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发展是硬道理，其实就包括政治发展是硬道理。在邓小平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一样的重要性，在80年代末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一方面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民主化法制化。这是邓小平吸取毛泽东不搞民主法制教训的结果，也是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破坏民主法制的结果，更是看到了中国人对民主政治有强烈要求的结果。经济与政治共同发展，才是邓小平的主题，尽管邓小平对政治发展的理解与民间学者及一些其它官员理解的不同，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在某些时候偏离或者离开了民主法制的目标。不过，邓小平的经济与政治共同发展，经济上搞市场经济，政治上搞民主政治，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政治也进入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没有变化，这可以通过当时民间的民主大讨论而得到部分验证。没有政治的宽松氛围，真理标准大讨论，民主大讨论是不可能进行的。相比起来，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官民共识的大讨论，民主大讨论是民间共识的大讨论，但也应该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应有之义。民主大讨论也支撑着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那个时候，人们对中国的历史也有一个建构性把握，虽然这种建构缺少足够的历史支撑。这个历史建构就是经济发展（洋务运动）引发政治要求和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最后引发文化要求（五四运动）。学者建构的历史又以价值偏好性思维注入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发展中，很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浪漫主义政治情怀。经济要发展，政治要变革，文化要变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似乎要在一夜当中普降中华大地。这种历史性建构倒现现实性建构，使历史发展逻辑注入改革逻辑，通过历史把现实以刻舟求剑的方式置入百年历史当中，其结果则是舟被激情划破，民主之剑被暴力之剑折断。一代人的激情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所破灭。这是官方与民间谁也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可是现实的合理性及其稳定的合理性终于浮出水面，政治发展被政治稳定所代替。 　　历史又在起点开始。九十年代后，新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的发展曾一度彻底打消了政治发展的美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民间也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一部分人如娜拉般出走，之后会如何成了一段时间的谜。另一部分人回到故纸堆里，搞点阿Q般的学问聊以自慰，有人据此称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出场。这是自我安慰的话语而已，学问与思想本来是相互支撑，没有学问的思想只能是断想，没有思想的学问只能是无灵感的僵尸，或者是自欺欺人，或者是犬儒主义之下的一种伪崇高。而官方对于政治风波的戒惧和没有思想准备，又宥于历史经验的恐惧，使得他们重新找到了历史暴力合法性的资源，中国传统中具有的务实理性或实用理性使他们本能地选择没有风险的传统政治体制。这种体制是历史的、革命的、人治的大结合，稳定的价值取向使这些因素融入一个有机的整体。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诉求本应在政治中得到体现，而这种诉求充满了动态性、丰富性、复杂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与稳定价值相冲突。本来，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都会带来稳定，建立在现代文明价值基础上的价值都具有恒久的稳定性。但是市场经济的逻辑，价值的推论并不必然带来事实的稳定性，反而会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带来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价值的危机，更主要是想象的危机和现实的危机，想象的危机一旦在现实中得到验证，稳定的诉求和维稳的诉求在权力的主导下就有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八十年代末中国发生众所周知的事，另一方面是苏联东欧巨变。中国与外国的事几乎彻底改变了官员的价值观，他们由部分接受民主、同情民主变为反感、拒绝民主。但他们又充分认识到回到计划经济已经没有了可能性，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变成了经济不发展、经济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他们把本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经济发展就是硬道理。他们相信经济决定一切，他们相信经济万能。 　　历史起点的选择决定着过程和结果。官员们选择发展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其过程是经济，其结果也是经济。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诸多问题。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社会阶层自我封闭及互相敌对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带来更为严重的因政治发展停滞不前而导致的政治问题，合法性下降，社会公信度低，官员滥用权力，视宪法如儿戏，腐败破坏了公平正义的底线，维权事件不断增多，因政治问题还引发了道德灾难。这是跛足的、掠夺式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必然要付出的巨大代价，政府主导，政府权力因经济而扩张了不应扩张的权力，结果必然催生腐败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问题比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要多百倍千倍，甚至难以估算。一个可供证明的例子是，苏联原来和美国一样在世界上处在难以取代的霸主地位，与美国一起号称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结果在历史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切，都是经济片面发展、政府主导、权力不当扩张、权力滥用的结果。这些结果也再一次表明政治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以下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性、迫切性的具体说明。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社会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解决。如果上述这些问题处理不好，经济发展的成果必然被经济发展本身所葬送，同时又再一次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推向前台，推向所有的公民与官员的面前。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必须完成转换，即由经济发展转换为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让位于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或者至少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加在一起才是硬道理。不过，既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必然是政治民主的社会，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变成横行霸道的权贵经济。民主的社会，才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社会，才是给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秩序和良好保障的社会。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公平正义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去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只是基础，而不是目的，其目的仍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自由，并在经济发展之后公平与正义、平等与自由就具有了不可侵犯的优先性，而这种优先性并不能因为经济发展而被取代。要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有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稳定的价值观。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进入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已经成为政治问题，所有的焦点都是政治焦点，所有的矛盾都是政治矛盾，政治问题不解决，公平正义难以实现。政治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会进入危机社会，人与人之间会变成狼与狼之间的关系，官员与民间会成为互相敌对、仇视的对象。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公民的尊严可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得到保证。是中国的矛盾已经是人民要求自由民主与官员限制自由民主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如果回避这一矛盾，仍然停留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和认识上，进而忽略人们的幸福和尊严的政治保障，民众的幸福和尊严将会不断丧失，因为人的角色是多样的，复杂的，人不但是经济人、社会人，更是一个政治人，人天生是一个政治动物。政治人有政治的诉求，一个言论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能够实现的社会，一定是个人的尊严充分展示的社会，离开政治保障的尊严至多是片面的尊严、片面的幸福。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公民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得到有效维护。宪政民主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有效分立并限制政府权力，通过分立而制约权力。第二个方面是维护公民权利，这方面可能部分地通过宪法得到实现，也部分地通过公民行使而得到捍卫。第三个方面是政府由公民普选产生，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公民的同意。第四个方面是民主的权利也有边界，通过限制多数人滥用权力保护少数。宪政的核心就是从每一个层面保护公民权利，使公民权利不受任何权力的侵犯和干涉。 　　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官员的合法权力不受到任何侵犯。官员的生命、合法财产、基本安全、合法的生活福利受到保障。官员不会成为腐败公共体、利益分脏体、名誉追逐体、超经济剥削体，而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清正廉洁的政治共同体。政治体制改革是官与民双赢的正和博弈。 　　政治发展更是硬道理，表明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已经真正到来，任何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行为都是极端愚蠢的行为，都会把中国推向万劫不复的陷阱当中。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死路一条。在这条死路上，没有任何人是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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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位天津老乡在大雨中被困，他打110报警：“I am an American，I am in trouble！……”警察很 快就到达了出事地点，天哪！警察开着直升机过来的，并迅速地救出他。（本故事情节虚构，如有雷同，纯属 意外） （ @范炜 ） 【11】加收500，投胎美国！ 最近，云南昆明的圆通寺推出一项神奇的业务：只要在超度亲人亡灵的时候多加500元，就可以保证灵魂投 胎去美国。。。 【12】不陪你看奥运了！ 政府给予首相副首相财政文化防卫大臣等在内一共9名国家高层使用奥运专用车道的特权。引来民众一片反 对呼声。顶不住压力的卡梅伦今天只好下令,他,和所有议员官员，一律不准坐专车去看奥运！ 一律坐公交地铁 ！这下好了,一帮子议员纷纷表示，md 不陪你去看开幕式了，我们自己在家看直播去！ 【13】unticketed @英国那些事儿 ：今早射箭比赛正式开始，在奥组委的网站上，他们给这场比赛硬造了一个新 词 ”unticketed” 不少英国民众看到十分开心。觉得 “unticketed” 应该。是不用票的意思吧。于是乐滋滋 大清早的老远跑过来看比赛。直到他们来了才发现。这新词unticketed的意思是。不！对！公！众！开！放！ 于是他们愤怒了。 【14】30岁奥运名将鲍威尔：没用过套 我是处男 27日在牙买加奥组委发布会上，男子百米和二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和短跑名将鲍威尔遭到了挑战。当 被问及安全套问题时，30岁的鲍威尔犹豫了很久，才害羞地开口：“额……我没用过，我还是个处男。 ”底下 400多个记者都笑疯了… 【15】路障 @南宫山82 ： #今日叙利 亚# 【自由军的路障】在叙利亚自由军已经控制的区域，他们把过去高高悬挂在各处的巴沙尔画像拆下做成 了路障。半岛 【16】箭在弦上而不发的勇气 李开复 ：【箭在弦上而不发的勇气】2006年，当台湾100 万红衫军包围陈水扁政府时，总指挥施明德坚持不能冲进去，不可以流血。他认为不能用目的美化手段。原本 的正义之军，如果越轨，将成为千古罪人。他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能不发，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 希望在江苏某条街上，有人能看到这条微博。   @ptoq : #启东 在市政府大楼内妹纸的行为有点过了 【17】假唱 @倍魄 ：甜美的声音是杨沛宜的，她不漂亮，不可爱吗？让 一个林妙可去装模作样地假唱，同时毒害与伤害了两个女童的心灵。我们教会了孩子什么？北京奥运会的假唱 让全世界震惊。尤其是，每个孩子都是天使，我们却不能接受每一个天使。这种作假，这种假唱，就是我们大 脑里，我们混账价值观里的地沟油！ 【18】谁没有放弃刘翔 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伤退赛,随后其代言品牌从14个降到4个。刘翔赴美治疗,耐克为其介绍最好的医疗和 运动专家。耐克称,无论在伦敦奥运会成绩如何,刘翔在运动生命周期后可以继续留在耐克的体系内。本届奥运 会只有耐克与可口可乐从未退出对刘翔的赞助。 08年底,可口可乐邀请刘翔的父亲和儿子一起拍广告片。片中父亲跟神情落寞的儿子说：“你知道你已经跨 过多少个栏了吗？十万零六个！这不过是又一个栏而已！”该公司称,“如果当时我们因为退赛事件不与刘翔续 约,那就是说我们违背了自己的品牌价值,我们不再倡导年轻人积极向上了。” 【19】举牌手裙子上印着落选志愿者的照片，与他们一起走进会场 @稗官野记 ：【伦敦奥运开幕式细节】❶开幕式之前，导演丹尼·博伊尔花4个小时 与参与的一万多名志愿者一一握手，以感谢他们支持与付出。❷开幕式手册整整五页印着志厘愿者的姓名，虽然 字小如麻；❸引导员裙子印着落选志愿者的照片，与他们一起步入会场；❹500名奥运场馆建筑工人参与夹道迎接 ，见证圣火的到来。 【20】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时间之中，而且被流逝的时日卷走。人的整个一生就是在与时间抗争。他们很想攀 住一场恋爱，一场友情，但是这些情感只能依附在一些人身上才能留存下去，而这些人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 ，也在不断的解体和沉没下去，或者死了，或者溜出我们的生活之外，或者我们自己变了。——普鲁斯特 ( @喷嚏意图 ) @大头和他的朋友们 ：刚看完奥运会直播，虽然没有08年大气，但是我觉得最后 一个节目最能感动我，一个外国举办奥运会，唱的居然是中国歌星孙燕姿的《Hey Jude》，身为一个中国人我 感觉非常自豪，感觉北京奥运会依然在继续，在薪火相传，是中国人的转起，不转不是中国人！   @kentzhu ：乌坎是个村，织里是个镇，什邡是个县，启东 是个市…….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6453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张家康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早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影响。后来，此文在陈独秀编辑《新青年》重新发表，竟一石激起千层浪，奠定了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乃至现代史上的地位。所以，胡适十分珍惜这段友谊。 　　 　　无论他们之间后来的分歧有多大，胡适总是称陈独秀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我的朋友”，“我们两个老朋友”。 　　 　　前两次营救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不因陈独秀此时已是中共领袖而囿于政治成见，依然为帮助其释放而奔走。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详说陈独秀一案的缘由，并请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参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署名的《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的启事》，启事说：“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版费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希望有意者解囊相助。 　　 　　第三次营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10月30日，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他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 　　 　　“(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陈独秀入狱后，胃病复发致函胡适，“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他说，斗室之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对胡适的关心他深为感激。就在这封信中，陈独秀劝告胡适勿要从政：“先生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近闻有一种流言，故为先生诵之，以报故人垂念之谊。”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无暇探望陈独秀，他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可是，陈独秀却不能原谅，在给汪原放的信中说：“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胡适倒不失君子风度，深知陈独秀孤傲的性格，他非但不抱怨陈独秀，反而在后来途经南京时，尽量挤出时间前去探望询问，并给带去一些书，两个老友又和好如初了。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5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国民参议会议长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并拿出汪精卫的便函，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不久，这封信公开发表，不出一周，陈独秀被释放出狱。 　　 　　力邀陈独秀赴美 　　 　　次年8月，陈独秀定居重庆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 　　 　　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困境况，早在一年前，便想让他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但遭陈婉拒。 　　 　　当陈独秀以老病之身僻居重庆时，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在心，只得又给胡适去信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 　　 　　这之后，汪孟邹又多次去函，请求胡适给予帮助。1941年2月25日，他在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 　　 　　胡适认为，老友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便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然陈独秀却一再拒绝，胡适想不出良策，也就暂缓书信，直至陈独秀逝世。 　　 　　张家康 　　 　　http://culture.ifeng.com/3/detail_2012_07/27/16348732_0.shtml

陈平：我的自白 进入专题 ： 自白    ● 陈平（阳光卫视）   　　 　　本人十几天前为“自己2011年底之前所写微博（包括推特上的言论）集结出版之际，向可能的读者和所有关心关注我的人，奉上截止于此时的‘我的自白’，也算是《陈平微博集》的自序”面世几天，收到最多的建议性反馈是希望我能够将仅三言二语写出、或许非常重要的、属于我提出的一些论断予以清晰阐述。这几天中，也或听闻或感受一些误解甚至恶意的反应。故利用香港往返东京飞行时间，补写此第二稿，借《阳光时务》二十四期发表。 　　第一稿已说，“之所以写此‘我的自白’，乃因太多的人对我以一己之私力、用‘直立行事’持续辛苦节省营商所赚之钱，几乎悉数投入从事一些‘不识时务’项目（具体而言，即《阳光卫视》、《阳光时务》和‘阳光纪录片’及‘阳光纪录片奖’）上的所作所为所追求不理解，甚至误解。藉此‘我的自白’，将截止于此时（因为我不能保证自己的思想行为不会变）我的所思所想，公开坦诚披露，作为对自己所作所为所追求之解答，从中也力图说清自己之目的”。然就这几天或所闻或感受到的误解与恶意反应来看，对一些人来说，在这么多年谎言与维护谎言为主流的环境浸染下，本末倒置、是非不分、指鹿为马、美丑互换、世上唯有敌我、凡事皆为功利、有奶便是娘，以绝对利己为绝对原则，置他人、置种族、民族、祖国、人类一切利害而不顾，已成做人的“本色”。以平常心、说真话、做人事，虽不敢称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忧今日中国人该忧之忧、思今日中国人该思之思、急今日中国人该急之急，倒反而会被那些实则利欲熏心、心底阴暗、丧失道德伦理底线之“恶性肿瘤团伙晚期病人”认为或被贴标签为不正常之“病人”、或异己分子、甚或敌对分子。可悲、可气、可怜我中华民族何以沦落如此地步！ 　　可是，如果我以哲学思辨冷酷理性思考当今中国所谓体制内、权贵中、儒雅界、庙堂上，可以扩大至整个民间社会，司空见惯之不伦不耻、下流、下作、自贱自残自杀为常态的现象，不能不想到或许这就是一个应该逝去之文明的死亡模式。作孽之人、作孽之团伙，充当了杀手罢了。大概三年前以来，我曾经多次在阳光卫视《论衡》节目对话中和微博推特上比喻说明：只要理解癌症机理，就对当今中国大陆之体制及走向与结局，一目了然。当今中国大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的全身扩散的癌症病人，并且是一个因自己用暴力讳疾忌医，当下此刻已几乎丧失所有医治条件与可能的重度晚期癌症病人。癌细胞任其本能驱动，在枪杆子和笔杆子双暴掩护下，一切都是不由自主地，疯狂扩张挤压吞噬良性细胞生存资源、进而吞噬良性细胞，压扁榨干自己的宿主，当然自己也必然枯竭而亡。故用“自杀”二字就可概括当下中国大陆全部反常现象。话说回来，十几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古老而不合时宜的文明体，其必须更新之文化、包括一些基本价值观，今日世上已无“它杀”之可能，若要新生、唯有“自杀”。再说古往今来，哪有永恒的文明！哪有不负代价的转型与新生。看看那么多曾经强大不可一世的文明，今有几存？能够转型新生者，莫不脱胎换骨。岂不痛苦？近邻日本“脱亚入欧”，即是一种脱胎换骨。然从今天日本现状之困境来看，脱胎换骨尚不够；再一次从文化价值观与制度层面展开变革，在所难免。所谓的中国文明能够幸存至今，还有辛亥革命后被异族入侵而打断的、相对意义上的、极短暂的“民国复兴”；还有几年前所谓的、尽管是属自吹自擂和外人利雾障眼而花眼中的“伟大复兴与大国崛起”之短暂喧嚣：与历史长河中其它消失的只剩下凭吊遗址的文明及其种族相比，中国人已经很幸运、很了不起。当然，今日中国人之堕落、愚昧、无知、无耻之程度，也将“彪炳史册”、遗臭万年万万年！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但愿、我只能坚信这应该逝去之文明的丑陋肮脏的死法，将是这古老庞杂种族涅盘重生的必然过程和代价；祈祷在虽然已被盗贼、寄生虫、吸血鬼们，竭泽而渔、透支后代，折腾的一穷二脏（一穷即一切资源几乎榨干，二脏即环境脏和心灵脏）的大地上，孕育出一个更灿烂辉煌的可永续发展的新文明。这既符合一切皆有生死，又符合汤因比历史哲学的挑战反应模式，也符合凡自然界生死之过程哪有干净漂亮之状态，又符合我情感上实在不愿提及之人—-毛泽东的“不破不立”之说。中国人在劫难逃之宿命！ 　　至于我为什么“以个人辛苦营商得来不易之钱财，从事前述不识时务之事”？我给出的答案，也是心中所想，即：工作赚钱的目的是基本需求的消费，之后即追求满足的消费，对我来说此类“不识时务”之举，等同于一些人的奢靡生活与狂热的奢侈品消费，本质上都是追求快感和满足感。我给出的以上答案，来自于不止一次对己心理活动进行严格解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在对人类需求与满足的心理学研究中，对此早有科学定论。 　　我认为自己的“不识时务”之举，在中国人或称之为华人的社会中（包括中国大陆，也绝不仅限于两岸四地的大中华）是极有意义之事；这极有意义之事，说白了就是以坚持说真话、道真相、求真理为担当，力图构建一个能成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平台；而这样一种媒体平台的存在与发展，对属于“有家无人（我认为华人文明是小农经济家天下、官本位文明，从来就没有自然的、独立个体之人的存在空间。初始自然人平等价值观的牢固存在，是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建立的前提。）”类、世俗传统文明的华人、华人文化、华人社会，能否转型升华进入基于自然人及社会人生而平等的民本位现代文明，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对为此“消费”而努力赚钱，心甘情愿无怨言。 　　我本身并不排斥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应该有商业属性；反而认为真正成功的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应该是在市场上更为成功的媒体。这也是我的努力目标之一。我不否认并且期盼“我的不识时务的投入社会公器媒体”之举，有朝一日一定会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我所坚持的不外乎于事业征途中，社会利益、社会公器责任优先选择的原则。我当然期望在此事业上，也能获得商业成功；然面对目前现实世界之冷酷环境，我只有选择以消费之心而为之，方可持续坚持也。倘若有一天真能赚得丰厚利润，则君子用财当有道。 　　当然，我能取此态，因我会赚钱。这是底气之所在。我何以会赚钱？自以为，因我深知人性及其需求和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并以这些实际不复杂的基本规律及构成这些基本规律的要素、结构、运动，作为我分析判断社会政治经济趋势，进而从中发现商机。 　　例如，2007年至2008年，当中国大陆“所谓的股市”虚旺、楼市疯狂之际，我于阳光卫视《经济学家》节目对话中以及和一些其后成为预言家的经济学家谈话中，一再告诫“中国经济增长已到达积极‘要素’耗尽阶段，世界经济泡沫也即将破灭，中国股市将进入长期的疲软、萎缩、衰退期，除非因出现由中共主动领导的和平的民主政治改革的启动，或将大振人心、大振市气”。当一位这些年来盛名之下、其实也符的，我对其人品修养学识甚推崇的独立经济学家在和我午餐时，表示同意我的趋势判断，但认为中间会有一个“A股指数冲上8000点以上的高峰”；我当即明确表示，“不可能，能守住2000点就万幸啦”。我对股市一窍不通，从来不感兴趣，因我认为对股民而言，其和赌场机理设计无异。我常对朋友说“赌场和股市的概率设计，必须是赌客输和股民输，否则哪有博彩经济赌业巨头、哪有那么多脑满肠肥的证券商”。我对股市的预测性判断，乃基于前所言及的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基础上的趋势判断。 　　又例如，自2009年以来，我一直公开说私下说，“伴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实质性衰退，投资环境恶化，东南亚经济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增长期；其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也会既优于中国大陆，又优于30多年前亚洲四小龙时期”。并指出“不要忽视东南亚国家已经初步完成、或正在进行将要初步实现的、由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我如此说时，绝大多数的响应皆怀疑否定。而我则坐言起行走向东南亚，寻找“我的活路和活法”。无论中国的学者、还是欧美的经济学家，今天已无人否定质疑我前述论断。而我得出这些论断的基础，是“要素”、“社会转型”和“相互作用的地缘经济板块”之分析。 　　再例如，2008年底开始，中共推出以“四万亿”之巨的经济刺激政策。我在阳光卫视《论衡》对话中坚决反对之；也在被请进中南海座谈会上，不识抬举地反对之、批判之并预测其恶果。不知当时看过《论衡》和参加那次座谈会的人们，是否记忆犹新。暂且不论当时的“四万亿”及相应的刺激措施和美国所行之救市措施如出一脉、异曲同工、利益同构，皆属损民众利权贵，以透支掩盖透支，以泡沫维持泡沫，只能起到掩盖、拖延、加重、恶化危机；在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权力、权利、占有与分配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状态下，只会将中国大陆各种社会结构推到更加严重的轻重倒置、扭曲错乱至无可救治的程度。并且，不仅对于实体经济有害无益，即使对于有毒的泡沫经济产业、如房地产和金融证券等，也是一味剧毒吗啡。那二年（2009年至2010年）我除在电视对话上和微博推特上说，也向我所有认识的、接触到的房地产商和投资机构投资者，力劝其住手；身陷投资经营中者，应尽快借政府推动的最后的泡沫晚餐，金蝉脱壳。我大概于2011年中左右在微博推特上断言：18个月内中国大陆被强权暴力谎言泡沫所掩盖的烂经济，一定开始呈现再也遮蔽不住的衰退萎缩性溃败。并公开以自己的人格信用担保预言的准确性。相信我的很多朋友记得住这段话，因为我的一些朋友熟人当时都表示拭目以待。然那时听劝行动者无一人，听进半信半疑者半个人。当然，至2011年四季度开始，尤其是近数月，听进者听劝者众，无奈为时晚也。我做出以上今天被证实的判断，依据也不过就是决定中国大陆经济增长与衰退“要素”之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权利、资源占有和财富分配之“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以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之特性，还包括“相互作用的地缘经济板块”而决定的时空趋势。并且，当你真正既抽象、又具体、也能化繁为简地感知把握时空变化中的趋势，则也就具有了抓住商业先机的能力。 　　人非圣贤先知，在对于已暴发近一年的欧盟债务危机走势上，我原先断定欧元的解体不可避免。我认为不是金本位（我自三年前开始便经常呼吁：世界应废除信用不能成立的政府发行的“法币”，重新采取金本位或某种“本位”，总之一定要和所谓政府或人的权力权利信用脱钩的某种“本位”），根本就没有“本位”的欧元，在欧元区各国的财政、税收、福利等各不相同的状态下发行，本身即属荒谬。除非欧元区向邦联或联邦实体发展，否则欧元怎可能撑下去。而我一直到近两个月前，还坚持认为欧元区向邦联或联邦发展的可能性极小。可是，近二月欧元区各国尽然认真地讨论起财政等主权的让渡。我为之大跌眼睛。虽然离实现欧盟邦联或联邦还很遥远；虽然欧盟国家的无厘头高福利，还不知如何回落理性水平；虽然欧债危机还会继续扩大深化。但是，仍然让我对欧盟人肃然起敬。并预测二十年后的欧洲，或许又如18至19世纪那样辉煌。同时又领悟到一条似乎是真理：自私的理性加讨价还价的民主制度，产出公共理性选择。说道欧债危机，使我对比性联想：欧洲受累于全民过分高福利，但还是有制衡；中国大陆则将被党国不受制约恶性膨胀的高官耗所拖垮；欧洲高福利虽过分，毕竟全民共享，促进内需消费，储存再生产能量，只是比例失调加催生懒惰；中国大陆无拘无束、无法无天、无边无际的高官耗，制造官民对立、刁难阻滞民生、压缩内需消费、吸干民间最后一滴血，杀人、自杀。前者或可救，后者定无解。 　　补写此“我的自白”当中：我去日本三天，眼观耳闻后，感觉日本或将又有与百多年前程度性质不同的“明治维新”；返回香港飞机上，看新闻得知美国到2020年将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不得了！唯我中华，等待我们的是悲剧！纵然我对民主政治改革或革命，必定不依任何人的意志而快速到来，充满信心；但是，经济上坠入相当长时期的苦难贫穷，却将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而避免和转移。造孽、欠账总是要还得！ 　　纵论经济，然我自知非现行标准的经济学家。我的经济学修养，按科班要求而论，应属不及格。时尚的、走形扭曲的MBA和EMBA所谓学识，因己不屑一顾，更是半窍都不通。然而我却能在语言听不懂、文化也陌生的异国他乡赚钱。或者应该说异土、异国、异文他乡，凡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我更能如鱼得水地营商赚钱。反而在文化、环境、社情十分熟悉，人脉资源万分丰厚的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经商，倒是赔多赚少：因我自小不会点头哈腰、阿谀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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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 进入专题 ： 十大关系 十二五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社会重大矛盾关系，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政策的基本依据。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既成为党的“八大”报告的主题和指导思想，也成为最初正式编制“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但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之后受赫鲁晓夫15年赶超美国的影响，改变了原定花50年或60年赶超美国的设想，贸然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995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即“论十二大关系”)讲话，成为制定“九五”计划的重要指导文献。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兼顾五大关系，成为确定“十一五”规划指导方针的重要依据。 　　在“十二五”时期中国有哪些重大关系和突出矛盾?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来突破制约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十二五”规划与之前的规划特别是“十一五”规划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创新之处?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这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从宏观层面、以前瞻视角分析“十二五”时期影响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关系，按照“继承历史、深化认识、不断创新”的原则确定“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思路和指导方针。 　　所谓重大关系，实际上就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深层次矛盾和当前突出问题，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的约束条件，也是我们编制国家发展规划的最大的国情背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须抓住那些关键性的、影响全局的重大矛盾，抓住这些矛盾也就抓住了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任何重大矛盾关系始终处于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中，即有的矛盾可能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弱化，有的矛盾可能会更加凸显;老的矛盾尚未解决，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矛盾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 　　6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从文盲充斥的人口大国变为一个世界人力资源大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大国变成一个世界的新兴强国。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其重大矛盾与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大不同于毛泽东讨论十大关系的背景，也不同于江泽民讨论十二大关系的背景。我们需要开展重大专题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认识和讨论新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若干重大矛盾，以便形成中国“十二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吸收各方的重要认识，进一步讨论涉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个重大关系。 　　 　　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差异极大、快速发展而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才能保证经济社会顺利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即“天下大治”就是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更是中央政府向社会所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中国的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反之不稳定则具有很大的负外部性。没有稳定的环境，改革、发展就无从谈起，即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也有可能丧失。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需要统筹兼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不能超过社会可承受能力，要妥善处理利益关系的调整，合理补偿相关方面的利益损失。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正确协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改革观与稳定观。即发展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要以人为本，决策要广泛参与，形式要基于规则，信息要公开透明，改革成果要由人民分享，不同利益相关者共赢;稳定要以人为本，以公民权利为本，通过推进社会公平，调整社会结构，遏制内部腐败，强化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结合点是人民的利益，处理好三者关系，根本上是要求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三者的共同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发展促进和谐，以改革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二、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的关系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始终是经济建设的一条主线。从历史上看，领导人的发展观及发展方针经历了“多快好省”(1958)、“加快发展”(1992)、“更快更好”(2003)、“又好又快”(2007)几个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调整的过程。我们认为，最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就是“好”字当头、“好”字优先。因为中国已经处在经济起飞的快速轨道上，“快”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好”才是我们始终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 　　我国已经保持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空前的“发展奇迹”。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锁定在“低质量高增长模式”之中，即片面追求GDP增长规模扩张、数量驱动，盲目攀比高指标、高速度，而忽视了提高增长质量和减少发展成本，陷入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成为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强迫症”，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加大、宏观经济大起大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是实现三个“结构性转变”：一是需求结构转变，即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二是产业结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把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以逐步取代重化工业优先战略模式，⑧同时提高服务业占经济总量、就业总量和贸易总量的比重;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大力减少重化工业特别是能源消耗量大、污染排放高的产业部门比重，另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三是要素结构转变，即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三、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一方面是具有现代因素的少数人口的城市，另一方面是非常落后的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如何对待农民，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政府的农民政策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49年以后，尽管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实行“重工业优先”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优先”社会政策，构建了“一国两制”，人为地采用户籍制设置了两种不同的身份体制，分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城乡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消费支出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持续扩大。这是对农民进城的“红灯”阶段，强化了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出现了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的特殊社会现象。 　　改革以来，开始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形成了“三元结构”，即具有现代因素的乡村工业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上亿新增就业岗位，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不仅与整个国民经济和城市逐渐一体化，而且与国际市场逐渐一体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仍然庞大，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农业就业比重仍居高不下，城乡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并没有得以根本缓解，“三农问题”更加突出，显示了限制农村人口进城“黄灯”政策的社会代价。 　　“十五”时期以来，政府转向对农民工进城开“绿灯”，鼓励大量农民工进城，出现了“第三次解放农民运动”。⑩它不同于第一次土地改革运动、第二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将农民固化在土地上，仍然从事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收益相对较低的农业活动，而是促使农民永久性地离开土地、暂时性地离开农村，“用脚投票”的方式进城务工，从而形成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农村，农业劳动者和乡镇企业并存;在城市，户籍人口和大量流动性农民工并存。政府面临大量市场性的农民工潮、新的发展挑战和社会矛盾，相应做出政策调整，即从限制型政策转向鼓励型政策，从歧视型政策转向友好型政策，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农民工迅速成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成为我国城市经济的主力军之一。 　　面临新的四元经济社会结构，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就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对农民的基本方针是“富(农)民为本”，基本政策是“解放农民、服务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善待农民、富裕农民”。所谓“解放农民”，就是把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从事非农产业，也鼓励他们迁入城镇;所谓“服务农民”，就是在农村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所谓“投资农民”，就是投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提高他们的发展能力;所谓“转移农民”，首先是产业转移，提高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其次是居住地点转移，帮助农民从农村地区迁移出去，创造良好的人口流动、迁移、就业、居住的政策环境，赋予他们自由选择工作、选择居住地点的权利;所谓“减少农民”，是把减少农业劳动力、农村人口作为各地区重要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政策，加快城市化进程;所谓“善待农民”，指赋予城市农民工家庭平等的公民权利，为他们提供当地市民同等待遇，使他们既能安居乐业，也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社会保障;(11)所谓“富裕农民”，就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非农收入比例，特别是工资性收入比例，增加政府对农民的直接转移支付和其他补助，减免税费，进而提高农民总收入。 　　 　　四、地区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是世界上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民族团结、政治统一、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中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极大，沿海地区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70%。1956年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强调要把新的工业摆在内地，同时要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1950年代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在内地迅速建立了若干个工业基地。毛泽东在考虑“三五”计划时明确提出，加快内地建设“此时不为，后悔莫及”。(12)为此，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大小“三线”，为内地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但是这一时期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仍呈上升趋势，并在1970年代末期达到历史最高峰。 　　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大幅度下降，并于199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1988年，我国正式实施沿海对外开放加速发展战略，这是向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新的地区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迅速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与此同时各地区发展差异重新扩大，东中西内部各地区出现趋同、但东中西之间出现趋异趋势，成为十分突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这一问题早就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方针。(13)1999年，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设想;2003年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6年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由此与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相结合，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框架，建立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经济总体呈现充满活力、快速增长的新态势，形成了一些具有要素聚集、较强带动作用和扩散辐射功能的经济密集区域，生产力布局开始趋向协调。(14)2004年以来，我国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又出现趋同趋势，省级人均GDP差异系数持续缩小。 　　统筹协调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既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发展任务，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充分利用政府宏观调控(财政转移支付等)协调地区发展;既要发挥各地方的比较优势创建特色经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十大关系 十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