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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于今年有些过于敏感六四纪念仪式的解释，很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分歧有关。从陈希同对外展示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现在出现，是为了证实当时发生的很明显的事情：北京街头的暴行和权力斗争有关。 原文：Tiananmen after 23 years: Unfair and unjust Things 作者：T.P. 发表：2012年6月5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图片来源：AFP） 1989年6月4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涌入城市、结束学生领导的游行示威时，我正在北京。解放军使用坦克和自动武器杀害了许多人。从此以后这件事便留存在我心里。像许多外国记者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每年的6月4日作为一个纪念日，纪念人们如何铭记那终结了几周的骚乱、大规模抗议和高层政治闹剧的流血落幕，如何以微妙的方式寻求公开地纪念那些事件，以及政府如何直接地阻止纪念。 在1996年，我开始发现六四事件的纪念不再是强制的。我在北京大学采访了一个同学，她曾是1989抗议活动的核心人物，和她的交谈改变了我的想法。”我们有其他的事情操心，我需要集中注意力学习，还要考虑七年后我会在哪里，而不是七年前发生的事情。”她说。 从那时起，纪念的方式和途径普遍地少了些担忧与紧张。1999年和2009年十周年的纪念日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在香港总会以守夜的方式纪念。当然，大陆活动分子组成的一个不间断的核心小组为了纪念、责任与赔偿，也坚持在压迫下进行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天安门母亲”，她们是由1989年镇压中受伤或者被杀学生的亲属组成的。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抹煞1989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已经成功。通过他们对媒体和教育资源几乎垄断的控制，以及他们对那些挑战关于历史事件官方版本的人的恐吓与打压，政府已经让故事褪去，比时间前进的速度更快。根据我目前的判断，强行遗忘将是痛苦的。 然而今年的纪念日表明，宣传部长没有成功使六四事件完全消失。尽管今年不是引人注目的十周年，23周年纪念日却在六四的相关新闻和纪念上有所上升。香港守夜吸引了数千人，在大陆的一些城市，试图纪念逝者的小型纪念活动也在增加（被迅速解散）。 鉴于前几天的周年纪念，网速由于过滤和监控的加强而变慢。不仅天安门广场，很多更远的地方都部署有大量警察。在我周日开车从天津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两个警察检查站。我也在周一看到警察紧张地在围观街头艺人的人群周围看守——离天安门15公里远。 奇怪的是，官方于昨日（指6月4日）屏蔽了对于”上海综合指数”这一术语的搜索。此事发生时，中国的主要股票交易指数当日下跌了64.89点。这一数字的于1989年6月4号（即”6/4/89″）的怪异联系如果不是一个极其聪明的隐秘的纪念活动，则无疑是一个偶然的巧合。那些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的人指出，当天开盘指数是2356.98，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所有当天最敏感数字的结合。 沉重的是，”天安门母亲”于五月下旬宣告，组织中一位73岁的名叫亚伟林（音）的男性，在地下车库上吊自杀了。他在绝望中死去，他22岁大的儿子亚爱国（音）在1989年被杀害，但一直没有得到死亡赔偿。据该组织消息，亚伟林是一名在健康时便退休的公务员，他”用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抗议政府的暴行”。 6月1日，一位曾在1989年”学潮”中掌权的重要官员，公布了他对于这一事件的重新定性。陈希同当时是北京市市长，和其他人一样，他成为官方争论的代言人：抗议是被少数国外支持的”黑手”操纵的反革命阴谋；政府的反应是正确和必须的。 陈希同在1995年在一件巨大的腐败丑闻中失去权力，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无关。他在香港出版的新书中说到，六四事件是一个可以也应该避免的悲剧。然而他承认，事情处理不当，在决策过程中他无能无力。暴力过后不到一个月，他成为大声宣读政府报告的人。在新出版的采访中他坚持说，声明中的每一个字——事实上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别人写的，他没有选择，只能宣读。 对于今年有些过于敏感六四纪念仪式的解释，很可能与精英阶层的政治分歧有关。从陈希同对外展示的采访中可以看出，他现在出现，是为了证实当时发生的很明显的事情：北京街头的暴行和权力斗争有关。六四运动，陈希同说，”它来源于顶层内部权力的争夺，并且导致了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悲剧。” 至于今天，陈希同指出，最高领导人对1989年历史的决定仍在继续。他对过程的陈述高度利己，而且无法证实。即使如此，此类的暗示对于他现在的同事来说极其不受欢迎。今年年底，中国正在准备十年一次的领导人交接，这只船已经因为薄熙来的名誉扫地而摇摆。薄熙来曾是成为新一届领导人一员的有力竞争者，但是现在他却处于政治和法律的边缘地带，他的妻子因为谋杀而被起诉，他的前任副手在绝望中冲进美国领事馆而涉嫌叛国。 关于天安门历史事件的进一步的内部斗争，将可能会成为领导层想要克服的最后一个问题。但是如果陈希同的话是真的，他们迟早如此。陈预测，在政府撤销关于1989年信息的密级前，这仅仅是时间问题，撤销密级也对不同领导人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描述。用他的话说，”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总有一天会重新定论。” 相关日志 2012/06/11 — 采访李旺阳的最后一名记者：根本是暗杀 2012/06/11 — 李旺阳遗体被强行火化，港人游行吁真相 2012/06/10 — 香港巿民抗议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 2012/06/09 — 梁文道:因六四而愛國 2012/06/09 — 那一年，这些年：与六四有关的故事 2012/06/08 — 香港各界要求北京调查李旺阳死因 2012/06/08 — 关心李旺阳案的各界人士都被警方施加压力 2012/06/08 — 洛杉矶时报：天安门政治犯被发现缢于病房 2012/06/06 — 上证指数暴跌64.89点太巧合，北京严查 2012/06/05 — 李淼:有没有可能操纵上证指数？

6月10日，香港开放出版社将正式发行中国学者徐友渔及旅美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共同主编的《遭遇警察》，21位中国内地的维权人士及网友讲述遭警察非法拘禁及殴打经历，编者华泽坦言，中国已经成为警察国家。 6月10日，香港开放出版社将正式发行反映中国内陆警察非法拘禁和打压维权人士和公民的书籍《遭遇警察》，该书主编为中国知名学者徐友渔和目前旅美的纪录片导演、作家华泽，21位作者中包括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和维权人士王荔蕻等人。 本为编者同时也为作者，徐友渔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是中国自由派代表学者之一，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本人亦被国保限制自由和进行施压，包括不得接受外媒采访等。华泽网名”飘香”，同样在刘晓波获奖后，2010年10月27日，她遭遇警察”黑头套”及殴打，被秘密羁押两个月后释放，她于2011年1月初写成《飘香蒙难记》，揭露在此期间警察对她进行囚禁、殴打及死亡威吓等行为。 “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不会回来” 据编者华泽介绍，在本书收录了很多普通网友经历，比如在”六四事件”20周年时，到天安门广场献花既被警察非法扣押，有因签署《零八宪章》而被”喝茶”者，还有因为参与营救陈光诚的行动、及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参加庆祝活动及去年的”中国茉莉花”行动中，被警察非法拘禁、限制自由、戴”黑头套”甚至殴打的经历。 《遭遇警察》：记录也是一种反抗(音频) 本书源起在去年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中，先后有几百位维权人士、作家和艺术家等被秘密羁押和判刑：”我们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所以我们决定编辑这本书让国内的网友看到真相，也让国外的人看到崛起的大国、和谐社会背后是什么。我们有个宗旨是记录也是一种反抗。” 本书作者之一滕彪先后多次与警察”遭遇”，滕彪在其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中记录下警察在2010年12月24日对其殴打和恐吓的过程；2011年2月19日，因为准备发起营救陈光诚行动，中国警方籍”中国茉莉花革命”为由，将滕彪秘密关押两个月，期间滕彪遭遇了酷刑和恐吓。滕彪在书中表示：”造成中国人恐惧和冷漠的制度，正是我和千千万万普通维权人士所试图改变的，就算仅仅为了我的女儿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也无法放弃我的梦想，我的写作，我的行动，我的爱，我不会放弃，哪怕有一天我失踪后再也不会回来。” 作者之一的中国知名维权人士王荔蕻于2011年3月21日被警方抓捕和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她曾多次被软禁和限制自由，2011年9月9日，王荔蕻被判刑9个月，并于当年的12月20日释放。她亦在本书中表示：”在拘留所结识的这些号友，我从未想过在这里和他们的生命发生交汇。他们从不同的场景里被带到看守所，这些卑微的人们，在艰难的日子里，小心呵护着自己残存的自尊的羽毛。” “这个国家是向人民宣战的” 另据华泽介绍，最早计划编辑该书时，曾定副标题为”和谐背后的故事”，她也认为，透过该书实例，已经表明中国进入到警察国家的时代：”中国政府用警察治国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国民，去年开始，国家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预示的意义是这个国家是向人民宣战的，所以用国家机器来控制各种各样的人群，从这本书里可以看书政治警察已经无孔不入的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 华泽也强调鉴于国内行动者的安全问题，本书是自行组稿，两位编者为此将承担全部的风险，和由于揭开警察国家真相可能带来的政治压力：”我当时已经在美国了，我更担心徐友渔老师，但是他和我说，愿意承担任何后果。本书在未出版之前，已经被列入中国政府出版物入境的黑名单，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普通公民能够读到，我希望他们看到这本书，这种状况并不只存在于维权人士中，可能会波及每一个人。” 作者：吴雨 德国之声

 　　最高检披露12年来抓获18487个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 　　自200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其中5年的缴获赃款赃物金额，就达到541.9亿元。 　　然而学者们认为，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保守估计仍有一两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万亿元。 　　高山、杨秀珠、蒋基芳、陈传柏、程三昌……这些至今仍在“追逃榜”上赫赫有名的贪官，让人们感觉，贪官“贪了就跑，跑了就了”，是一种无言的结局。 　　追贪官难，追赃款更难。每年，大量的国有资产、民脂民膏被席卷出境，融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从此难以剥离、难以追索。 　　一个个惊人的数字，时刻考验着中国反腐的决心和耐心。 　　5月23日，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工作协调机制联席会议在京召开。这是2007年该机制建立以来的第三次会议。该机制是由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以及司法、外交、公安、金融等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的反腐败大网。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干以胜指出，针对当前防逃工作面临的形势，要完善防逃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防逃制度建设顶层设计，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统筹部署，整体推进，有效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 　　这张网正越收越紧。 　　一天最多51个贪官外逃未遂 　　防逃追逃工作面临的形势有多严峻？截至“五年反腐败规划”收官的2012年，还有多少贪官潜逃国外，卷走的贪腐资产数额有多少？官方没有准确数据发布，但近年来被曝光的腐败分子外逃或将资产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却不胜枚举。 　　多少贪官逍遥境外？ 　　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的震动。报告中引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尽管随后有机构指出该调研报告引用的有关外逃贪官、金额的数据有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一位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8000亿元”的金额“绝对不准确”，但这一数据还是引起社会不小的震动。 　　至今，中国腐败官员外逃资金的数额有几种版本：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周刊》从最高检历年“两会”上的工作报告整理得知，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我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而在被抓获的这近2万人中，有多少称得上是“贪官”？还有多少贪官逍遥境外？《中国经济周刊》对此向中纪委、最高检、国家反贪局的采访申请，均被婉拒。 　　“我们不应当过于追求这些数据是否为官方认可，是否准确，而应当透过这些数据认识到当前中国腐败官员资金外逃现象的严重性，在此基础上寻找应对之策。”福建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雪标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林雪标曾参与办理多起贪污贿赂案件，在境外腐败资产追回方面有实战经验。 　　自2000年来就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他们的研究，外逃官员保守估计仍有近万名，携带金额约1万亿元。“按照人均1亿元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也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林雪标举了一个例子，更令人震惊：当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在联合国框架下打击跨国腐败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在这两个公约生效前的一段时间，腐败官员外逃情况尤为猖獗。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口岸、航空港共查获60多名持护照或者通行证企图外逃的政府官员，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持有金融机关、海关等部门核准的携带外汇出境证明，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2003年9月29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生效。在当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晚的这24小时中，就有51名贪官在企图外逃时被捕，开创了一天之内外逃未遂被捕贪官最多的纪录。在那个国庆“黄金周”，中国司法机关共抓捕115名企图外逃的贪官。 　　金融和国企是携款潜逃重灾区 　　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金融系统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携款潜逃的重灾区。在他们的调查中，外逃贪官中，金融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 　　金融系统和国企，不仅贪官跑路多，卷走的金额更加惊人。 　　2000年从澳大利亚押解回国受审的上海大东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萧洪彬，他制造了全国骗购外汇金额最大的非法经营案，骗汇7.6亿美元。 　　2001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伙同许超凡、许国俊贪污4.83亿美元，2004年被押解回国。 　　2005年，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卷款8.39亿元，与妻子一起逃往加拿大。 　　“外逃贪官大多是国有企业‘一把手’，或者分支单位的‘一把手’，对于企业运营及财务有绝对的操控权，能够接触到巨额资产，利用手中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李成言还指出，不分行业看特征的话，“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大多数外逃贪官，第一步都是让孩子和夫人先出去，然后自己择机潜逃。这些贪官年纪都比较大了，如果亲人都不在身边，钱又都汇出国了，自己一个人在国内怎么生活呢？”因此，防逃，首先要看好“裸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今年2月发布的《“裸官”监管调研报告》显示，38.9%的公职人员认同配偶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对此认同的人数均超过半数，分别为53.3%、53.4%、51.7%。 　　《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王明高表示，外逃的政府官员大多年龄在50岁以上。比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出逃时59岁，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时58岁，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出逃时57岁，等等。“政府官员往往在临退位时外逃。只有达到一定级别后，才有可能积聚巨额的不法资财。在位时，可以用权力掩饰自己的腐败行为，但一旦退位，害怕被追查，所以在临退位时一走了之。” 　　这些腐败官员去了哪儿？根据林雪标的研究，他们当中，身份级别高、涉案金额大的腐败官员，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身份级别相对较低、涉案金额相对较小的腐败官员，大多就近逃到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还有一部分外逃者通过香港中转。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多数欧洲国家尚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给跨国追捕造成了现实障碍。而腐败官员却因此得以“逍遥法外”。近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诸如新西兰高档汽车销售商将来自中国的“小留学生”列为最高端客户；美国也爆出了富人区因不明背景的中国家庭迁入而拉动民宅价格上升的消息。 　　“中国贪官外逃，在国外某些地方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的现象，比如，加拿大甚至有贪官小区，他们住在一起，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左）2003年4月20日携女儿、女婿及外孙出逃美国。同年6月23日，浙江省检察机关发出逮捕令。 　　追赃是国与国的较量 　　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反贪报告》一书中曾透露，“据有关部门统计，外逃贪官最高涉案金额达4.83亿美元（即余振东案）。” 　　余振东案是中国开展国际反腐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 　　余振东案，即震惊全国的“开平案”。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在一次全行数据信息整合时发现，高达数亿美元的款项不翼而飞。调查发现，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曾经担任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的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先后把4.8亿多美元的银行资金转移到海外。案发后，三人逃至美国。 　　我国司法机关于2001年11月15日立案后，即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依据此前签订的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中方向美方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 　　在中美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前提下，中方以遣返作为替代措施，积极协助美国方面取证，最终使得余振东于2004年被美国遣返回中国，后被判刑12年。 　　仍滞留美国的许超凡和许国俊，于2010年5月６日在美国分别被判处25年和22年有期徒刑。 　　这虽然是一起富有实效的贪官跨国抓捕案，但其中的一些细节也值得深思。“余振东贪污4.83亿美元，为什么只判12年？这是中美在遣返协议中商定的结果。”李成言认为，跨国抓捕贪官不仅困难，还常常受到发达国家的压力，比如法律干预。 　　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犯罪的看法不同，发达国家大多认为经济犯罪不应以失去终身自由为惩罚，但发展中国家对经济犯罪制裁得更严重。 　　“与追人相比，钱追不回来更可怕。钱追不回来，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李成言说。 　　余振东被抓捕回国后，美国法院判决仍滞留境内的许超凡、许国俊应归还4.83亿美元。两人对此表示了异议。根据庭审文件显示，许超凡、许国俊被没收的财产，只有数十万美元现金、多件金银钻石首饰、名牌手表、位于加拿大的三栋豪宅，与4.83亿美元的巨资相去甚远。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抓获“开平案”三人时扣押的355万美元银行存款已经归还中国，还有15万美元现金、一些珠宝和房产，也将归还给中国银行。 　　跨国追赃，成本太高 　　惊人的财富在中国被非法攫取后，注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循环。资产跨境追回在实践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产流出国与流入国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资产跨境追回可能会影响资产所在国（或地区）引进外资的稳定、金融机构的信誉或者其他经济利益，因此，资产所在国（或地区）可能不情愿满足中国提出的追缴和返还请求。”林雪标说，“同时，腐败资产跨境追回的启动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需要足够的追回经验，而中国这方面则较为缺乏。” 　　“资产跨境追回最大的难点，就是‘成本’太高，包括跨国办案的成本，还有被发达国家截取的部分。有时成本高到让人感觉跨境追捕几乎失去意义了。”李成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目前，美国、欧州经济低迷，加大了对贪腐资产的侦查力度，通过重新征税等办法从中获利。 　　“尽管跨境追捕难，成本高，但我们还必须做，否则让贪官感觉，还是跑出去好。”李成言说。 　　事实上，因为腐败资产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不少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也面临与中国一样的难题。比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FerdinandMarcos)贪污了50亿~100亿美元，但菲律宾用了18年的时间才追回6.2亿美元。 　　世界银行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发布的一组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每年产生的腐败收益高达200亿~400亿美元，而且其中大部分被转移到发达国家。腐败分子通过洗钱渠道将巨额资金汇出境外，为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逃避惩罚，已经是腐败犯罪的经典公式。 　　2007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与世界银行曾共同发起“追回被窃资产倡议”，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追回被腐败官员窃取的国家资产。但世界银行同时也表示，该倡议的成功有赖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 　　除了经济利益相悖这样的客观原因，林雪标认为，中国在资产跨境追回方面还面临一些技术性难题。比如，中国往往运用“直接追回机制”，谁主张谁举证，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请求方不仅要证明腐败官员通过犯罪获取相当数额的资产，而且还应证明犯罪所得资产存在连续和不间断的转移链条，这一链条在任何环节上的中断或衔接不严密，都可能导致诉讼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