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合作比遏制好；对话比对抗好，伙伴比对手好（源自温家宝与奥巴马的对话），除了和谐没有出路——博主题记】 　　从个别的中央委员，到大街小巷卖报纸、膏药的小商小贩；从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到穷乡僻壤的田间地头，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对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宣传，已经长达十年之久，至今依然热浪滚滚，峰值越来越高，宣传的劲头远远超过中央电视台对“时代楷模”的宣传，而今癫狂到了“向王立军致敬！”“王立军万岁！”的程度。 　　宣传的内容让人眼花缭乱，宣传的方式有光怪陆离的视频、花花绿绿的报纸、“一锅炖”的杂志、“摸不着边际”的互联网、“消愁解闷”的评书、“东拉西扯”的电视剧……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推动着一台无比巨大的迷信车轮，反复碾压着改革开放以来刚刚建设起来的绿草坪。权利掌控着庞大的宣传机器，为树立政治偶像的需要，肆无忌惮的将老百姓的良知碾成粉末，引导着单纯善良的人们向王立军这个幼稚单纯的“土著人”顶礼模拜。 　　这场造神运动让人们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造假会得到全支持，吹捧会得到颂扬，说真话不一定会有好下场。一出现代版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让这场造神运动演绎得活灵活现，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实事求是精神被蹂躏的有气无力。 　　参与这场造神运动的人物有手攥巨笔，紧握麦克的著名军旅作家、号称关东大侠的高级记者、神出鬼没的怪才“点子正”，就连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也在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绘声绘色的说上一段，甚至王立军本人也在舞台上花拳绣腿的露两手，王立军这个伟大的乡下人，在一片云山雾罩的霞光中，朦胧胧、飘飘然升向神坛。 　　——“1959年12月26日，当一轮红日在喷涌的朝霞中，冲破东方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时候，内蒙古阿尔山脚下，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蒙古人给新生儿起名字有个习惯：参照天、地、时间等自然现象。于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父亲，给孩子起了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乌恩他就是王立军” 　　——“当金色的太阳喷礴而出的时候。小乌恩王立军承袭了远祖成吉思汗的一脉雄风，他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 　　——“王立军，蒙古族，研究生，硕士生导师。今年50岁。他从警20年，同战友们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2500多起，其中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重特大案件100多起，抓获犯罪分子12000多人。而其中60多名穷凶极恶的黑社会团伙头目、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和罪大恶极的杀人抢劫犯，都是他亲手抓获的。” 　　——“王立军曾两度到中国警官大学和人民公安大学深造。他原本就有深厚的武功基础，又成为闻名中外的武术博士杜仲勋的高徒，这使他如虎添翼，跻身于当代武林。” 　　——“王立军是三分武将，七分儒生。由于他有深厚的学识造诣，还被德国警察学院、乌克兰政法学院和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省司法管理干部学院等国内外12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01年，他又成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硕士生导师，开始带研究生（公安局长带研究生，这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他还是国际颅面协会研究员。一次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的关于法医医学的论文，打破了宣读论文不得超过45分钟的惯例时限，宣讲了150分钟，赢得了与会者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王立军的爱好还极为广泛，且层次颇高。他设计的市公安局刑警大楼，获得辽宁省美化设计优质工程奖；他设计的一套警服和两套时装，获得大连国际时装节银质奖；他的书法作品，曾获辽宁省第五名；他中学时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可以乱真；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和手风琴。他还有一副好歌喉，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如泣如诉，催人泪下” 　　——“有人将王立军吟唱：你那——／岩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领／无情的有情／超凡的智慧／敏捷而又缜密的思维／闪电般的作风／驰骋的奇想以及审时度势的能力／迅速进入角色的应变／构成了你人生的墓点／以此基点之能量光照前程／不可限量……” 　　——“王立军在公安大学毕业时，老师和同学们写在他的留言簿上的赠言，无论老师还是男女同学的话，都是那么一往情深，那么用心良苦，又让人那么浮想联翩。有人称他为“国家栋梁”、“东北英杰”、“一代天骄”、“民族之魂”和“王者风范。” 　　——“王立军：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东财MBA学院社会心理研究室主任，现场技术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及2004—2007年度学术课题项目负责人（第十一届学术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 　　–—“王立军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有：《中国人颅像重合法鉴定标准年龄差的研究》《刑事案件现场勘查数码记录处理系统的研究》《应用耻骨联合X光片判别经产生育的研究》《犯罪心理学在司法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多排螺旋CT测量和标识颅面软组织厚度的法医学评价》《现场物证与重建犯罪现场和犯罪心理分析》《中国北方汉族青年恒前牙牙体硬组织解剖学特征的初步研究》《颅面复原技术在焚尸、食人案件中的应用》等数十篇论文，主编了《2004年国际颅面法医鉴定协会论文集》，《痕迹检验与侦查破案》《刑事录像学教程》两部专著被用于相关大学的教学。” 　　——“王立军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车辆爆破现场重建研究》，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其“光华科技创新特别贡献奖”。目前主持亚太地区《无创伤解剖》重大课题研究，与东北财经大学合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源枯竭型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等……” 　　这些天才的记者、剧作家、作家、编导，用跳跃着的思维杜撰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童话故事，让王立军远胜他的祖先成吉思汗这个草莽英雄，不仅“只识弯弓射大雕”，而且还能“激扬文字，略输文采”，王立军武可以“让黑社会闻风丧胆”，文可以“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打破惯例”。他站在世界之巅，仰视着更远的目标，飘动的白云视乎是一棵通达极限的稻草，膨胀起来的欲望，让他为所欲为到毫不顾忌脚下的山呼海啸。 　　他不懂得，也没有人让他懂得，平凡是伟大的根基，伟大是平凡的彼岸，从神圣到滑稽，只有一步之遥！ 　　还好，而今的王立军，在“王青天”、“打黑英雄王立军空降重庆”、“王立军全面接管重庆警界”、“未来的公安部长”等响彻云霄的口号中略有反省，这种反省可能是他伟大的开始。 　　还好，而今的王立军已经感受到“向王立军致敬！”、“王立军万岁！”等口号对自己的烧灼，这种感受可能是他良心复苏的开始。 　　还好，而今的王立军，面对自己一张张酷似二战时期某位国家元首的照片，体会到自己像一个蹩脚的演员，表示要远离媒体的采访，这可能是他再次回味到凡人的幸福与美妙，他不再愿意高高在上做神仙，在燃烧的蜡烛前面，让缭绕的高香伴随着鼓乐钟声，不吃不喝的被烟熏火燎。 　　为了探寻王立军这位天才在神坛下的过去，博主躲过若干自喻为“无冕之王”的记者，甩掉几个莫名其妙的“蓝精灵”，拒绝了若干个磕磕巴巴“会打官司”大律师的主动帮助，在天才王立军发迹的铁岭市远郊，寻访了发现王立军的“伯乐”，提携王立军的领导，培养王立军的恩人，与王立军情同父子的原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海洲。 　　 上图为王海洲夫妇近照 　　风烛残年的王海洲在一栋破败的残楼前面迎接我们，他头发花白，神情古板，身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警服，活像一个刚刚从靖国神社参观归来的二战老兵。 　　他激动的哆哆嗦嗦，没等我们开口，没等我们松开他紧握着的手，他就一个劲的喃喃对我们说：“立军出息了，立军出息了…….”,显见王立军这位光彩夺目的大英雄在位老人心中所占据的庞大位置。 　　经过精心整理的房间，尽管担心“露贫”会让我看出他的落魄，但是依然能显露出他生活的拮据。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一套代表中国官员家独有专为“尊贵”的客人准备的沙发，坐垫处也冒出了不甘心在里面“为人民服务”一辈子的旧棉絮，只有一个供奉在旧写字台中间，令人浮想联翩的白色毛泽东瓷像，让人体会到这个东西还是个值得让人琢磨的“旧物”，瓷像下面的垫物，分明是一本描写王立军的报告文学《东北虎传奇》，这本书绝像一个神坛的基座。 　　尽管房间很旧，但很温馨，尽管已是寒冬，但屋内热气扑鼻，老两口子过的还算是吃穿不愁的省心日子。 　　王海洲对我们讲：“20多年前的1984年8月，我任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分管治安、户籍、交通、法治、基层派出所工作。 　　到任不久，根据上级的要求，铁岭市公安局决定扩编招收10名警察，充实交警队伍。 　　消息传出后，我的老朋友铁法矿务局原纪委书记周雪琴找到我，她对我说‘海洲，你分管交警，听说你们局里要人，大姐求你帮忙安排个人，这个人叫王立军，是我一个老同志的孩子，在附近调兵山沟里00419部队当基建兵，前段时间复员转业回老家内蒙古阿尔山了，他在部队期间搞了一个对象，叫肖术丽，在铁法矿务局三处上班，两地分居困难很多，王立军现被在被安排到铁法市商业局食品公司运输队工作，小伙子聪明又能干，长的很精神，很会来事，是个好苗，你看大姐的面子，想办法给他推荐到公安局工作。” 　　我和周雪琴讲了这次招收警察的条件和要求，要优先公安院校大中专毕业生和部队复员转业干部；要有干部籍，年龄不超过35周岁。按照这个标准，王立军的条件显然不够。 　　周雪琴对我强调，王立军这孩子非常好，明天我把他带来你看看再说。 　　第二天，王立军在周雪琴的介绍下来到我家，我一看这个孩子1米8左右的大个，长的即精神又帅气，很是机灵，嘴也很甜，头次见面就跟我叫王叔、王叔的，王立军的第一印象就让我喜欢上了，我老伴也在一旁嘀咕我说‘我看这个孩子比你们局里的哪个警察都标准。’ 　　我简单的问了他的个人情况，他说自己26周岁了，内蒙阿尔山人，汉族，初中毕业，目前在铁法市食品加工厂当司机。 　　我答应他在党组会上推荐一下。 　　不久，公安局召开党组会议，我在会上对王立军做了介绍，反复的强调王立军适合当警察的特点，又提到大家很熟悉的周雪琴书记的意见，因为我是分管交警的领导，最后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将王立军破格招收到公安局做了一名警察。 　　听到王海洲的介绍，大家都非常惊讶，十分佩服王海洲“慧眼识珠”的“伯乐”本事。 　　王海洲接着说：“在这批警察正式上岗前，要进行一个月的培训，当时我们家就住在公安局附近不到100米，立军刚来没有固定的地方吃饭，我家就成了他的饭堂，有时候他自己买菜，亲自下厨房，专拣我们老两口爱吃的做，他心细得很，对我们老两口非常好，与家里的几个孩子相处得也越来越融洽，我对他也是越来越喜欢，尤其是老伴，有一口好东西也舍不得吃，那时候老伴在副食品公司当售货员，凑点零钱卖点肉，非得等立军回来大家一起包顿饺子，立军的手很巧，擀面皮他比我们家的几个姑娘都快，打打闹闹的很有意思。” 　　上图为王立军刚参加工作时与王海洲的合影 　　说到这里。王海洲的老伴接过话茬。“那孩子就是不错嘛，都是你给惯出毛病来了，出什么事你都给瞒着，这回好，十多年都不搭理你了，你连影都摸不着，说不定哪一天我去重庆去找立军，看他能给我撵出来……” 　　王海洲接着说：“当时调兵山地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外来的人口多，矿区治安形势比较复杂，抢劫、盗窃、打架滋事的案件时有发生，警力显得不足，为此我提出组建个治安巡逻队，从各矿区抽调20名经济警察组成巡逻队，实行集中封闭式管理，立军培训结束后，我向组织上提出把他直接调到我分管的治安科工作，口头任命王立军当治安队队长，负责管理这20多个人。 　　立军当队长后工作表现十分积极，由于经费紧张，他通过个人与部队的关系，为巡逻队借来了床和被褥，对巡逻队进行封闭式修炼。那时侯，我每天早晨都能看到他带领队员组织操练、喊口号，巡逻队在社区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群众都交口称赞。在此期间期间，巡逻队由立军带领经常去晓南、大明、小明等派出所管辖的地方巡逻，抓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由于他工作积极，我作为他的直接领导也感到非常高兴，也越来越喜欢他，我们爷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当时我家住的是土楼，立军几乎每天都过来帮我干活劈劈柴，每周都来我家过礼拜，他的妻子肖素丽和女儿王迪也来家玩，几个孩子也总跟立军在一块玩，感情也越来越深。他工作起来认真又卖力气，经常不休礼拜天，大家反映非常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锻炼和经验积累，他的工作能力逐渐增强，我考虑不能总让他在治安巡逻队当队长，应该派他到更重要的地方，让他有更好的发展，我在会议上提出让王立军到晓南派出所当所长。后来经过组织决定，王立军任副所长，同时将王立军由工人籍转为干部籍。 　　当时晓南地区治安形势比较混乱，整个辖区内人口有2万余人。立军到任后不负众望，没有给我丢脸，他组织治安联防，天天吃住在晓南，晓南的治安形势一天天的好转起来，打架的少了，盗窃的也少了，领导和群众对立军给晓南带来的变化非常高兴。 　　由于立军和我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对他和我家的关系有了诸多评说，什么王立军天天到王海洲家去，吃住在王海洲家，长在王海洲家了，传出什么王海洲是王立军干爹之类的话，至今这样的话依然存在。我和立军讲，不要眼里只有我这一个领导，这样对你不好，对以后开展工作也不利，其他领导那里你也应该多走动走动。 　　上图为王海洲一家与王立军一家人，右数第二、三人为王海洲夫妇 　　1988年10月，因立军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晓南派出所所长。 　　此间，辽宁省省公安厅对基层派出所达标要求，派出所的建设需要有三个硬条件：要具备一定的办公条件；要有交通工具；要有足够的警力。为了让晓南派出所达到达标要求，立军他没有向局里要一分钱，他通过个人努力，利用晓南矿的关系兴建起了三层办公楼，购置了吉普车、摩托车、对讲机，做到有案必报、有案必到、出警及时，成绩十分突出。他不但受到了铁法市公安局的表彰，而且被省公安厅授予“辽宁省公安基层先进单位”的称号。省、市领导多次组织人员来晓南学习经验，并在晓南召开“达标现场会”。同年，立军经晓南原派出所原所长汪润元和民警李志荣介绍，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1年3月，大明镇治安情况比较混乱，抢劫、强奸、殴斗、聚赌、卖淫等各类案件时有发生，我提议将立军调往大明派出所任所长。 　　上任不久，立军就带领全所民警展开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动，将抓获的200多人进行集中收审，效果非常显著。他在大明镇11个月的时间里，赢得了大明一矿、二矿群众的称赞和信赖。 　　立军在大明派出所工作期间，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9家新闻单位共同组织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党的十四大代表。 　　1993年，立军被选送到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管理班脱产进修学习一年，同时挂职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大明派出所所长。 　　1994年6月，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主管刑侦工作。 　　1996年，立军参加了中共辽宁省委刊授党校工商管理函授学习。 　　2000年，我支持了张凤英控告立军，说他打死了犯罪嫌疑人，我被指控诬陷立军被逮捕，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只是知道中央派他到全国各地打黑去了，还听说他的孩子王迪让黑社会的人给杀掉剥皮了，不知道真还是假，他今年五十了，身体也落下了不少毛病……” 　　你对王立军有什么要求吗？我们试探着询问，没想到他回答的很是干脆。 　　“没有，什么也没有，星星跟着月亮走，我王海洲沾了立军的光了，青年人对我这个老头子很少认识，但是我走到哪里一提起我就是和王立军打官司的王海洲，人们呼啦一下子就围过来问长问短，就像国宝大熊猫一样，人们特别感兴趣。” 　　当我们问及王立军在铁岭打黑的事情时，王海洲说：“肯定不是立军自己说的，都是记者瞎掰的，有的媒体就是说瞎话，就说这几段吧……” 　　王海洲一边说，一边抱出一叠报纸和一堆杂志,摞起来足有半米高。 　　“你们看吧，这里面说立军在铁岭的事我几乎都不知道，我看铁岭人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宣传材料里面说的人还都活着，就是被处死了，人民法院的卷宗还在，凑热闹，瞎忽悠，编瞎话的人太多了，胡弄外地人可以，铁岭没人相信。 　　有些材料说立军在刑场上亲自处决多少人，事实上王立军一个人犯他也没有亲手处决过，执行是人们法院的工作，也不是他公安局长干的活，假造连鬼都不相信，这些材料我都看了好多遍，找不到一句立军自己说的，至今为止，立军也没说我王海洲一句话坏话，包括他给我出具的证实材料……” 　　平凡的王海洲讲述王立军在神坛下的故事如数家珍，轻松而又自然，流畅而又动人，真实而又美妙。 　　与王海洲的见面犹如在天地间往返，我不由自主的掏出了《拿破仑的最后日记》和卢梭的《忏悔录》，准备赠送给王海洲。 　　“学富五车”的王立军他应该知道，骄横是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原因。 　　“才多八斗”的王立军他更应该知道，拿破仑临终前的最后名言是“伟大该是多么悲哀！” 　　我们衷心的希望王立军与王海洲：“为了照顾我身后的名声，即使你曾经是我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也请你对我的遗骸不要抱任何敌意，不要把你的残酷无情的不公正行为坚持到你我都已经不复生存的时代，这样你至少能够有一次高贵的表现，即使你本来可以进行凶狠的报复时，你却表现出宽宏大量。”（卢梭《忏悔录》首页）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提倡和谐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好斗的法西斯，都不喜欢制造灾难的斗争哲学，只有魔鬼才会体会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快慰。 　　而今的王立军已到了天命之年，上帝给他忏悔的机会也不多了，我们非常理解，被媒体赶上奈何桥的王立军，已经是“抽刀难入鞘”身不由己了。他只有希望让射杀灵的枪声掩盖自己内心的伤痛，他只有过神仙般的苦日子度过自己苦不堪言的后半生。 　　也许有一天，或者是来世，神坛上的王立军一能够看见芸芸众生中的白发老人王海洲，呼唤着“立军你在哪里？”颤巍巍向他走来。 　　也许有一天，王立军用自己那双已显皱褶的手，带着他的发妻肖术丽，领着天天为他担惊受怕的女儿王迪走下神坛，向他的恩人王海洲伸出久别的手。 　　王立军别无选择，他只能如此，才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王立军别无选择，他只能如此，才算是个真英雄。 　　王立军别无选择，他只有如此，才算个真爷们——即便是王海洲有负于你。 　　王立军必须明白，一个人民警察不只是一个能冲锋陷阵的战士，最重要的是，他必须是一个有良知的社会责任者。

    总目录 　　一、什么是低度民主? 　　二、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走势 　　三、低度民主也是中国民主化的历史必由之路 　　四、中国的低度民主必然有其特殊性 　　五、从新权威主义转向低度民主 　　六、中国急需推进和实现低度民主 　　七、中国低度民主化的功能要求 　　八、现阶段推进低度民主化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这种紧迫性并不是直接实现高度民主的紧迫性，而是急需发展和实现低度民主的战略紧迫性。本文拟对此给予概要论述，以与各位方家共同研探。 　 　一、什么是低度民主? 　　邓小平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1，即“高度民主”。有“高度民主”，自然就有“低度民主”。低度民主的内涵应当基于高度民主的内涵来界定。 　　什么是高度民主?邓小平曾经实事求是地指出，发达国家已经建成了高度的切实的民主，又从应然性的角度提出，我国要创造“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至于这个“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究竟是怎样的，他没说过，我们也不知道。但他明确地讲到了“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而且其中包括“普遍实行直接选举”和“高层搞直接选举”。3实际上，基于普选制的现代宪政民主就是已被实践证明切实可行的高度民主，而且它也基本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宪政理想之实现。 　　从历史角度看，近现代民主实际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基于限选制的低度民主，再一种就是基于普选制的高度民主。 　　实行限选制的民主实际是不完整的民主，因为数量不等的公民仍然沒有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或者是其所获得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是不充分的。这就使它的分权制衡、法治、人权保障、公民权保障等等也都是很不完备的，因而也是仍在基本建构过程中的，因为只有在公民充分享有政治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使这一切完备起来。所以，从全局上看，这种民主还只是有限的、局部的、发展中的民主，而不是已经全面实现了民主化的民主，不是已经达到了民主标准的民主，不是全面符合民主概念的民主。从这种民主自身来看，这种民主又是存在着相当多的缺点、不足、漏洞和失误的民主，而不是已经比较完备、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从这两个方面看，它都是低度民主，而不是高度民主。 　　从没有民主或民主太少到低度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一个大飞跃。只要建成了低度民主的制度体系，无论它是在少数人的范围内建立的，还是在威权政体要素与民主政体要素的动态平衡中建立的，它都意味着某种形式的低度民主的建立。 　　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二个大飞跃。只要是切实地建成了基于普选制民主法治，而不是仍然完全地或者是仍在颇大的程度上使民主法治流于形式，那么，即使这种民主法治仍然是初步的，那也是已经迈进了高度民主的门槛。在此之后，任何高度民主，无论它是初步的，还是比较成熟的，都还需要继续发展完善，以形成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但这已经是改良，而不再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了。 　　从缺乏民主到低度民主，再从低度民主到高度民主，以至于高度民主本身再继续发展完善，这是民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民主发展的政治逻辑。 　　按照民主发展的普遍规律办事至关重要。消极保守行不通，超前冒进也不可行。消极保守会使改革者趋向激进，超前冒进也会使保守者更加保守。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它的逻辑延伸只能是从矛盾走向对抗，又从对抗走向破裂、冲突和毁灭。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出路只能是按照民主发展的规律办事，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民主进程，同时辅以必要的妥协和交换。 　　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仍然是邓小平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的苏式政体4。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阶段也已基本结束。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和深化民主改革已经具有了高度的紧迫性。但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直接实现高度民主，而是急需实现、也能够实现低度民主。 　　但要实现这种民主改革，我们就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分析中，进一步地认识和理解低度民主内涵和外延，它的历史和现实形式，以及它的历史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现阶段的改革方案来。 　 　二、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走势 　　“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国民主化的最高目标也是实现宪政民主。走向民主是人类的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走在了前面，而且他们也经历了一个低度民主的发展阶段。虽然西方的低度民主之路有其特殊性，但在这种特殊之中也包含了低度民主的世界一般。这种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中国低度民主之路特殊性的主要参照系，这种生动具体的历史所展现的低度民主的世界普遍性，也是使我们深切认识中国未来的低度民主之路的首要根据。由此，概要地考察西方历史上的低度民主及其历史走势，也就非常必要了。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在19世纪及其以前实行的近代民主实际就是低度民主。这种低度民主有其一系列的基本特征。 　　一是实行限选制，而不是实行普选制。这是低度民主的首要特征，也是低度民主的最根本的特征。由于民主政体的基础是选举制，所以选举制度的发展阶段也是划分民主发展阶段的首要根据。 　　历史发展到19世纪，大部分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系统的选举制度，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授权体系，实现了权利对于权力的初步制约。但这还不是普选制，而是限选制，参与授权的选民非常少。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欧美各国拥有选举权的国民始终不超过男女成年人口的10%，直到19世纪末也未超过20%。5被选举权受到的限制就更大。只是不给议员开工资就在事实上剥夺了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人士的被选举权。由于这种限选制的实质和结果都是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基本上为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及其代理人所享有，所以议会和政府也为他们所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民主”确曾是一种历史事实，尽管这种民主从全局看还是不够格的民主。由于选举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所以限选制又导致了这种低度民主的以下一系列特征。 　　二是分权制衡初步形成，但又远不充分，特别是分权共谋仍然暗藏其中。 　　孟德斯鸠早已指出，当分权只是同一伙人内部的分权时，分权就会变为共谋。由于没有任何选举基础的分权只是极少数人士的内部分权，所以分权变为共谋的现象必然很严重。因此，除阶级分权政体(即不同阶级分别控制议会和政府)可以主要依靠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某种势均力实现某种程度的分权制衡外，真正的分权制衡只有在选举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这是因为，只有在选举制逐步发展的基础上，议会才能成长为越来越有实力的政治实体，因而也才能有真正的分权制衡。 　　从专制政体转向限选制后，又随着选举改革逐步地扩大了参选面，政治参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了。政治参与的人数越多，共谋的可能性就越小，实现分权制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随着限选制的初步建立和参选范围的逐步扩大，当时已经初步地建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而且从总的趋势看，这种分权政体也已在逐步地发展完善之中了。 　　但是，由于这种选举制还只是限选制，政治参与的范围基本上只是扩大到了整个富裕阶层，而这个阶层仍然是社会上的一个小圈子，所以这种分权仍在相当的程度上变为了共谋，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同一阶级“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6。这就使这种分权制衡对于整个社会的公正性也不能不大打折扣。这种问题只有在逐步实行普选制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应有的解决。 　　三是法治和宪政初步形成，但又远不完善。 　　选举制的建立和发展导致了议会地位的实质性上升，以至于它已“确实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7。这就导致了恩格斯晚年赞许的“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8的出现，而这种国家就是法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立法机构和法律的权威性基本确立，依法行政的制度和传统初步形成，司法独立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加强，法治和宪政已经初步形成。 　　但这种法治和宪政又很不完善。首先，法治和宪政的根本要求本来是公平正义，但当时基于限选制的立法实质上仍然是富裕阶级的立法，立法的利益导向严重失衡，立法的公正性受到了很大限制，特别是在劳资两大阶级之间，尤为如此。其次，由于分权制衡不充分，司法独立仍受行政权和金钱的严重侵蚀，也远未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最后，不仅缺乏防范民主导致暴政的制度安排，而且在少数富裕阶层独享政权的情况下，少数人对于多数人暴政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而且这也是当时的依法治国的一部分。所以，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实行普选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严重弊端，真正建成比较理想的法治国家。 　　四是在实现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人权和公民权已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为全体公民所享有，但其内容、范围和力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距离现代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这些已经足以证明，欧美19世纪的民主还是很初步的。把这种民主基本上想象为现代民主无疑是很大的认识误区。基于普选制的现代宪政民主实际主要是20世纪人类民主事业的巨大成就。相对于现代宪政民主来说，19世纪的民主无疑只是一种低度民主。 　　低度民主与高度民主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更有质的差别。上述四个方面的差别首先都是质差别，其次才是量的差别。最根本的差别是是否建立了普选制。这是决定整个制度类型的最大关键。 　　虽然低度民主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它仍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历史作用。一是它以有限民主取代封建王权，使国家转向为近现代社会发展而服务，而不再是旧势力的顽固堡垒。二是它以议会控制财税，终结了集权政府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初步地实现了建立廉价、廉洁政府的合理目标，卸下了私有制和社会发展本不应有的沉重的财税负担。三是它以法治取代人治，以新法取代旧法，从而初步地形成了近现代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法治基础。四是它以民主、法律和国家机器保障私有财产，使国家老老实实地充当守夜人，从而奠定了早期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基础。五是它更在普世价值的承诺、比较广泛的公民自由、选举制度带来的的灵活性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等等要素的结合中，包含了以和平方式比较顺利地解决早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伴生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使市场经济获得更高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它已奠定了以和平改革的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制度基础与民权运动相结合，也就在20世纪导致了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逐步诞生。 　　低度民主的发展方向是高度民主。高度民主就是现代宪政民主。高度民主的首要内容和基础就是普选制，但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包括普选制。普选制主要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普罗大众及其政党(最早是宪章派，然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普选派政党)的要求。只有基于普选制的民主才是真正符合“民主”概念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使用的“争得民主”的提法是准确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普选制。他们当时使用的对立范畴也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尽管他们又认为完整、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应包括民主主义，因为公民的政治自由理应包括选举自由。他们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即以普遍自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所以，马克思主义实际就是普遍自由主义。普遍自由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实际已是包含了普选制的社会主义化的自由主义，而无论它是否受到过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 　　19世纪是一个充满梦想的世纪。从《马恩全集》看，在低度民主的政治环境中，马恩关于未来高度民主的设想要点是：(1)建立没有任何专政的新国家。(2)在这种新国家实行普选制。(3)建立基于普选制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4)使基于普选制的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5)实行基于普选制的分权制衡。(6)实行社会主义法治。(7)实现和保障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权和公民权。(8)国家公职人员工资水平中产阶级化。(9)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教育官员，社会高于国家。9马克思曾将这种制度叫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10它也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政治理想并不是空想，而是切实可行的。只是它必须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而不是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它的实现也是复杂的历史合力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先哲的预言就能奏效的。它在实质上属于现代宪政民主的范畴，尽管现代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又较之它的任何19世纪的超前构想都要完备、精致与深刻得多。在基本制度框架上，它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因为人性要求和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不可违背的。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8、373页。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2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220-22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21、328-329、144页。 　　5 参见美莱斯利-里普森著：《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0、111页。 　　6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4页。 　　7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1895年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9页。 　　8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4页。 　　9 关于这九个要点，我将另行长文专门论述。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5页。 

　　一年来，药家鑫案中的张显，从最初传播谣言利用网络暴力到被网络暴力挟持，最后被网络暴力围攻，是一个“玩火自焚”的典型案例。 　　被火烧到了 　　在舆论这块阵地上，他曾是赢家。网民的支持曾是他的信心所在，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反对的对象。 　　2012年2月20日上午，张显拔掉了电话线。 　　这是张显连续第四天接到同样的电话——“你为什么要造谣?你有什么资格当大学老师?” 　　张显辩白几句，挂掉电话。过了半个小时，电话又打了过来，同一个人，同一个意思。这样的经历，张显的对手、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曾在半年前经历过，无数的谩骂从电话的另一端穿过来，内容无非是“药家鑫不死，天理不容”之类。 　　但现在，从网络上，从手机里传出的是“张显不坐牢，全民学造谣”。 　　媒体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质疑张显的声音。今年2月中旬，张显去参加上海新闻综合频道的一档节目，主持人当着张显的面说：“我觉得作为一名教授，在社会上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应该有角色感的，这种角色更多是保持社会的和谐程度和稳定程度，他不是一个激情的旁观者，一个不满情绪的导火索，可是我觉得您今天很像这么一个角色。” 　　张显的微博已经一周没有更新，私信与评论的数目在不断跳动。张显没有急于去点开它们。对于舆论，张显就像战场上一位失意的将军般意兴阑珊。在舆论这块阵地上，他曾是赢家。网民的支持曾是他的信心所在，但现在他发现自己正在成为反对的对象。 　　张显的办公室位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技术物理学院二楼。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 　　自2011年2月介入药家鑫案以来，张显在这里接受记者采访，与崇拜者、质疑者讲电话，发出成千上万条微博。在即将跨入知天命之年时，张显跨入了人生的另一条河流，他成为原告代理人，继而成为被告。 　　“民意”这把火的反噬，实际上早在去年6月中旬便开始逼近。张显竞聘教授和副院长的时候，有个人给学校连写三封公开信，要求张显提供言论中“药案中有司法黑幕”、“药家有四处房产”、“药庆卫是军械蛀虫”的证据。此外他还给张显发私信，每帖必以“张副教授”相称，在得知竞聘失败的7月1日那天，张显终于忍不住了，破口大骂。 　　当初，媒体及微博前的张显，自信而热情，这来源于民意。一年多前介入药家鑫案，张显有过一段彻夜不归的经历。民意让他激动。“穷人虽然无钱无势，但有良知的人成千上万，因为‘穷’中有‘力’，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 　　纵火者 　　介入药家鑫案始，张显就表现出了“传播”天分。他有意无意地把药家鑫案等同于当时的舆论热点“我爸是李刚”案。 　　在2011年10月6日的一项调查当中，在“你如何看待‘药家鑫父亲向张显索赔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有63%的人认为“是无稽之谈，张显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有35.9%的网友认为“很多是不实言论，挑起的舆论怒火，影响了判决结果”。至2月20日结束的投票结果显示，有86%的网友认为药庆卫不应该付给张妙家属20万。从投票可以看出，舆论越来越不利于张显。 　　民意的急转直下，让人很难相信2011年四五月间，“民意”几乎是一边倒地站在张显一边。 　　从介入药家鑫案始，张显就表现出了“传播”天分。他有意无意的把药家鑫案等同于当时的舆论热点“我爸是李刚”案。 　　他不断在微博公布诸多“疑点”暗示药家“有背景”，案子有黑幕。 　　“是什么力量阻止对药家社会关系的调查，药家怎么比李刚家还这么牛。(2010年)10月16日李刚儿子交通肇事，18日‘我爸是李刚’唱响全国，而药家鑫10月20日交通肇事逃逸、杀人，再交通肇事逃逸被群众围堵抓获，直到11月28日才曝光，罪行如此恶大，竟然拖了这么长时间，在阳光下还演了这么多闹剧。黑手太强大了!”张显2011年4月15日在微博上说。 　　他甚至把正常的法律流程，也解释成药家的“黑幕”。“若无实力，能案发后一个半月后才见报，见报后才正式拘捕;5个月后才首次开庭;原定于3月3日开庭，延长到了3月23日，理由是检察院需对二次撞人事故进行调查，但在法庭却轻描淡写地描述，把一个连撞两个行人，交通肇事逃逸案说成是轻微的交通事故。”这是2011年4月3日下午3点3分，张显发布的一条微博。 　　彼时张显的微博粉丝，已逾70000，这些言论迅速在网上传播。 　　张显后来多次强调，他对药家鑫是“官二代”、“富二代”，药家有四套房、药庆卫的岳父是高官等事的提及，都只是传播网络上既有的观点，他唯一承认属于自己原创的是他对药庆卫“军械蛀虫”的说法。 　　张显最后一次获得“民意”的欢呼是在2011年9月，他声称“不要带血的钱”，拒绝药家的民事赔偿。 　　2011年8月4日，药庆卫选择了以“侵犯名誉权”起诉张显，要求张显连续30天在知名网站、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刊登不少于3000字的致歉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 　　被火劫持 　　自从介入药家鑫案以后，张显便开始改变自己的一些理念。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自从介入药家鑫案以后，张显便开始改变自己的一些理念。 　　张显自称是“废除死刑”的支持者。他告诉记者，触动他在2006年12月28日提笔写下第一篇博文的，是当天邱兴华被执行死刑的新闻，因为他“为邱兴华的死深感惋惜”。可与此同时，张显却在后来的微博与现实中多次强调，药家鑫必须死。此时的张显，已经和“民意”融为了一体。 　　被“民意”劫持，还体现在他对药庆卫态度的几次反复上。 　　2011年5月29日，药庆卫坐在张显家门口，敲门，苦等。彼时，二审判决结果已经尘埃落定，药家鑫被判死刑。 　　药庆卫来找张显，是希望张显在网络上能够还自己一个清白。紧闭的门内，张显的儿子正在练琴，传出的钢琴声药庆卫倍感难受。他生在太行山区，出身也是农民，与张显一样，他也是通过胼手胝足的奋斗，才在城市立足，给儿子一个学琴的机会。然而，在网络上，俩人的形象却泾渭分明，张显替穷人代言，药庆卫则是“官富之家”。 　　门没开，药庆卫等来了警察。警察见到涕泪交加的药家夫妇，也劝张显与药聊聊。 　　在药庆卫的质问中，张显逐渐沉默，最后他向药庆卫做了口头道歉。4个小时后，张显陪着药庆卫从办公室出来，一直送他们上了公交车。 　　当晚，张显发布两条微博，“见到药家鑫父母后，我感觉与想象的是有很大区别的，也是一位很普通的人，请大家骂我吧，确实我有误会人家的地方……我向药家鑫和他父母道歉。”“药家鑫的父亲和母亲的面孔是善良的，我和他们都很感到纳闷，药家鑫怎么犯了这么大的罪。” 　　但仅仅过了数个小时，张显便删除了这些微博。药庆卫打电话过去问，张显称自己是公众人物，代表一部分人的立场，不能轻易改变。 　　2011年5月30日晚，张显发了一条新的微博：“……对药家鑫罪行的态度一如既往，认为应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态度始终没有变，也不会变;对药家鑫父母不择手段的做法，表示不接受，以正视听。” 　　2012年2月20日，张显的小学数学老师郭民海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将张显2011年以来的困境形容为“骑虎难下”。 　　农家子弟 　　张显希望自己不要陷入药庆卫曾经的境况。他知道失败的后果。 　　张显对药案的参与热情似乎难以让人理解，张显和药案当事人的关系，若只用“张显是王辉的表亲”来概述，则失于苍白，更何况这种亲属关系遥远到了“爷爷的妹妹的孙子的妻子的表哥”的地步。 　　张显对贫穷深有体会。张显称，农村孩子吃过的苦，他都吃过。而大舅康来前在谈到张显的童年时，则用了“可怜”二字。 　　1963年，张显出生在宫子村。5岁时，父母即离异，张显和弟弟由妈妈一手抚养长大，在生产队，张显他妈妈每天只能挣到8个工分，大量劳作落在张显身上。据张显自己回忆，他在中午放学的间隙，都要跑去割一筐猪草回家。 　　吕引兰是张显1975年至1978年在宫子学校读小学三到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她回忆张显在学习上的刻苦在那个时代尤其显得难能可贵，“那时候都忙着串联，学校里连课本都没有。”老师只能到别处借来课本，抄下板书，让学生学习。 　　1983年，张显考上武汉科技大学时，家境仍然穷苦，母亲必须靠去西安市区卖鸡蛋，才能凑够给张显的生活费。而张显虽自此走出农村，但他回忆往事时不无激动，“我张显到现在还是个农民。” 　　张显对农村的认同感还和其母有关。据张显回忆，其母姊妹共有9人，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交给另外一户人家抚养，因此宫子村有大半民村都与张显沾亲带故，张显自称“村里叫爷爷的有11个，叫奶奶的有4个”。 　　现在，药庆卫等着摘掉“军械蛀虫”的各种帽子，张显则希望自己不要陷入药庆卫曾经的境况。张显知道失败的后果。44年前，正是因为张显的姥爷被扣上“地富”的帽子，他那当过县委书记的父亲才不得已选择离婚;而药庆卫则清楚希望存在于等待之中，他始终记得家乡那位小脚婆婆——她每逢庙会便必出来游街作为陪衬，但她不放弃希望，总说“黄河总有澄清日”，并真的等到了那一天。    

　　近日，吴敬琏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时称，“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的遗憾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 　　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1992年重启改革潜伏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改革推进到垄断国企和政府职能时，受到了很大的阻力。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 　　但是回头来看，这个“缺点”是受当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尽管如此，南方谈话对中国推进经济改革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的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1世纪，中国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这跟小平的南方谈话有直接的关系，是它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没有法治，市场无法正常运行 　　《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肯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作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您认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体现在哪里? 　　吴敬琏：市场经济核心的、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要看你能不能够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优的配置。 　　有效配置资源，可以通过两种方法：一种就是用行政命令，就是计划经济;一种就是借助市场的力量，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或领域介入。市场配置资源要通过价格，而价格形成必须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价格反映了资源需求的稀缺程度。市场最终会使资源流向最稀缺的地方，这个过程也使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得到提升，而产业结构也不断演进。 　　《中国经济周刊》：在配置资源方面，现阶段出现了什么问题? 　　吴敬琏：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通胀压力逐年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靠政府投资拉动，带来的问题是国富民穷，劳动者未富先老。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机关主要领导拍板，而不是通过市场的价格信号由企业来决定。所以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形成一个好的市场体系。 　　如果从经济改革出发，现代市场经济一定是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原始的、早期的市场，它的正常运行可以靠人际关系保障，因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基本上都互相熟识。所以在进行交易时，参与者不诚信的成本太高，一次不诚信很可能就导致不会有人再和他做生意。但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同时也决定了市场范围很狭小。 　　但是到了现代市场，大家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做生意，大家互相也不认识，做过这次生意以后，也许就没有第二次了。有人今天骗了你，明天再去骗别人，别人完全不知道他是个骗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要依靠法治来对交易进行治理，降低交易各方的风险。没有法治，现代市场是无法正常运行的。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这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中国经济周刊》：外国市场的约束性似乎比国内好些? 　　吴敬琏：这正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建立起了法治。 　　没有法治，一个人行骗一次，其他人也不知道，交易时就又上当了;特别在中国，还容易受到地方政府保护。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垄断，另一个就是没有法治。在依靠人治的情况之下，监管者自由裁量权过大，市场就不容易形成统一的规则，还容易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市场就运行不好。这两个问题都涉及政府和国有大企业，牵扯到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拥有行政垄断权。 　　国企应该继续“退”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国企改革的难点和攻坚点在哪里

　　房价回调是否预示着政府的调控有效?会下跌多少?房地产的救药良方到底在哪里?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无药可救，最后必然会走向破灭，届时房价下降50%都不过分，因此他建议老百姓现在不要出手买房。 　　同时，茅于轼完全否认限购限价措施对楼市的作用，他特别提醒，保障房是为了保障最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不应该是中低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不应该纳入其中。 　　房企民营开发商发展瓶颈在于资金 　　南都：浙江绿城近期多个项目出让，凸显了民营房企在楼市调控之下的生存危机，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茅于轼：房企为什么会赚这么多钱?直接原因是房子在不断涨价。买房人赚钱，卖房人也赚钱。 　　但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已经看到(市场)情况在变，可是很多房地产开发商看不到这些变化。所以现在房子不好卖，借了钱还不了，(他们)就发生了资金链断裂。 　　南都：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民营房企较为普遍，国营房企相对好一些? 　　茅于轼：国营房企与民营房企的区别在于它能弄到钱。但是大环境决定了无论国营还是民营，房地产业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前年就提出这点，我的房地产朋友很不喜欢听我的话，他们说你给我捧捧，我说如果我捧的话就是害了你们。可惜懂这个的人不太多。 　　南都：很多民营企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最大，发展瓶颈在哪里? 　　茅于轼：就是资金问题。 　　南都：因为没有资金，所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茅于轼：大银行是不服务中小企业的。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美国有8000多家银行，大部分都是小银行。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不严重。 　　南都：中国民营房企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 　　茅于轼：资金问题不解决就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他们现在最大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借贷。现在政府要将这块砍掉，民间反应很大，因为民间借贷这块没了，就会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对金融的垄断。 　　南都：郎咸平曾说过：中小房企消失后，房价会越高。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