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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姓制”到“身份制”

作者: 信力建  |  评论(0)  | 标签: 历史思辨 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创立的。“种姓”这个词儿是从是梵语“Varnā”翻译过来的,它的原来的字义是“颜色”或“品质”。照他们的说法,肤色白的雅利安人是品质高贵的种族,深色皮肤的达罗毗荼Dravida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是品质低贱的种族。这种制度原来是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界限的。后来随着工作和职业的分化的发展,本来用以划分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种姓差别,也在雅利安人自己中间起了反映,于是有四姓四个种姓的划分。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Brāhmana,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侣阶级到后来婆罗门也可以当国王;其次是刹帝利Ksatriya,是掌握军政的国王和武士阶级;其次是吠舍Vaisya,是商人、手工业者,也有从事农耕的农民阶级;最下的种姓是首陀罗Sūdra,是农人、牧人、仆役和奴隶。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后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种姓有它的世袭的职业,不许被婚姻混乱,尤其严禁首陀罗和别的种姓混乱。对首陀罗男子和别的种姓女子结合所生的混血种,特别订有法律,给予一种贱名,如首陀罗男子与婆罗门女子的混血种名为旃陀罗Candāla。他们的地位最低贱,不能与一般人接触,被称为“不可触者”。这种人世世代代操着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如抬死尸、屠宰、当刽子手之类。种姓制度不仅订在法律里面,而且神圣不可动摇地规定在宗教教义和教条中。在婆罗门教势力强盛的“中国”地方,种姓制度最严格。 古代种姓制度 这4个等级至法经、法典时代,日趋严格。在职业上,各种种姓原则上是世袭不变的。按《摩奴法典》规定,高级种姓由于“穷困”可以从事低级种姓的职业;相反,低级种姓不得从事高级种姓的职业。在婚姻上,各种姓原则上同姓通婚,即实行内婚制。《摩奴法典》规定,高级种姓之男因“贪欲”可以娶低级种姓之女;相反,低级种姓之男不得娶高级种姓之女。前者称“顺婚”,后者称“逆婚”。职业世袭化和种姓内婚制是种姓制的基本特征。不同种姓的人还不能同坐、同饮食。此外,各种姓间,特别是前3种种姓和首陀罗之间,在宗教社会生活和法权方面,都有严格的界限和区分。前者有权参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经过入门式(入教式)称为再生人。后者无权,故称为非再生人。在法律上对再生人与非再生人刑事犯罪、债务和继承等民事纠纷都有不同的规定。婆罗门教经典对各种姓间的关系所以作如此严格的规定,旨在保证高级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种姓的特权利益。 英国殖民者入侵印度后,种姓制度继续存在。据1931年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所进行的人口调查统计,全印已有3500种卡斯特。其中被压迫种姓有429 种,大约有6000万人。印度民族主义者注意到被压迫种姓问题,1931年,M.K.甘地为唤起”贱民“群众参加民族独立运动,要求废除贱民制,倡导提高贱民地位的哈里詹运动。1942年“贱民”出身的安伯德卡成立全印度表列种姓联盟,领导“贱民”进行合法斗争。今日印度,“贱民”的数量将近一亿,种姓问题仍然是社会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独立前,国大党元老莫提拉尔 .尼赫鲁就说过:“只要制度仍然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尽管印度独立已将近六十年,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仍是强大的,仍在阻碍印度现代化的步伐,这是印度社会的不幸。 种姓制度对现代印度的影响,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种姓制度影响印度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传统的种姓因素在今日的印度仍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临近大选时,由于印度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农村的选票对每个政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农民在投票时往往取决于他们的种姓意识,往往投向代表自己种姓利益的候选人。因此每个党在大选前必须仔细研究各地区的种姓势力,选择在当地占优势种姓中有威信的人当候选人。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导致被推为候选的人不一定是党内精英;另一方面,这些人一旦进入政界,今后的所作所为必然多方考虑支持他当选的种姓社团的利益,从而使印度政治带上浓厚的种姓色彩。其次,种姓制度影响经济的发展。前面提到,种姓制度把经济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彼此接触受到影响,有些人“种姓主义”思想严重,他们大都考虑本种姓的利益。想问题,办事情从本种姓的利益出发,只对本种姓忠诚,缺乏民族同胞间的互助精神,这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加之,每个人的职业生来决定,代代相传,不易更改,不管一个人对某种职业有无兴趣或特长,工作是否合适,都得被迫去做。这样一来,有些人用不着努力则会得到好的职业,从事好的工作,享受优厚的待遇。这样产生或助长了一些人的懒惰思想,缺乏奋斗精神;而另一些人,即低级种姓的人,只能受苦,逆来顺受,认为命里注定,不可改变。这样限制和束缚了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的发挥。最后,种姓制度还影响到文化卫生事业。文教卫生事业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前途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种姓制度的影响也深深渗透其中。印度各地不仅有各种种姓文化协会,还有许多种姓大学,甚至有的大学中各系分别由不同的种姓把持。而种姓制度实行的种姓内婚制使印度青年择偶范围十分狭小,导致农村中近亲结婚十分盛行,产生出大批畸形儿,极大影响了印度人口的素质。童婚的流行,影响了儿童的正常发育,因此不少人过早夭折,这也是印度人平均寿命较短和儿童寡妇较多的原因之一。 中国自古没有严格意义的种姓制度,不过,与之类似的身份等级制度却从元朝就开始了,而且越到后面,越加严重。 元朝的身份划分是由种族矛盾带来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开始实行种族歧视政策,从成吉思汗开始,将天下百姓强行分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国民)、汉人(金、辽遗民)、南人(南宋亡国奴)四个阶层。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种族歧视,其他隶属国君主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比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举,分左右两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汉人和南人考左榜,难易程度有别。就这样,在种族矛盾和腐败政治的交织作用下,元朝统治维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飞烟灭了。明朝取代了元朝后,“以其道反治其身”,朱元璋通过人口登记,建立起乐户、丐籍、堕民等歧视制度,一般针对两种人:一是留下来的蒙古人,元代降将,其二是普通罪犯。明朝政府明确规定,这些人只能为普通民籍、宦籍服务,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不能充当吏员、粮长、里长,更不要说做官了。在江浙一带,一直到清末民初,都还有不少家庭沿续着乐户人家的生活传统和习惯,男的以出卖技艺和力气为生,女的为当地大户或达官贵人家庭提供服务。到了清朝,种族歧视仍然非常严重。它实行种族隔离,实行满汉分区居住,严禁异族通婚。除了满人的八旗子弟,其它民族的社会地位都较为低下。满人拥有特权,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至将相,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减等、换刑的优待。而汉人,即使在朝廷担任高职,在满臣面前也要下跪,开会的时候,满人昂然上座,汉臣只能跪在旁边,地位甚至不如满人的家奴。在清朝建国一百多年之后,统治阶层开始中原化,从雍正开始,将乐户、贱民等“非良民籍”制度取消,被称为“普世平等”的一大善政。同时,实行蒙满一家、蒙满汉化,并提倡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这项政策,化解了异族之争,所有外敌都变成了中国人,敌我矛盾也变成了内部矛盾,清朝的版图因此急速扩大,由一个异族统治的少数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泱泱大国。中国由元朝开始,因为等级制度而带来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才得以缓解。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新的户籍身份制度——“城乡二元身份制”。这项政策,起初是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方面考虑的。随着政治运动不断加码,在城乡二元身份之外,又有了政治身份的划分,出现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贫农、中农、干部、工人等不同群体,其政治待遇的不同,广泛用于生产、生活、学习过程中的登记、档案和各项社会活动。计划体制下,城乡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工人、农民、资本家、知识分子的不同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现在,针对城市非户籍人口的“暂住证”虽然取消了,却冒出了同类性质的“居住许可证”;同样是车撞死人,城里人要赔四十万,农民则只有二十万不到,这个价码显然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待遇、福利、不同社会地位估量出来的。在身份制度与社会待遇的共同作用下,公民分为不同等级,貌似平等地“同在蓝天下”,实际上却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没有形成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和追求。非公民社会中,“身份”不是经济自然形成的产物,不是行业、职业、生活状况的集合,而是由国家政策、血缘、地缘、行政等综合作用产生的结果。身份制度在各项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当中,根本作用只是在于控制、约束,人为制造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左右人们在创业、居住、教育、社会福利、迁徙等现实生活。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配套,与市场经济不配套,于国民政治、人生权利方面有负面的约束,显示出对国家经济越来越大的制约。中国无疑是一个身份社会,身份的分割不光受经济、文化地位等影响,还带有相当强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上仅仅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三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实行居住和迁徙自由。 从印度的种姓制度,到中国的身份等级制度的对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维护国民在身份、待遇、权利的平等,营造文明和谐发展环境,建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只有职业、出生地、文化背景的不同,没有政党、地域、种族、公办和私立、国企和民企之高低贵贱,不戴标识身份的帽子,只需要在《宪法》宪政的制约下,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共同享受国家的阳光雨露,国民对这个国家,才可能有共同的认知和共同的责任。无论哪种身份歧视,客观上都在制造社会各阶层的不平等、不和谐,在事实上起到分化国家的作用。因此,取消种姓制度,取消各种各样人为的身份定义,消灭所有与身份挂钩的歧视性政策,势在必行。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信力建的最新更新: 跨学科教育,求解“钱学森之问” / 2012-06-15 17:26 / 评论数( 0 ) 信孚电讯(6.15)——中国官场现形记 / 2012-06-15 13:48 / 评论数( 1 ) 信孚要闻(6.15)——货币超发等同“抢劫”,13亿人皆受害 / 2012-06-15 13:47 / 评论数( 6 ) 业主维权关键在个体权利意识觉醒 / 2012-06-15 08:44 / 评论数( 0 ) 信孚电讯(6.14)——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难以置信 / 2012-06-14 13:57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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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 新中國的鐵律

湖南硬漢李旺陽之死,震動了中國人心。大陸民間固然禁止哀悼,香港卻有二萬五千人蜂擁到中共駐港辦公室抗議,設靈位公祭。香港衞生局長周一嶽也說:「說李旺陽自殺,無法令人信服。」 難以置信,因為一九八九年壯健如牛的李旺陽,經過二十一年刑獄,骨折筋傷,瞽目聾耳,六十歲已是食難舉碗,行難舉步,不可能走到醫院窗前,掛一匹長長白練,結一個精巧圓繯,吊頸而死。何況他吊頸竟然雙腳立地。何況醫院竟然不聞不問,靜待他妹妹前來發現兄長屍骸。 但除了周一嶽,香港名卿鉅公無不聞「李旺陽」三字而咋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一天之內十一次告訴新聞界:「我不會公開評論這件事。」而周一嶽之所以例外,也不難明白。他還有十來天便要掛冠而去。 做官就不能直言論政,這是新中國的鐵律,不限於大陸以至香港,臺灣也是一樣。所以馬英九做了臺灣總統,他的六四感言就由「中共血腥鎮壓民主」變成今年所謂「希望大陸異見人士獲得好好對待」。臺灣文化部長龍應台更拒絕談六四,還解釋說:「從前,身為作家,論事可以有勇;現在,身任大政,處事則要有謀,施政不能再秉作家之見。」舊中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理論。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受)也。」孔子做官之道,當然不是見義無勇。 唐朝德宗年間,張延賞為相,忌名臣柳渾正直,遣人告訴他說:「相公舊德(先生德高望重),但節言於廟堂(只要朝廷上少說話),則名位可久。」柳渾笑笑說:「為吾謝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為了百姓,他寧願不要名位。這就是唐太宗倡議的「直言」(《南部新書》甲卷、《貞觀政要》卷二)。 宋朝寧宗年間,姦臣韓侂冑專政,築南園取樂,請大詩人楊萬里作記。楊萬里說:「官可棄,記不可作也。」為了守正,他寧願不做官。這就是孔子倡議的「直道而行」(《宋史》卷四三三)。 假如新中國官場有柳渾、楊萬里這類人物,李旺陽那樣的故事,決不會無日無之。只是馬英九、龍應台、梁振英之流太多了。他們「處事有謀」,所見無非中共腰間的錢,手中的刀。請不要問那把刀用來做什麼,也不要問那些錢從哪裏來,最重要的,是分我一杯羮。 古德明 專欄作家 香港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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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烧麦茬 下午就拘留

@艺想互动TEAMTHINK:多地因农民焚烧麦茬引发灰霾,有关部门压力山大,河南商丘是就出现了以下堪比计生标语的“禁烧秸秆”标语:“上午烧麦茬,下午就拘留”“蹲到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过生活”“一粒粮食一滴汗,烧麦茬者坐牢监”。据介绍,如此通俗易懂的宣传语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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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皮之下的生活

@青年时报:【为躲城管商贩在马路中间摆摊】在重庆沙坪坝商圈404车站边,5个卖早餐的小摊贩每天有如“打游击”。沙坪坝商圈的城管来得早,小贩见了就推车到马路对面;等沙区市政城管来了,又跑回来。摊贩称,“马路两边分属不同的城管,我们可以打时间差”。都来了就到马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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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認定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楊時人 說起大外宣,焦利並不孤獨。當然這個戰略,也絕非是他這個級別的就能定下來的,他只不過是在實際操作中“跳得有些歡,蹦的有些高而已”。實際上,北京方面一直對西方媒體主導甚至一定意義上壟斷著世界話語權而感到不滿,尤其是在看到拉薩“3·14”騷亂、奧運聖火海外傳遞意外等等國際報道後,倍感窩囊和憤怒,為了強奪國際上的話語權,決定不惜揮金如土扶植各種外宣媒體,推動“大外宣計劃”。爲了不讓外界察覺有政府滲透的痕跡,後將此計劃戰略改為“外宣媒體本土化”。 所謂“外宣媒體本土化”,就是在外宣媒體對象國聘用當地的記者編輯,邀請有影響力的名流做嘉賓、譔稿,將外宣產品的巧妙的包裝成普通的、本地化的媒體產品,真真假假中,增強宣傳效果。這也是央視、新華社和其它外宣媒體共同奉行的新策略。 據中國外文局國際合作部官員劉東介紹,為了彌補外宣刊物主辦者遠離對象國、遠離讀者的缺陷,外宣刊物選題時,“將外國專家當作對象國的代表”與“第一讀者”,認為這些專家與預想的讀者是“在同一種文化氛圍下長大的”,“有他所代表的人群的性質”,知道“本國人對什麼話題感興趣,並采用本國人喜歡的方式與語言風格介紹”。 實際上,一些被解讀爲有利外宣的國際條件也譲北京認定時下推出大外宣“機不可失”,認定現在是國內媒體海外擴張的絕好時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些西方主流媒體為了降低成本,或被迫瘦身裁員減産,或停辦實體報紙、雜誌,甚至破産關門。現在大陸的外宣媒體出擊,無論是借殼,還是收購,還是招聘各語種的記者編輯上,都有明顯的便利。 中共的外宣工作其實已有50多年歷史。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外宣媒體曾一度衰落,至2003年以後,外宣又成為中共政府的工作重點,2008年以後外宣媒體開始海外大擴張。2009年年初,北京方面為了改善國際形象,爭奪國際話語權,啟動了國際公關戰略,計劃投入450億元人民幣,加強對海外的宣傳,包括中央電視台增加外語頻道,《環球時報》發行英文版,新華社推出英語電視新聞,打造中國版CNN等等。 揮金如土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也瘋狂向外擴張。海外目前有130多家分社,6000多名記者,每天生產7000多條新聞;《環球時報》英文版創刊,成為繼《中國日報》之後的第二份中國官辦英文報紙。有報道稱,早在2008年12月,《環球時報》英文版就開始在外國駐華記者群體中招聘主編、編輯與記者,數量是60名英語新聞記者和編輯、10名外籍專家以及5名管理人員。 一位參加過招聘的外籍記者被告知:“普通記者和編輯年薪都在10萬元以上,資深記者、編輯能得到30萬元人民幣的年薪,並且還提供一套住房。”更重要的是,《環球時報》英文版在起步時沒有經濟效益的壓力,第一年預計運營虧損2000萬元。 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Orville Schell曾表示:“當我們的媒體王國正像喜馬拉雅的冰川一樣在融化,北京卻正在擴張。他們想儘可能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有信譽的新聞業標幟地搶佔一席,所以他們要到紐約,要到(時代廣場)這一標幟性的地點,這就是他們計劃的一部分。”(《明鏡月刊》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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