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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课题组：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出路 进入专题 ： 农民工    ● 清华课题组   　　 　　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该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之多。与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但数量占优，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征。 　　这些年轻的工人在艰难地适应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节奏之前，就已经在学校生活中养成了都市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广泛使用互联网、工余时间与同伴好友不时聚会，进入各种娱乐场所消费。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发展预期。与城乡、企业、国家也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型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行动频繁多发，诉求发生了根本转变，集中体现为主动要求大幅度加薪、重组工会、落实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等。 　　缓解工人集体抗争诉求经济利益事件的频发，政府和企业应直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群体新特征，致力于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 　　 　　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乡、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变化。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认同城市价值观。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5.7%的工人会上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他们把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置于城市，调查显示，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发展的比例高达58.4%。 　　就认同与未来定位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明显的城市特征，如对工作发展性与舒适性的追求、对留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渴望。新生代农民工也强烈体现出想获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尊重与公平待遇的愿望。 　　新生代的消费与城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大体相同：喜欢新潮衣服，需要娱乐活动，更多地利用通信手段与人交流。在休息时间偏爱玩电脑、玩手机，喜欢上网，热衷以主动性和互动式为特征的信息使用、网络社交和娱乐。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对农村生活较为陌生，也较欠缺认同感；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3.73元，仅为58.4%。可以说，整个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经济支持在逐渐减弱。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整体特征。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排斥自己在户籍制度下的“农民”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将近半数（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只有25.4%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户籍身份“农民”表示认可。这一比例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加多样且态度积极。有人明确表明，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跟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甚至是中产阶级，而老一代农民工则多选“打工者”“个体户”，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奴隶”。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继续在阻碍他们成为“城市人”。“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固化了这种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寻找向上的就业空间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企业的新型劳动者，有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追求。在企业中，他们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接受了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而且也更多地参与了技能培训，更愿意在技能培训和其他学习培训上投资。 　　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希望工作环境安全、企业管理规范；在工作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关注工作的晋升空间。虽然部分企业糟糕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食宿条件，会同样造成两代农民工的不满，但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更多地关注工作本身的意义和发展前景。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八个月就要换一份工作，而老一代农民工一份工作差不多会做两年。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看，新生代也要比老一代短许多。截至2011年，就总体（包括换过工作的和没换过工作的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6.2年，大约是新生代农民工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2.1年）的3倍。 　　调查显示，离职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工资或福利待遇差”，两代农民工中都有超过50%的人因此离职。“工作环境差”是两代农民工离职的第二大原因，老一代和新生代中也都有超过25%的人因此离职。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的是，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晋升空间小”而离职，还有18.4%新生代农民工将“工作太无聊”列为离职原因。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因这两个原因离职的比例只占5%左右。 　　与前述“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并存的“工厂专制政体”也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原因。“工厂专制政体”主要指生产过程中高强度、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而缺少人性的管理制度，肮脏、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这一点上与老一代相差无几。在他们中，有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时间的因素，就可看出，他们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伤害。此外，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还低574元。可以说，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更低、受工伤和得职业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们从企业中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比老一代农民工强多少。 　　对于工作和职业发展具有更高期望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群体行动和依法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努力争取推进制度的变革。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作的“短工化”就业方式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也开始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反抗身份歧视，并努力争取城市公民的身份。 　　 　　从维权运动转向利益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为频繁地卷入集体抗争行动。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分别为4.3和12.4年），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应也更低一些（分别为14.1%和19.5%），但是，有群体维权运动经历者的比例却与老一代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4.5%和5.0%），这意味着新生代比老一代更多地参与了维权活动，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行动还反映出，他们不仅频繁参与各种抗争活动，而且在诉求目标、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方面，都显示出新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被动维权”，即在自身权益严重受损时才起而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无论是自身权益受损，还是身边的亲友、老乡、同事权益遭受侵害，甚至与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临不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都明显比老一代更愿意参与到相应的群体性维权活动中去。 　　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从而推动维权运动向利益诉求转变；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对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制度诉求直接挑战了现有的规制方式和工厂政体，迫使政府和企业部分地对其行动做出实质性回应，例如，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在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引发的汽配行业的罢工潮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电子业的“欧姆停工事件”则推动了工会直选在深圳的逐渐推广。这些抗争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 　　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的大规模群体性冲突时有发生，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广州增城事件”和最近的“中山沙溪事件”都是例证。这些冲突事件表面上看是地域族群矛盾（如四川人与广东人）的激化，实则是农民工对于“二等公民”身份不满情绪的爆发，是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必定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反抗歧视，争取城市公民权之前奏。 　　可以预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以流出地的城镇为基点来思考他们今后的发展前景，因而对于他们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如不消除，必将引发更为强烈的反抗。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 　　 　　打破旧体制牢笼为惟一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及其积极抗争行动，预示着“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个十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要求全社会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近几年，有关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展了若干方面的工作，比如允许社保接续，部分地区开展了取消户籍制度的试点等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远远不够。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但难以满足逐渐增加的各类花费支出，增长的收入被不断上涨的房租、物价侵蚀，维持型的收入水平难以支撑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某些福利待遇仍然与户籍挂钩，难以覆盖到农民工；社保接续难以转走企业上缴部分等等。 　　只有彻底破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才有可能使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尊严，才能最终使他们摘掉“农民工”这顶体现着社会不公正的帽子。政府和企业应直面“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内在矛盾，在企业中落实“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社区公民”身份。 　　 　　出路何在 　　 　　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基本方向。随着中等教育普及，劳动力构成逐渐改变，老一代、低学历的农民工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诉求已经明显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是以城市为基点来考虑未来的发展，这与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必然发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他们正以越来越积极的行动表达对这一体制的抗议。日益激烈的维权抗争行动表明，现行“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难以维系，必须加以改变，这正是调整劳动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经理层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企业公民权利包含很多内容，但是，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 　　课题组发现，从现在开始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企业公民”的权利已具备可行条件：第一，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和各种渠道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的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经验。第二，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在课题组搜集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案例中，经济目标都非常明确，不符合企业利润状况的加薪要求和激进的政治诉求微乎其微。第三，法律和市场是农民工行动和谈判的两根准绳。工人在行动过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动方式是否违法；在提出诉求和进行集体谈判时，往往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资水准、市场用工状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集体议价机制的实现，将是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还将促进消费，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要完全实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权利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能逐次推展，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虑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设计。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爆发的一些剧烈的群体性冲突已经表明：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困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此种“社区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已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 　　 　　课题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毕向阳、何江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李阿林，博士研究生汪建华、黄斌欢，硕士研究生李林卓、李蓝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顾晓今、姚晓迅、江发文。 　　 　　作者：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 　　来源：《中国改革》    进入专题： 农民工   

图：重庆市垫江县曹回镇女子彭淑华，因拆迁赔偿被商业街项目工地负责人推入搅拌机。 重庆，中国——9月6日有网帖称，重庆垫江县女子因同曹家商业街施工负责人理论房屋拆迁补偿，理论过程中被负责人推入搅拌机料斗内，任由该女子被搅拌机反复挤压，导致受伤较为严重。目前当地政府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9月6日有网帖称重庆垫江县女子彭淑华因房屋拆迁赔偿得不到正规的房屋拆迁赔偿合同，5日晚找到曹家商业街正在修建房屋的工地负责人理论房屋拆迁赔偿，工地负责人与伤者彭淑华理论房屋赔偿事宜时发生争吵，随后工地负责人打电话后，大吼“你这是找死”，竟然将伤者彭淑华推向正在工作的搅伴机，并开动搅拌机，致使伤者彭淑华被推入搅拌机料斗内，随后抛下并用搅拌机料斗反复挤压，现伤者经医院抢救初步鉴定手臂严重骨折，胸内肺部撕裂出血，已出现积水，伤者因呼吸极度困难而住在重症监护室。 对于重庆市垫江县曹回镇女子彭淑华，因拆迁赔偿被商业街项目工地负责人推入搅拌机一事，南都深度通过微博发消息称，该镇城建办主任肖建国称，伤者今天已送往重庆市新桥医院治疗，费用由工地方承担。同时派出所已对此事立案调查，司法所、综治办等单位也已介入，具体案情尚在调查中。 FMN

衡阳，湖南——自从“绿色和平”组织曝光2008年外国机构利用湖南衡阳江口镇中心小学学生进行转基因大米实验后，官方和研究者的回应就出现了诸多矛盾，但双方都称家长对此事知情。而根据《新京报》9月6日的报道，参与实验的学生家长并不知道情况也没见过和签过同意书，学校只称是提供“营养餐”，每个月还对学生以“体检”名义抽3次血。 据悉，江口镇小学多名参与试验的学生的家长接受采访时称，当初江口小学宣称向学生免费提供营养餐，并提供免费抽血体检，并不知这是一个试验，未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江口镇农民刘桃英和其他学生家长证实，2008年下半学期，江口小学召开家长会，会上时任校长贺仲秋对家长称，学校正在受国家专项资助，将免费向学生提供特制的“营养餐”，早、中餐均在学校吃，营养餐可让学生“更胖、更高、更健康”。 刘桃英的孙子曾吃过学校免费提供的“营养餐”，条件是每月要抽3次血，每次分餐前餐后各抽2毫升的血，“后来担心孩子太小，哪能老抽血，就不让孩子在学校吃那种餐了”。 另一名村民谢菊花称，“学校当时并未解释为何抽血，就说是要给学生定期体检，每次抽完血后会给学生每人一盒牛奶和一个苹果”。 多名家长看到在他们孩子身上做“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相关信息后表示焦虑和担忧，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彻查此事，将真相公开，并对他们的子女进行全面体检以确保健康。 而江口小学原校长贺仲秋则称，参与实验的家长都签订了知情同意书，不过他已经无法联系，而且事发后很多家长找他希望了解情况。 此前，湖南省、衡阳市两级疾控中心发布通告称，只在该校学生中进行过“维生素A在人体内转化效率”的试验，否认与国外机构关联，称试验所选食材取自本地，绝非转基因产品。 然而主导这一实验的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华裔女教授唐广文教授承认进行了该项试验，该实验获得了中美两国的批准，并得到了涉事儿童家长的同意。试验共有72名儿童参加，在35天的时间里，这些儿童分别被喂以转基因的“黄金大米”、菠菜和胡萝卜素胶囊，最终结果显示，“黄金大米”在补充维生素A方面同胶囊一样有效，同时优于富含胡萝卜素的菠菜。而且研究论文中写道，参与该项实验的还有湖南疾病控制中心，北京国家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和浙江医学科学院。 9月5日晚，中国疾控中心发表声明回应“黄金大米”事件，否认了参与组织转基因“黄金大米”人体试验传闻。并称湖南当地试验为中美不同项目现场合并，中方项目没有转基因大米研究，美国项目中是否含“黄金大米”尚待调查。 这一事件因为上述各方的口径不一而导致民众的质疑之声不断，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全面的调查结果公布。 FMN 引用：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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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志强：我认识的章含之 进入专题 ： 章含之    ● 鲁志强   　　 　　《中国发展观察》杂志创刊时，曾聘请一些专家组成学术指导委员会，以保证刊物质量。章含之是委员会第一位辞世的委员。章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曾和我同属办公厅系统，有不少共事合作，也难免龃龉磕碰。章含之去世了，作为同事和杂志负责人，于情于理都应该为她做点什么——不论历史的恩怨是非，无关社会的毁誉好恶，只为一段同事情份。 　　 　　一 　　 　　1990年章含之随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先后任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外事处（对外称外事办公室，1994年更名为国际合作部,章先后任副主任、负责人）。1992年我调任办公厅主任，与章含之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和联系。 　　 　　章含之对工作尽职尽责，非常认真，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记得，1993年中心与云南省政府联合组织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我和章含之带一个小组先行赴昆明筹备，章负责会议具体筹备工作，我负责中心协调与配合。在与云南的联席会上，章含之提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从议题到代表遴选，从日程到住宿，从会场布置到茶歇方案，从翻译选聘到同期设备等等。云南方一一答复，并对不足提出了弥补或替代方案。会后，还实地检查了会场和驻地，并比较了其他备选会址。至此，会议筹备应该说已大体就绪，没想到章含之又邀我们同逛昆明商场，重点是看各种小食品。对每一个商店的每一种感兴趣商品，章含之都仔细挑选、品尝。开始我以为她爱吃零食，想挑一些昆明特产，但细看后感觉又不太像。直到后来她郑重决定：会议茶歇用的咖啡和食品从北京采购运来，我才明白她的真实意图。更意外的是，章含之甚至提出，她在昆明没有找到理想的咖啡壶，也想从北京买来，不行就用她家的。精心的准备，换来会议的巨大成功，云南省十分满意。意外的是，四川省政府听说后，派专人执函到中心洽谈，要求开一个同样的会，以推动四川的对外开放。 　　 　　工作中，章含之常常显得急躁，有时甚至让人感到霸道。记得1996年中心在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我报到后刚进入房间，就听到楼道里人声嘈杂。出门就看到，章含之正恼怒地训斥几个助手：怎么可以这么干，我撤你们的职！由于愤怒，章含之的嗓子都岔了声。几个部下也红着脸顶撞：你撤吧，这活没法干了。我费好大劲把章含之拉回房间，才知道事情源于座位名签摆放。事情不大，也不难纠正，但章含之容不得一点差错，也听不进解释。几个小伙子忙得没日没夜，辛苦加委屈，一件小事酿成了大吵。但章含之对工作完美的追求，不能不让人叹服。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外事无小事”。现在想起来，那次会议称得上中心最成功的国际会议之一，两个“明星”相映成辉。一个是当时的中心主任孙尚清，一身帅气、潇洒、睿智，可惜会后不久尚清突然病逝，这次出场竟然成为 “绝唱”。另一个是章含之，主持闭幕酒会时，表现优雅、从容、风趣，使我想起一句话：工作中的女人是美丽的。 　　 　　章含之在中心做了不少工作，想起这些往事，不由猜想：章含之工作如此尽心尽力，如此在意工作的完美和理想，甚至不惜争吵、暴怒，动力来自何处？我想，除了外交部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锻炼，以及由此培育的使命感外，恐怕在章含之的潜意识里，每一次外事活动都不由自己地当做了展示个人理念、抱负、风采的舞台。即使早已退出了中国外交大舞台，还是惯性地把中心当作了外交战场，恰如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者。章含之的努力和执着，帮助中心党组实现了外事工作转型的设想：从过去消极被动的“外事工作”升华为积极主动的“国际合作”，使中心外事工作上档次、上规模，在国际合作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这种理念和目标的巨大飞跃，使国际合作成为中心工作的一大亮点，并进而发展成中心工作的重要一翼，上升为中心的全局性工作。如果考虑到，当时中心还没有专项外事经费，章含之不仅要认真组织具体大小活动，还要利用老关系和老渠道筹集资金，这些成绩的取得弥显珍贵。 　　 　　二 　　 　　作为同事，章含之绝不属于随和谦恭、温良可亲、人缘甚好一类，也不属于心机无常、城府难测、锱铢必较的一种。生活中、同事间，章含之不乏热情、率直、简单，甚至不时显出一些天真。有几件小事： 　　 　　章含之喜欢热闹，喜欢聊天（准确地说是“侃”）。还是1993年在昆明，我和筹备小组下午抵达，她晚上由曼谷飞抵昆明。晚上我去看她，发现外事的几个人都在房间，桌上摆满了由泰国带回的小食品。等我进屋，稍加寒暄，章含之继续侃。章含之喜欢的聊天，更多地是她侃别人听，其势若票友花钱请亲朋捧场。当晚主题是泰国之行的见闻和遭遇，章含之甩掉鞋，全身兴奋，手舞足蹈，至晚不显倦意，执意不许别人早退。 　　 　　有一年外事办一位同事结婚，章含之热心代为操办。我受邀参加，第一次进入那个著名的四合院。参加婚礼的有五、六十人，除了一般程式外，不同的是请来大饭店厨师，采用西式冷餐会的形式。在仪式上，章含之出出进进，忙里忙外，招呼来宾，布置干活，不使任一来宾感到冷落，不让任一环节出现疏忽。我是第一次来，章含之特意带我参观四合院，对房间里的一些物品和照片，包括乔冠华的照片，她都简略介绍背后的故事。这时的章含之更像一个大家主妇，殷勤、得体、周到。 　　 　　1992年刘中一由农业部长调任中心党组书记，章含之不认识中一。不久，新书记召开司局长会，开会的会议室沿墙布置一圈沙发。章含之那天迟到，进门一扫会场，只有一个大沙发还有空位，就急忙一屁股坐下。没想到旁边的老头突然开口主持会议，这才发现自己和会议主席坐在了同一个沙发，大概此时才明白为什么只有这个沙发有空位。只见章含之状如触电，腾地弹起来，嚅嗫着道歉：我不知道您是中一。看到年近60、体态微胖的章含之如同新上岗的小姑娘，显得如此局促，全体一场爆笑。中一笑言：这个座位就是留给你的。见过多少大场面，接触过多少伟人的章含之，应对一个突发小尴尬竟成小女人状，想起来就觉得好笑和奇怪。 　　 　　1992年中心职称评定，章含之代表国际合作部任评委。会上一申报人答非所问，会议主持人见大家没有异议，就宣布结束答辩。中间我有事出来碰上章含之，她心急火燎地拉着我说：我这个外行都听出那个人答不出来，怎么你们都不吱声，就这么通过了？我说：评委最有效的表达方式是选票，不是表态，干嘛点明了让人难堪。章含之恍然大悟，笑说：看来是我傻。后来那个申报人没有通过评定。 　　 　　章含之换肾成功后，我去医院探视。手术后的章含之大大咧咧，谈笑风生。依然是她侃我听，主题是换肾的过程和细节，包括怎么住院、什么肾源、如何手术、什么医生主刀、术后效果、以及住院期间听到的轶闻奇事。印象深的两点：一是她由衷地高兴，谈话中多次用夸张的神态谈到如何“运气”、“幸运”、“凑巧”，显得非常满足。这时的章含之对生命充满了自信和期望，大谈出院后的工作设想和生活安排。二是章含之郑重地对我谈起大病后的体会，大意是：过去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能阻挡我的事情，这场大病让我懂得了还有疾病无法抗拒。如此“大彻大悟”的体会真令我有些意外。但凡到奈何桥转悠一趟，差点喝碗孟婆汤后，绝大多数人的体会，或是感慨命运的无常，或是更加珍惜生命，或是更加宽容大度，或是更加超然出世。而章含之不同，竟然是感慨生命潜力有限，感慨终究不是超人、超自然人。联系章含之一生细想这句话，我隐约感到，也许这就是她一生坚持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模式。用这句话揣摩她的一生，对章含之可能会认识得更深一层。循着这条线索，体察她的为人处事，也许会更多一些理解。由此推及她的同时代人，也许认识会更立体、更丰满，也更真实一些。 　　 　　三 　　 　　1990年章含之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14年，乔冠华已去世7年。中国远离了“风雨”，章含之来到中心脱离了各种漩涡，有了安享“风雨”后平静的可能。纵观章含之一生，在中心的18年，可以说是她一生中相对最宁静的日子。在中心这个超脱的平静港湾里，章含之得以静心写出了四本著作。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章含之被推荐为政府特殊津贴候选人可算一次。不过，这次不是她招惹“政治”，而是“政治”还没忘记她。 　　 　　事情发生在1992年。由于当时的中心党组意见分歧，政府特殊津贴推荐已经连续三年流产。党组决心改变这种莫名现象，并采取了多项关键措施，其中首次采用的民主评选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即，初选由副研究员以上全体成员无记名、无候选人投票，按得票顺序报党组审批。这次评选顺利产生了中心第一批特贴人选，章含之按得票数排在最后一名，过程和结果都获得了满堂彩。意外的是，在名单公布前夕，人事部突然通知，接到举报说章含之等三人有严重政治问题，人事部决定取消三人资格。问题的严重性不仅是拿掉三个同志，有违民心和党组权威，还会影响中心诚信，波及以后的推荐，何况事涉三人的政治结论。既然被逼在角落，只有彻底说清三人情况，才能还三人清白，还中心清白。为此，我陪孙尚清副主任两访人事部，感谢人事部的体谅和理解，终于争取到了“说明情况，再行复议”的转机和余地。为此，我调阅了章含之等三人的档案，整理成报告送人事部。最后的结果是：三人当年不再推荐，作为次年名额重新提出。章含之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获得了政府特贴。我估计，她至死也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历史证明这样处理是明智的，避免留一大笑柄——另两位同志，一位是当今中国农业政策的有数权威，一位是有影响的外经外资泰斗。 　　 　　奇怪的是，现在怎么也想不起章含之档案里的只言片语，脑子里真正的一片空白。现在分析，有几种可能：一，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是筛选材料说明问题，目标是择要拷贝人事部，其他都不在关心之列。二，我亲历十年文革，那个疯狂、荒唐年代发生的一切尚历历在目，没有新鲜感，很难进入记忆。三，章含之在文革中的是是非非都与中心无关，没有兴趣多看一眼。 　　 　　章含之一生喜欢风光，不耐寂寞。令人意外的是她的遗愿：最后的归宿要回到养父膝下。在女人一生的三个角色（女儿、妻子和母亲）中，章含之最终选择了女儿。我不知道这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她潜意识中的清醒。因为，只有作为女儿，才可能是女人一生中最为安全，最为恬静的时光。只有呵护，没有惊扰，只有温情，没有风雨。 　　 　　斯人已逝，但愿这篇文字没有打扰她的清梦。    进入专题： 章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