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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列汉诺夫的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所撰写的哲学理论著作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许多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者。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他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1917年回到俄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十月革命持否定态度，但并 不支持反革命。1918年3月，普列汉诺夫已病入膏肓，他自知时日无多，叫来好友捷依奇，开始口授政治遗嘱。其时他已极度虚弱，但思路清晰， 有条不紊。长达两个多星期的口授耗尽了普列汉诺夫的最后精力，他于1918年6月12回溘然长逝。这篇遗嘱历经曲折，至今方重见天日。 　　遗嘱确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奇文。奇就奇在二十世纪全球的政治走势，竟与普列汉诺夫世纪初的预言惊人地相似。普列汉诺夫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著称。他在遗嘱中同马克思一样，也是从解剖资本主义入手来阐发他对世界的观察和分析的。他首先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命题大胆地提出质疑，并断言 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也无法实现。因为马恩的《共产党宣言》系发表于蒸汽工业时代，五十年过去，在电已出现的今天，《宣言》中的某 些分析便失去了意义。随着以电为动力的新型复杂机器的应用，社会的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据普列汉诺夫说，统计数字 表明，二十世纪初以来，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的队伍增加得更快。按人数和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知识分子将跃居首位。知识分子是最有文 化修养的社会阶层，其使命是教育群众，向群众灌输人道主义思想和先进思想。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知和核心。它将从资产阶级的“奴仆” 变成单独的、具有特殊影响的阶级，其人数将飞速增加，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使生产力日臻完善：研制新机器、新工艺 和造就学识渊博的工人。生产力的强劲发展、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将使社会形势大为改观。为了操作复杂的机器，工人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工人的教 育程度、文化水平、世界观都将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岂不显得荒谬吗？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倘若马克思活到现在，并目睹事情发生这样的转折，也会立即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他提请人 们注意：1888年由恩格斯作序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末尾的口号，已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口号 的改变在苏联的版本上并未反映出来，这当然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有意篡改晚年恩格斯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随着生产力发生质变，将会形成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将以新的形式进行，人道主义思想将深深地渗透至社会的各 个阶层，即便社会实际上仍为资本主义性质，那它也能学会克服矛盾。资本家早已发现，同衣食无忧、心满意足的工人打交道比同饥肠辘辘、怒气冲冲 的工人打交道容易得多。据普列汉诺夫的观察，资本主义是一种灵活的社会形态，它可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逐渐人道化，并逐渐接受和适应某些社会 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资本主义因素可与社会主义因素长期并肩前进，某些方面相互竞争，某些方面又互为补充。 　　普列汉诺夫高度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如今英国工人比十九世纪的工人生活得好，拥有更多的政治自由，明天工人的生活无疑会好得 多，且生活在更加民主的社会里，这都是马克思的功劳。甚至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家本人朝着好的方面变化，这也是马克思的功劳。 　　普列汉诺夫是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曾抱怨说：“命运给了我一副好脑子，却没有给我一副好身体。”但最让他魂牵梦萦、 放心不下的，则是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后俄国人民的命运和未来。普列汉诺夫始终认为，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 觉悟水平而言，尚未做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布尔什维克选定的社会主义注定要失败。在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 阶级。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演变将是：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其领袖的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 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布尔什维克思想之谬误大白于天下，布尔什维克式社会主义就会像纸牌搭的小屋一样土崩 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料布尔什维克将依次面临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其 掌权时间的长短全看他们究竟会栽倒在哪一次危机上。他估计布尔什维克可通过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赶出政府、唆使觉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对富裕农民和 中农、组织大规模没收粮食行动等来度过饥荒危机。为了对付崩溃危机，布尔什维克会发动大规模内战，并利用阶级恐怖和战时法律实际上除掉所有持 不同政见的人，可借内战之机在全国实行战时状态并将崩溃的责任推到阶级敌人和外部敌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机是布尔什维克1917年为了向左派社 会革命党人让步而埋下的定时炸弹：使土地社会化，尽管纲领中最初计划的是国有化。这是政治经济性质的危机。布尔什维克只得向农民发动全面战 争，并消灭其优秀部分，即善于劳动和愿意劳动的农民。克服第三次危机后，布尔什维克还可维持许多年，直至出现第四次危机—一意识形态危机，即 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瓦解为止。但瓦解过程可持续数十年的时间，因为俄国从来不知民主为何物，俄国人将顺从而耐心地接受又一个独裁政权，该政权 可以靠极其巧妙的蛊惑和高度发达的监视和镇压机关来加强。普列汉诺夫说，无法预料的种种情况可能对他的预测作出修正，然而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 体系终将彻底失败，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杰出人物顶多能够加速或者延缓这一进程。 　　普列汉诺夫不无忧虑地指出，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间。俄国迟早要返回到自然发展的道路上来。但布尔什维克专政 持续的时间愈长，这种返回的过程就愈痛苦。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 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始终忠于马克思的学说，不能光看它的宣言或是它给自己贴上的标签。需要由历 史来检验。普列汉诺夫认为，布尔什维克掌权会使俄国的发展落后数十年。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他们付出了 极其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这个堪称世界第一的资源大国和领土大国仍在“返回”的道路上艰难起步，尚未最终摆脱“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可悲处 境。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全文三万多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需要专家学者作深入之研究。令人仅为极其粗浅的介绍，难免挂一漏万，不过是希望 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 　　普列汉诺夫在开始口授时即已声明，因他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遗嘱在布尔什维克掌仅期间不得发表，这大概就是遗嘱迟至八十年之后始得重 见天日的原因所在吧。遗嘱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最初由普列汉诺夫之侄谢尔盖保管。1937年年底，时已身陷囹圄的谢尔盖自知性命难保，遂将遗 嘱托付给一位叫巴雷舍夫的青年。这个巴雷舍夫后来又传至他的学生和崇拜者尼热戈罗多夫手中。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就是尼热戈罗多夫投寄俄国《独 立报》的文本。尼热戈罗多夫在繁忙的学习与工作中曾一度将遗嘱置诸脑后。直至1991年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系列事件和苏联解体之后，这才想起 普列汉诺夫七十三年前的那个预测是何等的准确。此后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与普列汉诺夫博物馆馆长亲密合作，反复考证，终于弄清他手中的文本确系 出自普列汉诺夫的手笔。 　　俄国《独立报》1999年11月30日编发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同时，还发表了关于遗嘱写作经过、文献真伪考证和遗嘱曲折经历的几篇文 章。 　　遥想当年，普列汉诺夫于弥留之际，怀着对马克思学说的一片赤忱，怀着对未竟事业、对俄国人民的深深眷恋之情，直抒胸臆，语重心长。他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犀利武器，对俄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令人信服地预告了布尔什维克政权未来的结局。我们从中感到的是理论的力量，真理的力量。 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这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定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否一成不 变？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从他的遗嘱中似乎不难找出正确的答案。

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 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中国人历史造假的传统很悠久，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胡乱写了个《屈原列传》。 王思想家很推崇胡适，但是对他质疑屈原的存在与否，认为意义不大。因为屈原已经成了一个符号，真假已不重要。我们所要质疑的，是这个符号。 屈原这个符号很重要，已经重要到了要弄出一个端午节、吃粽子来使之具体化、固定化，以便于推广。屈原、端午、粽子，已经成了三位一体的系列产品。 人类进入21世纪以后，这款原本以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品还吃出国际争端来了，韩国朋友说端午节吃粽子是他们的非遗。这可急坏了中国的爱国小青年。为了强化端午粽子“自古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2008年开始，中国粽子的地位一举超过了包子、饺子，专门放1天假，让大家使劲吃，使劲纪念屈原。 为什么屈原那么重要？答案很简单：屈原是个爱国符号。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人，都被伟大的教育工作者灌输了这个符号意义。 屈原有资格做爱国系列产品的主打品牌吗？我认为：可以吃粽子，可以纪念屈原，但是，请不要称他为“爱国”，他与爱国无关。 在屈原部长、邓玉娇修脚工这两个湖北人中间，我认为后者才值得我们敬佩。 以下是王思想家的启蒙分析，仅供参考，欢迎探讨。 1，屈原爱的哪个国？ 祖国？别扯了，什么叫祖国？少蒙我，说清楚点儿，说清时间、地点、目标。 屈原爱国的时间是公元前278年前后，爱国地点和目标是楚国。当时秦国负责扮演“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楚国属于“亚非拉”。假如屈原真的是爱国，那他爱的，只是他的楚国。 此后，东亚大陆的这块土地上出现了很多个国家，祖国也换了一次又一次。 当时的楚国，后来的湖北人吃粽子纪念屈原，是有道理的。 当时的秦国，如今的陕西人及周边“自古就是我国（秦国）一部分”的那些人，吃粽子纪念屈原，就有点敌我不分、卖国主义了。 当年的齐、燕、赵、魏、韩这5国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属于莫名其妙。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外国人，瞎纪念什么？ 有人说了，我们不提倡狭隘的爱国主义，只要爱国，各国人民都可纪念。好，暂且放他们一马，不说国籍的事情。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2，抵抗与自杀，哪个是爱国？ 敌人来了，自己去投江自杀就是爱国？如果投江自杀是爱国，那上吊、撞墙、吞金、抹脖子，甚至俯卧撑、躲猫猫……莫非主动结束生命的行为都叫爱国？ 或者说老百姓投江自杀不是爱国，有地位的人投江自杀就是爱国？ 自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然后去投江就是爱国，一个糊涂的人投江自杀就不是爱国？ 有人说了，屈原一心抵抗秦国的侵略，可惜不被楚怀王重用，所以他本身就是个爱国主义者，与自杀无关。这个解释稍微上一点档次，但是却无法回避一个实用主义问题——投江自杀，就被树了爱国牌坊，那么，那些英勇抵抗秦军侵略的将士呢？如果屈原真的爱国，那你就上前线英勇杀敌去，跑到江边去进行“爱国自杀”，实在打击我方士气，起到了“楚奸”、“卖楚贼”的作用。 我一向认为，秦朝的建立，是中国走向深渊的开始。秦朝高度集权的暴政，终结了春秋战国各国分立、人才辈出、思想争鸣的辉煌时代。如果屈原能阻止秦朝暴政的建立，那他就是当时各国人民及其后裔的救星，应该被我们世世代怀念。可惜他没有。 3，是忠君，还是爱国？ 爱国，先要搞清楚“国”是什么。 从社会学角度，国家可以看做山川土地、森林矿产、人群、政权的集合体。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 屈原所在的楚国，肯定不属于人民。人民的国家是政权获得人民授权，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权没有得到人民授权，那么，该国就不是人民的国，政权就不是人民的政权。 这个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属于整个统治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国王之流的。 必然会有爱国小青年跳出来说：“你不应该拿现代思想去衡量一个古代人”，对此，我的回答是：“那么，你们就别拿一古代糟粕来糊弄我们这些现代人”。 屈原爱他的统治阶级，爱压迫被统治阶级的那个暴力工具，其实最终是爱那个皇帝，即所谓忠君。那么，屈原为什么要爱皇帝，难道他是同性恋吗？闻一多、孙次舟等历史学家认为屈原真的是同性恋，与楚怀王相好。我宁愿屈原是为爱情投江。不过，我认为，无论他是否同性恋，他爱皇帝都是有理由的，这就要看下一个问题 4，是爱既得利益，还是爱国？ 屈原是楚国的大夫，用今天的名词说，他这个大夫，可不是医生doctor，而是部长minister。他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且还是其中的要员。 如果楚怀王的统治能够继续，屈原也不犯什么政治路线错误，也没有贪污行为（或者说贪污了，但没有被发现），也不出现包二奶等生活作风问题，也不与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发生太激烈的冲突，那么，他这个大夫，就可以长期过富裕快乐的幸福生活，他的子孙，也可以跟着楚怀王的子孙继续这样的生活。 可恨的秦军，让屈原的梦想破灭。如果秦军灭了楚国，那么，作为楚国的一个部长级官员，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屈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即便投降了作为贰臣，也远没有现在风光。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当然要反抗秦军，这很正常，我很理解。屈部长的行为，表明了既得利益集团对维护原有社会秩序是多么渴望。但是硬说成爱国，就属于扯淡，因为他是爱自己的金钱地位财富，爱他所在的统治阶级。 所以，屈原是统治阶级的好榜样。统治阶级的成员，应当在家里供奉“屈部长”的画像，每天烧香祭拜。 至于被统治阶级，他们整天想的是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那时尚无民主思想），他们怎么能去热爱“屈部长”这个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阶级成员呢？ 5，投江实质：想当奴才当不了，含泪投江 在一个陕西农民导演的带领下，秦军喉叫着“大风，大风”，逼近楚国首都。屈部长可能有点军事才能，他提出了自认为很管用、可以抵抗秦军的某些策略，但是，楚怀王不采纳，并且放逐了屈部长。三年放逐期间，屈部长整天都盼望圣上能想起自己，可是，直到后来楚怀王被囚死在秦国，也没盼到圣上回心转意。 想想以前，屈部长手下有一群奴才，他本人又是皇帝的奴才。回味着往日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屈部长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眼看着这种“做稳了奴才”的时代要过去了，屈部长痛苦、懊恼，想来想去，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某一天，62岁的他，告别了自己妻妾成群的深宅大院，走过江边那些破旧房屋，身穿锦衣千金裘，很鄙视地看了看那些蓬头垢面的穷鬼，咕咚一声，跳进了汨罗江。当天是农历五月初五，黄历上写着：宜跳江，宜爱国。 于是，一个伟大的爱国符号诞生了，一个爱国牌坊成功地树立起来了。 6，统治者为什么要宣传屈原？ 统治者高屋建瓴。皇帝换了几十茬，纪念屈原是哪一茬都要坚持的。为什么？因为要树立屈原这么个典型，让大家学习领会贯彻，让广大老百姓去爱国呀。 皇帝自己号称“奉天承运”，但他们知道自己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混蛋，从未得到人民授权，是不可能让老百姓去拥护的。所以他们想了个花招：先让草民爱国，然后在“爱国”二字前面加上“忠君”二字。如此以来，忠君就跟爱国混成一团了，甚至忠君成了爱国的前提。 为了让忠君爱国这一花招能够行得通，就需要树牌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树谁呢？找来找去，瞄准屈原了。首先，此人能写点诗歌什么的，容易引起老百姓好感；其次，屈原是个部长，能够引起官僚阶层的共鸣；第三，屈原是个好奴才，圣上都把他放逐了，他还要以死表忠心，实为难得的奴才。 要树立这么个榜样，不能让老百姓整天干巴巴地唱“学习屈原好榜样，忠于朝廷忠于党”，还得有一个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国人总也吃不饱，所以弄得节日都是吃。这就好办了，皇帝昭曰：再多吃一次，吃粽子，钦此。老百姓最朴实，听说可以借屈原来编造一个吃的理由，立刻就谢主龙恩，乐呵呵去包粽子了。 这个粽子可不简单，爱国是包装，屈原是商标，忠君是实质，欺骗愚民是目的。 粽子包了1000多年以后，屈部长这个符号，这个牌坊，成功地被统治者树立起来了。他们利用屈部长告诉人们：要爱国（其实是忠君），要奉献（就是说为统治者进贡）。 此后1000多年，所有的统治者都兴高采烈地每天擦洗这个爱国牌坊，想方设法使其符号意义发扬广大。 相关日志 暂无相关日志

居住在柬埔寨的法国人德维莱尔成了新闻人物。柬埔寨应中国的要求将其控制起来，因为他和中国的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主角曾“有关系”。德维莱尔何许人？他如何同入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杀人案有关？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理解的“公知”到底是什么意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公知？ 　　朱大可：狭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通常具有这样五个基本特点：具备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拥有普遍价值的基本底线；保持个人独立和正义立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能够对重要公共事务发表真实意见。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知”。但广义的“公知”概念，仅指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的专业知识分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标准。所有问题都是广义概念惹出来的麻烦。对后一种“公知”，按不同的标准，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比如可以按是否有良知、是否独立、是否具有批判精神等等，否则，就会出现不必要的认知混乱。 　　 凤凰网文化：“公知”为什么现在成了骂人的词？在相对变得贬义的过程中，媒体、政府、群众等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朱大可：公知挨骂的原因有点复杂，其中既有公知本身的原因，也有公众对公知的误解。跟西方不同，中国社会是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约数的，因此“公知”就成了一个无比复杂、泥沙俱下的亚文化群体，由于没有普遍价值作为“公共语法”，各人的准则、策略和言行就会大相径庭；另一方面，民众对公知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在许多人看来，“公知”进了报馆，就成了“媒体”，当上了官员，自然就是“政府”，而跟粉丝一道起哄，也就变成了群众。 　　 “公知”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 焦虑不该成为常态 　　 凤凰网文化：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你认为，中国当代的“公知”在所谓“启蒙”的道路上为何充满暴戾之气？ 　　朱大可：在“一切都在变坏”的时代，面对生存环境的“总体性危机”，公知和民众都失去了耐心，为存在的焦虑所困，我完全能够理解这种心情，但它不应当成为一种文化常态。 　　凤凰网文化：公知所谓被“污名化”，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在互联网和民粹主义的时代，公知的地位受损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第一，公知和伪公知彼此混杂，令人雌雄难辨；第二，即便是真公知，也很容易在利益诱惑下蜕变，丧失独立立场，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第三，在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公知的群体往往会成为被批评和鄙夷的对象；第四，公知是寻常人，而并非圣贤，公知也会犯错，有时甚至犯低级错误，这种错误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将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国内公知和国外的区别在哪里？这里是否有中国特色？ 　　朱大可：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源于“知识分子”一词，而这个语词天生就包含“公共”的意思。中国人加上“公共”二字，原本是想跟“知道分子”划清界限，谁料现在还得再加上“真正”二字，实在是件很滑稽的事情。 　　1894年，犹太裔的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受人诬陷，为了伸张正义，以作家左拉为首的法国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抗议宣言，要求当局平反这起冤案。这份文献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是独立的批判知识分子登上舞台的重大标志，也是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源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源头，则应当追溯到批判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还有，批判政府外交政策的“五四运动”。但从理论上说，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设定的国际标准，使用相同的“公共语汇”，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凤凰网文化：有人说这个群体离专业知识越来越远，公共的部分全成了一种“姿势”，您如何理解？ 　　朱大可：这也是我的忧虑所在。微博拓展了公知和民众发言的空间，但知识分子发言的专业性却变得越来越弱，许多人除了发布140字的短句，没有找到运用专业知识去从事文化建构的道路。于是这种声音就很容易沦为“姿态”。长期脱离专业的公共言论，必然会抽空知识分子的能量和灵魂。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年龄层，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这个说法准确吗？如果准确的话，那怎么看70和80年代的那群人？ 　　朱大可：大致如此，也不排除有不少例外。像我熟悉的王晓渔、羽戈和魏英杰等，都是公知的“第二梯队”，他们的出现，正在改变你说的这种状况。公共知识分子年轻化是一种趋势，只是来的稍慢一点。基于年龄的关系，五、六十年代生人很快就会退出历史，中国的未来，必然取决于更有活力的一代。 　　公知失势源自自身退化“士”的精神已不多 　　 凤凰网文化：现在公共知识分子也流行跨界，学数学的去点评政治、学物理的去点评文化等等。如此，公知的可信性在哪儿？ 　　朱大可：跨行是知识分子“公共化”的必然后果，对此无须大惊小怪。对于其中出现一些知识性偏差，发言者无疑应当学会更加审慎，但只要不是蓄意误导，公众就应该给予宽容，否则，公知就没有生长空间，而中国的公共言论平台，也会变得更加寂寥。 　　 凤凰网文化：公知群体在大陆出现仅仅数年，为何崛起如此迅速？现在的瓶颈在？ 　　朱大可：中国公知的迅速崛起，跟这几年“中国问题”大爆炸有关。我们突然面对来自体制和环境的危机，变得不知所措起来。在这样的价值迷津中，公知扮演了引领者的角色。现在的瓶颈是，人们对公知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而原因不仅在于公知自身的退化，也在于“粉丝群”的反叛。任何人一旦有了主体发言权，就不再需要“代言人”了。这是“知识分子终结论”的基本逻辑。这种状况也会构成公知发育的瓶颈。 　　 凤凰网文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的精神，在当代已经消失了吗？如何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朱大可：我看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果然已为数不多。在我看来，当代知识分子使命同时负有两种使命：第一是用批判的声音来推动现实改造，第二是利用专业知识和才华，去重构新的公共文化体系，这两种使命看起来是互相纠缠的，但终究有一些微妙的分别。 　　“公知”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凤凰网文化：“公知”如果真正赢得大众信任，短期内需要做什么，长期内需要做什么？ 　　朱大可：说这些恐怕没啥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诉求，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纲领。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名单上，我偶尔被列为“公知”，但绝大部分时候又被排除其外。我是游离者和身份不明者。我自己笨想，假如我是一个公知，那么我短期内会保持对重大公共事件的关注，同时也会尝试在文化建构上做一些专业研究。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的称谓，我要向这个名词致敬。 　　（采访：于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