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

北斗 | <反思“暴力”特稿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书斋里的暴力革命 文/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有人将我国当前政权对公民各种合法诉求的镇压称为公权力的暴力化,我认为这种表述不确,因为共产主义政权都是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根基,当前当局的专制统治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极权主义时期,但其统治的本质特征没有发生改变,仍然是以暴力和恐怖作后盾。这种暴力不仅表现在以军队、警察等表现出来的硬暴力,还表现在一套完整的官僚制度的结构性暴力,包括一套覆盖各个领域的自下而上环环相扣的行政效忠体系以及一套严密的思想文化审查和宣传机构。民众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无所依凭,既不能将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的民主渠道输入到政治系统中,也不能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的时候寻求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的救济,因为司法也是政治化了的,充当着公权力的打手;同时,民众也不能通过一定方式联合起来,形成对抗公权力侵害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以原子式的个人暴露在公权力的随时凌辱和暴虐下。当他们的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他们求告无门,通过孤注一掷的暴力手段来挽回他们心中被侵蚀殆尽的一点尊严和正义感或许是他们能选择的唯一方式。         社会性暴力事件的频发有以下几个原因: (1)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不公。 (2)公权力的蛮横。 (3)受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权利得不到有效的救济。 (4)利益表达、社会怨恨被压制,没有通畅的纾解渠道。 二 基于人类朴素的正义情感,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权益发生现实侵害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的权利。普通民众对于一个对民众以暴力相向的政权是否也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特别是当我们已经找不到任何体制内的权利救济方式的时候。 看到接二连三发生的官民暴力冲突,唤起的不是我理智上对暴力的反对,反而是情感上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内心的窃喜。我想抱我这种心态的人应该不少。在网上就看到很多鼓励暴力对抗的言论。 首先我要表态,这个政府在我心里不具有合法性。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我用暴力对抗该政权具有正当性: (1)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不是根据每个人的自由心证,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表态或者说理论证能推翻的。 (2)现政府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具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 (3)公权力的行使绝大多数时候还是披着合法性的外衣。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更是补强了公权力的合法性。 当然,用暴力对抗现政权尽管在我这里不具有正当性,但依然是每个人自由选择的行为方式,那些在网络上鼓励暴力对抗的人完全可以自己背着炸药去炸政府。但他们似乎只愿意享受对于暴力的旁观性乐趣,而不愿自己去付诸实践,因为付诸实践的风险太大。 三 我很能理解他们为建成一个现代中国的拳拳之意和急切心情。我也很急,怕有生之年看不到。而且也很悲观,看不到希望。但暴力应该成为我们最后选择的一种手段,“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之所以不主张使用暴力,是因为我虽然悲观,但我还没有绝望。 不管怎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以宪政、民主、法治为特征的人权得到保障的现代制度体系。我想这是我们沟通的起点。 但我有以下几条意见: (1)专制机器过于强大、残暴,鼓励暴力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不仅如此,反而会遗专制者以口实,借机消灭艰难成长起来的些许进步力量。杀个二十万,稳定二十年。 (2)即使暴力推翻了政权,如何在此基础上顺利进入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是一个问题。我很恐惧那个历史的咒语又开始应验,又进入到那个治乱循环的怪圈。 (3)暴力革命不是选择和鼓吹的结果,暴力革命不会因为个别人的鼓吹而到来。他要来的时候谁都挡不住。 四 原生性的现代政治制度正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如英国17世纪的市民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大革命,其中最为暴烈的是法国大革命。 后来由列宁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残忍和暴烈,但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市民革命,市民革命仅仅以暴力为革命手段,其目标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通过暴力建立专制政权,这种专制政权必须以暴力和恐怖作为其统治的支撑性力量。这也符合对我国当前政权性质的解读。     但从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发生的革命,特别是苏东国家发生的革命来看,后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具有明显的非暴力化特征。最典型的是哈维尔领导下捷克的丝绒革命。 革命不一定与暴力相关联,通过非暴力的方式也能够实现革命,而且这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天看到徐超写的《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我也想说,只要他们还在,只要南方报业还在,我们就不应该选择暴力,而是: (1)继续挖掘公民社会成长的空间,特别是通过网络的途径。 (2)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继续坚持抗争。 (3)通过当权者提供的法治空间争取自身的正当权益。 (4)积极在体制内进行政治参与和表达。 五 我其实并没有担忧网上的这些言论会带来什么消极影响。持这种立场的人只是极少数,其影响范围也就是一个极小的圈子,而且很多人都是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 我想当局也不会因为他们的这些言论而感到惶恐不安。 但对于官民对抗的暴力化,我在这里则要善意地奉劝当局一句,如果想要以一个稍微体面一点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不能再按原有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维进行统治了。有以下几点建议: (1)可尝试先把司法还给人民,即法治先行。让司法独立出来,让民众的权力遭到侵害的时候至少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2)逐渐放开舆论管制。 (3)对不触动现有体制的政治参与形式予以鼓励和提倡。 六 几个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坐在书斋里鼓吹暴力革命,颇有意味。它或许只是反映了这个群体悲观失望的情绪吧,革命不会因此而到来,普罗大众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几个信念就揭竿而起,不要以自己在书斋里的想象代替社会民众的真实感受。我在深圳打工的妈妈觉得生活很美好,我在家里种田的爸爸觉得生活很美好,我的拿着70块钱一个月的补助的奶奶也觉得生活很美好。那个别人,不要再一次用自己的理想信念绑架这个民族,这跟你们要打倒的东西没什么两样。 又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网络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 (1)你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可以极端,可以说谎、可以谩骂,可以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这是网络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 (2)如果你想就公共问题发出更大的声音,如果你想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请你珍视你在观点市场里的声誉。 (3)诸如人人网这样的论坛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共享平台,但难以成为一个严肃的思想交流平台。如果你想从这里的网络言论里寻找真知灼见,那无疑是找错了地方。 (4)我们应该通过更可靠、更权威的媒介去获取我们的观点。信息快餐化了,但真理没有快餐化,他还是在青灯黄卷、皓首穷经里。要想让自己活在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采编:王倩茹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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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林楚方 | 蔡定剑先生的精神遗产

  八宝山,送蔡定剑先生最后一程,过五棵松,痛已不止,殡仪馆,见蔡先生,最后一躬,泪流满面。对时政记者来说,做公共财政、民主选举、政治改革这些话题,绕不过蔡定剑,他本人就是这些话题的发起者和鼓吹者。他曾是全国人大官员,记者们(包括我)愿意让他作为官员身份发表意见,对记者来说,采访到“副局长”蔡定剑,哪怕这些话“有风险”,但可以保证稿子“安全”,其实,蔡定剑的安全谁保证?想到此,真的很抱歉!蔡先生后来离开人大,回归学校后终于可以做一个大人,更大写的人,相对自由发言,相对自由做事。 民主、宪政这些词,在我们国家,通常没什么用,都是死的,但对蔡先生来说,这些词就是他的命,他喜欢这些词,为让这些词活着而活着。他一辈子为这些词活着而活着,直到他死。今天,真的失去了蔡先生,这种“失去”是突然的落空,无法言说的悲情!我希望很多人知道这个国家,曾有这样一个学者,从体制内走出,还能保留一种单纯,一种孤独,一种理想,一种信仰,他的单纯、孤独、理想、信仰,又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他可能显得格格不入,可那些格格入的人和谁入呢? 如果说蔡先生还有什么值得记住,可能就是他的坚持和他的这种“相信”,他始终相信,那些基本的价值,应该去努力变成现实的东西,我们说了太多的“我不相信”,但我们总归要相信点什么,如果我们什么都不信,我们就完了,什么都完了。   参考:   http://news.cupl.edu.cn/2010/content_012321.html (中国政法大学官网,告别仪式)   http://business.sohu.com/20080228/n255419187.shtml (蔡定剑先生曾组织的一次研讨会,有幸在场记录)   http://news.sina.com.cn/c/2003-02-20/1935916329.shtml (《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他当年力推的一本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376840.htm (百度百科,蔡定剑 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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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摇光>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 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 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不要让诅咒自我实现 ——写给悲观朋友们的一封信   徐超 (上海交通大学)   “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王虎兄在《 熊猫彩照不能 》一文中如是说。 的确,在“体制绑架文化,文化反哺体制”的现状下,新华字典中那句“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看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娱乐至死加1984,就像顾姗姗所说的,除了坐等天上掉下个李登辉,体制内出个戈尔巴乔夫,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希望。我自己也悲观地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里,我是等不到GFW被推倒那一天的。 我同悲观的朋友们一样,都不认同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所谓“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如同宿命论一样,并非什么真理。所以,我不认为 这片土地最终一定能迎接自由的曙光,李大钊所说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或许会像恐怖片中的贞子一样,从电视机里爬到现实中来。 但我认同秦晖老师的观点:历史是无法预言的。在结果到来之前,所有的乐观估计与悲观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就像薛定谔的猫,在测量之前你永远无法知道它到底是活着,还是已死去。 我之所以依然抱有希望,只是因为,预言是会自我实现的。当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时,越来越多的人就会放弃努力,于是中国可能就真的失去改变的动力了,而诅咒的预言也就一语成谶。 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人们的预期。就像当人们认为通胀即将来临的时候,通胀就会被制造出来。而要减缓通胀的脚步,就必须重建人们的信心。所以,我想劝告那些持 悲观态度的朋友们,结果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你每一次鼓吹“支那无解”,每一次成功地让又一个公民心灰意冷的时候,你们就又让这片土地往深渊中迈了一 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你们,在诅咒这片土地——虽然,我100%相信你们的动机不是那样的。 你们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无解论”,并不能经得起推敲。就像中世纪漫漫长夜中的欧洲人民,可能在梦里都无法想象文艺复兴的光辉吧;就像《柏林墙》的作者弗雷 德里克·泰勒,小时候也觉得这堵墙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可能会一直矗立在那里。是的,我也无法证明,GFW最终一定会被推倒,你也无法证明一定不会。只要不是 100%的必死无疑,希望就一直存在。   现实的黑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另一种解释。社会的演进历程,可能就像这条逻辑斯蒂曲线,我们正处在红点所在的位置。在现在看来,社会演进的速度太 慢,以至于我们觉察不到。每当有改良派提出“日拱一卒”的时候,悲观党们便投来鄙夷的目光,似乎他们手握真理“改良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但在我看来,你 努力去改良,便推动着社会往右发展;你要是悲观放弃,社会只能往左倒退。 有时候在想,研究历史的秦晖、许纪霖都没有放弃,研究政治哲学的刘瑜、崔卫平都没有放弃,研究农村问题的于建嵘都没有放弃,研究法制的蔡定剑、贺卫方、江平都没有放弃,研究经济的茅于轼都没有放弃,从体制中走出来的秦晓都没有放弃,体制内的温家宝、辛子陵都没有放弃,奔走在维权一线的许志永、滕彪都没有放 弃,致力于社会观察的笑蜀、熊培云都没有放弃,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格妄下断言,中国是片被诅咒的土地? 这不是乐观者的过度自信,只是我们认为,哪怕我们的努力一时并不能成功,我也不愿意用自己的双手将中国推入深渊。我不会诅咒自己的祖国。 最后,引用崔卫平老师的一段话: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采编:安镜轩;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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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笑蜀 | 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追思蔡定剑

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追思蔡定剑 笑蜀 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 数月前的一天下午,我跟几个同仁一起,陪着老蔡在薄雾缭绕的麓湖边上散步。和以往一样,这天的话题仍然只是宪政,从违宪审查,谈到宪法法院,谈到中国百年宪政史。其中一位同仁后来回忆说,那时真没想到老蔡已是癌症晚期。但那时我却是明明白白,我想他肯定什么都考虑到了,什么都安排好了,那就是争分夺秒,尽可能多留下一些思考,多推动一些事情。那次见面,他分明比原来憔悴。但以我的性格,总不忍从最坏角度去推测,总幻想不至于那么快吧,老蔡怎么着也还有个两三年吧? 但是,当我 11 月 20 日出差北京,即猝然接获老蔡病故的噩耗。很快又有朋友急急来信澄清,称老蔡尚在。吓坏了的一颗心,至此稍稍安定。随即邀约也是老蔡好友的于建嵘先生,次日一同去 305 医院探视。因这时我已不敢确信,老蔡真有那么多日子了,还是能看一次看一次吧。但或许是探视影响紧急抢救,老蔡家人婉拒。当噩耗再度传来时,再没有被证明为误传的幸运,一切都来不及了。 跟老蔡交往数年,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宪政的执着。只要在一起,他谈到的一定都只是宪政,不会有任何私人话题。他不会谈自己的私事,也貌似对朋友的私事没兴趣。最近心情如何、孩子怎么样之类的话,别的朋友聚会时一般都要问到,他不,他就只说宪政。说他对宪政怀有宗教般的热情,可说一点都不夸张。 无从得知,当确认自己已到癌症晚期,老蔡精神上是否有过强烈的幻灭。反正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镇定如常。所以当我后来从秋风的文章中读到,就在 10 月 26 日,即他去世前的仅仅 28 天,他居然还从 305 医院跑出来,参加北京一个拆迁条例废旧立新研讨会,而且做了郑重发言,我是一点也不惊讶。风雨不倒,至死方休,他从来没把这话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他就是这么做的。 翻翻老蔡最后三个月中的部分著述目录,这点就更清楚了: 《城管与小贩战争如何终结——谈政府过度管理症的治理》, 2010-11-21 《被误读的新加坡》, 2009-09-15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2010-08-31 《公众参与和政府决策》 ( 北京三味书屋演讲 ) , 2010 年 8 月 28 日 最后三个月著述仍如此密集,不输平时。但最重要的不是作品数量,而是所有那些话题,所有那些观点,无不切中当下命脉,而这当然需要系统、深入和持久的思考。这有力地印证,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萦绕在老蔡心头的第一是宪政,第二是宪政,第三还是宪政。他是以战士的姿态倒下的,以冲锋的姿态倒下的。 人都是要走的。但以这样的姿态走,无疑最勇敢也最优雅,注定了他要走进历史。 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 勇敢,是老蔡区别于一般体制内学者的鲜明特点。 不客气地说,一般体制内学者,颇不乏学得文武艺,渴望售于帝王家的名利徒。而如果仕途之路竟终于敞开,他们必定受宠若惊。无论原来怎样调皮捣蛋,此后都不敢再逾雷池半步,每根汗毛都长得端端正正。岂止体制内,甚至体制外个别学者,也频频秋波流转,恨不能马上投怀送抱。原因很简单,毕竟庙堂集中太多资源,只要能挤进去,哪怕分到手的不过九牛一毛,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来已占先机,在庙堂挣到了一个显赫位置的老蔡,却在 2003 年主动辞职,到自己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做一介普通教授。这样的选择,会导致怎样的个人利益损失,老蔡心里大概明镜儿似的。但他并不犹豫,这可以说是他的勇敢的第一次公开证明。 少了庙堂羁绊的老蔡,不仅更才气纵横,也更远离恐惧。能写出上列著述目录中的《被误读的新加坡》,主要就是靠远离恐惧。因为,不自由照样可以持续发展,不民主照样可以实现现代化,新加坡似乎是这方面的范例,这似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而不容置疑。本来,作为典型城邦国家的新加坡,跟我们这个体量巨大的内陆国家,几乎没有可比性。而且,新加坡的强人政治,未必就能逃脱人亡政息的规律,其发展方向并非确定不易。这在圈内几乎无人不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蔡定剑,傻乎乎地说破了新加坡经验的真相,让世人凛然一惊:哦,皇帝的新装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新加坡经验的还原,从更大范围来说,从属于为民主所作的辩护。这种辩护,是老蔡晚年生涯的第一主题。跟现代物理学一样,民主理论也几乎被前人发展到极致,即便穷经皓首,现在也很难有什么突破。但是,利用发达国家知识界对民主理论的反思,妖魔化民主和民主理论,则属于当下中国政治市场的紧缺品。谁能提供这种紧缺品,政治上的高附加值显而易见。趋之若鹜者因此不绝于途。要对抗他们,似乎太不自量,太不识趣。 这时我们看到,依然还是老蔡。就像电影《勇敢的心》的主人公威廉·华莱士单骑入围那样,他一个人拍马出战了。民主一定是危害社会稳定的制度吗?老蔡回答说:把民主转型国家的不稳定和中国近代的动乱归结于民主之祸,这完全是无视历史和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民主恰恰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专制制度才是人类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对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对威权政府更容易治理腐败,而民主不能治理腐败;对中国国民素质低,特别 9 亿农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选、发展民主等论调,老蔡都没有放过,条分缕析,逐一驳回。在中国特定语境下,对常识的颠覆往往可以堂而皇之,肆无忌惮;重申常识、坚守常识则往往要冒巨大风险,二者的话语平台极不对等。这不免令人沮丧,知难而退者代不乏人。老蔡却是明知艰险也上前,以一个人的战斗,来狙击几乎潮水般汹涌的论敌。 历史上早有名言,叫做自由不是免费的。这即是说,自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不勇于争取自由的民族,一个不愿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不配拥有自由,享受自由。电影《勇敢的心》可谓这一名言的经典诠释。苏格兰民族争取自由之路,就是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以他那颗勇敢的心,用他的生命做代价换来的。 Freedom !华莱士的这一惊天狮吼正跨越千古;不自由毋宁死的理念,正在世界东方找到传人。老蔡就是这样的传人。 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喊话 但是,老蔡决不是只有血勇,同时也是一个智者。他的新书,也是他最后的一本书:《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则是作为智者的证明。他在这本书中不仅呼吁中国必须宪政,而且侧重研究宪政从何入手,怎样具体推进宪政。他主张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主张预算民主;主张公共参与。由此可见,他不仅是把宪政当作信仰,更把宪政当作一门政治技艺,力求精进。 为了具体推进宪政,他既致力理论建构,更积极投身现实,投身公共政策设计,投身地方政改试验。无论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温岭民主恳谈会,都有他的心血在内。 勇且智,言且行,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下中国实不多见。老蔡能成为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则跟他的阅历有关。他既出身官员,又属于最前沿的学者;既有坚实理论,又有丰富实践。所以他能既因为信仰保持激情,勇敢执着,又能基于对社会的复杂体验,而尽可能做到平衡理性。 这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人。我一直坚信,中国社会最缺的是共识。要有共识,就需要老蔡那样平衡理性的人;需要老蔡那样刚巧处在体制内外结合部,既有体制内经验又有强大民间资源的人,来用体制内外都听得懂的语言,同时对体制内外喊话,沟通体制内外,以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地带,发现和凝聚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可惜天妒英才,正当关键时刻,老蔡却以 55 岁之身,驾鹤西去。 去世前的 11 月 19 日,《财经》记者与老蔡告别,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拳拳之心,令人动容。百年宪政之所以颇多蹉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日复明日,总把不断累积的问题和悲剧留给下一代,以致越来越积重难返。现在,问题和悲剧的累积已到极限,该在我们这代人手上解决的问题,不能再推诿给下一代了,需要我们拿出老蔡所说的一代人的使命感。 Freedom !但愿华莱士这一惊天狮吼能激励我们,让我们坚韧前行。但愿我们能够在我们手上证明给九泉之下的老蔡看,民主,不是只在天堂才有。 这是一代人的救赎,我们别无选择。 原载《南方都市报》 2010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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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 2011-06-07 09:27:03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标签: 教育改革 ● 陈云良       教育部不承认南科大具有招生资格,南科大45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朱清时应当感到高兴,因为这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准确说是南科大成为一所真正的大学的最好机会。     如果南科大一开始就得到教育部承认,允许它从高考中招生,甚至给它巨额的教育经费,乃至赏给它一个副部级待遇,那么,南科大就将逐步丧失它的教育理想,只能按部就班地按现有教育体制从事教学、研究,接受检查、评估、考核,教师只能按指定的教材按规定讲授每节课的内容,学生必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国家统一安排的课程,甚至沦落到用高压锅烤试卷,派校长去机场迎接教育部美女科员的地步,毫无教育自由,毫无学术自由。结果就是第二所深圳大学,甚至可能连深圳大学都不如。南科大不能在教育部的认可中得到教育自由,恰恰可以从教育部的不承认中获得办学自由。     南科大不应当拜倒在教育部的石榴裙下,甚至应当拒绝它的承认,这样才能获得高度的办学自由,成为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深圳如果能够保障这样一所大学生存,也因此能够对得住她的特区称号。朱清时先生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他接受京华时报的采访看,他是因为教育不承认其办学资格,没法从高考中招生,才被迫反对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希望朱先生认识到教育部不承认才有南科大自由发展的机会,从巨大的压力中释怀,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培养学生中去。如果南科大能够坚持这一思路走下去,我相信,南科大在10年内可以轻松地超越北大、清华,20年内赶上香港科技大学,50年内成为和牛津、哈佛并驾齐驱的国际一流大学。     南科大最应当做的是好好培养这45名精英学生。这45名学生及其家长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先锋,他们代表社会给南科大办学的权力,迈出了教育改革最艰难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因为它挑战了旧的权力体制)。今年的感动中国人物称号首先应当给这45名学生及其家长,他们是真正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或许,在南科大的坚持下,将会有一些民办院校追随而来,摆脱僵化的教育行政体制,自主办学,逐步形成自由的教育体制。这一天,就是中国教育希望的开始。     为了拯救我们的下一代,为了中国的希望,每一位中国人都有责任来维护南科大的正常运行。我呼吁每一位有真知的知识分子为南科大的学生免费授课,每一位有良知的富有者为南科大捐款。南科大最好连深圳市政府的拨款也不要,既可以减轻深圳市政府的压力,也可以获得更彻底的自由。          2011年6月6日于中南大学立宪村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教育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174.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陈云良:哭蔡定剑 陈云良:对法治的不懈追求 陈云良:要解决公共服务不够、不均的问题,更要防止公共服务过度、过奢 陈云良:转轨经济法学: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陈云良:经济法学是一门艰深的学问 陈云良:通过诉讼推进民治——《公益诉讼理念研究》序 陈云良:我的弗里德曼 陈云良:民治的方式 陈云良:他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 陈云良:一次又一次的拷问 陈云良:请王海出山——致最高人民法院 陈云良:法的模糊性之探析 陈云良:打假要靠谁——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陈云良:政府干预市场方法之批判 陈云良:法治中国 可以期待 陈云良:儒家伦理与法治精神 相同主题阅读 陈云良:教育部不承认,才是南科大最大的胜利 李楯:“完善”还是“全面改革”? 李楯:从八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看中国教育 熊丙奇:教改不要贻误时机 张鸣:中国只有一所大学 张千帆 高新军 关信平:张千帆等:“去行政化”不是简单的权力挪 程广云: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徐贲:美国教育改革中的国家利益和核心价值 张鸣:对“坏榜样”的担忧 鄢烈山:自由表达就行,何必”自律”过头 茅于轼:中国教育的统一性导致个体思想缺失 张千帆:“评价”泛滥害死人 张鸣:用脚对高考的投票 张千帆:北京学籍新政关键在大学招生平等 熊丙奇:教育局长作弊与高考社会化 张千帆:取消招生指标是众望所归 何宗海:教育改革不应回避的几个重大问题 刘道玉:八问“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  熊丙奇:为何没有一个校长敢反对? 张千帆:实现教育机会平等需打破高考地方保护主义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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