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内容摘要〕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产生方式是一个具有重大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本文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党的九十年历史中，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大体有八种，即：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领导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自觉于两届任期年限，以利于推出新的领导人;实行民主推荐程序，根据党内“民意”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在这八种党的领导人产生方式中，第一种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往往是政党建立时挑选领导人的常态，虽无可厚非，但这之后却难以仿效。第二、四、五种不好。第六种产生方式虽然应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条件了。比较起来，第三、七、八种为好，今后应把这三种方式结合起来，加以实施应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 产生方式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来，在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的历程中，产生了一批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亦被称为领袖，并被喻为是党的“旗帜”和“舵手”，在政党和国家政治活动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真探讨党的领导人是怎样产生的、其产生的方式是什么至关重要，这对于今后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和现实的意义。笔者通过研习党史和相关资料，认为在九十年中，我们党先后出任党的领导人，亦即出任领袖(或实际上作为党的领袖)的产生方式，概而言之有以下八种： 　　1.因业绩和声望显赫，获推举和选任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因其有着显赫的业绩和声望而获得推举和选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1920年4月初，在海参崴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维经斯基，经共产国际同意，接受俄共(布)远东局所交给的“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的使命，来到北京、上海，先后见到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①]，由于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创办了《新青年》，是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的大旗，1920年5月又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享有极高的声誉，正符合这样的条件。所以，在8月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谁当“小组”的负责人呢?不论是作为俄共(布)代表的维经斯基，还是作为“小组”的成员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沈泽民、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李季等人，都一致认为非陈独秀莫属。而且“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还是叫“主任”?对此，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拍板决定叫“书记”。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陈独秀被推举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首任“书记”。 　　维经斯基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做出了努力，打下了基础，但他没有完成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受列宁的正式委派，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来到中国，继续维经斯基离华之后尚未完成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6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也派出了尼柯尔斯基到了上海，加入此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人问题上，马林的认识和维经斯基一样，他也强调，“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②]同年7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经过了开幕式、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等项议程后，进行了党的领导人选举。其时，陈独秀本人因有事留在广东，并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却被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为总书记，这皆因为陈独秀的建党活动和个人名声无人能望其项背。 　　2.由共产国际授意认可，经党代表选举产生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决定。所以，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 　　陈独秀从党的“二大”到“五大”又连任了总书记后，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换。由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认为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共产国际派出的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和纽曼、洛蜀莫娃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选出新人以替换陈独秀。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由罗明纳兹拟定。共产国际看中的是瞿秋白，这样经过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三常委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实际上以瞿秋白为新的领袖。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原因有二：一是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二是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反对派的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瞿秋白把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去，但广州暴动、上海暴动、天津暴动、唐山暴动等一次次的惨败，使他威信扫地，陷入困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党的“六大”。斯大林为“六大”定下了基调，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共产国际多次强调，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当中共领袖，因此，选中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共产国际的授意下，经过选举，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 　　向忠发虽贵为党的一把手，但他没有领袖才干，实际领导权握在李立三手中，不过时间并不长，仅三个月而已。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实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并且对共产国际出言不逊。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批判了李立三。12月10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新的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拟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使没有斗争经验、仅26岁的毛头小伙子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成了实际的领袖。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遭枪杀后，王明害怕国内斗争环境，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又是共产国际作出指示，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担任中央常委，指定博古负总责。 　　3.依据提出的“政见”竞争，由民主选举产生 　　由博古负总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遭致严重失利。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很显然，如再不解决领导班子和领袖问题，革命将难以为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情况进行总结。首先由博古围绕着议题作报告。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
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报告结束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紧接着张闻天开始报告，他完全不同意博古的观点，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指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犯了严重的错误，使会场群情激愤，迸发了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因而，如果把博古的报告称为“正报告”的话，张闻天的报告被人称之为“反报告”。此时，毛泽东也作了长时间讲话，他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这一宏论，进行层层剖析，入情入理，真正构成了会议重磅的“主报告”。接着在会上，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二是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三是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参加会议的20名代表经过广泛的议论和决定，有16人完全支持毛泽东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领导权变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产生了党的新的领袖。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是，遵义会议上党的领袖的产生，是通过采取各自作“报告”，形成“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主报告”等，实则是围绕对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发展发表不同的“政见”而展开竞争的，最后由代表多数做出民主选择的决定。 　　如上所述，本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更换其领导人，是需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但1934年8月由于中共中央上海局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中央苏区根据地瑞金之间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也因此使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没想到这个坏事却变成了好事，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 [③]的情况下，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使得遵义会议顺乎党心、军心，批判了博古的错误，并削除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权。而且，也无须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历史在不经意间，走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4.实行领袖终身制，并由个人指定接班人 　　在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毛泽东本人从“七大”开始一直到“十大”，又连续担任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直到1976年9月逝世为止，事实上形成了领袖终身制。在晚年，毛泽东不但对自己搞了领袖终身制，对他之后的领导人的产生还采取了由他个人指定接班人的方法。他先是指定了林彪，并写入“九大”的党章，继之又指定了王洪文，结果都出了大问题。对于毛泽东搞的领袖终身制和个人指定接班人，邓小平1980年8月在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中曾经批评道，毛泽东晚年犯的政治错误，“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④]又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⑤] 　　5.采取断然措施，获得军队支持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常时期发生的。在毛泽东逝世前，华国锋已于1976年4月7日就任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接任党的领导人职务按常理和常规讲，都是正常的做法。但是，正如邓小平说的，“‘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⑥]那么，有哪些人参与了这件事呢?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指出，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⑦]这个“断然措施”就是以武力抓人，来解决问题。当时，“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⑧]熊蕾，革命元老熊向晖之女，曾撰文指出，参与谋划用武力抓获“四人帮”的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外，还有熊向晖、汪东兴、陈锡联、张耀祠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以及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等。“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张耀祠又带着部队去江青住处“把她也抓了起来。”同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熊文还指出，“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⑨]因此，华国锋是通过运用武力手段，并在革命元老和军队的强有力支持下，出任了党的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非常时期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华国锋出任党的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而采取武力逮捕“四人帮”的办法，是因为除此外没有其它的办法了。但这样的办法毕竟不是好的办法，因此，当年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用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讲给陈云听时，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⑩] 　　6.通过党内革命元老和中央政治局成员协商提名，经由全国党代会选举确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他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11]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后，党内外一致要求邓小平出任党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此种愿望。邓小平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力排众议，推荐年轻的同志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12]，即由胡耀邦接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改称为总书记。这是因为，自十一届三中

    12月3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重庆市领导何事忠、徐鸣，会见了重庆卫视《共富大家谈》栏目的专家学者。两个多小时里，大家围绕发展、民生、共富等问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共富大家谈》这个栏目办得很好，我也经常看。‘众人拾柴火焰高’，任何一个问题，从多个角度去看，就会更全面、更客观，给人更多启迪。重庆正在探索一条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各领域的专家，眼界开阔，学养深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简短的开场白后，专家学者们争相发言，谈感受、讲意见、提建议，薄熙来也不时插话，与大家亲切交流。 　　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重庆我来过几十次，仅今年就来了4次，对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这次参加《共富大家谈》栏目，特别是经过几天参观，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重庆的改革探索，切实践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很值得研究、总结和推广。 　　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陆小华说，这些年，重庆找准了推动科学发展的3个支点：一是民心支点。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二是发展支点。两江新区开发，西永微电园建设，渝新欧铁路开通以及海、江、路大联运，开创了重庆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变革支点。公租房建设、地票交易、林权改革等探索，释放了体制变革的效应。重庆的探索极具传播价值，应该用全球视野审视其价值，扩大传播的范围。 　　《中国改革报》副总编傅桃生则建议，在推动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注意保护和开发好耕地。同时，应该探索欠发达地区如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使重庆经验更具推广价值。 　　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是《共富大家谈》栏目主持人，他说，《共富大家谈》定位为“聚焦共富，大家论坛”，很有时代性，价值重大。下一步，应该以重庆为样板，集大家之智慧，站中国之高度，展世界之视野，力争把节目办得更好。 　　人力社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基础理论室主任马小丽说，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动力。重庆提出的“共富十二条”，具有创新的思想、量化的指标，操作性很强。无论是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公租房建设，还是设置交巡警平台，都是造福百姓的实事、好事，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应该好好的总结提炼，加以推广。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贾小梁说，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精神令人震撼。重庆将改革、发展、民生、打黑、反腐结合起来，探索实施了一套系统工程，深得人心，效果明显。这些经验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如果连续埋头苦干，一定能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改革发展的新浪潮。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重庆积极探索地票交易，推动要素市场化，在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建议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村人口的调研和布局，因地制宜，做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 　　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说，重庆是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直想来看一看，了解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次参观了两天，印象十分深刻，重庆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之都、改革之都、开放之都、共富之都、正义之都。重庆把经济、社会、民生三位一体加以考虑，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径，促进了良性循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这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非议，但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那将功不可没。 　　国新办五洲传播中心总编李向平说，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不仅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将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公租房建设，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也是致力于破解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些推动共富的努力，是一个国际性话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共富大家谈》办好，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编于春辉也表示，将努力总结、报道好重庆的经验，推动全国的科学发展。 　　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 　　薄熙来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很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大家谈到发展的动力，西部开发开放的形式，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等等，都是我们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同志提到“重庆模式”，其实我们从未讲过“模式”，我们只是围绕重庆自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更不到“画句号”的时候，需要在实践中不懈地探索。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有了很大进步，今后30年，西部要实现科学发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课题，需要更多创新和探索，如果只是照搬沿海模式，这篇文章就很难做。比如开放的形式，沿海走“两头在外”的路子，西部就不一定都能走得通，运距过长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这些年，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3年建50万套，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住着方便、省心，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充足的人力资源。论市场，西部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0%，本身就是个大市场，进一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是重要的途径。我们还推进“森林重庆”建设，每年投入120多亿，种了很多香樟、银杏、桂花等大树、好树，这不仅让市民多吸氧，投资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善。随着渝新欧铁路开通运行，我国又有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大通道，西部也由对外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国家还支持重庆设立了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由于几大发展要素日臻完备，重庆对内外客商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到重庆投资兴业。200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10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00亿。重庆在“引进来”的同时还尝试“走出去”，去年对外投资了50亿美元，今年力度不减。 　　薄熙来说，深化改革，也要紧扣民生和共同富裕。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在财政的支持下，发展5万家微型企业，解决40万人的就业问题，都是围绕民生。改革为了谁?改什么?怎么改?最终走到哪里去?我们的体会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只有紧紧围绕民生，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共享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才能体现出社会价值，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 　　共同富裕是最长远、最持久的动力，而且是发展和民生双赢的选择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改革和开放是动力，民生和共同富裕也是动力。大家常讲，共同富裕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全正确!我看还可以加一句———它是贯穿于发展全程的动力，是最长远、最持久的动力，而且是发展和民生双赢的选择。只有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才有了内在的驱动力和社会的合理性。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广大群众只能在旁边看，而不能共享经济成果，他们会做何感想?怎么会有发展的积极性?!如果拉大了贫富差距，整个社会的消费又怎能上得去?最终就会导致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失衡，发展难以持续。 　　薄熙来说，改善民生、促进共富，还能大大降低维稳成本。其实，维稳是治标，民生搞好了是治本。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这些年，重庆努力落实“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群众生活好了，社会自然就稳定了。老百姓真心实意的拥护党和政府，齐心协力谋发展，何事不成!所以要把有限的物力和财力，投入到改善百姓生活上。共同富裕紧扣民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也是过程，还是动力，对培育市场和维护稳定都起到重要作用，一定要摆在突出位置上。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坚持走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市委开了几次全会，提出了“五个重庆”，出台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努力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紧紧扣住民生，努力推动共同富裕。 　　薄熙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共同富裕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正是因为努力践行这个宗旨，我们党才得到人民的拥护，并由小到大，最后取得全国政权。现在要巩固执政地位，也一定要坚持这个宗旨，如果丢了这个宗旨，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些人眼里，学西方才是“往前走”，继承和发扬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左”，就是走“回头路”，纯属奇谈怪论。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博采众家之长，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正确的、必要的;包括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好东西，我们也要虚心学习。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华民族有自身的追求，十几亿人要走出、也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和大众满意之路。我们是优秀的民族，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创造力。今天应该为人类创造些什么呢?我看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内容就是共同富裕，宗旨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那我们就成功了 　　薄熙来说，当今世界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这一追求。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就反覆强调共同富裕，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还严肃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最近，他的胞弟、百岁老人邓垦，也为我们写了两幅字：“自强不息”，“两手都要硬”，对重庆是很大的鼓励。 　　薄熙来说，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重要的一条。能不能做到，不仅事关社会主义道路，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刚才有同志提出，我们是否能拥有一些“国际话题”，我认为，共同富裕这条路走通了，就是最大的国际话题。欧美各国在两极分化中度日，而中华民族走到今天，正像毛主席当年所说，“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往前走，实现经济繁荣、国家富强，让十几亿人民都受益，都满意，那我们就成功了，而且这不仅是共产党的成功，也是中华民族的成功，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这将最直接地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只是理论，更不是空想，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能使中华民族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伟大群体，由穷致富，由弱到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会使亚非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之一振，受到极大的鼓舞。 　　重庆地处西部，还带着18个贫困县，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大、能量小。我们只是希望多做一些尝试，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化，把“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如果重庆能把这条路走通、走好，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了具体而实在的探索，对西部兄弟省区也是一个借鉴。 　　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绝不拔高 　　薄熙来说，对重庆的“唱红打黑”，社会上有些议论，主要是对情况不了解。重庆的“打黑”决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不得不做。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命案还有不少未破，设想，一个人被害，会引发多少人的痛苦?!我们常讲民主，而生命权、健康权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要靠国家权力来保护和实现。我们为政一方，如果打不掉黑恶势力，那政府的公信力何在?又如何维护人民民主和社会正义?所以要痛下决心“打黑”，以消除这些家庭积压多年的心头之怨。我们在“打黑”过程中始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案。在“打黑”的范围上，既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在定性上，既不压低，也绝不拔高;不枉不纵，实事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打黑”的过程与反腐相结合，挖出了文强、陈洪刚等一批腐败分子。文强一个人就占了20多套房子，陈洪刚有30多套，老百姓能没意见吗?不坚决“反腐”，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无数先烈为之奋斗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打黑”和“反腐”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欧美国家也概莫能外。众所周知，新加坡反腐很坚决，官员收一点不义之财，就会受到惩处。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就能容忍腐败分子?如果对黑恶势力和腐败分子也要“厚德载物”、“宽宏大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辛辛苦苦养着我们干什么?党中央在这方面历来态度鲜明：一个“黑”，一个“腐”，必须坚决打击，绝不留情。 　　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这是不可缺的主心骨和精气神 　　薄熙来说，重庆的“唱红”，包括“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我们既唱革命歌曲，也注重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经典。现在不少重庆中小学生，已能把《滕王阁序》、《岳阳楼记》等经典名篇，大段大段背下来。革命歌曲就是要高唱，其中不少是千锤百炼的文化精品，可以传世。其实，欧美也有“唱读讲传”，也在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最近一个美国人写来一封信，里边有一张圣诞卡，卡的背面就是《圣经》的内容，在传他们的“箴言”。我们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民族有优秀灿烂的文化，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继承和发扬呢? 　　薄熙来说，我们不仅要探索经济发展的路子，也要探索文化发展的路子。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提倡百花齐放，不主张文化的单一性，要在多元的文化中，汲取更多的人类知识营养，包括欧美的哲学和文学，如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的著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我们共享的文化精华。但这不是听其自然，“泥沙俱下”，什么都无所谓。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主流文化，这是不可缺的主心骨和精气神。 　　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真理，为老百姓办事就要全心全意 　　薄熙来说，这些年，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全力以赴推动共同富裕。市政府很能干，不仅努力推进改革开放，还紧扣民生，舍得投入，“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都在一件一件落实。市人大、市政协也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组织部门开展“三进三同”、实行“三项制度”;宣传部门搞“唱读讲传”;市纪委开展“三项治理”;大家各显神通，都抓到了点子上。全市人民肯吃苦、能干事，齐心协力，热情参与，重庆共富之路越走越宽。 　　薄熙来说，重庆这些年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做了一些探索，不少举措都是市委、市政府认真调研、反覆思考做出的决定，都是为了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现在有一种“官场文化”，“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但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真理，为老百姓办事就要全心全意，必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如果当干部的都回避矛盾，遇事不说话，或者只说半句话，就很难造福一方。我们既会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和建议，又不会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说三道四。 　　薄熙来说，中央最近召开了扶贫大会，锦涛总书记、家宝总理都做了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落实好。缩差共富是一篇大文章，我们一线的同志要努力探索和实践;要把路子找准，把其中的经验提炼出来，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12月3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重庆市领导何事忠、徐鸣，会见了重庆卫视《共富大家谈》栏目的专家学者。两个多小时里，大家围绕发展、民生、共富等问题，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共富大家谈》这个栏目办得很好，我也经常看。‘众人拾柴火焰高’，任何一个问题，从多个角度去看，就会更全面、更客观，给人更多启迪。重庆正在探索一条民生导向、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作为各领域的专家，眼界开阔，学养深厚，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简短的开场白后，专家学者们争相发言，谈感受、讲意见、提建议，薄熙来也不时插话，与大家亲切交流。 　　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重庆我来过几十次，仅今年就来了4次，对这块土地充满了感情。这次参加《共富大家谈》栏目，特别是经过几天参观，我有两点很深的体会：重庆的改革探索，切实践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共同富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些好经验、好做法，很值得研究、总结和推广。 　　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陆小华说，这些年，重庆找准了推动科学发展的3个支点：一是民心支点。共富的核心是抓住民心，体现了绝大多数人最强烈的要求，让人民群众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二是发展支点。两江新区开发，西永微电园建设，渝新欧铁路开通以及海、江、路大联运，开创了重庆发展的新格局。三是变革支点。公租房建设、地票交易、林权改革等探索，释放了体制变革的效应。重庆的探索极具传播价值，应该用全球视野审视其价值，扩大传播的范围。 　　《中国改革报》副总编傅桃生则建议，在推动农村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注意保护和开发好耕地。同时，应该探索欠发达地区如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使重庆经验更具推广价值。 　　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是《共富大家谈》栏目主持人，他说，《共富大家谈》定位为“聚焦共富，大家论坛”，很有时代性，价值重大。下一步，应该以重庆为样板，集大家之智慧，站中国之高度，展世界之视野，力争把节目办得更好。 　　人力社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基础理论室主任马小丽说，共同富裕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动力。重庆提出的“共富十二条”，具有创新的思想、量化的指标，操作性很强。无论是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公租房建设，还是设置交巡警平台，都是造福百姓的实事、好事，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应该好好的总结提炼，加以推广。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贾小梁说，重庆人民齐心协力，改善民生、促进共富，真可谓“唤起民众三千万，促进共富同心干”，精神令人震撼。重庆将改革、发展、民生、打黑、反腐结合起来，探索实施了一套系统工程，深得人心，效果明显。这些经验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如果连续埋头苦干，一定能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推动改革发展的新浪潮。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重庆积极探索地票交易，推动要素市场化，在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建议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村人口的调研和布局，因地制宜，做到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 　　央视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说，重庆是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一直想来看一看，了解重庆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次参观了两天，印象十分深刻，重庆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之都、改革之都、开放之都、共富之都、正义之都。重庆把经济、社会、民生三位一体加以考虑，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的路径，促进了良性循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这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做事情难免会有一些非议，但重庆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走下去，为中国未来改革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趟出一条新路，那将功不可没。 　　国新办五洲传播中心总编李向平说，重庆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不仅有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也将夯实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公租房建设，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也是致力于破解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些推动共富的努力，是一个国际性话题，也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努力，把《共富大家谈》办好，在国际上形成影响力。《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编于春辉也表示，将努力总结、报道好重庆的经验，推动全国的科学发展。 　　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 　　薄熙来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很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大家谈到发展的动力，西部开发开放的形式，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等等，都是我们正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同志提到“重庆模式”，其实我们从未讲过“模式”，我们只是围绕重庆自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探索，没有什么结论性的东西，更不到“画句号”的时候，需要在实践中不懈地探索。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有了很大进步，今后30年，西部要实现科学发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课题，需要更多创新和探索，如果只是照搬沿海模式，这篇文章就很难做。比如开放的形式，沿海走“两头在外”的路子，西部就不一定都能走得通，运距过长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内陆地区要扩大开放，需要研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在人才、市场、环境和通道4个要素上下功夫。这些年，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3年建50万套，农民工、大学毕业生住着方便、省心，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稳定、充足的人力资源。论市场，西部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60%，本身就是个大市场，进一步提高百姓的消费能力，拉动内需，是重要的途径。我们还推进“森林重庆”建设，每年投入120多亿，种了很多香樟、银杏、桂花等大树、好树，这不仅让市民多吸氧，投资环境也有了质的改善。随着渝新欧铁路开通运行，我国又有了一条大运量、低成本的国际贸易大通道，西部也由对外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国家还支持重庆设立了西部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由于几大发展要素日臻完备，重庆对内外客商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很多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到重庆投资兴业。200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资10亿美元，今年有望达到100亿。重庆在“引进来”的同时还尝试“走出去”，去年对外投资了50亿美元，今年力度不减。 　　薄熙来说，深化改革，也要紧扣民生和共同富裕。重庆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在财政的支持下，发展5万家微型企业，解决40万人的就业问题，都是围绕民生。改革为了谁?改什么?怎么改?最终走到哪里去?我们的体会是，改革是发展的动力，而发展的目的是改善民生。只有紧紧围绕民生，让老百姓尝到甜头，共享发展的

初生牛犊不怕虎：毛岸英对彭德怀说“他××” 作者：洪深 来源：参与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4:10:08 阅读量：1次 　　参与2011年12月2日讯：凤凰网昨日转载一文揭秘：毛泽东纵子骂彭德怀“他妈的”致毛岸英被炸死。 　　文章首次披露，毛岸英的直接上司和牺牲时的现场目击者成普，1972年给中央专案组的材料中专门写了有关毛岸英牺牲细节的回忆，其中首次揭秘：在毛岸英牺牲前几天，彭德怀休息时与毛岸英下象棋闹得极不愉快——当时在志愿军总部里，能同彭总对弈的有三个人：副司令员洪学智、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主任成普和机要秘书毛岸英。 　　这天彭德怀提出下棋后，毛岸英不顾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场，抢先应战，飞快地拿来了棋盘。开战不久，当毛岸英的蓝马要吃彭总的红车时，彭总抢过了红车，说：“不行不行，不走这一步。”但“毛岸英老大不高兴：‘他妈的，老总你怎么又悔棋!’” 　　虽然一旁观阵的洪学智故意以嘻嘻哈哈缓和气氛，但彭德怀的情绪已无法挽回。事后成普借吃午饭之机，直言劝告毛岸英注意身份，首先批评毛岸英在上午的军事部署会议上，抢在副司令员洪学智之前发表意见，“苏军条例上规定，参谋长在作战决心上，只能向司令员提三次意见。而我们只是参谋，参谋的职责，不是干预首长的作战决心，而是负责提供情况。所以，我觉得你上午的发言，有点超越我们参谋人员的范围。另外，副司令都还没有讲话，你抢先发表意见，是不是有点冒失?” 　　毛岸英对此认错：“成处长，你说得很对，我开会时的行为是错误的!” 　　接着又批评毛岸英不该骂彭老总：“这个下象棋嘛，对于彭老总来说，是紧张思考后的一种娱乐，一种松弛，不应该太较真了。你看我和洪副司令，总是输给老总，不是下不过他，是让他愉快愉快。他休息好了，就更能集中精力把作战方案考虑得周密一些，我们的胜利把握就会更大。而你呢，还骂了一句‘他妈的’。” 　　网民指出，这一珍贵细节说明，毛岸英根本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小小参谋秘书，而是时刻有一种“太子监军”的优越感，所以对既是长辈又是总司令的彭德怀竟然敢于当面骂粗话”他妈的”，对于副司令员洪学智更是敢于凌驾其上，抢先发表军事意见。这般狂妄，没有毛泽东的纵容岂敢?毛泽东可能确有让毛岸英“关注”彭德怀动向的密嘱。 　　研究者认为，这细节更解释了一种可能，彭德怀确想让毛岸英的太子梦破灭——1950年11月25日美军飞机对志愿军总部的轰炸，其实中方早已得到消息，毛泽东惦念儿子，曾两次打电报让彭德怀及时转移，但彭德怀不但不转移，还拒绝进防空洞。这才造成了毛岸英被炸死——轰炸时，彭德怀被警卫员强行架入防空洞，而毛岸英还在办公室吃面条……毛泽东后来整死彭德怀，当然有对彭德怀借刀杀人的怀疑心在其中，直到1972年还让成普给中央彭德怀专案组写有关毛岸英牺牲细节，就是明证。而成普回忆的这一细节也确实表明彭德怀对骄狂太子毛岸英有气。以彭德怀大反毛泽东挑选女文工团员跳舞是组织后宫的敏感，他可能也会怀疑毛泽东派毛岸英给其当秘书意在太子监军，有此判断后的彭德怀，难免会做出与太子同归于美军飞机轰炸的过激行动，只是由于警卫员强行架其入防空洞，才让毛岸英一人死亡。说到底，是毛泽东纵子骂彭德怀“他妈的”致毛岸英被炸死。 　　《初生牛犊不怕虎：毛岸英对彭德怀说“他××”》资料来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成普，原题为《毛岸英牺牲真相》。

初生牛犊不怕虎：毛岸英对彭德怀说“他××” 作者：洪深 来源：参与 来源日期：20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4 14:10:08 阅读量：1次 　　参与2011年12月2日讯：凤凰网昨日转载一文揭秘：毛泽东纵子骂彭德怀“他妈的”致毛岸英被炸死。 　　文章首次披露，毛岸英的直接上司和牺牲时的现场目击者成普，1972年给中央专案组的材料中专门写了有关毛岸英牺牲细节的回忆，其中首次揭秘：在毛岸英牺牲前几天，彭德怀休息时与毛岸英下象棋闹得极不愉快——当时在志愿军总部里，能同彭总对弈的有三个人：副司令员洪学智、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主任成普和机要秘书毛岸英。 　　这天彭德怀提出下棋后，毛岸英不顾副司令员洪学智在场，抢先应战，飞快地拿来了棋盘。开战不久，当毛岸英的蓝马要吃彭总的红车时，彭总抢过了红车，说：“不行不行，不走这一步。”但“毛岸英老大不高兴：‘他妈的，老总你怎么又悔棋!’” 　　虽然一旁观阵的洪学智故意以嘻嘻哈哈缓和气氛，但彭德怀的情绪已无法挽回。事后成普借吃午饭之机，直言劝告毛岸英注意身份，首先批评毛岸英在上午的军事部署会议上，抢在副司令员洪学智之前发表意见，“苏军条例上规定，参谋长在作战决心上，只能向司令员提三次意见。而我们只是参谋，参谋的职责，不是干预首长的作战决心，而是负责提供情况。所以，我觉得你上午的发言，有点超越我们参谋人员的范围。另外，副司令都还没有讲话，你抢先发表意见，是不是有点冒失?” 　　毛岸英对此认错：“成处长，你说得很对，我开会时的行为是错误的!” 　　接着又批评毛岸英不该骂彭老总：“这个下象棋嘛，对于彭老总来说，是紧张思考后的一种娱乐，一种松弛，不应该太较真了。你看我和洪副司令，总是输给老总，不是下不过他，是让他愉快愉快。他休息好了，就更能集中精力把作战方案考虑得周密一些，我们的胜利把握就会更大。而你呢，还骂了一句‘他妈的’。” 　　网民指出，这一珍贵细节说明，毛岸英根本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小小参谋秘书，而是时刻有一种“太子监军”的优越感，所以对既是长辈又是总司令的彭德怀竟然敢于当面骂粗话”他妈的”，对于副司令员洪学智更是敢于凌驾其上，抢先发表军事意见。这般狂妄，没有毛泽东的纵容岂敢?毛泽东可能确有让毛岸英“关注”彭德怀动向的密嘱。 　　研究者认为，这细节更解释了一种可能，彭德怀确想让毛岸英的太子梦破灭——1950年11月25日美军飞机对志愿军总部的轰炸，其实中方早已得到消息，毛泽东惦念儿子，曾两次打电报让彭德怀及时转移，但彭德怀不但不转移，还拒绝进防空洞。这才造成了毛岸英被炸死——轰炸时，彭德怀被警卫员强行架入防空洞，而毛岸英还在办公室吃面条……毛泽东后来整死彭德怀，当然有对彭德怀借刀杀人的怀疑心在其中，直到1972年还让成普给中央彭德怀专案组写有关毛岸英牺牲细节，就是明证。而成普回忆的这一细节也确实表明彭德怀对骄狂太子毛岸英有气。以彭德怀大反毛泽东挑选女文工团员跳舞是组织后宫的敏感，他可能也会怀疑毛泽东派毛岸英给其当秘书意在太子监军，有此判断后的彭德怀，难免会做出与太子同归于美军飞机轰炸的过激行动，只是由于警卫员强行架其入防空洞，才让毛岸英一人死亡。说到底，是毛泽东纵子骂彭德怀“他妈的”致毛岸英被炸死。 　　《初生牛犊不怕虎：毛岸英对彭德怀说“他××”》资料来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23期。 作者：成普，原题为《毛岸英牺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