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南方都市报 　　 　　　　这一标志性环保事件与其他民间抗争运动共同推动台湾向民主社会疾行 　　 　　　　蒋经国已经老了。1979年3月10日，他拒绝为自己办寿筵，乘船到马祖与驻军一起度过他的70岁生日。国民党政府的日子并不好过，美国已在这一年的元旦与台湾正式“断交”，党外势力的抗争越来越公开化，而党内分裂也达到来台后的顶点。12月10日上午，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蒋经国以党主席的身份称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话音刚落，又发生了“美丽岛事件”。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就是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如何处置“美丽岛事件”中的反对派领袖，颇令台湾当局头痛。接下来军事法庭的公开审判，使被告批评国民党的辩护词传遍了整个台湾。军法大审之后，国民党的形象受到进一步的损害，而蒋经国继续主导着台湾威权政体的转型，在1980年底，因美台“断交”而中止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得以恢复。 　　 　　　　上世纪80年代被誉为台湾社运的“黄金十年”，在这一轮社运风潮中，环保抗争是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广泛的运动之一。起始于1986年的鹿港“反杜邦”个案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反杜邦”运动持续了一年多，它标志着环保运动开始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也使地方环保抗争首次成为全台湾的话题。在“反杜邦”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到半年，“台湾行政院卫生署”下的“环保局”即升格为“环保署”，而实行了近40年的“戒严令”也被解除。 　　 　　　　古镇来了“最大外资”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见到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马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 　　 　　　　——罗大佑(台湾音乐人) 　　 　　　　1980年，还在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读书的罗大佑创作了《鹿港小镇》。这首传唱一时的歌曲，是作者对社会转型期间变化不适应的一种产物。他事后回忆说，当时十大建设已经完成，台北的农村景观迅速地消失，有一种失去纯朴生活的感觉。他想透过一种呐喊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的伤感：“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罗大佑不是鹿港人，但他清楚，在与现代化的台北做对比时，传统的鹿港能提供最强烈的反差。鹿港是台湾的历史重镇，隶属于彰化县。这个近40平方公里的小镇古风浓厚，有全台湾第一个“古迹保护区”，弯曲的街巷中散布的庙宇就有120余座。当地人士在上世纪70年代就组织了“文物维护及地方发展促进委员会”，并举行每年一度的“全国民俗才艺竞赛”，一种世代相传的文化保守主义气质，使他们对工商文明的负面效应格外敏感。 　　 　　　　在罗大佑创作《鹿港小镇》几年之后，一场旷日持久的保卫家园运动开始在鹿港点燃。1985年底，《联合报》一篇简短的报道让这个古朴的小镇变得骚动起来。这篇报道称，美国杜邦公司拟在台湾彰滨工业区设立二氧化钛厂，“经济部”已经批准。彰滨工业区位于彰化县境内，占地3820余公顷，其中约1/3面积在鹿港镇内。被批准的二氧化钛厂就设在鹿港，总投资额为64亿新台币。 　　 　　　　彰滨工业区的开发始于1979年，在贷款投资30多亿台币之后，开发工作陷入停顿。烂尾的工业区已经成了地方的垃圾场。鹿港的渔民和海洋养殖业者，最先感受到日益增多的工业污染的影响，他们害怕二氧化钛厂的废水处理会导致海水污染加剧，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捕捞和养殖。宗教和文化人士也担心，新的工厂会对当地的文物保护和传统习俗不利。这时，有一个试图进入当地政界的人物，敏锐地把握住了民众的心理，适时发起了“反杜邦”的运动。这个人叫李栋梁。 　　 　　　　敢出头的人 　　 　　　　鹿港是一个非常保守、没什么人敢出头的地方，但是竟然可以做到这样，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地爱鹿港，鹿港人由老到小，每一个人都知道杜邦不好。鹿港人善良到你不能想象的地步，可是你看看去游行抗议的这些阿公，他们之所以会出来，是因为他们相信我。 　　 　　　　——李栋梁(原台湾彰化县“议员”) 　　 　　　　李栋梁身材高大，四方脸，讲一口闽南话。他是一个生意人，他正在竞选台湾彰化县“议员”。 　　 　　　　李栋梁没有多少文化，他初中还未读完就辍学了。他的初中同学粘锡麟当时在鹿港小学任教师，被他拉来助选。粘锡麟说：“反对杜邦设厂最初是李栋梁选举的一个花招。他咨询了台湾大学化学系的一些老师，然后才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为此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并表示将和反对设厂的居民前往“总统府”长跪抗议。 　　 　　　　1986年1月底，李栋梁高票当选彰化县“议员”。粘锡麟说：“他当选后，我到竞选服务处，发现他正在找各村的村干事，挨家挨户劝说签名联署。”李栋梁这时正缺人帮忙，粘锡麟于是再度加入进来，成为反杜邦运动中的一员干将。 　　 　　　　在那之后，几乎每半个月，李栋梁和粘锡麟就会策划一次宣传活动。粘锡麟说，“我们当时宣称，美帝国主义要把污染外销到台湾，‘台湾经济部’是帝国主义的买办。”他们发放传单，还以台中三晃农药厂与日本水俣的公害为例，到各村举办“幻灯片秀”。 　　 　　　　三晃农药厂停业迁厂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反污染运动胜利的典范。位于台中县大里乡仁化村的三晃农药厂并不重视环保，污染事件时有发生，导致附近村民呼吸器官疾病频发、农作物受损。仁化村村民一直要求迁厂，他们为此两百余次向主管机关上书陈情。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85年，众多村民冲进三晃农药厂，捣毁了部分办公设备。在李栋梁等人为鹿港人放幻灯片时，三晃农药厂已经向愤怒的仁化村村民保证，将在1986年7月31日前停业迁厂。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环保抗争，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依靠公权力在法律的限度内寻求解决办法，台湾第一起集体反污染诉讼案件即属此类：1981年7月，彰化县花坛乡农民因8家砖瓦厂排放毒烟造成水稻歉收，而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他们为此获得了148万元新台币的赔款。而像仁化村这样有暴力色彩的违法维权行为，在台湾被称为“自力救济”，它们构成了环保运动的主流。 　　 　　　　面对一个还未设立的可能的污染源，李栋梁和鹿港村民最初还是选择了上书陈情的方式。1986年2月底，李栋梁发起的万人签名运动进入了高潮，他表示签名活动结束后将带领1500人前往台北陈情。3月，李栋梁与鹿港镇几位村民代表来到台北，将上万人签名的反对杜邦设厂的陈情书送达“总统府”、“监察院”、“行政院”、“立法院”、“经济部”以及“环保局”等处。 　　 　　　　反对，因为失去信心 　　 　　　　我们认为，杜邦在彰滨工业区设厂的问题，不应作“我爱鹿港”与“我要杜邦”之间的选择，也不应作为了爱鹿港便无条件排斥杜邦，或为了争取杜邦投资而忽视鹿港民众意愿与利益的两分法处理。这问题合理的解决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允许杜邦设厂。 　　 　　　　——台湾《联合报》1986年6月26日社论 　　 　　　　鹿港万人陈情事件，引起了台湾媒体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导致社会上的一场大辩论。 　　 　　　　接到陈情书后，台湾“监察委员”林亮云表示，将提案调查“行政院”有关部会处理彰滨工业区的问题。而“环保局局长”庄进源则保证“站在民众这一边”，确实做好“环境看守者”的角色。 　　 　　　　分歧的焦点在“零污染”是否可能上。李栋梁等人说，只有在二氧化钛厂“零污染”的前提下，鹿港人才同意设厂。但官方的意见是，“零污染”根本不存在，按照这个标准，台湾不可能发展任何工业。 　　 　　　　台湾的环评工作才刚刚展开，在“经济部”批准杜邦设厂之后，1985年10月17日，“行政院”核定通过了《加强推动环境影响评估方案》，要求兴建可能污染环境的重大工程时，应事先做好环评工作，再报请核准办理。“环保局局长”庄进源据此表示，虽然杜邦设厂已获“经济部”核准，但他在要求杜邦公司切实做好环评的同时，也会与“经济部工业局”交涉，要求必须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才准其设厂。 　　 　　　　停建二氧化钛厂的要求遭到了拒绝，虽然理由足够充分，但政府为此遭受的批评排山倒海。郭林勇等“立委”则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促请尊重民意，在鹿港停建二氧化钛厂。媒体的报道也多倒向民众一边。很多环保学者也参与进来，揭发台湾多年来一贯注重经济发展，而无视环保的劣迹。一名鹿港居民以台湾一家大企业——台塑做类比：政府连台塑的污染都管制不了，如何能规范比台塑大数倍的杜邦？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为此撰文称，“污染”只是反对设厂的表面理由，深层次的理由是，人民对有关机构失去信心，因此靠“反对”来间接发泄其不满。 　　 　　　　杜邦的努力 　　 　　　　八十年代更可说是过去一百年来台湾所目睹的第二波民间社会力的浮跃时代，其中导源于各角落地方社会和不同阶级因受环境污染之害而产生的集体化“受害者意识”，更是促使了草根化地方环保抗争运动成为八十年代动员社会力的一股莫大的社会心理基础。 　　 　　　　——(台)萧新煌《台湾的地方环保抗争运动：1980至1996》 　　 　　　　鹿港设厂引发的争议，让杜邦公司颇为头痛。杜邦台湾公司总经理柯思禄说，除非环评通不过，他们不会宣布放弃在鹿港设立二氧化钛厂。他们对通过环评充满信心。 　　 　　　　杜邦公司多次与媒体、鹿港的民意代表进行沟通，但效果并不理想。到了1986年6月5日，杜邦公司组织了一个二十余人的考察团，赴美考察杜邦公司在美国的污染防治措施。杜邦在环保方面的良好表现，让考察团中唯一的学者——东海大学教授饶连财，改变了激烈的反对立场，只对废物处理存有意见。彰化县“议会”派出的“议员代表”，态度也日趋缓和，彰化县“议会”为此决议该“议员”不具有代表性。 　　 　　　　赴美考察团的报告，对杜邦公司的环保努力给予很高评价。这使李栋梁等人的态度更趋激化。6月24日，鹿港的民俗彩绘活动在文武庙前展开，华视记者打算前来采访。李栋梁组织人力提前一夜印了350件T恤，上面印着“我爱鹿港，不要杜邦”八个大字。24日一早，这些身穿T恤的反对人士从四面八方聚到文武庙前，高举抗议板和写着标语的布条，开始游行。这是台湾环保史上第一次示威游行。 　　 　　　　当时台湾尚属戒严时期，任何未经许可的十人以上聚会都是违法的。但这次数百人的游行，并没有给李栋梁带来麻烦。台湾威权政体已经进入了松动期。 　　 　　　　李栋梁的胆子越来越大。7月17日，他们决定来一次名为“反公害之旅”的进香郊游活动。粘锡麟说，他们乘坐10辆游览车刚到高速路口，就被警察拦住，他们于是放弃了游览车，冲开警察的防线，步行开始“反公害之旅”。此时他们身上T恤的标语已从“我爱鹿港，不要杜邦”改为“我爱台湾，不要杜邦”，三百余人放弃赴台北进香，直奔桃园县观音乡大潭村参观受镉污染的农地。 　　 　　　　杜邦公司继续展开一系列的公关活动，他们在媒体上投放大幅宣传广告，连续举办研讨会、说明会，但杜邦公司发现他们已经完全无法和鹿港民众交流，在一次沟通会上，他们的讲话总被气势汹汹的镇民代表打断，座谈会不欢而散。杜邦公司人员尚未离开，门外打着标语的示威就开始了。鹿港人的反对，已经不需要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台湾“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为此做了明确指示，除非鹿港民众能够接受，否则杜邦设厂案绝不执行。 　　 　　　　染上更多政治色彩 　　 　　　　在台湾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实际案例中，我们却可以观察到环境保护运动与政治反对势力两种力量相互支援、彼此激励成长的现象。 　　 　　　　——(台)余世章《环境保护运动对政治变迁的影响》 　　 　　　　1986年7月初，鹿港镇连续几个晚上举行反杜邦集会演讲，有4000余人参加。台湾《联合报》记者发现，在四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演讲者并未具体说明为何杜邦不能在彰滨工业区设厂，但是只要台上有人嘶吼“反对杜邦设厂”、“要鹿港就不要杜邦”，台下挥扇拭汗的民众就回报热烈的掌声。《联合报》随后的报道认为，“反杜邦”运动已经发生了质变，具有了更多政治运动色彩。 　　 　　　　在这个月，台湾大学新闻社学生组成杜邦调查团，他们将调查结果写成《综合报告书》，在著名作家陈映真等人的资助下出版发行，酿成“台大新闻社事件”。 　　 　　　　这一年的9月，民进党已经正式宣布成立，但国民党当局并未动用暴力抓人。1986年12月台湾将举行“国会”改选，台湾当局越来越认为，有人借“反杜邦”运动行使政治诉求。他们指责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士在其中捣乱，并试图把“反杜邦”运动冻结到选举结束后再予解决。 　　 　　　　他们未能如愿，“反杜邦”运动愈演愈烈。1986年底，“反杜邦”运动进入最高潮，李栋梁带领数百人手持“怨”字，在“总统府”门前示威。1987年3月8日，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又在鹿港镇举行了有300余人参加的“反杜邦”说明会，李栋梁随后带领群众高呼“我爱鹿港，不要杜邦”的口号，开始游行，在街头与镇暴警察对峙了30分钟之后，游行宣告结束。 　　 　　　　1987年3月12日，杜邦台湾公司正式宣布取消鹿港设厂计划。粘锡麟说，他们提前两天即从彰化县政府得知此事。两年后，杜邦二氧化钛厂在北部的桃园县观音乡设厂。 　　 　　　　蒋经国在1988年1月13日离开了人世。在去世之前，他亲眼看见台湾在自己的主导下进入了“政治自由化社会”。这之后，民众环保抗争仍然持续不断。但人们日渐发现，大企业主更容易和决策者形成合谋，不论他们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促进地方富裕的动员下，缺少政治代表的环保人士越来越难影响政策。 　　 　　　　□本报记者 韩福东 　　 　　　　(感谢北京安替和台湾粘锡麟提供帮助) 　　 　　　　台湾重返奥运 　　 　　　　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拒发入境证给台北代表团，后要求台北代表团以“台湾”名义参加，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台北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1981年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会议讨论台湾的名称，定下了日后两岸共同参加奥运会的方式。1984年第23届奥运会，苏联及东欧报复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做法，亦不参加。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阵容庞大的代表团，取得骄人成绩。台湾以“中国台北”的名称与会，按洛桑协议使用会旗、会歌。 　　 　　　　“大家乐”私彩盛行 　　 　　　　1950年台湾当局税收拮据，委托台湾银行发行“爱国奖券”。1980年后销售量逐年成长，1985年达最高峰。不久，有奖券行发行独立于“爱国奖券”的私营彩券，由顾客自选号码，利用“爱国奖券”的公信力，以其开出的第八奖号码为兑奖依据。由于彩金比率高达90%，俗称“大家乐”。“大家乐”很快风行全省。“大家乐”盛行不但造成台湾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堕落，而且助长求神拜佛之风。1988年1月当局为遏止赌风，停售“爱国奖券”，企图断绝大家乐的公信来源。然而，业者另寻公信来源，改以香港六合彩券的开奖号为依据。 　　 　　　　解除“戒严” 　　 　　　　国民党当局1949年到台湾，宣布在台湾地区实施“戒严”，使那里一直处于军事管制之中。人民无结社、集会、请愿、游行的自由，不得组织新党、创办新报纸。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军事管制范围缩减，行政、司法机关职权普遍扩张，平民不再受军法审判，出入境及出版物的管理也移交警察机关及“新闻局”负责。人民权利大幅增加，人民将可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及从事政治活动。“戒严”解除后报纸杂志迅速发展。 　　 　　　　开放大陆探亲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两岸离散家庭，透过他国(地)联络的机会增加，这种情形刺激了长期未有机会与亲人相见的来自大陆的老兵，他们要求返乡探亲。为了顺应此一变局，在蒋经国主导下，国民党开始拟议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原则，并于1987年10月14日通过此政策。同年11月2日开始受理登记。两岸的交流进入新的阶段。 　　 　　　　股市跌宕起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股市并不看好，指数只有900多点，股市里活跃的是所谓庄家，他们财力雄厚，看好哪只 　　 　　股票，就将它炒上去。散户都是被“坑杀”的对象，很少能从中获利。1986年以后股市飙起来了，与房市“双波齐动”，共同繁荣。人们在股市里赚到钱后投入股市，或者投入房地产。繁荣使人们暂时忘却了风险，整个市场变得很投机。因此，当1990年台湾股市崩盘，从12000多点直落到2000多点时，数以万计的人被套。 　　 　　　　这一时期台湾最重要的变化是戒严时期的结束。蒋经国的逝世标志着蒋氏“政权”的淡出。这时的台湾，已初步显现出后工业社会的种种新型问题：杜邦事件掀起的环保运动热，令全民疯狂的“大家乐”博彩，大起大落的股市投机。而1987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则使得两岸交流与联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http://news.sina.com.cn/c/2005-10-25/17468110837.shtml

核心提示； 中国奥运代表团预计在伦敦他们不会像四年前在本土一样赢得那么多奖牌。  原文： China Predicts Fewer Olympic Medals 发表：2012年7月26日 作者：Shirley S. Wan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中国体操运动员在伦敦训练。】 星期三，中国奥运代表团预计在伦敦他们不会像四年前在本土一样赢得那么多奖牌。 中国奥运代表团的副团长肖天在奥运媒体中心告诉记者，他进行了分析，从东道主到非东道主一般奖牌的数量会下降32％左右 ，并且说他认为中国队会跟随着这个趋势。 中国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赢得了包括51枚金牌在内的100枚奖牌，在所有国家中是最多的。 “我不认为我们还会拿到像在北京一样数量的奖牌，”肖天说。 他补充说，他特别担心中国的一些项目，如男子篮球。 “中国的球类项目看起来还是比较难以拿到奖牌，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弱点 ，”他说。 该代表团还提到，希望代表团在伦敦的表现将能”良好地展现体育道德和魅力”，鼓励更多的中国人投身体育活动，肖天表示这也将促进国内的体育产业发展。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郑永年：边疆、地缘政治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 进入专题 ： 边疆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国具有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但这些实践迄今还没有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理论来指导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下，决策者经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国际事务中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来解决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为外在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国总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认为他们的理解在很多场合是误解甚至曲解，但问题是中国本身没有提供给外在世界认识中国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例如，我们在认识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时，就往往采用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各种方法。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的。这些概念和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所以，每当美国新一届政府产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研究其会采用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或者两者的结合。中国不能为外在世界提供能够解释自身国际关系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界就很难理解中国。 　　不过，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概念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构概念和理论。不过，正是在这方面，现状很令人担忧。现在主要存在两种情况。首先是思想、思维“被殖民”的状况。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完全统治着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甚至思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不过，国际关系研究大都是简单复制西方的理论。西方盛行的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也在中国盛行。西方流行什么，中国就流行什么。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大多数学者只管应用西方理论，而完全忽视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他们忘记了西方的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的经验之上的，它们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不能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经验。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欧洲和美国也有不同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文化方面是类似的。与此相应，欧洲尤其是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西方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因此就想在知识领域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代来寻找思想源泉。从春秋时代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如果不是国际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过程。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一，当人们去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往往还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的思维来解释中国经验。有人称之为“西方概念、中国材料”。中国往往成为验证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一个案例。这种类型的研究很多。这样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国是主体，但实际上形成不了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中国概念和理论。其二，国际关系是最现实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古代的知识可以有借鉴作用，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解释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近现代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等经验，主要不是经验材料，而是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强调的是权力、思想等具有超时空价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在近现代国家产生之前，主导国际关系的是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两种政权形式。帝国间的国际关系很简单，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为简单，对所辖地区(往往很小)提供一种政权形式，往往是象征性的政权形式。对帝国和地方化的政权形式，理论界并没有形成概念和理论。在西方，对帝国的研究比较多，但算不上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是传统帝国解体之后的事情。 　　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于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决定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和从前的所有国际关系不同，近代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主权概念在欧洲的崛起。主权概念既决定了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家间漫长历史时期的战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内部构造几乎相同。从外部来说，欧洲国际关系主张主权国家间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强调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缘政治。欧洲国家没有一个超然的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是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才会强调平等，而平等必须体现在法律上。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原则。国家间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就不存在国际关系上说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因为不存在主权国家之上的权威，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只有两个旗鼓相当的力量集团才能构成互相的制约。 　　欧洲国家间关系的第三个特点即海洋扩张战略更和地缘政治相关。为海洋所包围，熟悉海洋，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些促成了很多欧洲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非常成功。这尤其表现在英国。作为岛屿国家，英国成为大英帝国(海洋帝国)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国衰落之后，美国就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体系的领袖。人们一般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把欧洲和美国归于一类。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的相差很大。欧洲国家之间强调权力平衡，对外则实行海洋战略或者殖民主义。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实际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冷战时期，美国也强调权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间的平衡。这似乎类似于欧洲的权力平衡，只不过是美苏之间的平衡范围更大。但是决定美苏这两个世界大国的命运的是地缘政治，而非其他因素。苏联集团为什么会瓦解？这里当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意识形态等等。不过，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地缘政治。苏联尽管征服了其周边很多国家，把它们纳入了自己的统治体系，但维持这个体系的代价和成本极高，远远超出了苏联的经济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上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用其他强权方式(军事、意识形态等)来维持其统治范围。这种统治方式不断激发出集团内部被统治国家的反抗。这是一种恶性的互动。同时，苏联的扩张野心不仅仅限于欧洲。如果仅仅限于欧洲，苏联集团可能还可以多生存一些时间。问题在于，苏联也拼命和美国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竞争空间，结果造成了对经济资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苏联集团最后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没有美国集团的推动也会到来，美国的推动只是加速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美国成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美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关系，和任何欧洲国家不构成直接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它决定了为什么欧洲能够集体地接受美国的领导权。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处于欧洲，欧洲国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大战表明，欧洲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战略失败了。权力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很难制度化。同时，欧洲各国之间力量的旗鼓相当也表明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这表明，欧洲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做领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不用说是不同的文明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光地缘政治这一单一因素就决定了俄罗斯完全不可能成为欧洲领袖。美国很自然成为欧洲的领袖。美国和欧洲属于同一文化传统，具有类似的意识形态。大英帝国衰落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把权力移交给美国。这些都是有利于美国的领导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决定了美国维持对欧洲的领导和世界霸权的能力，即可持续性。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是最简单的，只有两个邻国，即加拿大和墨西哥，并且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为中心并且意在巩固其地位的北美经济区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经济高度依赖于美国。同时，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开放性，有效地减少了这两个邻居的被威胁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个南美地区。简单的地缘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国维持其在北美的领导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来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也像俄罗斯和中国那样，周边被众多的国家所包围，其还能成为世界霸权？ 　　除了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霸权还有其他两个重要因素。第一个因素，美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使得美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维持其霸权地位。市场经济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市场经济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其次是市场经济为美国构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前苏联集团搞的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因此其集团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区域，集团仅仅依靠政治和军事手段来维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国依靠的是市场制度。在冷战期间，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实行“战略性贸易”，这是一种基于市场之上的战略同盟。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更是减少了维持和盟友关系的成本。当然，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小国所接受。不管怎样，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国用来巩固其和盟友关系、打压其敌人的最有效的意识形态武器。 　　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作为“税收”国家这一事实。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本来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国际影响力。再进一步，美国也是国际“税收”国家，即通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让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主导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美元是国际货币、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了这种“征税”能力。 　　很容易理解，现代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这些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现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justification)。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都是美国国际关系现实的直接反映，并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国际关系的普遍一般规律。 　　 　　三、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 　　 　　上面讨论了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也必须、必然源自于中国的地缘政治。 　　传统上，中国没有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中国的实际政策来看，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国际行为取决于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国的地缘政治原理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其实并没有多少的区别。传统的地缘政治分陆地地缘政治和海洋地缘政治。随着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还可以加上太空地缘政治。 　　中国地缘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边疆问题。边疆问题也因此是中国“国际关系”的主体和主题。概括地说，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消极防守。消极防守的方法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长城”了。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敌的进攻，拒敌人于国门之外。长城也因此成为中国保守国防的象征。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具有扩张性的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期呈现出扩张趋向，但扩张不是历史的主流。 　　第二，与之相关的就是强调陆地国家，限制往海洋发展。中国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成为发展外部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非常能够说明这一点。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不是因为其能力，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地锁国家，但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地”锁住的，而是被政策锁住的。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并非没有任何理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受地缘政治决定的。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这一简单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倾向于实施这样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为被众多的小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边疆 地缘政治 国际关系研究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 2012-07-29 22:23:07 李洁宇：南海主权争端复杂性成因分析 进入专题 ： 南海问题    ● 李洁宇   　　 　　南海争端因为涉及主权国家多，东南亚国家对强占岛礁进行实际控制，美国积极介入等因素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对于中国而言，探求南海争端复杂性的成因，才能明晰中国在其中的利益格局，并采取相应行为以捍卫国家利益。 　　 　　一、《旧金山和约》 　　 　　冷战结束后，1946年的铁幕演说标志美苏战时同盟破裂，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代理人，展开角逐。朝鲜战争中，美国以日本为后勤保障基地直接参与作战，后者的战略价值凸显出来，驱使美国独揽对日本的和平谈判。美国无视中国对打败法西斯势力做出的贡献，把中国代表拒之于处理战后日本问题的旧金山和会的大门之外。对日《旧金山和约》罔顾《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日本将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的规定，罔顾苏联参加旧金山和会的代表关于中国收复南海诸岛的正义呼吁，没有提及南海诸岛的归属。 　　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订后的几小时，美国和日本签署了《美日安全条约》，美国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日本政府同意美军驻扎在日本国内和周围。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战后踏上了美国的列车，付出了半主权的代价。美国以日本为军事基地，在亚洲逐步推进对中国的孤立，拉拢盟友，扶植战略平台，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对抗。 　　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称，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争中，经过时间最久，遭遇牺牲最大，所作贡献最多。然而，美国政府却公然违反一切协议，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会议中强制签订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对日单独条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约……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1在美国的操纵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日华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针对此条约和对日《旧金山和约》，周恩来总理曾于1952年5月5日向全世界声明：我们坚持一切占领军队必须撤离日本;对于美国宣布的非法的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这些非法条约的宣布和订立，是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们在远东制造新的战争的阴谋又向前走了一步的表现。2 　　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在领土主权归属判决中占据关键地位，是最具分量的证据。因此，诸如菲律宾一些国家会以此为由，试图迷乱国际社会的视线，动摇中国对南海诸岛不容置疑的法律地位。中国是《开罗宣言》的签约国，该宣言明确规定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南海诸岛自然也在被归还之列。除非被窃取的领土之前就是无主地，战败国窃取土地的归属，将自动归还给原主权国。再者，中国不是对日《旧金山和约》的签约国，对日本窃取领土的归属进行模糊化处理不是中国的意思表示，即使后约在效力上高于前约，《旧金山和约》也无力对中国形成掣肘。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6世纪中叶后，英国等新兴的海洋国家兴起，开始挑战传统海洋国家西班牙等的霸权，主张海洋权利为大众使用，打破闭海政策。格劳修斯等法学家抨击海洋国家无限制扩张海洋自由，强调海洋自由是国家间交往的前提条件。国际社会海洋法意识逐渐形成，1982年颁布，1996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统筹了沿海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此项主权及于领海的上空及其海床和底土。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规定自己的领海宽度，以其领海基线向外不得超过12海里为限。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从领海基线算起不超过200海里的海域。沿海国拥有勘探、开发、养护与管理海床上覆水域、海床与底土中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对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以及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具有管辖权。大陆架超越了领海，是依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至大陆边外缘的部分，由海床和底土组成。沿海国有权对大陆架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3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是陆地统治海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岛屿应是海中自然形成的陆地，并在一般潮汐状态下于高潮时能浮出水面。4沿海国对岛屿拥有主权，使其得以享有对领海的主权，和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进行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的主权权利。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传统国际法对岛屿的定义是：(一)陆地;(二)自然形成;(三)有一定大小;(四)四周环绕海域;(五)高潮时不会没入水中;(六)可供人类居住;(七)具有经济价值或防卫利益。5《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这一传统定义做了修正，使之更精简，却失于笼统，让沿海国在适用该定义时各有争执。据公约规定，岩石因不能维持人类生活和自身的经济活动，不能拥有十二海里的领海，这是之前根据规模界定岛屿定义的法律的投影，也让人提出不具备经济价值但符合定义的岛屿能否被冠以如此称谓的疑问。公约关于岛屿不够精准的规定，为国家间海域争端留下空间，越南、菲律宾强占岛礁，不排除有这样的幻想：岛屿定义可能将会发生更改，实际控制下的岛礁若能衍生出对领海、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的权利，它们管辖下海域面积的扩大将会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 　　 　　三、越南、菲律宾实际控制强占岛礁及谋求南海争端合法化 　　 　　越南是占领南沙群岛岛礁最多的国家，共计29个，菲律宾占领9个岛礁，是占领面积最大岛礁最多的国家。它们在占领岛礁之上修建军事设施，增加战略筹码，并试图用实际控制维持既得利益，维持现状，侵吞中国的合法权益。中国从未放弃过收复南沙群岛被占领岛礁的权利，坚决抗议相关国家在南海的非法行为，根据国际法判断主权归属的原则，中国的抗议在法理上足以阻止其他国家对南海的主权声明。国家取得对领土的占领是依据和平、持续、实际的主权行使行为，即有效占领，而且占领的客体必须是无主土地。越南等国家用武力方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是伸张公平与正义的国际法所不容许的。 　　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炮制各种理由，为自己获得法理上的支持。越南效仿中国，声称对待南沙群岛拥有历史性权利，也拿出历史资料为证据。越南于1979年发表了《越南在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的主权》白皮书，附有《大南一统全图》为据。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分别指涉中国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地貌特征上，黄沙群岛都与西沙群岛相距甚远。地图上显示，所谓的长沙群岛仅是越南中部沿海的地区。6菲律宾所谓的地理邻近原则更不能为其取得法理上的依据，仅是为自己的主权声明取得了某些噱头。 　　菲律宾试图使南海问题国际化，以抵消自己在军事力量上的明显劣势。1995年2月和1999年1月，中菲之间发生美济礁事件，中国合法行使权利，在美济礁为渔民修建避风港，菲律宾却视强占的美济礁为自己的领土。东盟在两次事件中，都承受住了菲律宾的压力，没有采取和中国对抗的立场，而是支持摩擦双方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美国更是以菲律宾本土并未遭遇攻击为由，拒绝履行和菲律宾签订的防御协定。菲律宾势单力薄，加快和美国军事合作的步伐，不再纠缠于驻菲美军的待遇问题，恢复了自1986年以来中断的美菲军事演习。菲律宾极力去合法化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执法行为，迎合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威胁南海和平局势的论调，换取了美国保护菲律宾在南海免遭攻击的承诺。 　　 　　四、美国“重回东南亚”战略 　　 　　冷战初期，为防止加入苏联阵营的中国向东南亚地区渗透共产主义，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美国积极介入东南亚事务，扶植越南打内战，并直接派遣部队参战。为联合以求自强，保证该地区的安稳，东南亚国家联盟于1967年成立。可以说，不干涉成员国家的内部事务是东盟的鲜明特色，即使是致力于解决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东盟地区论坛也是采取松散的论坛形式，避免产生约束性的协议。美国拒绝加入1976年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因为根据“不干涉内政”的规定，那意味着美国撤走菲律宾军事基地和在东南亚势力的衰退。7小布什政府时期，国务卿赖斯曾数次缺席东盟地区论坛。忙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政府，眼光瞄准的是中东地区，忽略了东南亚地区。奥巴马政府“重回东南亚”战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其任期第一年，国务卿希拉里高调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明确宣布：我希望传达的一个明确信息是，美国回来了，我们要全面与东盟接触，全力推动双方关系，我们希望恢复和加强美国与东盟强大的同盟关系和友谊。8 　　美国重返东南亚，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保证南海国际航道安全。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支柱，保护日本的经济安全直接关系到美国全球战略可否持续发展。日本85%的石油进口要经过穿越南海的国际水道，后者的生命线意义不容美国小觑。二，保证美国石油公司的经济利益。越南、马来西亚等在南海油气开发活动频繁的国家，吸引国外大型石油公司卷入，使南海问题成为多重矛盾复合体，借以多方牵制中国力量。三，回应金融危机削弱美国能力的论调。金融危机，美国深陷其中，盟友质疑其是否还有履行承诺，保护盟国安全的能力，为打消大小盟国疑虑，保证霸权体系的稳定，美国须以东南亚地区为平台。四，中美共治的可能图景使美国盟友担心自己被边缘化。美国学者有鼓吹中美共治者，G2代替G20的论调颇有市场。奥巴马也曾声明，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将塑造整个21世纪。9中美两国都是体系内国家，共同参与体系内主流规范的现实，增添了美国盟友的疑虑。 　　 　　五、美国防范中国的理性选择 　　 　　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却得了冷战后遗症，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将其他非民主政权和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等同视之。冷战后初期，它推行北约东扩，与东欧国家通过“北约和平伙伴国”的形式建立战略联系，推行东欧国家进行颜色革命，扩展民主制度，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通过科索沃冲突，除掉了东欧最后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本世纪初期，以日本为首的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在军事上将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9·11”事件后，美国忙于发动反恐战争，需要同样受到东突恐怖势力困扰的中国支持，共同利益促使中美两国走近，但中国威胁论从未退出历史舞台。 　　美国是官方和学界紧密结合的国家，学界为官方决策提供深厚的学理支持，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代表性人物米尔斯海默的理论结论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提供了依据。米尔斯海默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都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国家的意图是不明确的，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生存，国家不能跨越宽广的水域去投放力量，都决定了全球霸权是不可能的，美国只能做一个地区性霸主，其利益在于遏制其他地区霸权的出现，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崛起后的中国将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在美国看来是意图不明确的。中国海军沿着“走向深蓝”战略，加强军备等硬件和人力等软件建设，让美国频频发出保证国际航道安全的言论。防范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理性选择。 　　面对复杂的南海局势，中国应该冷静对待，趋利避害，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毗连水域拥有不容置疑的主权，加强在南海的执法行为，加强国防力量建设，显示出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同时积极向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利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东盟地区论坛及中美国防部长互访等平台，增强中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信任。国际局势渐趋复杂，硬实力和软实力统筹兼顾的中国，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和平发展的国家目标。 　　 　　参考文献 　　1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上册〔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62页。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9-1959)〔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167. 　　2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62.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949-1959)〔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169. 　　3David Joseph Attar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n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87,pp1-9. 　　4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4.

（吴敏霞母亲患癌症瞒了女儿八年 夺金现场泪盈眶）这不是吴珏明夫妇第一次在现场观看女儿吴敏霞的比赛，也不是第一次看女儿拿金牌，但伦敦奥运的特殊性，让一切都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这个用“善意的谎言”维系了整整8年的家庭，终于又一次扬眉吐气。 晨报记者 黄嫣(英国伦敦7月29日电) 当地时间7月29日下午，吴珏明夫妇坐在偌大的跳水场馆里，亲眼见证了女儿夺得奥运会女子双人3米板冠军，大病痊愈的朱金妹热泪盈眶，而沉稳的吴珏明则激动地不能自已。 外公外婆去世也曾隐瞒 如果不是他们说起，没人知道，几年前朱金妹查出了乳腺肿瘤。虽然是早期，但因为化疗等治疗方式，她的身体已经和当年那个拼命的家庭妇女不可同日而语。 对这件事情，家里一直瞒着吴敏霞，朱金妹骗孩子说是正常的乳腺增生，这个谎言直到不久之前才被拆穿，而当时朱金妹已经结束了治疗。 “善意的谎言”是吴敏霞父母每天生活的必须。吴珏明说，这是让孩子放心的最好方式。“毕竟，孩子也不容易。” 从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开始，吴敏霞已连续三次入选奥运跳水阵容，这是这个家庭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但荣誉带给这个家庭的改变并不多，除了狭小的房子变大了一些外，吴珏明夫妇一如既往地低调。“我们从来不和孩子说家里的事情。”老吴说，“吴敏霞外公外婆去世的消息我们都瞒着，外婆去世的时候，她好像有预感一样打电话来问我们老人好不好，我只能硬着头皮说，好好好，一切都没有问题。” 长年累月的消息隔离，使得吴敏霞父母养成了很多同龄家长没有的习惯。在24日抵达伦敦后，两人被赞助商拉去了不少景点，但很多地方他们都看不进去，“毕竟心里有事情，还是想妹妹的。”吴珏明说。“妹妹”是一家人对吴敏霞的昵称，“从抵达那天开始，我们就给‘妹妹’发过一条短信，报个平安，让她放心。”其余时候，老吴只能任由自己到处走走，这样想女儿的心能放一些，牵挂孩子的情也会淡一点。 赛前两天刷微博打发时间 但老吴也知道，这不过是徒劳。有时候走到某个景点，他就会想，如果“妹妹”在身边该多好。但想着想着，他自己也感觉太不实际，“那么多年下来了，早已明白女儿并不是完全属于我们。”老吴说，“享受天伦之乐这种事情，我不去想更不敢想。” 为了不打扰女儿训练备战，这两天吴珏明夫妇俩只能学着上网，只为了刷女儿的微博。有时候吴敏霞更新一条，哪怕只是几个字他们都会反复地看，好像怕错过了多么重要的信息。“其实我们也知道，她说的很多话并不能带给我们多少东西，但看了就是心安。觉得妹妹很好，我们就开心。” 吴珏明说，家里人现在养成了24小时开机的习惯，无论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把手机带在身边，生怕漏掉了女儿的电话。“其实妹妹电话打得不算太多，她训练忙，我们都明白，但只要有一点联系，我们都开心。” “女儿从来不说不练了” 伦敦奥运会之前，吴敏霞的伤势有反复的迹象，每天都要接受针灸治疗，她打电话的频率也少了很多。吴珏明知道这是女儿怕他们太担心。但老吴心里总觉得有些事情放不下，毕竟和金牌相比，女儿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今年5月的一个下午，吴敏霞意外地回了次家，当时好像是为了参加一次会议，具体情况吴珏明也不清楚，他只记得女儿回家后倒头就睡，但几个小时后，女儿又收拾好行李出发了。“我们什么都没问，也不敢问，怕给孩子增加负担。”送女儿出门的吴珏明硬生生把很多话都咽了回去。晚上，吴珏明只能打开电脑继续在女儿的微博上找寻蛛丝马迹。 对这样的日子，老吴说这么多年下来已经习惯了，只是有时候，一想到女儿一个人扛着那么多事情，总是心里会不自觉的疼。 老吴一直说，女儿是一个不太擅长表达感情的姑娘。“那年九运会之前，她的胯骨关节受伤了，我们陪着刚打了封闭的女儿去虹桥机场，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女儿一路忍着疼坚持自己拿东西……”“这个伤，直到雅典奥运会前还有些影响，但她凭着意志顶了过来，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说过不想练了。”朱金妹这样说着。 采访过程中，记者问朱金妹，如果这是吴敏霞最后一次奥运会，那么你们希望她未来是怎样的，憨厚的、不善言辞的朱金妹笑笑说，这些事情没有想过。 说这话的时候，朱金妹边摸着一边大杨扬孩子的小胖手说，“吴敏霞是1998年2月5日去的国家队，我们没有去送她。和她一起去的还有个姑娘叫吴修忍，比吴敏霞大一岁，现在已经当了教练，孩子也很大了。” 说着说着，朱金妹又捏了捏大杨扬孩子那胖嘟嘟的脸…… 来源：新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