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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为什么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而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却能延续至今？为什么有的掌权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抗议者开枪，有的却手足无措？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政治系教授Mark R. Thompson对这一90年代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给出了更系统化的答案。 《开枪还是不开枪 中国与东欧的后极权主义》这篇发表于《比较政治学》2001年第34卷第1期上的论文至今看来仍有见地。在我们为维园的烛光洒泪之时，在一些文学性的描述称东欧剧变是因为“坦克人”的感召力量时，或许，我们还可以先不要自认为一张照片、一个画面就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是能更客观地比较一下中国与东欧的不同。 以下是本文节选： 中国、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所爆发的民主革命运动有着相似的开端，都是以群众为基础、非暴力的抗议来反对持强硬路线之政权。然而在十年多之后，中国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和东欧的成功革命却变得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些国家之后的发展可谓”天差地别”。在下令军队向和平抗议者开枪之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处决或囚禁了数以百计的民主活动人士，同时还逼迫其它民运人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而在1989年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却从未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且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随后都垮台了。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两国均已不复存在，但包括近期选举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彼此继承者，都已变得民主化。 正如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对其所作的形容，东欧的民主化往往被视为”一个单一的雪球”。  波兰、匈牙利的协议式转型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式转型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直都被人们淡忘，而后两个国家在当时遭受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忽视了。相反，东欧的民主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集团推行的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政治雪崩的必然结果。  因为中国的邓小平并非是与戈氏相同的政治自由化推动者，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镇压也就被视为向着非民主方向发展会出现的理所当然之事。然而持强硬路线的共党领导层并非仅中国一家，尽管戈尔巴乔夫暗示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应该进行改革，两国当时的领导人也同样顽固不化。 人们很容易忘记当时两国均弥漫着一种恐惧：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抗议者将会遭受与中国学生示威者同样的命运。东德政权故意制造了这类焦虑，该政权在当时选择仅对中国政府击败”反革命”的作为大加赞扬。反对派领导人和普通示威者则以严肃态度看待这种赤裸裸的威胁。  1989年10月9日——发生在莱比锡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天——成千上万民众正准备和平反对东德政权的和示威，而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却在欢迎中国副总理姚依林访问东柏林并赞许中共在天安门广场采取的镇压抗议的行为。另一位东德政治局成员则警告两位新教领袖说，北京”只是在地理上”远离柏林，言下之意很明显是在说东德政权不排除武力镇压抗议者这一选项。对莱比锡这座城市而言，除了正规警察、工人民兵及秘密警察（史塔西），还有28个各有80名义务兵的流动警察小队也被动员起来反制示威运动。政工人员向已经剔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成员之后的最终团体做了情况简报。”同志们，从今天起这就是阶级战争……今天就将决定阶级战争的结果，获胜方要么是他们，要么是我们。所以要保持阶级警觉。如果棍子不够好用，那就用枪。（如果儿童在抗议人群中）那是他们活该。我们有枪，我们有后盾。” 莱比锡各家医院都分配到了更多的血浆，这个信息让示威者普遍联想到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同样，捷克斯洛伐克雅克什（Milos Jakes）政权中央委员会数位成员”草率的考虑了采取'中国式方案'的想法”……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1989年11月17日抗议开始的第一周曾认真考虑过动用武装部队的做法。  抗议者担心遭到开枪镇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11月17日学生示威被野蛮驱散之后。 “为何柏林和布拉格所发生的事件并未与北京天安门事件以同样方式收场？”这仍然是1989年革命岁月中最重要的谜题之一。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尝试解答它。各种解释往往太重视文化差异以至于看不出这种比较有何意义。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保守派领导人宣扬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适合亚洲国家 。  著名美国学者亨廷顿也以类似方式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的冲突 。  尽管如此，前东德成功开展民主化及较早之前西德民主的成功已平息了关于东柏林的红色普鲁士和波恩的内阁民主的争论，更遑论德国固有的威权主义特征。  尽管台湾进行了民主化，但认为中华文化天然具有威权主义成分的相似成见迄今仍未被弃之一旁。  本文有意识地忽略了这些文化主义的论点、这些对一种文化内涵所做的假设、以及东方主义视角。 学者们在思考为何中国会向抗议者开枪而东欧国家却并未这么做时，提供了四种重要解答：政党的正当性、社会现代化、领导层的行为及反对派的策略。尽管每种解释都对解开此疑问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们全都忽略了1989年时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同政体类型及其亚型（subtypes）之间的差异。1989年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共党政权都是后极权主义的政体，但在中国的”初期型后极权主义”与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晚期”、”僵滞型后极权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

方政在维园纪念活动中讲话感谢香港23年的坚持 维多利亚公园的所有同胞们。亲爱的香港同胞们，还有来自大陆的或者海外的所有同胞们，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来到维多利亚，这种坚持你们已经延续了二十三年。 我知道，这里是一个充满爱的海洋，是一个充满良知的海洋，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六四的幸存者，作为一个在那场屠杀中，活下来的一个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当我在这里看到烛光时，真是太震撼了，我不知道再说什么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因为你们的到来你们的行动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们没有忘记23年前的今天，我替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英灵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饱含着丧子之痛的天安门母亲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在中国的监牢里饱受摧残的北京市民们，谢谢你们，我替那些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二十三年的坚持。 我知道，我刚才来的时候，很多人给我鼓励，他们把我看作英雄，其实我很惭愧。我只是23年前那场运动中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参与者，我只是做了我们当时这些学生们应该做的一切，你们所有的怀念、所有的赞美应该属于献身的亡灵们。同胞们，让我们再一次举起手中的蜡烛，深深的怀念六四中死去的英灵们，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让我们高喊“平反六四、毋忘六四、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华”。 希望大家一直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我会和你们永远在一起，谢谢。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作者吴仁华上网公布2705位“六四军人”名单，得到网民大量反馈，其中有少部分贴文试图为参加镇压行动的官兵撇清责任，指军人对着学生开枪是“执行命令”，但吴仁华拒绝接这样的说法，理由是当时在解放军枪口下的群众是同胞，不是敌人。 吴仁华上网公布“寻找六四军人”名单，具体记录2705位参加六四戒严部队的解放军官兵姓名，军阶和部队番号，辅以部队在1989年六月奉命执行的任务。名单公布后，在网上得到热烈反馈，被网民视为近几年最具参考价值，有助于查明开枪元凶的六四史料。 吴仁华指出：“‘寻找六四军人’是我1990年5月跳海游泳初抵香港，就立志要做的事情。我陆续公布19支戒严部队官兵名单的过程，有很多（中国境内）网民都说在他们身边，或是在单位里就有这样的军人，网民反映出一个普遍现象，即这些军人一旦被人问起当年在北京镇压学生的事，都不太愿意谈这个问题，从中可体现六四军人觉得那不是光荣的事情，他们心里有愧疚感，因为他们当时在北京镇压的对象不是敌国官兵，他们面对的是自己本国百姓，是手无寸铁的百姓！” 吴仁华从洛杉矶接受本台专访，反覆说明“寻找六四军人”目的，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是为了保留真相，维护正义。 他表示：“几天前，一个和我一样有着军人经历的网民就说，（六四）最大责任者是邓小平和李鹏……对我而言，我根本不需要和他讨论后面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最大责任者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但是，你说军人（对本国人民开枪）就是执行命令，我无法认同！因为身为军人也该知道哪些命令该怎么执行，你对外作战，对抗侵略者的时候，那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但是，这些军人当时是在自己国家的首都面对本国同胞，该怎么执行命令？其中可讲究的就多了。我不以高道德标准来要求军人，一如当时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曾以自己入狱为代价来抗命，我最低要求军人是执行‘命令’时把枪口抬高一寸。当年在六四戒严部队之中，有很多军人把枪口抬高一寸，戒严部队进城动武当晚，北京城里有几十万民众在大街上堵拦军队，如果不是他们把枪口抬高了一寸，死难人数绝对不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数字。所以，我追究的责任者就是那些没有抬高枪口，对着平民百姓直接扫射的军人，包括对着学生冲撞的106号坦克。我认为‘军人服从命令’绝不能当做屠杀行动的借口。” 亲身经历天安门血腥镇压的震动和惊恐，吴仁华拒绝接受所谓“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等说词，他强调，以“人道”对待自己同胞，绝非苛责。 吴仁华说：“我不以最高道德，也不以入狱为代价去要求这些军人，但至少有个最低要求，那就是把枪口抬高一寸，上层不可能因为你把枪口抬高了一寸就‘处理’你，或是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因为当年有太多军人把枪口抬高了一寸。我曾在书里写到40集团军军长吴家民少将，当他接到开枪命令，即对身边的军人说，‘我以老兵之姿态，要求你们把枪口抬高一寸’。这些军人值得尊重，他当然不是六四屠杀的责任者，是个见证人。” 六四23周年前夕，吴仁华期许海外各方民运组织，能够及早做好“集结力量”准备工作。 他表示：“如果把八九学潮的场景放到今日，结果将完全不一样；如果八九事件发生在东欧和苏联政情变化之后，最终结果也肯定不一样。八九民运不成功可能有很多原因，对我个人来说，主要败因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力量之结合。六四事件已经过了23年，反对力量至今还没有完全集结，也没有形成一股被公认具有影响力，以及具有民意基础，足以代表反对运动的领导团队。我们不能预测专制政权何时垮台，但要做好（集结力量）准备，若不做好准备，一旦在出现如同1989年的机会，也许还要再面临失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