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日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吴敬琏表示，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但是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就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并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 　　 “两头冒尖”愈演愈烈 　　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片市场经济的新天地。另外一方面，原有命令经济的遗产还大量存在，这种遗产的大量存在使得现行体制不是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是一种统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的体制。 　　吴敬琏说，“两头冒尖”的关键问题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的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停顿、倒退，回到旧体制？如果是新体制逐步扩大，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是积极的。 　　一方面是因为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因为城乡分割这个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得原来在农业或者传统产业中就业的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城市中的比较高效率的行业，使得我国增长中的效率提高。由于我国能够更多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我国的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就支撑了我国改革30年来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更是加快，使得我国在最近20年的G D 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到了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吴敬琏说，“就是说这个旧体制的遗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这种旧体制命令经济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在中国来说，一个是使得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另一个后果是，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干预经济活动，就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很难制止，不管是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峻法。 　　吴敬琏认为，想要解决这种局面，就必须转变经济的增长模式。目标模式就是中国政府提出的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原有模式则是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对于社会的干预，用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的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 　 　转模式存在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指出，中国旧的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恰恰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分析。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分析的就是当时西方国家主要靠投资的增长模式。马克思说，这样靠投资来维持增长，结果一定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它的结果主要是两个。一是产能过剩。因为投资增加，产能就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表明最终需求不足，那么就出现了在19世纪很典型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因为分配的格局是由生产的格局决定的，投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收入分配中，就造成了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由于选用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九五”计划以后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法就是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成效有限。吴敬琏认为，原因总的来说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主要有三点。 　　第一，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主导的角色。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那么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就以一个很简便的办法拿到了大量的低价土地。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政府掌握了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在资源配置中就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G D P崇拜，这个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于是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表现就简化成了经济增长率。这就使得各级政府会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 　　第三，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的价格，各种上游产品的价格都要往低里定，这就促成了一种粗放增长方式，就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的畸形发展。 　　“十一五”进一步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要把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进而实现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关键在于我国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体制。 　　 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状况是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场，也还是停留在很低的发展阶段，所谓原始的社会经济阶段。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结果就是我国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号召很多，但是进展甚微，于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这样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消费不足、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吴敬琏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就考虑怎么突破这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的状况，全面进行改革，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商品经济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说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今年已经是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概念的提出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进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规定。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总体规划对于我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进行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我国就能够在20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 　　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还有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特别是关于政府的职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吴敬琏表示，我国当前对于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要消除这些障碍，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制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吴敬琏说，旧体制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寻租这种制度基础的扩大。寻租造成腐败。在旧的意识形态的解释下，认为腐败是市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造成的结果，所以就加强政府的控制，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政府力量的加强又使得寻租的基础进一步扩大。 　　 改革共识在困境中形成 　　吴敬琏说，当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危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 　　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腐败。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吴敬琏表示，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比如在上海开始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这个本来从上面到下面很多人有顾虑，但是上海试点以后，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瑕疵，但是很多地方都明显地看到了它对于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所以从上到下，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到许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参加试点。 　　从北京来说，近期各界人士对于顶层设计有很多讨论。包括对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还出现了关于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大讨论。 　　“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吴敬琏表示，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对于非人格化的市场来说必须依靠规则的执行，也就是说要靠法制。所以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 　　 问与答 　　问：如何得到全面推进改革的动力？ 　　答：21世纪以来，确实存在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呢？不是这样的，它是由一些特别的因素造成的。因为在一个强势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官员手中的权力很多，而且在威权主义的政府中官员往往是不受监督的，于是许多官员变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因此其中一部分人就变成了改革的阻力，而他们手中又有权力，所以使改革寸步难行。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以专业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已经成长壮大了。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即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那么高，但是它的绝对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就我的观察来说，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初期，新成长起来的以专业人员为主的白领或者中产阶层往往带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经济上的贫困状态突然得到了改变，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短期的利益。从东亚国家你可以看到，包括我国的台湾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素质的提高，随着我国面对的各种矛盾变成了切肤之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提高他们的利益自觉性和公民意识，这样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改革的推动力量。 　　问：您对当前推进的金融改革有何看法？ 　　答：金融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如何使金融市场，包括信贷市场、投资市场、证券市场形成竞争性的市场。从银行体系来说，中央银行提出的要实现利率市场化是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管问题。因为金融业有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它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不完全市场，所以监管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所以要正常运转，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所以正确的监管路线，应该是严格执行强制性的信息对称制度。比如说证券市场的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向全社会披露，来改变证券市场的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实质审批”的政策监管路线，用审批制度来监管。 　　因为审批制度涉及管理层的许多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难改变。似乎最近中国证监会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向这个方向前进。但是证券市场的正常化，不光是证券部门就能解决的，它牵扯其他好多问题。比如从微观角度来说，它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些上市公司自己的业绩、未来的营利能力是不是能够提高之上的。从宏观角度来说，跟监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货币的过量扩张，造成流动性泛滥，所以这是一个全面的改革，不是光靠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朱力：社会“结构箱”中的县域矛盾治理 进入专题 ： 社会建设 结构箱 县域矛盾    ● 朱力   　　 　　“结构箱”的形成表明特定地域空间中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地方社会管理已经空洞化，基层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结构箱”中潜伏着的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为社会性突发事件的大规模爆发埋下了隐患。 　　县域层面的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体社会管理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这并不是因为县干部水平低，而是与县域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解决问题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群众的法制观念薄弱有密切关系。县域是我国社会管理结构系统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可以说是政府管理大厦中的基石。与中央政府相比，除了国家层面的军事、外交职能外，其他的职能几乎都有。与乡级政府相比，县政更是一个微观的社会系统，县域层面的矛盾错综复杂，既有全国性的普遍的社会矛盾，又有地域性的、特殊的、具体的社会矛盾。县级层面的管理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矛盾，他们无法空谈理论原则，要在实践层面解决具体问题，而诸多制度性的矛盾、政策性的矛盾，县域层面的管理者是无法解决的。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通常都触动了当地社会最敏感的、最深层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是个体不满与社会不满的连接点、吻合点。县级政府要多考虑哪些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弥补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 　　 　　县域易形成社会矛盾“结构箱” 　　 　　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中最突出的矛盾，在经济领域是失地、失业，在社会领域是贫富两极分化，在政治领域是腐败。这些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重大矛盾源。但这些矛盾源并不必然会激化进而诱发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社会矛盾激化的地方往往具有地域封闭性及社会生态小环境的内部张力聚升等特征。单光鼐认为“暴力形式的事件多发生在中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如汉源、大竹、瓮安等，或者小乡镇，像湖南永州的珠山镇，云南孟连的勐马镇。这样的区域分布态势，也就提醒我们应该从暴力事件发生的区域，以及暴力事件行动者的身份去寻找事件内在的逻辑关系及动员机制。”近年来，县域群体性事件的升温正印证了这一特点。 　　在一个较小的地域环境中，如县域，公权力的行使与群众的直接利益密切相关，群众与政府的关系较近，对政府的关注度也相对较高，感受到的官民矛盾也更为强烈。由于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恶化、社会矛盾冲突的张力不断增强，老百姓深受社会矛盾困扰，无法逃脱这种社会结构性压力，仿佛就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压力的无形的社会“结构箱”中。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挫折感、不公平感会变成对当地管理者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情绪。而这种情绪又无处发泄。这就相当于在一个“箱子”中，一方面怨气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怨气又无法排解，在箱子容量固定的情况下，“箱子”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当这种不断郁积的怨气形成的压力最终超过了箱子的承载能力，一旦有了导火索，那么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集体怨气的集中爆发。“结构箱”是各种矛盾发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其中不仅仅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同时，还具有一些特殊性的、地域性的问题。 　　 　　社会“结构箱”形成中的共性因素 　　 　　形成“结构箱”的经济条件：连续的侵民、伤民事件。在经济发展中，政府本应以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公正为职责，但是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的立场往往会产生偏差，不仅有基层政府对群众利益受损十分冷漠的情况存在，甚至还会发生权力与资本相结合、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以瓮安事件为例，2007年，瓮安以煤、磷、钼矿开采及加工为主的工业企业税收占到了全县财政收入的70%。矿产资源开发增加了地方GDP和财政税收，但开矿导致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则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政府在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站在矿老板一方，为采矿企业发展提供各种条件，而对矿区群众的要求却一拖再拖：土地被征用后，农民的就业问题、搬迁问题、饮水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一直久拖未决。瓮安矿区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群众与政府走到了对立面上。一些基层政府背离自己的职能，导致官民关系、干群关系紧张，为诱发群体性事件埋下了深层的矛盾根源。而在县域环境中，这类群众利益受损的事件全城皆知，容易唤起利益受损者群体及其他群众的同情，产生与既得利益群体的集体性对立。 　　形成“结构箱”的社会条件：混乱的社会治安。良好的社会治安是居民安居乐业最基本的需要与条件，也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但某些地区政府部门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做不到。“警匪一家，治安混乱”是石首群众对当地治安的一致评价。石首群众几乎都可以感受到，当地赌场多、街头扒手多、盗劫案件多、没破的命案多、交通罚款和违规收费的多。警察利用其手中的执法权，介入到百姓的日常经济生活中，为自己谋取私利，与此同时公共治安则越来越乱。麻将馆成为当地警察“创收”的一个渠道，默认的规矩是，每张麻将桌每个月要向警察上缴500元，否则无法开业。还有一些警察对群众的态度相当霸道专横，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在警方已经失去了人民信任的背景下，石首警方处理案件时的任何判断结论都得不到群众的认同。瓮安县也是如此，基层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已经成为当地群众的共识。与石首相比，瓮安黑帮组织更加泛滥。黑帮为患的背后，是政府不作为，公安不得力。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瓮安，黑帮势力强大，在5分钟内可以召集几百人，公安机关处理不下来的事，他们几分钟就可以‘摆平’。黑社会势力向学校的侵蚀，也给当地青少年甚至部分学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很多学生迫于无奈，加入黑社会来寻找安全感。”治安秩序无法保证，社会各个阶层成员的反映就会特别强烈，并自然地将其归因为治安机构、政府的工作不力与无能。基层公安和群众之间的心理裂缝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真正危险。 　　形成“结构箱”的政治条件：堵塞的民意表达渠道。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如果能够得到有效疏导，并不总会爆发。但在某些县域，当地政府在处理群众与当地企业、当地政府的关系中，不是从群众利益出发，给群众合理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渠道，而是要么不管不问，要么用强制性的方式压制。例如，瓮安县田坝村组要求解决开矿挖断水源后的饮水和灌溉问题、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及整治矿区生态环境问题。这些要求长期没有得到回应，县政府突然通知村民们派代表去解决问题，但代表一去就被公安机关抓了，之后赶去讨要说法的村民代表，有的被公安人员打伤，有的当场被抓住并被关押。政府这种用专制方法惩罚村民代表的行为，等于堵塞了干群之间相互沟通的渠道，也失去了化解干群矛盾的机会，最终失去了民心。据媒体报道，“现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问题，主要的是少数干部作风不好造成的。一些地方的民风和社会风气，也与当地机关和干部的作风有着直接关系。据省信访局分析，在去年500多批次赴省集体上访中，因干部作风问题引发的近200批，占到了总量的近40%。集中表现为：制定政策没有充分考虑群众意愿，漠视群众利益;办事不公开、处事不公正，甚至以权谋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思想上不重视，工作上不尽心。”群众在制度渠道下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不满与怨气得不到疏导，只能够以极端方式发泄。 　　 　　在社会“结构箱”中县域社会矛盾的燃点低 　　 　　社会转型大环境积压的社会问题在特定的地域更为严重的事实，应引起关注。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失衡问题，而在小的地域范围内，这种利益失衡表现得更为突出，引起的地域性社会问题更加严重，更易为当地的群众所感知。在较为闭塞的“结构箱”中，群众的不满、怨气并非都是非理性的，开始他们对事件的评论、态度也是理性的表达，只是当他们感到诸多不公平事件在不断地累加，但却没有制度化的处理渠道，且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理性的认知才会转化为非理性的愤怒情绪，转化成一种社会的群体性负面心理，我们称作社会的结构性怨恨，表现为普遍的仇腐、仇富、仇警、恨不公的社会心态。导火索事件一旦产生，群众自然地会将事件归因为“结构箱”中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当事件归因处理不公与“结构箱”中的社会问题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时，普遍蔓延的不满情绪一下子找到了聚焦点，在“结构箱”中产生“同频共振”。也就是说在宏观社会大背景和微观的导火索事件之间，中观层面的地方环境起到了连接和强化的作用，产生了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压力，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结构中的薄弱地带。 　　“结构箱”的形成表明特定地域空间中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地方社会管理已经空洞化，基层政府已经丧失了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结构箱”中潜伏着大量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大规模爆发的隐患。在“结构箱”中，同质性的利益受损群体可能成为集体行动的主体。“结构箱”中的要素越复杂，社会成员心理不满意的爆发点的位置越低，即社会燃点越低。由于其解决问题的资源缺、机会少、能力弱，越是经济与社会地位弱势的群体遇到社会矛盾时，越是倾向于采用集体行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与发泄不满。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是偶然的，但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条件是必然的。 　　 　　解决县域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 　　 　　源头减压是指从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上着手，减少与化解社会矛盾激化的矛盾源。当前矛盾源减压主要是：一是利益矛盾源减压。利益矛盾源减压是指消除引起利益冲突的因素，这是治理经济型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在社会利益格局的激荡变化中，维权成为利益受损群体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给利益受损群体以利益补偿，消除他们抗议行动的动力，是一种治本的措施。二是政府决策减压。决策减压是指政府要减少因错误决策而引发的矛盾。有不少矛盾源来自地方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即决策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承受力，出台关系重大的民生项目时决策不科学、态度不慎重。不少经济型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政府对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考虑不周或者估计不足而引发的。三是利益补偿减压。要花人力物力对利益受损群体补偿，对已经产生的利益受损群体，在政府财政中要有预算，作为化解该社会矛盾的专项基金。 　　“结构箱”的减压，即瓦解形成“结构箱”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清除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产生的社会土壤。这样，即使产生了引发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由于没有支持的社会条件与群众基础，也无法形成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前引发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主要有：外来人口与当地管理者引起的冲突;意外事件引发的冲突事件;交通事故引发的冲突;治安事件引发的聚众闹事;市容管理引发的冲突;群体械斗事件引起的冲突;群众与警察矛盾引起的冲突等。 　　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扭曲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社会结构性怨恨被点燃。要化解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首先要化解社会结构性怨恨，而要化解社会结构性怨恨则需要消除社会的结构性弊病。“结构箱”减压能够达到化解特定地域中群众的社会不满心态，消解引发骚乱的群众基础与社会的心理氛围的目的。 　　 　　解构“结构箱”的几个建议 　　 　　第一，政治减压—治理腐败。政治减压是指政府通过及时治理腐败，减少当地社会中群众的结构性怨恨与愤怒。在治安型的突发事件中，常常会出现政府、治安部门管理失灵的情况，这源自于平时政府、治安部门权威的丧失，而权威的丧失来自于人心的背离。腐败并不是社会性突发事件的直接原因，官员腐败是颠覆社会公正价值理念的最致命的因素，会进一步激化全社会的愤怒。及时地清理腐败能够消减社会的结构性怨恨与愤怒，增加地方党政管理者执政的被认同感与合法性。 　　第二，经济减压—杜绝伤民扰民。经济减压是指政府在发展经济中通过减少或杜绝伤民、扰民事件，尽量减少利益受损的人数，从而减少来自利益受损群众的抗议活动。在促进当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减少或者杜绝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更要防止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及利益输送，尽量少侵犯、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如在征地、拆迁中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在矿产开发、企业引进中注意资源保护、环境保护;在企业改制、产业调整中，也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经济领域的伤民扰民现象，就削减了利益受损群体，减少了经济领域的矛盾源，群众在经济上就没有搞集体行动的理由与动力。经济减压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它会使一大批社会底层群体的生存得到保障，消解其对社会的不满心态与反抗行为。 　　第三，治安减压—保障人身安全。治安减压是指政府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减少社会成员的心理不安全感。当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的时候，不仅是底层社会的群众感到不安全，中产阶层、富裕阶层也会感到不安全，因而在这一点上整个社会容易形成共识，进而对公安部门与政府失望，导致群众对政府在心理上不认同、在行为上不合作。保障社会安全，克服公共治安混乱，是减少治安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环境保障与心理保障，它可以减弱社会中的仇警心态。 　　第四，社会减压—减少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减压是指政府、媒体通过社会政策与舆论宣传，保障与提高贫困人员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抑制不正当致富、批评炫富行为，平衡各阶层的社会心态。使底层社会成员能够保有改变身份的希望，为他们创造改变身份的机会，特别是要让他们的下一代能够获得完全的义务教育，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有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媒体对炫富行为要批评鞭挞，缓解民众的不满与愤怒。 　　社会建设以和谐为目标，通过对改革开放前期产生的利益纠纷、利益矛盾进行疏导与化解，群体之间利益摩擦的诱发因素也减少、缓解了。通过社会建设，民生的基本问题解决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就减轻了，社会的结构性怨恨就会淡化、消解，社会心态就会向理性、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导火索事件就失去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基础。因此，社会建设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工作，是化解矛盾源的有效路径。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入专题： 社会建设 结构箱 县域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