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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献身女

6 月16日下午4时许,深圳书城门前地铁大剧院站F出口处上演一场雷人“黑色幽默”剧,一女子为嘲讽轰动全国的陕西“怀孕7个月孕妇遭强制引产”案,扮成土气十足的怀孕村姑,挺着大肚子打出雷人标语向路人“炫耀”: 亲们,姐也是“和谐献身女”。姐计划外怀上了乡长、镇长与狗的杂种,可以不引产,更不用交罚款…不是姐很牛B,是姐B很牛! 众多路人驻足围观拍照。还有路人屈身为其擦鞋以表“敬意”。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6222/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和谐献身女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6/19, 15:28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你还不相信2012么?那么进来看看你所谓的和谐社会吧··· 2010被和谐语录 和谐号出轨新闻汇总 文化部表示,dota中的部分翻译不和谐,结果发生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渔民徒手喂鲸鲨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被和谐了…… (@hexieshe) 魔都“同宅异腐”和谐ACG文化祭 (@hexieshe) 万恶的资本主义和美帝跟我们相比..我们在天朝的生活多么和谐啊~ (@fun4hi) [福利公布] 魔都“同宅异腐”和谐ACG文化祭开幕倒计时 (@hexieshe) 天朝“和谐生活”小常识… (@fun4hi)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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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书推荐】《走出毛泽东的阴影》第八章 诚实的医生

核心提示:他是一名301解放军医院的外科医生,20多年前他在急诊室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场景,被子弹击中死去的年轻学生们。多年之后,在SARS病情被掩盖的时候,他选择以实名公布真情并奇迹般得赢得了这场公共卫生的”宣传战”,他是蒋彦永,一位诚实的医生。但是因为良心的召唤,他和他的家人却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价。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电子版图书封面】 节选自Phillip Pan(潘公凯)所著《走出毛泽东的阴影》(Out of Mao’s Shadow)。本章是全书的第八章。本书繁体中文版近期将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 译者说明:因为本章的电子书制作提前于繁体中文版截稿之前,因此并非官方译本,可能与最终出版的书中章节略有不同。 献给一直铭记历史的中国人 以下是本章节选: 他只是一个上年纪的医生,但他使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局面。即使政府已在控制SARS疫情,蒋还是感到有些内疚。隐瞒萨斯病情不是他第一次需要决定是否向党的权威低头,面对错误行为保持沉默。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面临过类似的选择。他相信他当时的做法是可以见人的。他宁愿接受退休,也没有赞同政府的镇压。多年来,他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偶尔,他私下告诉朋友1989年6月3日夜间他在急诊室看到的情形,但他从未公开发表自己对政府的批评。他同情那些被枪杀者的家属,但他知道公开讲出来会令他自己丢掉工作,甚至丢掉他的养老金和住所,并肯定会令他妻子和孩子的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像其他数百万被大屠杀激怒的人和对中国此后所走道路感到失望的人一样,蒋选择了在沉默中生活。 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决定在他心头越来越沉重。 他对此是否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能否做得更多?由于现在公众称赞他的正直,并把他誉为揭露政府隐瞒非典的”诚实的医生”,他心中那份羞耻感和悔恨比以往更强了。正如他在萨斯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个人面对权势说出真话,能迫使党承认其罪行并改变历史,那么他为何要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上保持这么长久的沉默呢?这些年来,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协,太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呢?当这位上了年纪的外科医生回顾自己的过去时,他思考的就是这些难题。对它们他反复考虑了好几个月。然后,在党庆祝抗击非典的胜利,并尽了最大努力说服公众忘记他之时,蒋彦永暗下决心,决定再次发言。他在非典危机中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资本,他决心利用它们替天安门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讨个公道。 蒋坐下来开始写作,记录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个夜晚,并把这份记录交给了党的新领导人。被压抑的记忆和情绪如洪水一般涌来,他写的一点都不费劲。”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他写道。”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 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 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 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 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 …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 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得发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 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 蒋写到他如何努力抢救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但因为医院没有足够的血浆,他最终死在了手术台上。蒋记得和一位军队少校的谈话。那人也中了枪,但他自己觉得算是幸运的了,因为在他旁边的一位老人和一个小孩都被打死了。蒋报告说有几位中枪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弹碎片击碎,并怀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开花弹,粉碎后造成更大的伤害。蒋写道,那天晚上他治疗的学生都是无辜平民,是和平抗议腐败和呼吁政府廉洁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战士们理解这一点,他们拒绝使用暴力镇压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败的头头在胡来”,并从各省召集增援部队。那些部队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学生运动,只被告知要对”反革命暴乱”开火。 在数月之内,蒋一页又一页地在信中写出他的心声。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要打破他在天安门问题上的沉默。这些年来,他曾与朋友们讨论此事。这些朋友当中很多人也因为拒绝采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镇压,已被提前退休。现在,他把信的草稿给他们看了,并要求允许把他们也写进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激发起他的行动。他觉得好像他既是为自己在写,也是为他们在写。他所写到的一个同学,军事(医学)科学院高级官员唐佩弦,在屠杀之后的清洗中丢掉了职务。当时党的官员对他施压,让他支持镇压。唐告诉他们,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当年参加了共产党支持的对国民党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他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推翻了他们的共产党,怎么能够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蒋的另一位熟人,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在一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上发言反对屠杀。没有其他政协委员有勇气站出来支持他——这些人里有一些是国内最聪明的人才。蒋写到,他们的沉默令吴很失望。在吴的晚年,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吴去世前不久,他告诉蒋,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蒋写到。”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 蒋还写到了他一位病人的妻子,历史学家丁子霖。她17岁的儿子在大屠杀中死亡。她是”天安门母亲”的领头人,这是一群家长,也有其他人,他们争取记录下在镇压中伤亡的人员姓名和他们的故事。蒋最近看了她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有关该团体的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蒋写到。”——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蒋写到,每年”天安门母亲”都呼吁全国人大采取补救措施,但每年都被置之不理。 党担心承认大屠杀会造成”不稳定”,但他认为,这种对稳定的迷恋只会激起更大的怨恨和不满。每到春天,随着大屠杀纪念日的临近,党就会变得紧张,并动员起来防止任何纪念受害者的企图。它要人们忘记天安门事件,继续前进。它先是把大屠杀说成是”政治风波”,然后又说成只是一个”事件”,并希望事情的真相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一直被迫保持沉默,但是每过去一年,他们的愤怒和失望都会进一步增加,而党的焦虑也随之攀升。蒋敦促新的领导人采取一种新的措施。他们应该承认党派遣军队进入广场,并责令其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是错误的。要解决大屠杀死者亲人们的痛苦,要承认示威者并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诚实的爱国者。简单地说,蒋要求他们结束谎言。他认为,只有在党纠正错误之后,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之源。 蒋给朋友们看信的草稿并进行最后的修改时,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离他揭露隐瞒萨斯疫情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全国人大又在准备召开。再过几个月就是天安门大屠杀15周年了。从蒋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机非常好。”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他写道。”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蒋把信复印了80份,并列出了全国高级官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全国人大的领导人。他把大部分信都通过当地邮局以快递邮件发出。剩下的他请几位有关系的朋友亲手递交。最后,他给了他医院里的上级几份副印件,要求他们通过官方渠道上报。然后,他回家等待反应。 医院的院长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恒在两天后来到了蒋家。他们是有着长期军旅生涯,对党忠诚的官员。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依靠听从党的命令赢得晋升。朱是个自大的人,当时六十出头,眼睛很细,嘴唇苍白。他首先开口。所有公民都有权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写信,他告诉蒋。但党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场早已确定,作为一个党员,他必须与这一立场”保持一致” 。”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认识,”他说,”认识到你的行为是不对的。”郭则更不客气。”你这样做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宣布。蒋与这两人争辩一阵,当他们警告他不要把他的信交给媒体时,他答应不会那样做。他提醒他们,他通过适当的途径散发了他的信。并表示,他既不会接触记者,也不会把信在互联网上公开。这是一个容易作出的承诺。蒋的信发给了如此多的人,他知道别人把内容透露出去,只会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四天之后,果然发生了…… 点击这里向”译者”捐赠USD0.99即可 下载阅读全章 。 点击下载可以直接在iPhone、iPad上阅读的 本章试读章节 (epub版) 点击这里下载可以直接在Kindle上阅读的 本章试读章节 (mobi版)  另外,为防止盗版,本书的第十一章 《看不见的正义——陈光诚》已经下架,曾经购买下载的读者仍可阅读,其他欲购买本章的读者请等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纸质书后购买实体书。我们不再推出这一章的电子版。本章内容在下一章推出后也将下架。 本文版权属于 © 译者和作者及相关出版社所有。©译者遵守知识产权协议并保留相关权益。未经允许的传播会被视为非法。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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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遭遇警察》前言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谐社会”的口号与警察国家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北非一系列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回应,中国的当政者越来越依靠警察力量来维持他们所谓的“稳定”。在对自己的执政合法性丧失信心后,当政者对形势的判断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觉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对策是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他们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对社会的监视和控制,并在指导方针上提出“社会管理”即全面控制社会的概念。当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面临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历史潮流,这种恢复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企图既不得人心,又明显不能成功。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扼杀了社会的生机,毒化了社会的空气,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中国的形象,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但他们只是以“反华阴谋”的说辞来自欺欺人。 警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镇压行动,是极权-后极权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可以在反映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记录——展览、博物馆、电影、小说、回忆录,等等——中了解到警察形形色色的活动,体会到人们在警察制度下的遭遇、痛苦、不幸和种种感受。中国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必须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侧面,远远不是全部。我们只是把近两三年在网上流传的,我们手上现成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收入本书,而没有做约稿、组稿的工作,警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使得约稿、组稿无法进行。本书各篇文章的篇幅、体例、风格的不统一是这种困难条件的反映。 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雄、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的记录。我们还知道一些遭到警察刑讯和虐待的事件,对于了解历史真相,披露这些事件是必需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努力,因为,虽然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得知,他们在出狱前受到严厉警告,甚至被迫作出保证,不得讲出他们的遭遇。为了免使这些受害者因为加盟本书而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舍弃了本来可以展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坚信,全面反映历史真相的时候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书的初衷和侧重点不是要反映当代侵犯人权的严重和残忍。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情况早已记录在案,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方向重复和增添新篇章,我们想反映的,是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他们活动的公开化、日常化。 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这时警察像包工头,拉起一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队伍——可以想见,这支队伍是不敬业、没有效率、没有士气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需要监控的公民太多,即使按照国家的恶法和警察的惯例也没有长期关押的理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做的空间,对人们的监控和短期扣押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出于“千万别在我这里出事”的心理,出于“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段敏感期”的命令。对个别人士,他们采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却要安排成旅游,入住宾馆,呆在度假村,他们要人们相信这是“人性化”措施,其实是想规避法律程序方面的难题;而对于绝大多数监控对象则凶相毕露,打、骂、侮辱、虐待,甚至对于身体残疾或身有伤病的人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具有法律意识和知识,还有人本身就是维权律师,因此,在遭遇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现行宪法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自称的执法者根本不懂法,他们需要受害者向他们普法,当然,即使在了解相关法律之后,他们仍然做践踏法律的事。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多篇记录中看到,遭遇警察的过程,就是在所谓“执法者”面前宣传和捍卫法律的过程。许多公民在遭遇警察时表现出区别于以前的“臣民”、“顺民”的勇气,他们以现行宪法、法律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而警察的无法无天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法治不断倒退的明显标志。 本书指称的警察只是中国庞大警察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是政治警察、思想警察、文化警察,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这种性质的警察。尽管中国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和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警匪一家的现象不是个别,尽管警察与黑社会合为一体在一些地方不是秘密,但总的来说,中国老百姓还是把警察视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力量,而不是威胁、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人们对那些在公路上辛劳执勤的交通警察,在边境、丛山和密林中执行危险任务的缉毒警察,对为缉拿凶犯而呕心沥血工作的刑侦警察,对一切为社会正常运行而坚守岗位的警察,充满敬意和爱戴,但这绝不包括政治警察,他们令人生厌和生畏,他们是警察中的异类,是通向公民社会的障碍。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当“建立法治国家”作为真正的政纲而不仅是口号提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取缔政治警察。 放眼中国的未来,政治警察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徐友渔,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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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一晾领导人的博士论文

近日,经过微博认证的《中国经营报》记者晏耀斌实名发文称:”河北省副省长杨汭20万字博士论文抄袭18万字”。经过检索,发现此信息的源头是3月11日网易”ligkdcgzk的博客”署名”张无麻”的《天津财大一博士20万字毕业论文八成抄袭 出书获大奖》一文。 杨汭,1959年1月生,河北霸州人,现任河北省负责文化、卫生、食品药品监管、民族宗教、人口和计划生育、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副省长。2003.09-2007.12,他在担任承德市委副书记和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在天津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兼职读博,导师是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首席教授、天津市教卫工委纪检监督员罗永泰和南开大学教授、天津市经济学会会长周立群。杨汭的博士论文《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2007年6月29日由天津财经大学上传中国博士论文数据库,2008年底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9月,该图书获第24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据上述网文作者详细比对,《基于和谐社会视角的河北省经济结构研究》抄袭比例高达80%以上,原创部分不足20%。论文抄袭对象不但包括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教授公开发表的文章、专著、论文、报刊文章,就连一般大学生的学位论文、学期作业,只要在网上能找到,也全文照抄。其中一次性抄袭3000至8000字很常见,多数段落甚至一字不差,抄袭量最高的一篇文章竟达12894字,一字不改。尤其是该论文第三章《社会和谐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经验》,竟然是他人四篇文章直接组合而成,”作者”杨汭未添加一字。各章的抄袭对象和抄袭字数, “张无麻”的博文均一一详细列举。 领导人涉嫌论文抄袭,这在其他国家也时有披露。2011年2月,两位德国教授在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质疑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多处引用报纸和学术文章内容,却未注明出处,其中一整段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自一篇新闻报道,论文中一些引用内容的出处也标注错误。在舆论的压力下,古滕贝格于2月21日承认自己在撰写博士论文时犯有严重错误,并放弃博士学位;3月1日,古滕贝格宣布辞去部长一职。2012年1月初,匈牙利一家名叫《世界经济一周》的网站刊登文章,称总统施米特的博士论文《新时期奥运会比赛项目分析》共215页,而其中的180页几乎是逐字逐句翻译和抄袭自保加利亚体育专家尼古拉·格奥尔基耶夫1987年用法语写的论文。4月2日,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因论文涉嫌抄袭辞职,在五年一任的总统位子上,施密特刚坐满一年半的时间。 但涉嫌论文抄袭的中国领导人的命运就要好得多。2009年,有人在网上揭露时任湖北省宜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正处级)的周森锋,2004年发表于《商业研究》的《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一文与王宇等人2002年发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论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内容相似度超过50%,但周森锋好官照做,2011年还升任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林区人民政府区长 (副厅级)。此次揭露杨汭的博文和众多转载,上网不久就被删除,有微博作者质问:”为何一个’河北省副省长杨汭20万字博士论文抄袭18 万字’的帖子在全网都被删除了”?6月15日,”中国经营报晏耀斌”发微博称:”昨夜发《副省长博士论文20万字抄袭18万》公开后,接到众多莫名其妙电话,或说情或威胁但均未触及抄袭本身。现微博被删除,本人严重愤怒,我们的’高级干部’,一句简单’抄与未抄’的回应有那么难?” 由杨汭抄袭事件,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更多,不能不让人质疑众多中国领导人的博士论文的质量和博士学位的真伪。 杨汭的同僚,2011年11月选出的新一届河北省委常委会13人中,有5人拥有博士学位,全部是在担任领导人期间兼职读博的,其中河北省委宣传部长聂辰席、省委秘书长景春华和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长田向利,均是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根据财新网记者陈宝成的文章,在新换届的19个省份近250位省委常委中,简历公开明确有博士头衔者60人,占24.19%;其中只有11人是在从政前完成博士学习经历,其余都是边做官边读博。从专业领域看,有经济学博士19人,管理学博士17人,法学和工学博士各9人,历史学、哲学、农学博士各2人,教育学博士1人(其中1人既是工学博士又是管理学博士)。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是河北省委组织部长梁滨和江西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前者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技术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学位耗时1年9个月,后者获得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产业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耗时2年3个月。在现任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习近平、李源潮、刘延东3人拥有法学博士学位,李克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众多领导人博士中,还有没有杨汭这样的抄袭者、伪博士?希望中外舆论界和学界的有心人,能够系统的考察一下,晾一晾他们的博士论文,哪怕只是披露一下博士论文的标题也好。 相关日志 2012/06/19 — 中国航天之甄嬛传奇 2012/06/12 — 叶檀:裸官的风险对冲 2012/06/10 — 李南秧:“长江三峡大坝研讨会“侧记(节选) 2012/06/06 — 上升到“内政”高度的PM2.5 2012/06/06 — 周克成:环保部为什么闹笑话 2012/06/05 — 新华社:网瘾斗士陶宏开缘何变为网游卫士 2012/06/02 — 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2012/05/31 — 武汉丢自行车日本男子:中国人对外国人比本国人好 2012/05/29 — 湛江钢铁项目获批 市长发改委门外亲吻文件庆祝 2012/05/28 — 解密中南海调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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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中国经济至少可保持20年8%左右增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至少可保持20年8%左右增长 林毅夫:中国经济至少可保持20年8%左右增长 中国经济后发优势潜力依然很大――林毅夫携“新结构经济学”亮相北大 新华网北京6月18日电(记者韩洁、樊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维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的后发优势潜力仍然很大,中国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增长。”18日,刚刚从世界银行 (微博) 卸任的林毅夫以一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学术研讨会开启了他回国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四年前,参加完北大的毕业典礼,我前往世行就职,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高中生刚到大城市读大学,一切都是新奇的。如今,四年过去了,今天我带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就好比我要提交的毕业论文,希望能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反思。”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林毅夫如此开场。 2008年5月31日,林毅夫正式就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该国际机构60多年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6月10日,结束四年任期的林毅夫回到国内。卸任前夕,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将会回到北京大学教书,这是他到世行赴任前就做出的决定。 四年世行任职,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林毅夫说,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反思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开辟新研究领域的绝佳机会,这种努力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应付当前危机的挑战。 发展经济学思潮二战以后开始出现。第一轮思潮信奉“旧结构主义”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由于其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升级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遭遇普遍失败,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的第二轮思潮占据了发展经济学的舞台。然而,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拉美等国家就由此陷入中等国家收入陷阱。 作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不断推动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经验,林毅夫在世行任职期间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制定指出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 “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结果的决定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也是其经济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过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的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具有竞争优势,就必须根据要素禀赋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发展。 林毅夫强调,在推动本国选择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时,政府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任何给定的发展阶段,市场都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但在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变中,政府需要发挥积极的、因势利导的作用。”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林毅夫正在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考察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和贫困地区发展滞后的原因。”世界银行评价说,在林毅夫任职的四年中,他加快了中国和世界银行、各国政府的进一步沟通,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独立的贡献。 欢迎发表评论    我要评论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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