菜寫著字。我們聽了都很擔心。誰知，是這樣的字，酒館師傅說，謝謝這樣的時刻願意來到日本，望和平友好。。。我的確有些意外。愛國，一定要用排外和仇恨來表達麼？ 19日第九天 @凤凰李淼 ：海上保安厅的最新消息：有10艘海监船、3艘渔政船在钓鱼岛附近航行，其中，海监船已离开24海里水域；截至今早7点前，2艘渔政船201、35001仍在24海里海域内。另外，海上保安厅仍未在24海里内发现大量中国渔船。 【2】骆家辉座驾在北京被包围 美联社：在周二的反日活动中，美国大使馆受到冲击，大约50名抗议者包围了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车，有人拔去了车头的国旗，该车轻微受损，骆家辉没有在冲突中受伤 。   【3】习近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9月19日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董建华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专访，透露：~~在游泳的过程中伤了背部，不过现在已经康复，并重新投入工作。 【4】寻找暴徒 王星WX ： 刚联系了西安警方，确认 @一个伤心妈妈9月15 确是在西安yx中丢了孩子，万幸当晚找到。这位母亲携女被拦。她哭着哀求，暴徒笑着砸车。因其微博表达问题，网友曾怀疑其真实性。 @记者刘向南 联系到了她，女儿7岁，受到惊吓，现在不上学，不和妈妈说话。她的微博已被隐藏。让我们帮妈妈帮民警，找到暴徒。   9月15日，西安， @一个伤心妈妈9月15 车辆被”破坏”现场。红色车辆为该女士所有，是一辆才买了两个月的新车。据该女士指认，最后一张图图片中白衣男子为主谋。   这位女士发微博称：“孩子在晚上10点多找到了，当时雨好大，孩子身上全湿了，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和人说话，我报公安了，当时接警的人很冷漠，说他也没办法。。你有视频你自己找吧！希望大家帮我找到这个人。”还请大家帮忙转发，让我们以微博的力量助其寻到责任者！谢谢！ 青岛警方星期三（9月19日）称，当地有6人因涉嫌在反日示威期间进行打砸抢烧而被刑事拘留。警方称，有关六人都是外地人，他们分别被指涉嫌抢劫罪、寻衅滋事罪以及放火罪。其中1人涉嫌打砸商场柜台并抢劫数码相机以及运动鞋。1人被指在日资企业前纵火以及在日系汽车4S店将展销的轿车焚烧。另外四人则被指冲击两个日系汽车4S店，持械打砸汽车。 9.15黄岛打砸抢烧偷：青岛瑞驰本田全记录 【5】北京地铁10号线日本大使馆附近亮马桥站暂时关闭 据北京地铁网站消息，从19日上午8时起至另有通知止，地铁10号线亮马桥站暂时封站，列车在此通过不停车。而13日起北京亮马桥路北日本大使馆附近的12条公交线路实行双向甩站通行，部分自行车道封闭。 【6】南昌一庙会用铁栏圈住行乞者 15日，江西新建县西山镇举办庙会，在庙会门口建了铁栏，将行乞者围在里面，并有工作人员送水送饭。18日， @新建县发布 称：对乞讨人员采取紧急临时性救助保护措施，动员乞讨人员自愿进入，救助点为开放式，是为避免出现踩踏事故。民政局已发放路费，将乞讨人员遣散。 【7】英国工程师卖家产来中国给流浪汉发包子 一名英国工程师卖掉3家公司、一处庄园及两辆跑车，来到中国西安给那些流浪汉发包子，一做就是7年。 【8】局长天天都上班 因在事故现场微笑而被网友搜出拥有十多块高档手表、被称为“表哥”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如今怎样?近日，记者致电陕西省安监局值班室，当问及陕西省纪委是否已调查杨达才、他现在是否正常上班时，工作人员回答“局长天天都上班”。 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一名学生向陕西财政厅申请公开延安车祸现场微笑局长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工资。其18日称，当天接到陕西财政厅办公室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告知，对其申请的内容已作出回复，并已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寄送。 【9】玫瑰精 近日，山东省济南市，一村庄遭红色污染，一夜之间路面均变成了红色。据悉是因为高速路上一辆车上掉下来一袋子化学品，正好落在了高速路下的一间汽修厂内。经多部门及时行动查出了村庄被染红的“元凶”为碱性玫瑰精。 【10】现在真是站着也能把钱挣了 【南京一家医院引进自动取精机】屌丝福利来了！南京一家医院引进自动取精机，屏幕播放艺术电影，房间内环绕立体声，机器下方还有按摩器，可自行调节速度频率。现在真是站着也能把钱挣了。 【11】用平板电脑上课 9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第九中学弘光分校初一（1）班的学生在试点使用平板电脑上历史课。 【12】1700万到此一游 【广发银行一储户意外进账1700万 账户安全遭质疑】昨日郑州市民王先生手机上突然连续接到394条进账提醒短信。0.99元、178.53元……5728232.19元……不到90分钟，进账1700多万元。“惊得我差点没把手机扔了。”“可能是系统出了问题，给您造成不便，向您表示歉意。”柜台人员表示。 【1700万到此一游】银行道歉后次日，王先生起床一开手机，发现又收到近400条钱被“转出”的短信，1700万元又“飞”了。网友评：一场人生起伏，王先生只收获了800条垃圾短信…… 【13】哈尔滨通报8·24特大交通事故调查结果：车辆超载致匝道倾覆 哈尔滨召开情况通报会，就8月24日发生的高架桥上行匝道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情况作出说明。经调查取证，认定此起事故是一起由于车辆严重超载而导致匝道倾覆、车辆翻落至地面，造成人员伤亡的特大交通事故。（人民日报） 【14】《白鹿原》被删剪的内容 @老恺 ：《白鹿原》被删剪的内容：1，仁义白鹿村上匾，涉及旧时乡绅文化；2，晒枣和泡枣，涉及阴阳房事；3田小娥抽大烟，涉及鸦片习俗；4，完全删除的女主角白灵，涉及陕北肃反错杀；5，枪毙土匪黑娃，涉及解放后镇反；6，解放白鹿原，抗日开始的1小时剧情全部被删，白孝文、黑娃、鹿兆鹏各自命运中断无结局。 【15】美国海军军官学校USNA集体恶搞翻拍鸟叔PSY神曲《江南Style》(강남스타일)火爆网络！ http://t.cn/zlzCtts 【16】巴黎地铁的广告，它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凡是有以下行为的……都是畜生！ 【17】iPhone5发行24小时订单达200万台 苹果公司股价首破700美元 每日电讯报报道，发布iPhone5后的最初24小时，苹果公司收到200万台订单，促使苹果公司股票价格首次突破700美元。17日早晨，苹果股价曾达到701.44美元，现回落至700美元。这令苹果公司市值达到656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价值最高上市公司。 【18】日本NHK：第九天 中国反日抗议依然影响日企 中国反日抗议行动依然影响在华日企，部分企业已恢复运营，但其他日企依然关闭。电子产品制造商索尼、日产、马自达、三菱以及铃木等4家汽车公司在华工厂都已重新开工，但丰田和本田依然关闭。部分日本零售超市也未开业，需要修复受损部分。 【中日岛争令东京股市受重挫】路透社消息，中日钓鱼岛之争令东京股市受到重挫，许多人担心岛争对两国经济和贸易影响加大。铂金价格已经下跌，部分原因是日本在中国的汽车工厂受损严重，而贵金属通常被用于汽车催化剂。尽管还没有从中国撤资打算，但日企可能重新考虑在华长期投资计划。 【日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町村信孝胸痛入院治疗】日本共同社报道，日自民党总裁候选人町村信孝18日晚出现胸痛不适，目前在接受治疗。其阵营干部表示，将根据结果判断是否继续参选。町村信孝之前曾表示，只让公务员上岛还不能表明日本对钓鱼岛已经实际支配了，要考虑充实自卫队、海上保安厅的人员和装备。 【英媒：抛售债券 中国动用“金融武器”迫使日本屈服？】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国商务部下属国际贸易研究院资深顾问称，中国应该动用其作为日本最大债权人（拥有2300亿美元日本外债）的身份，攻击日本证券市场，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危机，迫使日本屈服，从而放弃钓鱼岛“国有化”决定。 【19】俄超大型钻石矿曝光 超全球现有储量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日前公布了一储量估计超过万亿克拉的钻石矿，预计能满足全球宝石市场3000年需求。该矿位于西伯利亚东部一个直径超过100公里的陨石坑内，据称该矿于1970年代被发现，但俄一直为防止钻石价格被压垮损害自己的钻石业利益而隐瞒长期该发现。 【20】钓鱼岛海域权力格局形成大揭秘 视频： http://v.ifeng.com/history/shishijianzheng/201207/7234d583-9ffb-4212-804a-b335af0a6c9a.shtml 【21】报复 @郭松民 ：韩德强老师的声明：我为什么打这个汉奸     @假装在纽约 ：在天涯上看到的帖子，日本一论坛上有人号召去砸唐人街报复中国， 引来许多回复，下面是部分跟帖。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开头：一出未来悲剧的所有成分都已到位，夹杂着让人笑不出的闹剧：一位晕倒的日本大使；一碗热汤面的袭击；核战威胁；音乐会、数万私人旅游和大型活动被取消。81年前的民族创伤被重新揭开。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下，人们继续购买日本货。这就是2012年的中日关系。   有一个跟帖说，不要去中国报复，“这就像在自己家里把蟑螂踩出屎一样。”   @张凡夕 :法国facebook上关于此次事件的照片，下面评论大多是“希望没有任何伤亡”“不过日本侵略过中国，这一定很伤害他们的感情（然后下面有人开始普及南京大屠杀等bla bla bla）”“这两个国家我都喜欢”“希望他们不要开战”。目前还没有看到一条幸灾乐祸煽风点火类的评论 【日本福冈发生4起袭击中餐馆及中企事件】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昨天夜间至今天上午，福冈县志免町和福冈市博多区发生4起向中餐馆和中国企业建筑投石的事件。遇袭餐馆的玻璃受损，部分现场可看到手掌大的石头，幸无人受伤。其中3起事件在40分钟内连续发生，当地警方称同一人作案可能性较大。 【22】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疯狂了 因为失却了民族自信心，失却了一切约束，礼容，失却了理智的平衡，好像有一种预见凶兆，人们的愚恶本性乃放逸纵肆……。这样的国家一定是疯狂了……在这一切疯狂中间，人民的利益首先直接受其影响，但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者，压迫者，说一声“否”字。——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ECO中文网 ） 【23】还要有人类的高度 @静娅 ：上课时汽笛长鸣，我停下课让学生静静地听，鸣声停止后，心里有点难过，对学生说：希望我的同学们，听到这个时，不仅要有民族的情感、民族的立场，还要有人类的高度。中国百年，磨难深重，死了很多人，大家不要仅仅纠结于仇恨，应对所有人的生命保有一份敬意。 【24】回到未来 【25】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海明威 http://t.cn/zlzOvZZ  ( @喷嚏意图 ) @old_wine: 北京大雨救了蓟县大火，台艳照救了北京大雨，周克华救了艳照，薄谷开来救了周克华，哈尔滨大桥侧滑救了薄谷开来，陕西客车追尾救了哈尔滨大桥，杨局长的手表救了客车追尾，打空姐的方大国救了杨局长，钓鱼岛以来把他们全部都救了。   带一双好鞋，前去保卫钓鱼岛！专柜正品耐克、阿迪达斯、匡威换季秋装鞋服低至2.5折起，首次下单即送10元券，承诺假一赔百！ http://zhulituan.com/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图卦微信号】 penti_tugua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6953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张永宏 李静君：制造同意：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抗争 进入专题 ： 领导权 基层政府 维稳    ● 张永宏   李静君   　　 　　「内容提要」学术界对维稳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适应性和弹性的威权国家来解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从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来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然而，由于缺少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理论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互动的经验资料，目前对于维稳的机制和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足。本文运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通过华南和华北两个城市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基层政府吸纳工人、农民和业主抗争的微观过程。基层政府在日常维稳的工作中发展出三种策略来制造同意：将抗争中的讨价还价常规化、惯例化（物质上的让步）；设计和实施一套科层制游戏（程序同意）；在稳定和平安的口号下构建一个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道德领导）。通过深入分析政府和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丰富、生动的经验，笔者发现维稳是通过同意和强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即政府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妥协来达成的。 　　「关键词」领导权；基层政府；维稳；吸纳 　　 　　一、中国的治理难题 　　 　　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奇迹”故事在继续让世界震撼的同时，发生了社会政治转向。由于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阶层冲突，大量的集体动员不断地爆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的《社会蓝皮书》不完全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6年的90000起以上，在2010年增加到了180000件。尽管在诸如2008年奥运会这样的政治敏感期，政府显示出明显的压力，但总体上中国政府还是较为成功地遏制了大量的社会骚乱事件，并防止它们演变为有组织的跨阶级、地区和议题边界的抗议。 　　既有的中国研究领域可以分为有关中国国家研究和有关中国社会研究两个部分，这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二元性。一方面，政治学家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具有“弹性”（Nathan，2003）或者“适应性”（Chen，2010；Shambaugh ，2008）的特点。他们将这些特征归因于执政党聪明地处理领导人和平继替、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对媒体有系统的控制和利用、严密控制非政府组织、对审议式民主实践（例如公开听证会和投票）的逐渐运用以说服和影响民众（He Warren ，2011）的能力。与此相关，国内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科层制的理性化、新的激励和目标管理体制带来了政府的专业化和效率（渠敬东等，2009；王汉生、王一鸽，2009；曹正汉，2011）。这些研究都把社会稳定当成既定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对象来分析，这样就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群体性事件在国内高发、频发时，政府是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的？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有关集体动员以及来自农民、工人、中产阶级业主和其他社会运动主体的抗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正在运用一系列组织和修辞策略追求其劳动、土地和居住权利。这些研究围绕权利意识（Bernstein Lu，2003；Diamant et al.，2005；O ‘Brien Li，2006）、抵抗（Perry Selden，2010；Hsing ，2010）、阶级形成（Lee ，2007；Chan Pun，2009）和公民权（O ’Brien ，2001）等概念框架，描绘了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并敢于挑战政府权威的中国社会图像。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都试图解释抗争的出现，但是对于最终决定着这些动员的结果和有效性的政府应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这两种研究都缺乏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过程的分析，这些微观过程包括：政府官员如何与维权民众进行谈判？民众怎样面对政府？政府权威和公民权利的性质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是怎样发生转变的？我们需要在理论和经验资料上关注这些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口是本文的关注点。尽管理论议题非常不一样，我们的研究与魏昂德关于“新传统主义”（Walder，1986）这一开创性研究仍有着相似的关注点。魏昂德发现在改革以前，复杂的制度网络将民众和国家之间通过工具性、人缘化和庇护性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并获得了民众对权威规则的认可。这些政治安排以社会主义的工作单位为中心，由党员积极分子实施，民众按照阶级成分进行划分，积极分子和领导之间编织物质、社会和政治依赖网络，彼此交换政治忠诚、物质利益和政治安全。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魏昂德分析中对于经济改革以前处于不同时期的民众经验所作的同质化处理，而且他的分析还低估了国家发起的激进运动和民众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的认同的独立作用。然而，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仍然为我们观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的互动提供了异常敏锐的操作指针。笔者试图在本文中重新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的互动，但是经验分析的场所已经不是工作单位了，这一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已逐渐衰落了。如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在完全不同的、无定形的“场所”，在有序和冲突的“时刻”上演着。维稳只是多维度的国家—社会接口的一个切片，不过它很关键。 　　 　　二、领导权与基层政府 　　 　　（一）为什么是“领导权” 　　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和认知的镜头，来检验当代中国的政府权力和社会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它提供了一套概念表达方式，帮助我们揭示机制、形式、内容以及同意和强制之间的平衡等基本问题。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具体历史分析进行一般化和抽象，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提出了“领导权”概念，“从原先应用于反对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的观点，转向应用于在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统治工人阶级的机制”（Anderson，1976：20）。葛兰西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领导权”的理论含义进一步扩展，将它应用于揭示任一社会阶级在统治中所采取的系统和稳定的形式，如政治学（Prezworski，1985）、宗教运动（Laitin，1986；Tugal ，2009）和工作场所（Burawoy ，1979）的研究都应用了这一概念。 　　全面处理中国的“领导权”必然包含更加广泛的议题，远远不止本文所关注的维稳方面。现在，我们仅限定在中国的背景和维稳的主题下具体讨论葛兰西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和问题。有三个命题很关键：第一，同意和强制之间的组合和平衡；第二，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是国家衍生出来的；第三，将民众整合到统治结构中的方法和条件。 　　领导权是建立在暴力和同意的组合之上的统治，暴力与同意以多种方式保持平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中，葛兰西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对阶级统治的同意、文化和道德组合因素的系统考察。领导权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强制披着同意的甲胄，并制度化为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权力一般情况下“是由文化支配但由强制决定的”（Anderson，1976：42）。以灵活（或武断）的平衡把握这两极权力对于理解当今中国非常重要。首先，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动员政体，暴力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那么，改革时期的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处理，让同意与强制取得平衡。在维稳领域，警察的强制力量依然存在。然而，当面对大量“正常”的社会抗争时，重点很明显地就变成了如何慎用警力，如何安抚不满的群众以使他们自愿顺从，保持社会稳定，即使如此，强制力量的因素也从未远离基层政府和维权的民众。同意与强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不确定的、有伸缩性的平衡是维稳政治的要点。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仅仅是同意与强制按比例增减的事实本身就是领导权的基础。通过划界，允许正常的社会挑战存在，将其与需要用暴力解决的、严禁的政治抗议相区分，政府实际上就把正常的抗争吸收进统治结构中了，消解了它们的挑战性。在这些可容忍的抗争空间里，不满的民众小心翼翼地自我监督着，不敢越雷池一步，担心像过去那样失去相应的自由、机会以及权力。换句话说，暴力是减少了而不是消失了，暴力是渐渐逼近的而不是常态化调用的，这些是改革时期中国领导权的重要基础。 　　葛兰西概括性地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志愿团体、大众媒体、学校、教堂、工会、商业协会）和“政治社会”（政党、半官方协会）。他对东方（沙俄）“原始而胶着”的市民社会和西方有助于增强国家能力的“强大”的市民社会进行了对比。这些市民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国家的延伸”，而不是独立于国家或反抗国家，它们服务于教育和培养从属阶级的信条，使他们顺从统治阶级的习俗和规则。葛兰西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模棱两可、不明确的边界并不是疏忽，而且贴切地捕捉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例如，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被描述为“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因为政府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起和干预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地区，尽管村长是由每三年一次的村庄选举选出来的，但是这些村长从镇政府那里领取工资作为其工作的报酬。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许多在基层一线的人员和机构都是一只脚站在政府里，另一只脚站在社会里，它们包括调解委员会、居委会以及信息员（他们是本地居民，为政府做兼职信息搜集，政府给他们发工资），这些国家的衍生组织都是领导权的场所和代理人。 　　除了识别领导权的场所，葛兰西还提出了吸纳大众和制造大众同意的一般机制。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入党，不过，领导权的概念还可以引导我们去看待普通民众的吸纳。葛兰西的著作识别了三个一般机制：第一，政府或资本必须对劳动者或民众作出经济上的牺牲或让步。他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福特主义（Gramsci ，1971：285）；第二，同意是作为“程序正确性的内在原则”，并保持向参与开放的一种“方法”而出现的，就像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程序；第三，政府还要提供道德和知识上的领导，代表民众的利益并使他们确信这一利益就是普遍利益（Gramsci ，1971：57，161）。在下文中，笔者将揭示领导权的这些一般性的方法在维稳这一特定政府行为中的表现：花钱“买稳定”、玩程序游戏，将建立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作为实现普遍利益的一项工程。 　　除了场所和机制之外，领导权的概念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秩序中，什么才是它具体的历史内容或条件？对葛兰西来说，领导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植于议会民主制的。民主政治系统中的定期选举遮蔽了阶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怪诞的经济不平等。同意“需要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民众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能够行使基本的自主权……政府相信所有公民的民主平等权。正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由本身限制了集体意愿的社会可能性，从而使民众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Anderson，1976：30）。那么，在中国，领导权的条件是什么？ 　　两位政治学家都指出社会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抗争是遵循而不是挑战这两个已存在了两千年的国家合法性逻辑，这些洞见使我们深受启发。裴宜理（Perry ，2008）在分析政治修辞和民众抗议诉求时，认为经济福利和生存（而不是自由）仍继续决定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许慧文（Shue，2004：29）同样指出“当前的体制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保持平安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政治能力上，有了这个条件，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平安和稳定的确是国家领导权很明显的条件。但是在引用领导权这个概念时，本研究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领导权”与“合法性”有区别（Tugal ，2009），领导权包含被统治阶级通过支持统治阶级来部分地改变自己，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力量的压制。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当民众参与到“买稳定”时，他们既改变了政府权威的性质，也改变了公民权利的性质。其次，鉴于裴宜理和许慧文都把关注点放到作为政治哲学、修辞、意识形态系统的“合法性”上，我们则更加重视生动的实际经验，具体呈现权力的实践。通过观察领导权的具体过程，我们试图揭示基层政府权力秩序的妥协性。 　　（二）重新揭示“基层政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基层政府的政治重要性。笔者主要根据功能和实践而不是正式的层级来定义基层政府。这个术语指直接与维权民众互动的政府官员、层级和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通常指镇政府（农村）和街道办事处（城市），尽管有的时候，县（农村）、区（城市）政府和市政府需要出面处理特定的“非常事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专题： 领导权 基层政府 维稳   

迈克尔·D·耶茨：权力与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进入专题 ： 权力 社不平等    ● 迈克尔·D·耶茨   　　 　　本文译自美刊《每月评论》2012年3月号上刊登的文章《严重的社会不平等》（The Great Inequality），作者迈克尔·D.耶茨（Michael D.Yates）系该刊副主编，著有《为什么工会如此重要》、《威斯康星的起义：工人的反击》等著作。文章在分析了美国日益扩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的基础上，介绍了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教授埃瑞克·舒茨（Eric A.Schutz）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的权力理论。舒茨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不平等的解释的基础上，提出人们面临的限制条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限制条件根源于权力，权力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并指出由于雇主和劳动者在占有生产资料上的不平等，导致了雇主对劳动者的权力，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最后，他提出了改变目前这种权力结构的一些对策。? 　　?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们：日益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未来会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未来竟会是30年，但是迟来总比没有好。“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我们是99%”，从而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摆上了突出的政治议程。然而所谓的99%其实也包括一些富人，1%专指那些既控制美国经济命脉又控制美国政治命脉的人。而即使就1%而言，它也是一个多层次化的群体，在他们之中，处于社会顶层的人是那些拥有最大公司（包括一些卷入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间的大衰退的金融公司）的控股权的人。1%还包括那些竞选出资人、在国会中拥有重要地位的人、总统顾问、最高法院的人等等，他们使政府制定对富人有利的政策。? 　　既然“占领华尔街运动”把社会不平等问题放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我们有必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不平等。我们不能够只看问题的表面现象就下结论，认为社会的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需要从富人往穷人转移财富，尽管这样看起来可能富有戏剧性。我们需要新的收入分配理论，这样才能指导我们提出新的政策，更好地应对产生社会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幸运的是，埃瑞克·舒茨的新书《不平等与权力：阶级的经济学》（Inequality and Power：The Economics of Class）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分析。他的论证简单而直接。富人有保持富裕的优势，而穷人则处于贫穷的劣势地位。然而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富人对穷人的这种优势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并且不断地延续着这种优势地位关系。占优势地位的群体通过强化现存的社会和财产关系，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其他群体的权力。《每月评论》的读者一定不会对为什么这些富人是资本家而那些穷人是工人感到奇怪。与其他激进的著作不同的是，舒茨提供了具体的实例，并且引经据典，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分析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考虑各种复杂情况，但是一些著作分析的结论最终只会加剧基本权力的不平等。因此，抨击社会不平等仅仅需要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已。可能存在着许多有效的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办法，但是只有那些强调产生资本家的权力的方式的研究路径，才能最终消灭这种社会权力结构。? 　　舒茨的书中没有多少数据，只有朴素的原理。在分析他的理论之前，让我们首先看一下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状。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现实令人震惊，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但最重要的两种不平等是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收入是一定时期内人们得到的现金流或实物流，比如每小时的工资或每年的分红。一般以金钱或实物的形式存在，实物如提供给工人的食宿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在美国又比其他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任总统以来，美国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的无情打压，收入差距也快速地增长起来。

胡夏枫 周祖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民主陷阱 进入专题 ： 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 民主陷阱    ● 胡夏枫   周祖成   　　 　　政治合法性是西方根据自由主义宪政原理提出的概念，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对中国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照搬西方政治合法性原理与评价标准体系，有可能对中国政治作出错误的评价。关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实现形式，传统观点更多地着眼于宪政与民主的形式要件，而在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合法性在于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有效为人民群众谋取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这样的理念并认真实践，在其执政过程中通过有效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而达成了真实内在的合法性。 　　 　　一、合法性与话语权的争夺 　　 　　合法性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概念，通常指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被民众所认可的程度。政党执政合法性是政治学和法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合法性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合法性，它将很快就会崩溃瓦解。马克斯·韦伯认为，若要维持统治的持久存在，必须唤起合法性的信仰。1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2戴维·伊斯顿认为，人们支持的政治系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当局（政府）。3二战以后，基于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在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没有硝烟的战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认为：当今政府合法性最普遍的来源是执行民主政治和顺应民意。政府时常提出符合民意的法令来实行治理，然而这类法令的来源因政权不同而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民主的合法性来自其定期的、自由公正的竞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则认为：原则上，共产主义国家通过民众对共产主义社会无以伦比的经济平等性和经济增长的期望来获得合法性。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共产主义国家在民主的问题上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在与西方自由思潮竞争的初期会取得道德上的优位和政治上的正当性，而在后来的竞争中却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呢？在竞争的初期，殖民时代后期的民族民主独立运动对民族共同体独立存在的正当性需要理论上的支撑，而社会主义的共同体观念可以为之提供所需。许多人相信，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民主的某种形式——将是一件好事，如果它真能奏效的话。4苏联的经济成就为其提供了绝对的证明。英美国家的福利国家或社会民主思想还未显示出效果，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剥削仍然严重地存在。在民众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在经济领域则是保持着绝对的自由主义，任何对经济的干预都被认为是不民主的。而社会主义的民主不仅涵盖政治领域而且涉及到经济和文化领域。苏联模式的破灭，中国出现的政策摇摆及经济的“大民主”造成的恶果，让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效果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蔓延到了政治领域。而随着福利国家效果的显现，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修正，“通过促进实际上的需要的满足，资本主义也为政治民主并最终为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奠定了基础”5。 　　在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处于低潮期的情况下，正如强世功所指出的，与西方世界努力争夺“民主”话语的主导权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首先采取了“硬着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并拱手让出了文化领导权，丧失了对“民主”概念的解释权；接着又以不争论的方式处理政治正当性问题，致使中国政治丧失了政治正当性原则的是非辩论，窒息了中国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活力；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又迅速地在“告别革命”中拥抱了英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传统所树立起来的集体主义、团结友爱和无私奉献的伦理思想受到了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的冲击，我们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新兴精英阶层在全球化的经济生活中享受短暂的和平和私人的快乐，以一种非政治化的天真在全球化的空洞许诺中丧失了政治意志、政治独立和文化自主，丧失了对生活意义的界定权和对生活方式的辩护权，只能以尾随者的心态努力追求被西方世界承认。6人们逐渐用西方自由主义宪政思想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而且不再将眼光集中在某些个别的事件上7，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矛头对准了改革开放。如张雪忠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改革开放曾经具有较强的正面色彩，但这种色彩已经开始消褪。因为，今天人们所听到的改革措施，经常是为了使权力寻租更为便利，而不是为了革除各种社会弊病。8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使用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准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民主在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对抗中处于守势的情况下，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观念占据了政治道德制高点，自由主义民主人士掌握了民主政治的话语权，使用如此单一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就是一场结果已定的战斗。这种做法，在敌我对抗的情状下，无所谓正当与否，但是在民族国家后的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显然是缺乏基本的政治道德支撑的，也纵容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成为新的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新殖民。 　　 　　二、民主政治之于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眼中，民主政治不仅包括阶段性的选举制度，更重要的是包括劳动和分配的方式。“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公共、政治领域里的事实，才是他学说的重要部分。”9“争取经济民主的运动比其早先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来，之所以进展更慢、更不确定，一个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比起限制选举权而言，其不公正性远非那么不言自明。”并且，如果一种既对参与者不过分要求又对大生产不至于产生太大损害的直接民主的形式不容易找到，那人们会转向寻求一种代表制的经济民主。10其结果就造成了，人们对拥有权利的极度热衷，而对于权利的行使却难有兴趣。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民主的要求不拘于政治的层面，而扩大到经济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包含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双重民主政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决定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政治万能主义的思想模糊和混淆了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的辩证关系。而在当前，又存在这样一种声音：中国共产党将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显然是一种阴险的论调。西方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的领域，它只能在政治语言中被构想，并且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够达到。你不能在发展经济学中谈论民主，“自由”和“正义”不作为技术术语存在于经济科学之中。并且你不能够在发展的背上驶向民主，发展不是驶向那儿的，无论如何为了达到民主你必须行动。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通常认为快速发展与民主二者是相互冲突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反民主的强力。此外，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增进繁荣，而是指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扩张。经济发展意味着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民投入到有等级制度的组织之中，在这些等级组织中，人们的工作在效率最大化的规则之下被规范。并且这种形式意味着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消费者，也就是成为其生活依赖于大机器生产的东西的人们。这两个趋势都是反民主的。因此，即便一个社会有民主的宪法、选举、自由言论和人权保障，经济发展也在每个人生活的中心放置了一种反民主的黑洞。由此可见，以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实就是以“反民主”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 　　实际上，社会主义不反对民主政治，但反对终极性的，只包含自由主义宪政模式的民主。早在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没有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就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发展，就不能保障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又要大大地加强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和基础。因此，我们的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主张：以经济发展来决定政治民主的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并为实现更高等级的目标准备必要的条件。“民主制也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国家制度的顶点。在民主制中，全部政治权力回归社会，国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就开始消亡了。要实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民主制是必经的最后环节，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才会消亡。”民主政治是实现天下大同这一宏大目标的必要过程，而非终点。因此，西方学者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在话语权上的优势定性为所谓“历史的终结”，并以此来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显然是不公正的，二者并未在同一概念平台上讨论中国问题。 　　在现阶段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问题上，民主政治被偷换了概念，具有阶段属性的民主政治被自由主义宪政民主所取代。将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提出，又将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反对民主政治的政治道德逆流。这是十分不恰当的，不仅给了反对者以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口实，而且误导了人民群众，阻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实际上是政治万能主义转换为了经济发展万能主义，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念。 　　 　　三、以与民众的互动与融合作为合法性基础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理论的集大成者，列宁在论述党的力量源泉的时候，将自发性和自觉性应用到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列宁认为：群众体现自发性，党体现自觉性。党自身本无力量可言，但如果能够驾驭由于群众不满和群众运动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它便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了几次变更，其核心在于如何维持治理国家的政治资源和能力，即保证执政的力量源泉。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三大法宝，其中之一便是群众路线。正因为有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可以把政权伸展到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建构一个比国民政府规模更大而且有效率的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上的政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之所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基本的力量源泉，实现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从中得到执政的合法性。 　　经过十年浩劫，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也是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互动与融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办法，开拓了许多新路子，创造了许多新模式，有力地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而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关键，仍然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实现这一点，应当重视以下问题：首先，在世界政治的发展趋势是朝着现代自由民主的方向演进的情势下，协调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改革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虽然不能单独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搭建了一个平台，是中国共产党团结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并回报群众的良性循环的一个关键环节。其次，发展作为阶段性目标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但社会主义视野中的人类政治生活并没有终结。民主的发展，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的融合和裂隙的弥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民主”的实现在于克服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异化，而那种与市民社会特定个人利益相脱离，并且高于它们的政治领域，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因此，应当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功能，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互动融合的组织保障。 　　 　　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近来国内外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守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话语霸权和经济发展的表面化归纳，都不足以概括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最应该重视的力量源泉和保障。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的密切互动和融合，是中国共产党继续拥有执政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胡夏枫，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周祖成，单位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注释】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9-241页。 　　2［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4510［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7、365、366页。 　　6强世功：《政制发展之谜（下）——香江边上的思考之十三》，《读书》2009年第2期。 　　7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法性危机发生在毛泽东逝世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89年政治风波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第二次合法性危机。参见［加］安德鲁·拉利波特、［英］马克·蓝滕《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杨大群编译，《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6期。 　　8张雪忠：《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危机》，《联合早报》2008年9月21日。 　　9［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页。    进入专题： 中国共产党 执政合法性 民主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