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作者： 信力建   19日，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农业改革和粮食安全。 “一号文件”的“显赫”地位，加之连续11年锲而不舍的聚焦，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政府将解决人民吃的问题摆在了重中之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早已告知 “农是国之本，农伤则国贫”，而国贫则易生乱，一乱则什么梦也做不成了。如此这般的强调和关注粮食问题，其实不仅因为其重要，也因为其严峻、不容乐观的形势。 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布朗预测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进而造成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他的预测曾经激起不少国人的愤懑，质疑、批驳、轻视：那时中国农业发展势头正劲，以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而且随着农业的投入、技术的进步，许多人相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然而，正如有人曾说“历史的走向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才会显现”，隔了20年，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再来看布朗的预测，相信你不会再以为是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 如今，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中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粮食主产区热衷于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土地失控，耕地流失；环境污染不断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等都直接危及粮食安全。据《中国国土资源报》报道，2003—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累计增长33%；同期消费累计增长41%，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按照现有口径和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的数据，以1998～2010年期间粮食年消费消耗增长速度计算，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年消费消耗总量可能要突破6.5亿吨，但对照中国国家粮食中长期规划，2020年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力只有5.5亿吨，这就意味着到时候中国的粮食产需缺口可能要达到1亿吨。这与政府一直强调的粮食自给率要达到95%以上相差甚远，无异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未来，谁能养活中国？布朗没有为他的命题提出解答之法，只能由中国自己去寻找答案。 在世界范围内，粮食自给率不足的大有国在。冰岛，粮食完全依靠进口；荷兰，粮食自给率不到20%；韩国，粮食自给率不足30%，粮食缺口达70%之多；日本，粮食自给率约22.4%，除大米的自给率较高外，小麦的自给率只有12%，大豆也不足25%……，这些国家的粮食进口率是中国的多倍。它们并不为本国粮食供应不足的缺陷所禁锢，而是避其短扬其长，转而大力发展高科技，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形成了其他的优势。就拿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来说。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纺织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其中造船和汽车制造等行业更是享誉世界｡韩国的电子工业发展迅速,为世界十大电子工业国之一｡近年来,韩国重视IT产业,不断加大投入,IT技术水平和产量均居世界前列｡日本的制造业、服务业、创新高科技产业都足以傲视全球的。电子制造方面：三菱、松下、佳能、夏普、东芝、日立，产品遍布全球，汽车制造方面：丰田、马自达、本田等，生产量超越美国和德国，行销世界各地。此外，日本的科技研发能力位导世界第二，应用科学、机械、医学领域尤为突出，日本银行业、金融业、航运业、保险业及商业服务业、动漫产业都很发达，这些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足以在世界贸易中获取其所缺少的物资，如粮食、能源等。而在互利的交易中，外交牌如何打也至关重要。长期与欧美大国、周边国家保持着友好不敌对的外交关系和商贸往来是他们避免的后顾之忧的法宝，这种稳定的国际关系，使他们有充分的信心面对和解决本国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迄今，也没见这些国家发生过粮食危机。 而中国的执政者一贯强调“将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究其因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担忧，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可能无法养活自己，必须依赖进口粮食度日，很可能受制于他国，导致粮食问题四面楚歌，执政危机四伏。这种思想其实是残留着的冷战思维在作怪，即惯于做太多的敌对性假设，自行设置了许多的假想敌，而将自己打扮成一只易怒的刺猬。如果中国主动融入世界主流，抛开冷战敌对思维，与周边国家及欧美各国搞好关系，并大力发展本国诸如加工、外贸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找到自己强有力的难以取代的位置，就不必担心在粮食问题上会受制于他国。放眼望去，其实中国能找到的粮食供应的坚强后盾比比皆是，我们的邻国泰国是世界最大的稻米出口国，越南是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老挝、缅甸等无一不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输出国，这些国家地处亚热带，有着适宜的农业种植环境，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粮食作物能够一年多熟。邻近的乌克兰是欧洲粮仓，亦是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泰国、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大米，美国的玉米、大豆等等，都是中国国内粮食供应的重要补充。中国要做的，就是友好地伸出双手，缔结联盟，在友好的外交、商贸往来中，各取所需，共同发展。 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的另一重要途径则是依靠自身的农业发展。未来中国粮食自给保障战的主力是中国农民，这是无须置疑的。中国农民朴实勤劳，他们创造了以不到世界9%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伟大奇迹，他们不骄傲，不自大，迎难而上又为中国粮食增产创下一个个新的纪录。他们做着定国安邦的伟事，却过得比其他从业者都苦，农民从不被视为高尚的职业（甚至不算是职业），农业人才严重流失，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由于没有好的农地制度，农民没有获得分享社会繁荣的权利和渠道，难以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好处，难以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对于土地他们只有使用权，却无法拥有，他们对土地的热情不断消散。他们中的许多人宁愿漂泊在城市也不愿驻守在故土，农村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明显地落后于城镇，中国缺乏有活力、有归属感的现代农民阶层。此次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内容涉及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大投入和补贴、改善农民生活，强化农业支持保护力度等的，也委实让人振奋，但这些还不够，农民生产粮食追求的是利益，只有劳有所获，通过从事农业生产产生足够多的价值，才能调动农民耕种的积极性。那么在政策扶持之外，首先应明晰产权，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定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回心转意”，有信心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真正成长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新时代农民阶层。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创造力和创新性会像星火一样迅速燃烧起来，即使是同样多的土地，生产力却会截然不同，农产品的自给能力也自然水涨船高。 显而易见，解决粮食问题，说到底不是18亿亩红线要不要守住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保障，也不是能不能进口农产品的问题，能在未来养活中国的，归根结缔不是土地，是人：一是中国农民，深化农业改革，明晰产权，积极扶持，是为内治；二是外国人民，抛开敌对思维，主动融入主流，优势互补，是为外调。

　　 民主于当今世界，已成为几乎所有国家人民的美好愿望与共同追求，成为现代政治的普遍形式，几乎所有国家都公开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然而，“民主”一词，却是内涵歧义丛生、外延莫衷一是的概念。不同的国家、民族及政党、团体，不同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乃至百姓，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囿于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自身利益等因素，对民主持有不同的理解认识和立场态度。 　　 民主于当代中国，已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热议的焦点和认识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对民主的实质、内涵和现状以及现状评价及今后路径等众说纷纭，争辩热烈。对其谈虎色变者有之，叶公好龙者有之，杯弓蛇影者有之，盲目推崇西方国家模式邯郸学步者有之，片面强调国情特殊拒之门外者有之，大声疾呼者有之，沉稳推进者有之。 　　 党内和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于当今中国，是拂之不去、无法回避，跳不过、绕不开也拖延不起的问题，必须积极面对、科学认识，自觉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和方向，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审慎构思，主动操持，稳妥推进。而能否澄清化解当前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存在的种种思想困惑和疑虑，如何思考探究当前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路径，指导思想与方法论至关重要。笔者以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和民主理论的指引下，可以下述“四个统一”作为观察思考民主政治的思想方法。 　　 一、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 　　 思考把握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离不开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评判。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存在三个思想误区。 　　 一是简单、片面地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视为虚伪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只承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物质文明的进步性，看不到或表面上抽象肯定、实际上具体否定西方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和其中蕴含的人类共同思想智慧和文明进步成果。把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以及普选制、权力制衡和监督制等，一概斥之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视为洪水猛兽。 　　 二是将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割裂开来，认为两者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某些方面的相同或相通之处，看不到前者只有在继承、借鉴后者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超越和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是看不到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区别与差异，看不到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要受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而且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顾我国现实国情，主张模仿照搬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 　　 如何廓清匡正这些思想困惑和认识偏误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民主理论告诉我们，应以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思想方法，来认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辩证关系，努力实现中国民主政治道路与人类文明进步大道的统一。 　　 毋庸讳言，作为社会观念形态的民主，尽管人们对它的具体涵义认识理解不同，但其基本的思想原则和价值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只要是人类，就总会有一些思想价值和文化元素是共同承认和向往追求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予以充分肯定。马克思指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①，“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②。如果说，马克思这段话是他青年时代为抨击封建专制制度而言，那么，恩格斯在中年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在揭露批判杜林关于平等问题的浅陋之见时，仍然肯定“平等要求”是人的“共同特性”，明确指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③。这就揭示了人类确实有某些共同的类的意识，共同向往追求的思想价值。社会主义民主既然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继承和超越，当然也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内涵，否则就不能说是继承，超越也就没有了参照物。 　　 然而，民主的实现形式则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其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及具体制度等都不可能千篇一律。因为，任何国家制度都是一定的政治价值理念与国情条件相结合的产物。世界各国、各民族所处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及发展需求、经济社会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民情具有差异性，由此决定了民主实现形式的不同和差异，决定了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多样性的，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和具体的制度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模式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 　　 进而言之，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及具体运作方式也从来没有完全相同和固定不变的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均如此。 　　 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模式来看，美国、法国等实行总统制，而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同样是实行总统制，美国与法国也不尽相同。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拥有很大的权力；法国总统则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权力受到议会较大的制约，可说是半总统半议会制。同样是议会制下的内阁首相(总理)负责制，英国与法国也有差别。英国的内阁首相由议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可控制内阁，拥有广泛的权力；而法国的内阁总理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控制不了内阁成员。其他西方国家的政体也不尽相同、各有特点。 　　 从社会主义民主模式来看，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誉的巴黎公社实行“议行合一”的权力结构和直接民主形式。而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结合起来所建立的苏维埃国家政权，以及后来东欧和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其具体实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那么，民主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在具体的政治体制机制上有没有某些同一性的因素呢？回答是肯定的。民主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在阶级社会还存在阶级性，但这些都没有否定民主还具有普遍性和同一性的一面。没有普遍性就没有特殊性，反之亦然。不体现民主的本质特点和一般内涵的所谓“民主”，就不能称之为人类共识的民主。无论是在观念形态层面，还是在国家具体制度层面，只要是民主政治制度，总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要素和表现形式，总要体现和遵守一些共同原则和基本要求。比如，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造发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共和制、代议制、普选制、权力制衡和监督制以及罢免制等，马克思恩格斯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这些民主政治形式和政治体制机制。虽然其国家性质、政权内容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并不排除、也不意味着不可以采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制度形式和具体的体制机制。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采用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共和制、代议制等民主政治实现形式。 　　 所以，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自觉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角度，认识把握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既不能只看到两者不同和差异的一面，片面强调本国的国情特殊和道路特色，认为中国民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根本对立、截然相反，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一概拒之门外，甚至背离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大道；也不能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同一性，看不到两者具有差异和不同的一面，因而忽视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模仿或照搬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其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者确有一些交汇重合、基本相同或相通的地方。笔者以为，在两者思想交汇重合之处，可以提炼概括出人类应该共同珍重的思想价值主要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民主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法治；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共和制和代议制；人民主权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普选制、监督制和罢免制；对政治权力必须实行合理配置、互相制约和有效监督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等等。 　　 总体而言，在上述思想的基本内涵和一般表现形式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西方民主思想大体相同或基本相通，当然也有重大区别和差异。我们今天应该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自觉在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指导下，借鉴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文明的积极成果，结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正确认识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规律，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积极主动、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机制及法律制度。 　　 具体来说，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更真实、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地实现民主的实质和最高价值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勇于探索创新，开辟更多的渠道，提供更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保障，让人民更多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民主管理，享有更多、更真实的民主权利；需要积极改革创新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改革完善现行的民主集中制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权力制衡制度、监督制度、问责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利益诉求和意愿表达机制，以及公民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和协商机制等等；需要充分发挥媒体、互联网和社会组织及广大群众监督公共权力和匡正时弊的重要作用。总之，我们要通过积极推进和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将习近平同志精辟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落到实处，切实在国家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的各个方面、环节和实际工作中体现出来。走出一条促进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民富国强、友爱互助、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人民普遍幸福安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道路。 　　 二、民主是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政治家以“普遍性形式”、“全民性”等掩盖其“狭隘的阶级性”，其内容和形式之间、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和矛盾，据此抨击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国家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这种在观念表达上以“普遍性形式”来掩盖其阶级性、掩盖其民主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做法，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社会认同。探究其原因，一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在19世纪前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面临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斗争任务，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那时候，资产阶级的利益与社会普遍利益基本一致，它所倡导的人民主权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观念，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选择国家领导人等原则和做法，是以法律上明确社会成员人人平等的政治地位，模糊和掩盖了社会成员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因而能够继续得到人民的支持。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的民主诉求和斗争压力之下，在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下，不断变革民主实现形式，完善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陆续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猛烈抨击的对选举人的财产、性别、种族、职业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限制，至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全民普选；其权力制衡和监督的机制也不断变革、更为有效；人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等方面的自由权利也逐渐增多并得到保障；等等。二战以后迄今西方国家实行的这些政治改革措施，缓和了它的社会矛盾。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和求索的是，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内容与形式、思想原则与实践状况之间的矛盾和反差，而且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实践中，也曾经程度不同地呈现这样的矛盾和反差。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种矛盾和反差，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狭隘的阶级利益及虚伪性、欺骗性使然；那么，(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