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进入专题 ： 十八大    ● 胡锦涛   　　【编者按】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在会上宣读了报告的要点。以下为报告全文： 　　 　　同志们： 　　 　　现在，我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坚定、对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倍加清醒。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全党一定要牢记人民信任和重托，更加奋发有为、兢兢业业地工作，继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一、 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 　　 　　十七大以来的五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是我们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考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五年。 　　十七大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做出全面部署。为贯彻十七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制定“十二五”规划、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五年来，我们胜利完成“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二O一一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四十七点三万亿。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粮食连年增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基础设施全面加强。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发展协调性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效显著，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展开，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全面推进。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农村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税、金融、价格、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事业单位等改革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加大，城乡就业持续扩大，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家庭财产稳定增加，衣食住行用条件明显改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弄寻扶贫标准发福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持续提高。 　　民主法制建设迈出新步伐。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基层民主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成绩显著。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壮大。行政体系改革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取得新进展。 　　文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文化产业加速发展，文化创作生产更加繁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社会建设取得新进步。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推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保持和谐稳定。 　　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重大成就，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深化，履行新世界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显著增强，出色完成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 　　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香港、澳门保持繁荣稳定，同内地交流合作提高到新水平。推动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实现两岸全面双向“三通”，签署实施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两岸全方位交往格局，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继续推进，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明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重要成果，党的建设改革创新迈出重要步伐。党内民主进一步扩大。干部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人才工作开创新局面。创先争优活动和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深入进行，基层党组织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过去五年的工作，是十六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十年，我们紧紧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前进过程中，我们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提出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拓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二OO八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遭遇严重和困难，我们科学判断、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积累了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在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和人民经受住严峻考验，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十年来，我们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人们公认，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我们能去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靠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正确指引，靠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深厚基础，靠的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在这里，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戈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向一切关心和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各国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面向未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还活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上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外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有和谐相处的局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是极为艰巨的任务。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专题： 十八大   

将社会资源转移到真正具有公共性的艺术、音乐、家庭、文化、社区、人伦的项目上，使人可以像人一样的生活   http://www.digitimes.com.cn/newsite/businessnew/hyxw/630723.shtml 城市自然人 挣脱商业束缚的群生群像（上） 2012-10-13 21:42:00 数字商业时代   采访·撰文 / 刘扬   杨柳   张珂   佩爽    编辑·统筹 / 刘扬 石海芹   美编 / 何葆华   崔慧    摄影 / 车庆久   这是一个回归心灵的旅程。 　　“大隐隐于厨房，做什么菜看心情。”丽江花园有个小门面叫 77G ，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店主亲自掌勺，卖什么全视当天心情。他就是陈彼得，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一剪梅》的创作者。一度是他写歌给谁谁便走红。如今，他说：“一句话，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无论是从音乐教父变身厨师的陈彼得，还是从首席科学家到耕种有机蔬菜的北大化学博士吉云亮，再到从 IT 人转变成一个中医粉丝及从业者的李永明，以及获得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却又投身于有机农业的钟芳，他们都是通过所谓的“人生降级”，最终达到身心和人生价值的全面统一。 　　从“逃离大城市”到“ 35 岁恐慌”，《数字商业时代》一直在关注一系列因经济、社会变迁引发的人们精神层面的变化，我们也发现这种影响一直在持续加深，更多的人开始感觉“困”在城市。 　　而在我们的持续观察中，有这样一群人进入了寻找的视野，他们是偶然发掘的采访对象，或者是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是身边的朋友，他们的出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市自然人。他们从一种被束缚的商业中“隐退”，开始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的商业人生。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 一场关乎内心的自然式革命 撰文 / 刘扬 　　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田园恬淡自在的生活，有时也是很多身处都市丛林人们所羡慕、向往的。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我跟很多朋友和同事讲过，如果几年之后一事无成，我把时间和金钱全赔了，也一点遗憾都没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方茶桌后，李永明清啄一口新泡的雀舌后说。 　　做生意多年来，李永明也算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混过彩铃业，混过娱乐圈，见过最奢靡的，也见识过身体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抗。如今的李永明在经历了身心的全面休整后，重新出发，义无反顾。 　　李永明正在搭建一个全方位的中医平台，让人们通过课堂、网络的方式有机会了解中医、书法等经典体系，并希望从中启迪人们的智慧。这被李永明誉为可以终身奋斗无怨无悔的事业。 　　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都经历过像李永明那样从物质主义到精神至上的过程，但是“想明白了”之后，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往往会与之前的有所相悖，在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同时，找到一条同样可以创造价值并且更加良性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一件幸运的事。 　　“做有机食品的人，同时耕耘两块地——心地和土地。为什么做有机食品要有转化期？不仅是土地的转化期，也是心地的转化期。你要在三年之内培养出自己的心地，要从一个非有机的心态，转化为有机的心态。只有这样，这件事才能做下去。”吉云亮说，“我不光是在养地，我还在养我自己。最后会怎么样？你会喜欢你的土地，你会躺上去享受这块土地。” 　　如果说“逃离大城市”是人们无法完成固有价值观的实现，从而发生的一种逃避的话，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是这些人从内心深处自发产生的一次革命，这种改变也因此更持久。 大隐隐于市。“城市里照样有自然人，自然人不是说自然的外表，而是自然的心，追求自然的精神，这个题目是城市的一种反思，对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信仰的一种反思。”当归中医学堂李永明说。   　　寻找心灵的安实归属 　　多年前，李永明曾是红遍中国的彩铃行业从业者中的一员，这是一项生意属性大过企业属性的业务，而且要经常和运营商以及娱乐圈相处。那时候李的业务已经相当广泛了，知名的唱片公司中，除了华纳都和他的公司签约合作，一年要支付的版权费就要几千万。 　　所以，李永明的生活是和娱乐圈同步的。一个星期不去酒吧 K 歌都不正常，每周至少吃两次鲍鱼，要么就是同样昂贵的其他海鲜，而且还要喝好酒。请客吃饭一顿饭不花掉万八千都不好意思。 　　虽然公司规模比现在大十余倍，但是李永明并不快乐，并且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亚健康症状。直到他接触了中医，治好了自己的病，也决心投身这个行业。同样要混在圈子，但是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前几天李永明和一位著名的中医吃饭，对方请客，两人一人吃一碗面，点两个凉菜，人均就是三五十块钱。晚上八点以后约中医行业里的人见面都约不到了，因为他们要保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一次，李约中医名家徐文兵吃晚饭，未果，因为徐老师说：“晚饭耗不掉，我不来，中午可以。” 　　和李永明有异曲同工之处，曾经的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也在自己 60 余岁时开辟了新的战场。位于广州市郊的丽江花园是一座宁静的社区，陈彼得在一栋居民楼下不太醒目的角落，租下了 12 平方米的门面，开了一家叫 77G 的快餐店。他卖各种奶茶、台式快餐以及成都担担面，看上去不是太协调的组合，全视店主人当天的心情而定。在娱乐圈混迹的时候，他的抑郁症已经相当严重。去看医生时，他觉得医生也是疯子。最终他靠游山玩水，走回大自然，吃自然食物，甚至偶尔断食，让自己清零，成功对付了自己的抑郁症。让自己重新变成自然人。 　　“人们对于人生选择的改变，跟他如何来思考他的生活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这样解读从“城市人”到自然人的转变。城市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上，这种运作的模式，其实是让人们怎么更好的、比较容易和方便的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消费实际就是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产物，是企业获得利润的空间所必然推动的，这种推动奴役了人们的思维。 　　人们是被这种消费主义绑架、追寻社会价值观所认同的东西，还是更关注自己内心的需求，是鉴定是否属于“城市自然人”的重要分割点。目前身为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的钟芳，是美学、设计学双料博士，回国后投身有机农业。她认为，“消费文化就是让人去满足一时的欲望，然后再创造新的欲望，然后再满足的过程。”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摩托罗拉就可以了，后来有了诺基亚，再后来我们有了苹果，还不够，还要有 ipad ，而且拥有了之后就抛弃以前的。 　　“中国这种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消费文化也畸形地盛行着，人们活得太慌张了，但是我买那么多东西干吗？”钟芳反问道。 　　胡泳认为，西方的社会变迁中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社会在大规模的变动的时候，大部分人随波逐流，不由自主的，不允许你去思考，根本没有办法去选择，只能是跟着走。 　　几年前从北大刚刚博士毕业时，钟芳的大部分同学都会遵循社会价值观评判标准来给自己安排一个看得到的前程。这个群体中哪怕有人想要稍微试图去挣脱一下，都是很难的。在钟芳自己的理解里，“城市自然人”是没有束缚、无边无际的，并且是容纳无限的可能性的。所以她选择冲破“牢笼”，获取精神自由。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总觉得得做自己心安理得的事，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所以李永明放弃了可以创造更多收入的行业，而选择在中医行业奋斗一生。他的经营理念是，做好品质，建立口碑、信任是企业的主产品，利润是辅产品，“如果把利润当成主产品来做，最后迟早会摔倒。”   　　按照自然规律运营企业 　　城市自然人不是归隐，而是用更好的方式创造价值。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将贪婪和欲望发挥到极致。各种创业大赛都在讲商业模式、讲资本、讲冒险、讲斗志，把创业打造出一种特别血腥、悲壮的感觉。李永明说，反过来想想，你是否喜欢你的工作，是否喜欢自己的产品，回归到自然状态，可能更容易成功。 　　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后，他们也在用更自然的心态对待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这对有机农业这一行业来说显得更为适用而且珍贵。吉云亮说，有机农业的操作规程的前三条里，鼓励的就是间作轮作，比如一小片圆白菜地旁边要种些别的蔬菜，隔着才能再种圆白菜，如果有虫害至少可以保住另外一块。在吉云亮的德润屋从来没有因病虫害严重而导致大面积的损害，但是现在大多数的耕作者并不怎么用这种方式，而是使用杀虫剂。 　　分享土地和事物给虫子，这本身就是自然界的规律。吉云亮总对他的同事们说，这里长的每一片叶子能全部卖掉吗？卖的时候也总要扒下来一两片吧，不要想着什么都能卖掉，那本身就是不健康的分享。种一块地，比如预计有 100 斤，出 70 斤就够了。 　　因为德润屋的良心耕种，现在很多人都想买这里出品的蔬菜，德润屋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更有很多人捧着土地想邀请吉云亮他们去耕种。但是对吉云亮来说，他不想给大家压力，“我做有机农业本来就是要将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不希望有压力，每天平稳的工作我觉得就够了。”在德润屋工作的员工都很持久，多的有四五年。 　　“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总觉得得做自己心安理得的事，这个是我最大的变化。”近几年李永明也曾有很多做更大生意的机会，但他从中得不到快乐和踏实，于是他坚决地放弃了。对于目前他所愿意奋斗一生的中医行业，他的经营理念是，帮大家来选择正确的东西，你最后赚的钱都是辅产品，如果把利润当成主产品来做，最后迟早会摔倒，“怎么可能建百年，十年都活不下去，而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必须要十年以上的积累，一代人的积累。” 他的信念正在形成一个正能量圈。李永明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跟他共事，除了现有的当归中医学堂。他们还将开设中医诊所，很多中医名家听说都主动表示会支持他，现在诊所还没开，已经确定有二十个老师愿意出诊，而且没有一个拒绝他。李永明看过一篇文章，关于“快”和“慢”，“现在接触中医这个行业之后，我更加理解什么叫快，什么叫慢，在一定程度上慢本身就是快。”   城市化与幸福感 城市化与田园生活的二律悖反 一方面，城市扩容为密集的人口增加了容积率，使“蜗居”者有“宜居”可卧；另一方面，扩容造成了人口拥挤，使消费残余后的大量垃圾日益严重。再一方面，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拥堵的交通及汽车尾气，让人愈加怀念曾经的天空。   在未来短短二十年内，中国将拥有 44 个大规模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将承载超过 4000 万的人口。谁将会住在那里呢？答案显而易见——从郊区移民而来的群众   　住房已成为我国城市就业的普通工薪阶层最大的负担和压力，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最大障碍 注：人均 GDP 来源于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东京都房价根据日本国土交通厅《房地价调查公告· 2008 》计算；韩国房价及月收入来源于《韩国国民银行 2010 年速报》；北京、上海的房价为 2010 年 12 月数据，来源于安居客。 100 韩元 =0.5871 元人民币、 100 日元 =8.01 元人民币（ 2011.3.14 ）   近几十年来，英国在工业化革命后首次经历城市向农村的大规模人口转移，数量远超过从农村迁向城市的人口。目前英格兰有 28.5% 的人生活在农村，迁入乡村人口比迁出者多 35 万人以上。   中国城市化率增长趋势 （单位： % ） 过去的 20 年中，英国每年有 11.5 万人由城市迁往农村，农村人口增长了 13.7% 。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享受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喝一杯自己挤的羊奶，成为当代很多英国人的理想。   与慢节奏共振 嫁接自然与商业的通路 撰文 / 蔡佩爽 　　上班的日子，生活似乎每天都在重复。在丽江，他按照自然缓慢的速度，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去留意世界的神奇，去享受生活的美妙。 自然人档案 　　姓名：李辉 　　城市人特质：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追求慵懒闲适的生活状态，叫人如何不纠结？不适应北京的快，就去慢一点的厦门；厦门一天天变快，就去更慢的丽江。重要的是，发现自己不适应的时候，就立刻改变。 　　城市人职业：网络策划 　　改变原因：为人懒散，不适应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与丽江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自然人特质：了解理想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找到通往理想的路。把商业经营融入自然生活，享受慵懒闲散的同时，不为生存忧虑；把全家人忽悠到丽江一起开店，让落户丽江的理想成为可能。 　　自然人职业：老板，在丽江经营十几家客栈。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然与商业之间找到通路，当你选择来丽江的时候，幻想着世外桃源、不问世事，逃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很难生存下去，一家客栈的留言本上，写着老板的一句话：逃避现实，我来到这；面对现实，我留在这。 　　 80 后惯有的压力，在 1983 年出生的李辉身上几乎一个也找不到。就业、车贷、房贷、情感、婚姻……所有生活必然要面对的选择和困惑，都被丽江的一米阳光晒化了。 　　有人把去了丽江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停下来不走，成了我们在时尚杂志上常看到的小有情调的小酒吧小客栈的老板。另一种是用数码相机把风光和少数民族少女拍成明信片后，继续回到石屎森林做大小白领。李辉属于前者，毕业后从江西到北京谋职，只待了几个月就因为性子太慢不能适应北京的快节奏，辞职去了厦门一家网络公司做策划，“ 2005 、 2006 年的时候网络策划竞争一点都不激烈，厦门本身又是一个节奏很慢的城市，那种生活挺适合我的。但是从 2007 年开始工作越来越忙，做网络策划的人越来越多，我就花了整整 3 个月的时间去旅行。” 　　丽江是他路过的一站，高原上通透的阳光空气，一年不败的艳丽花朵，青石上踱着步子的舒缓节奏，让他看到了懒人生活的绝佳状态，他不但决定自己留下来，还说服家人和他一起创业。“当时在丽江开客栈的成本并不高，转让费十几万，现在翻了几倍，没有 50 万下不来。”李辉介绍。 5 年里，他已经有了丽江净地、泡沫之夏、阿丽丽等十几家客栈，最近还在忙着装修新客栈，算得上个体经营里的“大老板”。 　　即便如此，李辉的大部分时光也和白领们向往的一样，晒太阳，喝茶，吹牛（云南方言：聊天），发呆。家人分担了他的经营压力，“全家有七八个人在丽江，算上员工一共有 30 人。每个客栈客房数在 10 间左右，有一两个人看店就足够了。” 　　所谓的“看店”，与标准化的酒店又有很大区别。丽江客栈的特点是小而精，人情味儿浓厚，入住的时光里，游客和店主能很快像朋友般相处，在院子里和游客喝茶聊天，听听不同角落的故事，也是乐事一桩。 　　如果是独立经营，整个人就被绑在客栈，但李辉的自由度比较高，淡季的时候把客栈交给员工打理，全家人出去旅行，每年他们的旅行时间都要超过一个月。丽江，不仅是李辉，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方式。 　　“丽江的精华就在懒，大理的古城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大理人太勤快，总想把所有事都自己做了。丽江人不一样，他们什么都不想做，房子租出去，太阳底下睡睡大觉。”李辉说，“想快、想干活的时候你也可以快。”现在他似乎和这种慢节奏形成了共振，快慢得宜，掌控自如。 　　问他，会不会因为想念城市的繁华回到过去的生活？李辉十分坚定：“再让我回到原来的打工生活是不可能了，这辈子都不会再上班了。”上班的日子，生活似乎每天都在重复。在丽江，他按照自然缓慢的速度，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去留意世界的神奇，去享受生活的美妙。 　　像李辉一样能做到全家扎根在丽江的外地人并不多，一个北京的女孩儿在刚刚到丽江时写了这样一段话：“万一马失前蹄，半途夭折；万一经营不善，乏人问津；万一面对重重困难，胆怯懦弱；万一为了逃离现在的生活去了远方，结果在远方生活太久却发现生活在远方本身又变成了自己想要逃离的生活，到头来却发现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这其实是所有对丽江跃跃欲试的年轻人都在面对的考验。和李辉相邻的一家客栈，曾经迎来一个昆明的店主，签完合同后，他在院子里坐了两天都没有迎来一个客人，自觉无聊，就迅速回到了昆明。出于一时冲动，并不对持续经营做深入考虑的人有许多，导致丽江客栈的转手率特别高，同一个院落，今年的老板姓王，明年可能就换成了姓张的老板。 　　小小的丽江古城散布着将近两千家客栈，除了五一、国庆能客满之外，大部分时间客栈的入住率维持在 60% 左右，市场规模有限、同质化竞争严重等客观因素，加上不懂经营等个人条件，许多客栈并不赚钱甚至是在赔钱。穿梭在巷子里，总能看到许多转让信息，李辉说：“离开的人，都会说同样一句话：‘就当来丽江玩儿一段时间。’” 　　还有一些人因为抛不开对城市生活的眷恋而离开，特别是已经成家的人，在迎来孩子读书的问题时，大多会选择回到城市。李辉不以为然，“大城市的教育好，不过是硬件好，但城市里文化精神的污染更多，小孩从两三岁开始看电视、玩游戏，什么都学会了，这样算是好吗？现在小孩的教育问题不是‘好一点’，而是‘少一点’，教育过度把孩子弄得太累。在相对落后的地方，没有工厂，没有污染，不用天天呼吸汽车尾气，小孩更加健康、淳朴。懂事之后怎么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他喜欢快，就回去大城市。” 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然与商业之间找到通路，当你选择来丽江的时候，幻想着世外桃源、不问世事，逃开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很难生存下去，李辉说：“开店是最贴地气的活儿，除了每个客栈都有的设施，你要想自己的特色。每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既要淳朴自然，又要保证能赚钱。这不现实吗？”一家客栈的留言本上，写着老板的一句话：逃避现实，我来到这；面对现实，我留在这。  

任剑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宿命 进入专题 ： 社会主义 改革 苏联 东欧    ● 任剑涛 （ 进入专栏 ）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最令人瞩目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之一。这一改革起因相差很大，但结局几乎如出一辙，即从早期的迅速发展，到中期的陷入停滞，最后走上无可挽回的崩溃道路。大约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此画上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句号。 　　为甚么曾经如此具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都难免崩溃的命运呢？对此，人们长期以来要么归咎于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领袖人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叛离，要么归咎于改革举措的不当，甚至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无疑，这些说法都有一定根据。但单凭这些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走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似嫌单薄。本文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制度安排与秩序保障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过程进行解释性描述与分析，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其改革走势。 　　 　　 一　令人震惊的“发展奇迹” 　　 　　社会主义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组织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集合体。在这一名称之下存在着从形式到实质差异都非常巨大的各种变体。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特定涵义：在原生形态上讲，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秉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政体上呈现为极权主义，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行计划经济，在国家权力的存在方式上以国家吞噬社会与市场为特征。而在改革形态上讲，就是要对前述各个方面进行改良，以便显示出某种弹性，从而延年益寿。因此，本文所指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包括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国家，其指涉对象限定在苏联、东欧、中国、北朝鲜、越南和古巴，也就是所谓的“苏式国家”。由于中国和越南的改革还在进行之中，其未来的走向和前景还有待观察，而北朝鲜和古巴明显抵制改革，因此，本文所论实际上限于人们习称的“苏联东欧国家”，或简称“苏东国家”。 　　社会主义的改革并不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就出现的话题。在外部没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创形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苏联）──造成重大威胁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曾震惊了西方世界。1945年以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一分为二，?战?执?澜缜?舫闪礁鲋匾?囊馐缎翁?す?伊?说那榭鱿拢?斩??业姆⒄梗?哺?澜缟仙缁嶂饕骞?业娜嗣褚约白时局饕骞?抑醒岫癜?骱脱蛊鹊淖笠碇?斗葑右跃薮蠊奈瑁?涨腋?时局饕迨澜缭斐删薮笱沽Α 　　从苏联来看，发展奇迹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来：1917年革命前的俄国，尽管是一个初步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经济以摧毁性的打击。“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俄罗斯的经济正处于严重的滞涨状态。布尔什维克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巩固权力与发展经济成为两大难题。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开展了毫不妥协的党内外斗争，不仅确定了独占国家权力的政治体制，将政党意志直接转变为国家意志，而且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党体制。在经济上，苏联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断然实施工业国有化、余粮征收、集中供给制，但这类政策既受到绩效的困扰，也受到社会的强烈抵抗。列宁就此转向推行“新经济政策”：小规模的工商贸易允许私人经营、征收农产品改为征收粮食税、允许农产品的市场交易。这种“退却性”的经济政策成为后来强制工业化的秩序基础。1920年代初中期，苏联建立起了计划与市场混合的经济体制1。 　　到1928年，局势相对稳定的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强制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苏联的国家自我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依赖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口来取得发展，必须“自力更生”。于是，在意识形态的强大推动之下，苏联开始了国家直接布局的工业化过程：一是调整全国工业经济的布局，在远离传统经济中心的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内陆设立工业基地；二是强制推行农业的工业化，使消费品供给体制工业化；三是推进教育改革，为工业化培养所需人才；四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筹划发展事务2。 　　仅用十年时间，到1937年，苏联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目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差不多四倍半，完整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起来，而且分布在苏联的欧洲和亚洲部分。这种依靠国家权力布局的“无情的工业化”，推动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国家的行列3，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奇迹。 　　苏联迅速的工业化大大提升了国家实力。这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与美国对抗，以及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与此同时，两个有利的外部条件也对苏联强化工业化提供了帮助：在二战中，苏联接受了大量的英美援助，有力地促进了工业技术更新4；二战后，苏联又从战败的德国接收了先进的技术与设备。进入冷战时期，苏联依靠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对强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经济分工5，从而保证苏联借助于分工优势保持大工业国的地位。至于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因为获得了经济区域互助的活力，在诸如能源供给、金融合作、交通运输等方面获得了发展动力，相比于此前，其发展也显得迅速得多6。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使本国执政党喜形于色，因此不吝辞藻地赞美苏式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紧紧跟随苏联的步伐。一方面，苏式政治体制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在东欧国家扎下根来；另一方面，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也成为东欧国家工业化进路的模仿对象；中央计划体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成为东欧国家发展的三个支柱7。至于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更是对苏联模式表示发自内心的认同，?粘て谝灾?魑??曳⒄沟闹傅妓枷搿 　　苏联模式带来的增长奇迹，使西方国家的左翼知识份子激动不已，也使他们对苏联倾慕不已。苏联模式满足了他们批判不道德资本主义的主观偏好，?涨沂顾?侨隙ㄋ樟?Ｊ绞翘娲?坏赖伦时局饕宓奈ㄒ怀雎贰７ü?笠碇?斗葑釉?940至1950年代对苏联的礼敬可作为代表。如萨特（Jean-Paul Sartre）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支持苏联：“经过十年沉思，我到达了一个转折点：我只需要捅破一层纸。用教会的语言说，这是我的改宗。”他的改宗宣言简洁明了：“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8我们不能说这类言说仅仅由于萨特的个人信念所致，而应该注意到苏联的发展态势也许是他们如此仰慕苏联或共产主义最大的动力所在。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成就，也使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巨大压力，其一是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上加以调整，其二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发生巨大分歧，?兆?盗硕?胶笪鞣焦?艺??骺刂鞯嫉姆⒄鼓Ｊ健Ｕ庖谎沽Γ?梢苑治?礁龇矫胬唇馕觯 　　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劲发展，尤其是它所确立的发展模式，即由国家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强制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从增长上看，确实远比诉诸市场力量的西方国家要令人兴奋得多。从一个简单的同期数据对比，就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增长的巨大差异：1930年代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4.5倍，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则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状态。1950年代苏联体系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业产值增加都在一至三倍，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支持下才刚刚恢复到二战以前的工业产值水平。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而言，支持市场主导的思想家与支持政府主导的思想家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争辩，其结果是后者占据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这中间的两个着名人物颇具代表性，一是市场经济的辩护者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又译海耶克），一是政府调控的主张者凯恩斯（John M. Keynes），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后者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人物，而前者只好转向研究政治哲学。这一争论自然涉及两者的价值偏好和学术观点，但其中苏联的强劲发展则是其现实背景。在这场争论之后，英美两国实施的经济政策，都将凯恩斯关于政府调控的理念，作为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加以贯彻9。由此可见，由国家推动的发展奇迹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诱惑力。 　　 　　 二　功能性改革与结构性病症 　　 　　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出现了发展迅速但配套不足而带来的严重问题。由国家权力体系直接推动的发展，一定会仰赖于经济─政治─社会资源的严重倾斜性配置，也就必然导致种种问题。从苏联的情况来看，“无情的工业化”既造成工业体系的畸轻畸重，更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的健康成长。国家权力体系全力推进工业增长，势必要求这一权力体系建构成为垄断资源的极权体制，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必须无条件地屈从于国家力量，因此经济的强势增长对于经济体系自身和“国家”权力体制本身，都会造成损害。 　　但是，在苏联体制还能维持一定经济绩效的时期，这样的体制弊端?詹晃?嗣撬?馐兜健Ｔ谒勾罅滞持嗡樟?逼冢?拔耷榈墓ひ祷?彼芫偷恼?惟ぞ?锰逯疲?鼋鲆蛭?勾罅值母鋈俗ǘ媳愕玫角渴蒲有?＞驼?翁逯贫?裕?馐且恢忠缘炒??母叨燃?ㄌ逯疲?勾罅滞持蔚耐砥谏踔亮?凑?持醒胛?被岷驼?尉侄汲晌?谏瑁?又?问缴嫌Φ笔枪?易罡呷???氐淖罡咚瘴?３晌??玻ú迹┑恼?瓮媾迹?砍せ嵋橹皇侵凑?车闹葱谢?苟?窍喽远懒⒌匦惺构?倚姓??Φ恼???兀?灾滤樟?恼?卧俗魍耆?撬勾罅指鋈怂盗怂恪６?凑?衬诓克?降摹懊裰骷?兄啤保?缇脱荼涑闪怂勾罅忠勒崭鋈艘庵咀陨隙?挛?筛刹康淖ㄖ铺逯啤８刹康闹丈碇贫纫踩狈?だ?饔谩Ｕ?龉?姨逯频脑俗?览党す僖庵荆??抑卫砗廖薰嬖蚩裳浴Ｈ嗣裢耆?慌懦?谌?υ俗髦?猓?晌?苤?涞亩韵蟆＞途?锰逯贫?裕?樟?菩猩??柿瞎?兄疲?涨啃卸耘┮到?猩缁嶂饕甯脑欤?词敌屑?迮┳?疲?辉诰?霉芾硖逯粕锨康鞲叨燃?械募苹?芾恚?耆?懦馐谐【?茫?纬伤?降摹爸噶罹?谩保?涨页３Ｒ哉?位?姆绞酱?砭?梅⒄刮侍猓辉诠ひ稻?玫牟季种校?樟??韵允竟ひ挡?稻哂型怀鲎饔玫闹毓ひ抵糜诰?灾匾?奈恢茫?云渌?ひ得爬嘣虿挥柚厥?0。 　　苏式极权体制看似存在其特定“优势”：这一体制能够在短期内使执政党高度垄断国家权力和经济资源，既有效击退各种政治反对力量，又能在短时间内凸显经济增长奇迹，从而“证明”执政党统治的发展绩效。然而，执政党高度垄断政治、经济资源的体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必然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从政治上看，苏式国家不是现代常态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变形的党化国家（party state），因此政治制度的运行缺乏秩序性、稳定性保障。党化国家垄断性地支配一切的极权主义发展模式，必然要依靠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领袖人物，他的天纵英明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保证。倘若他失去了这种天纵之才，则整个国家便会陷入愁云惨雾之中。而由政党、尤其是政党领袖支撑的经济发展，则更是呈现出一种脆性的发展状态──一旦政党及其领袖的钢铁般意志倾注于经济事务，经济的快速增长一定会令世人瞩目，但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可能永远合理，经济发展也无法长期支撑。 　　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府的领导人，对于极权主义体制的弊端都不乏清醒认识的人士。正是这些人启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1950年代算起，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轮改革：第一轮改革从南斯拉夫肇始，后由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在苏联推进，并在东欧尝试；第二轮改革由东欧国家大力推动，触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第三轮改革先在东欧国家启动，接着由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在苏联强力主导，继而整个东欧国家出现改革高潮，但结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11。 　　从第一轮改革来看，启动改革进程的南斯拉夫是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与南斯拉夫的联盟结构发生冲突。加之执政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铁托（Josip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