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1976年9月9日凌晨5点。毛泽东，这位长期领导中国的巨人在大约5个小时之前刚刚离开人世。 中南海，毛泽东住地会议厅。华国锋正注视江青，同坐的还有几位政治局委员。 江青正尝试将议题引向对邓小平的批判，遭到多数与会者的抵制。未得逞的江青回到了她的座位。随即，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 中国权力的核心—— 中央政治局，彻夜未眠讨论逝世领导人的讣告文稿，可见此事之重要。 执政党对逝世的政治人物作出的评价，不仅是普通的人物评定，也是执政党的一项重要政治考虑。中共中央1980年起草、影响至今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毛泽东作出评价。 那么，领导人逝世后究竟都有何评价?这其中又有何深意? 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毛泽东逝世后的评价高度至今无人超越。今天，对毛泽东最常用的评价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其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评价最具分量。这一评价在共产党人内心的分量之重，从毛泽东的话语中便可看出。 在由埃德加·斯诺执笔的《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获得“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的领导人均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本刊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又有5种不同表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大钊、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是中共90年历史上的9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9人中，前5人在中共发展或新中国的建设上长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党内的地位广受认可。 李 大钊是中共建立初期与陈独秀享有同等威望的领导人，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董必武亦是中共的创建人之一，并且是参与中共一大的12名代表之一。他的革命生涯 比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还要早：1911年，他在辛亥革命时便战斗在革命一线。1972年2月下旬，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建议由董必武出任国家代 理主席。 任弼时在上世纪40年代与毛、刘、周、朱并列，成为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之一。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影响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中亦贡献巨大。他长期抱病工作，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瞿秋白则较为特殊，对其评价在历史上反复变化。198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瞿秋白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称其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日报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10周年时发表文章亦沿用了这一评价。 除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外，陈云独自享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号。他独享的另一称号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亦可见他在当代中国历史和党内的特殊地位。 此外，叶剑英、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徐向前等人都被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富春和曾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的张闻天被称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1987年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无其他修饰词语。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 家 相比“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至高的政治荣誉，领导人逝世后获得的称号中，还有更为“写实”的一部分，即根据所从事领域工作确定的称谓。这些评定中，最为常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三种。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三种称谓前又有“伟大的”、“杰出的”等修饰语。 这其中，能够称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领导人并不多。这一名单为：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杨尚昆、王震。 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虽然并未被称为伟大的政治家与军事家，但将其称为“伟大的战略家”。他无论在政治韬略抑或军事谋略上，均为时代翘楚，这也符合人们对他的一贯印象。 兼具三个评价的还有彭德怀，具体表述为“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被毛泽东赋诗赞曰“彭大将军”，十大元帅中，彭德怀在军史上的威望仅次于朱德。而他在庐山会议上以万言书直言上谏却遭致打击，又让其在党史上得到了特殊的评价。 在享有“双栖”评价的领导人中，常见的组合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前者的代表有徐向前，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负军事与国防重任。享有这一称号的还有贺龙、陈毅、罗荣桓、罗瑞卿等人。 后者的代表有刘少奇和陈云，1949年以前，刘少奇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比在军事领域更为人熟知，陈云则长期在军队内从事政治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 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还有邓颖超和胡耀邦。作为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在妇女运动、统战工作中表现卓越。胡耀邦，是出生时间最晚的在逝世后获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称号的领导人。 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2008年逝世后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样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未被称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还有李立三、宋任穷、薄一波等。 除 了最为人熟知的“三大家”称呼之外，还有“无产阶级理论家”的称号。除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之外，前文提到的在党的理论建设方面多有论述的刘少奇也被冠以此称号。而在二人之外，这一称号的获得者则集中于建党初期，如瞿秋白、蔡和森等人，这与中国共产党发展轨迹颇为符合。 随着时间变化的评价 随着历史环境发生改变，不少领导人的评价也在发生改变。 这其中，有两类领导人去世后的官方称谓改变较大：一种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另一种则是“文革”中逝世并在后来获得平反的领导人。 前者最为典型的是陈独秀。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的结论，成为此后几十年党内历史问题的准绳。 《决议》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使用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提法，正式取代了此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陈独秀责任的定性，明确使用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提法。 这一提法直到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出版，才正式变更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去掉了“投降”二字。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用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新提法。 另一位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王明，虽然经过多年研究评价有所改变，并开始强调其在抗日问题上的贡献，但是至今官方评定仍然以两次错误路线为主。 与陈独秀命运相似的还有瞿秋白。尽管如今瞿秋白已经被认定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一过程历尽曲折，耗时长久。 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瞿秋白在1927年11月-1928年4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50年，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时赞扬他“英雄的立场”，“不愿屈服”的精神。5年后，瞿秋白迁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文革”中，瞿秋白又被定为叛徒，墓地被红卫兵破坏。直到1980年，中共中央为其恢复名誉。1985年6月18日，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5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称：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不同，也更为人熟知的是，还有一批领导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直到国内政治形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大转折之后，才被重新评价。 这其中几人都是中国当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陶铸等。 “文 革”初起时就被打倒的刘少奇，长期背负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直到1980年，平反后的他重获评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后人大多注意到“被打倒者”被平反的经过，事实上，一些领导虽未经历从被打倒到平反的过程，其官方评价亦发生明显改变。 如在1976年初逝世的周恩来，当时官方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既无“马克思主义者”称号，也不见“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与 多数人的评价轨迹相反，曾经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康生，因迫害大量干部，虽在1975年逝世时获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战士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但这些称号在1980年均被撤销，并被开除党籍，骨灰 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文革”后主持大量平反工作的就是胡耀邦。从刘少奇到瞿秋白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都曾经胡耀邦之手。胡耀邦在平反工作中表现出的果断、公正和胆识，使其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威望。 淡化了革命年代的气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领导人逝世后的评价体系正在发生改变。 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讣告发布中有一个区别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评价：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共产主义战士”这一评价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成为中央领导人逝世后的常用语。享有这一评价的既包括老一辈领导人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也包括荣毅仁、谢非等后来步入高级领导人岗位的干部。 “共产主义战士”前最常见的修饰词是“久经考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考虑到这一点，无论是从时间跨度或是面对的困难本身，用“久经考验”来形容此后的领导人都恰如其分。 2011 年逝世的刘华清，跨越了从抗日战争至今的数个不同历史时期，新旧时期的不同经历也在其身后评定上体现出来：他是最近一位逝世的兼具“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军事家”称号的领导人，同时也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与前代领导人相比，“共产主义战士”的评价与“马克思主义者”皆属政治荣誉，“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则更似“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属“职业评定”。而相比以前，这些评价显然淡化了革命年代的气息。 在2007年逝世的政治局常委黄菊身上，就显示出这种评价的全面转变。 黄菊出生于1938年，因此他并未参加过新中国建立前的战争，而是在建设年代成长起来的。他逝世后的评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与老一辈领导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等称号不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的政治荣誉现今并非主要领导人才能享有。2009年逝世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获得了同样的称号。 　 　多元的评价 邓小平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评价：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他开辟的新时代里，领导人逝世后的评价正在显现出新时期的特色，并趋于多元。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逝世后被称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更多的评价集中出现在经济领域。除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的陈云，2007年逝世的薄一波、1994年逝世的姚依林被称为“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2009年逝世的谷牧被称为“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还有一批在改革开放后逝世的老一辈领导人，亦获得了独有的称号。 参与领导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邓颖超，被称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被称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统战工作方面。 1984年逝世的曾任中共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被称为“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者”。 宋庆龄被称誉为“国之瑰宝”。除此之外，她还被称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而“爱国主义者”的称号，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高级领导人中也较为常见。 在所有人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评定，即没有评定。这其中的原因又各有不同。如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向忠发，被认为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向忠发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后变节，旋即被枪决。 曾在“文革”时期进入政治局并权倾一时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逝世后均未获任何正面的政治评价。如张春桥逝世后的官方电文中，只是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 与他们相比，林彪因其曾经的功绩而处境不同：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林彪位列其中。

统战部表态无需组新党背后 作者：胡佳恒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7 10:25:52 阅读量：146次 就在中共地方党委渐入人事调整高峰期时，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也正面临更新换代的局面——在明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也将完成换届，以便在十八大闭幕后，各自召开党派内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新一届领导层。 民主党派2012年的换届工作，一大看点就是民主党派领导层的年龄结构，是否能与中共领导人的年龄首次合拍——文革十年，令民主党派内部形成近10岁的年龄断层，加上民主党派自身的特殊门槛设置等因素，令这种年龄断层的愈合相对缓慢，其所带来的影响也一直延续下来，投射到参政议政的方方面面。 随着文革后大陆社会转型的加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新社会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程度也日渐深入，以这一群体为主要成员的民主党派，正重新赢得中共越来越多的重视。2007年换届时，出席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领导，已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格为政治局常委，外界普遍认为本届民主党派换届时，也将参照这一规格。 而这种重视，在海外观察家的视野中，却有着不同的想象空间。新华网报道称，6月29日在中央外宣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之音记者提问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张献生，大陆是否在目前已拥有八大民主党派的背景下，还能组建新的民主党派?张献生称，“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所以除了现有政党以外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张献生还回答了部分涉及到民主党派的提问。在即将大规模启动民主党派基层换届之前，就民主党派问题向海外释疑，可见统战用心。而在通观大陆目前的民主党派发展曲线之后，再回味统战部关于无需组建新的参政党的表态，或许更见滋味。 2012年龄合拍 2011开年以来，已有两位民主党派元老级人物去世。中国民主促进会(以下简称民进)创始人之一雷洁琼、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吴阶平分别高龄故去。 雷洁琼(1905年出生)与吴阶平(1917年出生)分属两代人，雷洁琼辞去民进中央主席职务是1997年，而吴阶平是在2002年离开九三学社的领导岗位。 1997正值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换届之年，同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革后第一次确立制度化、大规模集体换届的年份。在这一轮周期中，老一代民主党派领导人大部分退出工作岗位，辞职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和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分别已是85岁和86岁高龄。当时的接班人多为1949年之后接受高等教育，1980年代后加入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 5年后吴阶平卸任时，一部分1949年后出生、文革后上大学的新生力量，开始进入民主党派中央机构，但尚未成为中坚。 相比之下，同时期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领导干部则要年轻一些。他们多数为建国后出生，其中习近平(1953年出生)与李克强(1955年出生)的年龄优势备受瞩目。 2007年民主党派换届时，新生力量已势成中坚，但在年龄分层上还是比中共稍显老化。当时原九三学社中央秘书长刘荣汉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表示，2007年这届“想跟上中共还不大可能”，民主党派(在年龄上)“2012年才能和中共合拍”。 年龄不合拍，究其原因又比较复杂。首要因素是文革十年造成的党派团体的人员断档，另一个原因，也与民主党派的门槛设置有关。 长期以来，八大民主党派逐步形成自己发展党员的领域，均以知识分子为主。如民革以同原中国国民党有联系的人士为发展对象，民进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民建主要联系经济界人士，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知识人士为主，农工民主党以医药卫生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致公党以归侨侨眷为主，台盟以台湾籍人士为主。 由于主要吸纳的是知识分子群体，重质不重量，对于学历与职称的硬性要求较高，也就形成了党团群体人数较少的现状。张献生在6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中透露，改革开放初期民主党派人数是6万人，目前大陆的民主党派人数的最新数据是84万。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增长比例几乎跨越了三十年。 不过，门槛的设置，似乎与民主党派对规模扩展极度克制有关。1996年，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座谈，并经各民主党派中央共同研究，形成了一部《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认为，参政党作用大小在于成员素质，在此基础上，民主党派达成共识，每年的成员净增率以不超过5%为宜，由各民主党派中央从总体上掌握。 于是目前民主党派多数存在这样的现象——为弥补文革断档，每逢换届就要退休一批年龄偏大的老干部，往上推送一批年轻干部，但限于5%的成员发展速度，一方面可选择的年轻干部数量不多，一方面又要寻找合适人选填补老干部离职的空缺位置，这一点在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梯队建设事关实职多寡 与中共“抓支部建设”的组织传统相比，民主党派的基层人事普遍感觉“后劲不足”。民革衡阳市委机关干部陈美琼就曾撰文指，民主党派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青黄不接。 陈美琼认为，目前民主党派基层建设存在“重提拔、轻培养”的形象，不少基层组织“临渴挖井”，换届需要人才时，临时物色选拔，往往效果不好。 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鲜见。在有的基层组织中，还有“重引进、轻选拔”的倾向——临近换届或干部任用时，在政府机构中寻找掌握职务实权的无党派人士，动员其加入。这类人才引进，更像是商业机构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自身后备梯队建设出现问题。 此外，个别地方换届时还出现民主党派后备干部严重缺乏，从而产生个别干部在换届中三级跳甚至四级跳。也有一些地方出现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换届“难产”的现象，或一拖数年悬而不决;或异地“空降”调入他人担当;或经有关方面协商委派，由既是中共党员又是民主党派成员的“交叉党员”来行使民主党派领导职务。 一方面是民主党派组织工作稍显落后。另一方面，政府承诺给非中共党派人士更多的政府实职，如上一轮换届之后，民主党派人士万钢、无党派人士陈竺“入阁”出任部级高官，就被认为是政府释放出的积极信号。此后地方上对于党外人士的职务安排，也纷纷敲定时间表与具体指标。2009年底，44岁的民革浙江省委会副主委吴晶履新省侨联主席，成为浙江第一个正厅级实职女干部。 吸纳更多非中共党派人士进入政府，其推动力量之一，来自于中国政府在2009年向外界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该计划明确宣布将“适当提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部门实职、尤其是担任正职干部的比例”。此外，早前发布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也出现了“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表态。 政府正在兑现承诺，而实职、正职能不能接住，也将会考研本次换届后，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党派干部。 一般认为，民主党派干部与中共干部的最大区分，在于民主党派干部拥有程度更复杂的文化知识结构，而中共干部的优势在于，一直在完整的科层选拨与梯队体系中成长。 所以在基层组织当中，民主党派干部积累政治经验的主要途径，一是挂职，二是调研，三是座谈，缺乏实际政治的操作经验。由此会出现许多相似的仕途路径——被安排到一个并不能胜任的位置。甚至会有地方统战部门提出安排职务，基层民主党派组织送不出合适人选的个案。这些因素融汇之后，很容易令对大陆政治生态缺乏了解的海外观察家，产生中共压制民主党派的刻板印象。 要改善这一系列的缺陷，接住政府实职，民主党派自身的梯队建设，就被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实际上，自2007年换届以来，民主党派之间的竞争，也已经从争政协提案的数量与质量，上升到现在互相比较各自党派人士出任实职的人数。 2010年以来，各级统战部门围绕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开展调研并形成汇总报告，获得中共高度关注。据大陆《瞭望》杂志报道称，近期来自高层的要求之一，全面推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确保统一战线持续健康发展。 可以预见，花大力气理顺人事，规范组织工作，将是此次换届的题中之义。《瞭望》报道说，此次换届将首次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成员中落实任期制。而目前省级组织领导班子到龄退出和任满两届的调整比例将高达43.7%，有的甚至超过50%。 虽然这已经不是民主党派换届的第一次“大进大出”，但随着任期制的落实，民主党派的组织工作从上到下都形成常态系统之后，其参政议政的能力与水平，或许更值得期待。

建党90年面面观 作者：于勤,静之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7-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6 4:04:45 阅读量：1040次 《国家政治发展简报》2011年 第13 期（总第19期） 第一部分 ； 点击 这里 下载全文。 编者按： 为庆祝中共建党 90 周年，全国各地的宣传层出不穷，弹指一挥间，这 90 年中国确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近年中国的迅速崛起——已跃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民情、国情，以至党情都与过往不同，中共必须在中国发展上有一个清晰定位，才能保持、巩固作为唯一执政党的地位。其中有一个说法值得关注：“中国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共产党。”从解放初期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现在的“中国的未来发展离不开共产党”，中共如何迎接新挑战呢？从建党 90 周年中，各方面反映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可以一窥端倪……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圣哲，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进步，也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 科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国家要真正强大起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科技，有众多高水平人才，这是国家发展的力量所在、后劲所在。没有科技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发展；科技发展的未来，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一、准确把握科技发展的新形势 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主创新为战略基点的科技发展指导方针，全面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在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领域取得一批重大成果，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具有代表性的有：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高速铁路、实验快堆、铁基超导、超级杂交水稻、基因测序等。“天河1号”高性能计算机研制成功，每秒运算速度超过1000万亿次，使我国大型计算机技术进入世界领先行列；TD—SCDMA无线通信标准研制成功，成为以我国知识产权为主的第三代无线通信国际标准；“龙芯”系列高性能处理器研制成功，实现了高性能处理器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跨越；自主研发的65纳米12英寸刻蚀机正式装备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微电子加工制造业有了一个较大飞跃；在量子通信这个通信技术尖端领域，我国建成了世界首个全通型量子通信网；3000米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研制成功，为深海探测和开发深海能源提供了保证；2009年我国科学家首次利用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成功培育存活并具有繁殖能力的小鼠，使我国在干细胞研究领域进入世界前沿；等等。这些创新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积极影响。 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些突出成就，应当充分肯定，这其中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心血和奉献。这也说明，我国科技具备了较强的实力，为加快科技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综观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形势，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一，加快科技发展，是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并赢得主动的迫切要求。我国虽然已成为科技大国，但还不是科技强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科技发展还不能很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总体上看，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技术水平偏低，基础和前沿研究比较薄弱，科技体制同经济和科技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发展一直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西方国家限制对我国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的政策没有改变，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越来越突出。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快推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瞄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制高点，冲破外部封锁，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二，加快科技发展，是抢抓机遇，实现经济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战略任务。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物质科学、能源资源科技、信息科技、材料科技、生命科学与生物科技、生态环保科技、海洋与空天科技等领域，都酝酿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并将深化我们对人类自身和宇宙自然的认识，提升人们的科学理性，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改变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面貌，催生以知识文明为特征的新型人类文明。 新科技革命将依赖人类现代化进程和国际竞争的强大需求拉动，也必将与新兴产业发展更加紧密融合、互相推动促进。全球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对我国来说，这既是重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催化剂。我们注意到，西方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都在对本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行新的部署，开始了新一轮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科技发展不平衡远远大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幅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把争夺科学技术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科技创新的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 近年来，特别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们制定实施了一整套支持加快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增加科技投入，中央财政五年共投入6197亿元，年均增长22.7%。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制定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包括大范围实施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十二五”期间，我们还要继续加大投入，力争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1.75%提高到2.2%。我们之所以这样做，重要的考虑就是要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 第三，加快科技发展，是贯彻实施“十二五”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今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完成预期的目标任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关键要看一些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能否消除或缓解，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不仅关系五年的发展，也关系今后长期发展。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从根本上讲，一要靠改革开放，二要靠科技进步。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根本动力。“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如何破解当前发展难题，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寄希望于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更大贡献。 二、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在加大，特别是耕地、淡水、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强化。近10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净增739万人，人口数量在增长，耕地面积在下降，人地矛盾突出。我国是一个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人均2100立方米，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衡。北方黄淮海地区人口、经济总量、粮食生产都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但人均淡水资源仅400多立方米，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即使南方，季节性缺水问题也十分突出。从1993年开始，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10年进口2.4亿吨，进口依存度达55%。2010年原煤产量32.4亿吨，消费量接近34亿吨，煤炭净进口1.4亿吨，已由煤炭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劳动力资源也出现结构性短缺。我们一方面面临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压力，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的压力。总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土地、劳动力投入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已成为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世界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仅使不到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但资源和生态却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13亿人口的现代化，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大变革大事件，必将为世界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和动力。但是沿袭传统发展模式，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贯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确保取得实质性进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未来五年，我们必须紧紧依靠科技进步，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形成少投入、多产出、少排放、多利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我国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轨道。如果未来五年这方面没有大的突破，以后的路走起来将会十分艰难。我们既要为当代人负责，也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要为人类探索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做出贡献，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科技工作要紧紧把握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为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并不断引领未来的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这些重大专项，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作用，对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具有战略性、标志性意义。实施这些重大专项，有利于我们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机遇，促进重点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启动实施以来，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对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凝练主攻方向，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加大核心电子器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宽带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生物育种、新药创制等重大战略性产品研发力度。加快建设大型油气田、大型核电、水污染治理等一批对产业发展整体带动性强、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国家示范工程。同时，还要紧紧把握世界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着眼于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的制高点，对重大专项进行必要的调整。 二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 经过认真研究论证，国务院去年对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出了明确部署：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这是我们立足国情和科技、产业基础，又紧紧把握世界经济科技发展趋势作出的抉择。旨在抢抓机遇，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至关重要的是加强科技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决定产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只有科技创新占据制高点，产业发展才能占据制高点。这一点关系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败。 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的。从这点看机遇是抓住了。但是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比较突出。一是无序发展，一些地方热衷于铺摊子，重复投入、重复建设；二是缺乏核心技术，许多领域还处于起步和跟踪模仿外国技术阶段；三是条块分割，科技资源分散，产学研脱节。具体到一些领域或产品，技术路线、发展方向还不十分清楚。例如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是什么，现在重点发展的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是不是最终产品，并不十分明确。混合动力车现在有了一些进展，但技术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电动车开发刚刚起步，总体上还处于初级探索和跟踪外国技术阶段，主要设备和材料都依靠进口。发展新能源汽车下一步要集中解决哪些问题，包括技术路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投入问题、政策支持问题，必须尽快明确下来。再如推进三网融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密切相关，当前还存在许多技术上的挑战，需要在网络结构、网络核心设备、网络接入设备、网络带宽、网络终端和业务方面加强自主创新，发展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每一个领域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必须选择好方向和技术路线，第二要提高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的协同和集成能力，对具有战略方向性关键共性技术，要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正是这一点上，暴露出我国体制上的一些突出问题，各部门、各行业往往不能在国家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体制问题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大障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理清思路，明确方向，合理布局，加强政策引导，增加政府投入，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尽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抓出成效，在这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总体技术水平比较低。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传统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大问题。千万不要以为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就可以忽视传统产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无论是扩大就业还是改善人民生活，都不能没有传统产业，而是要大力提升传统产业。即使实现了现代化，像我们这样生产力水平多层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人口大国，也不能没有传统产业。 传统产业必须与科技紧密结合才有出路。特别是前沿技术的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传统产业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展示了光明前景。改造传统产业要与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结合起来。从趋势上看，传统产业与新兴科技的融合正在不断加深，若干年后许多领域将难分彼此。我们必须紧紧把握这一趋势，注重利用新兴科技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二者融合发展。例如在能源方面，我国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另一方面也要在化石能源清洁利用、提高能效、降低能耗方面大力开展新技术研发，这方面潜力很大，也是当前的迫切需要。在制造业方面，我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强国。“中国制造”总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提高制造业水平，必须依靠科技，在新材料、新工艺、关键核心技术和技术集成等方面取得突破。还有农业，我国有13亿人口要吃饭，土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始终是最大的隐忧。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依靠高科技改造传统农业。农业的许多领域都与前沿科技联系密切。如良种培育技术、转基因技术等。2008—2010年，我国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培育和产业化全面推进，新培育36个抗虫棉品种，累计推广1.67亿亩，实现效益160亿元，国产抗虫棉市场份额达到93%，彻底打破了国外抗虫棉的垄断地位。这是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新型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水稻、转基因玉米也已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新型抗虫、抗除草剂、抗旱转基因作物以及抗病、品质改良转基因动物研究进展加快。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一直为社会广泛关注。我国这方面管理十分严格，在转基因生物安全、安全评价、转基因生物标识、转基因生物加工、转基因生物进口、转基因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等方面，有一整套安全管理的法规体系。总之，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是我们走向现代化强国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这方面，还要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做出贡献。 三、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 基础和前沿研究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以至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当代基础和前沿研究，其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学科分化与交融并进，先导性更加显著，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更加密切。20世纪以来，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几乎毫无例外地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紧密相关。例如，量子论和相对论促成了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和核技术的发展；DNA作为遗传信息载体及其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奠定了遗传工程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当代技术革命的成果主要来自基础研究的开拓。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0%以上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每一项新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就没有根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花钱可以买来产品，但买不来核心技术，高技术含量的设备也买不来。原始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基础和前沿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和参与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到改革开放后对科技发展进行前瞻性部署，实施“863”、“973”等科技发展计划，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再到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对一系列领域进行了超前部署，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从1986年开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研究。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一直在快速增加。基金设立之初为8000万元，2006年为36.2亿元，2010年增加到103.7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加30%以上。 但总体上看，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表现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基本上处于前沿跟踪水平，真正由我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很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薄弱，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基础与战略前沿研究积累不够、能力不强的问题逐步显现，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成为制约我国长远发展的新瓶颈。 对基础和前沿研究，必须进一步予以重视和加强，同时要从国情国力出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要着眼于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紧紧把握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研究方向，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对国家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影响的关键领域，有效组织力量开展攻关，力争在科学上取得原创性突破。近年来国际上在基础和前沿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展示了一些新前景。例如，在物质科学领域，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探索，很可能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对量子调控的研究和突破，可能引发信息、能源、材料等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在生命科学领域，对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探索，开辟了合成生物学这一新领域，打开了从非生命化学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可能引发人类健康、生物经济和资源环境领域的产业革命，等等。在原有部署基础上，我们还要重点加强哪些领域、怎么调整部署，应尽快根据新情况组织论证，进一步明确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二要加大对基础和前沿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和前沿研究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基础与前沿研究具有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的特点，需要长期潜心研究、持续攻关。国家财政要对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三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和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潜心研究的优秀人才和团队，提高我国基础和前沿研究能力。四要改革评价体系，为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并通过稳定支持，提高他们的收入，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四、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要更好发展，更好地承担起支撑和引领中国发展的使命，必须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当前的突出问题：一是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由于管理体制和评价导向的原因，许多科技人员还只求论文、样品，目的是评职称、晋级。二是宏观科技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不合理，造成体制分割，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科技资源短缺与闲置浪费并存，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由于部门之间在科技决策上协调不够，造成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难以在国家整体目标上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削弱了国家科技组织动员能力和协同集成能力，在一些战略方向性和关键共性领域，往往不能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三是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不少研究领域，中青年科研人员特别是处在研究工作一线的高水平人才难以脱颖而出。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要紧紧抓住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对我国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以及科技系统组织结构、科技人员人事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系统推进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科技资源的基础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一，加快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新技术发展创新最为敏感。只有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也才能有效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要鼓励企业合作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政府从政策和投入上给予支持。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和公共科技成果要向企业开放。以应用为目标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的机制。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国家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发挥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加快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一要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厘清政府和企业、市场的职能分工。要把政府职能重点放到制定规划和政策、创造良好环境上来。政府财政投入要重点支持基础与前沿研究、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和事关民生的公益性科技研究，引导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二要建立科技决策、执行、评价相对分开、互相监督的运行机制。完善科技决策体制机制，特别要完善国家科技发展宏观决策体制机制，完善科技决策专家咨询制度，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将国家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化为科技研究创新目标的机制。科技管理职能部门之间要建立决策协调机制，避免多头管理、分散投入。战略规划、政策制定与实施职能要适当分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重大决策科学民主评议制度。建立跨部门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强对科技部门、科技计划、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估和监督。三要加快建立科研设施和科研信息社会共享机制。国家投资建设的科研设施，不管建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还是国有企业，都要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社会开放。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自有科研设施，也要以合理收费等方式向社会开放，为社会分享。加快建立国家科研信息开放和共享机制。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获得的科技信息资料，能公开的要尽量向社会公众开放，实现共享，提高科技信息、数据的利用效率，避免重复研究，从而提高国家和全社会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这也有利于广大科研人员互相汲取和借鉴科研活动经验教训，有利于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更高成就。国家科技投入产生的大量科技信息和数据，目前基本处于分散、搁置、甚至流失状态，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据我了解，欧美等国家都有系统的科技报告制度，把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产生的资料，包括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中间数据以至经验教训，尽可能向公众开放共享。例如美国现有的国防部AD报告、商务部PB报告、航空航天局NASA报告和能源部DOE报告四大体系每年公开科技报告60多万份。美国航空航天局向社会公开的科技报告累计已达93万份，每月公众点击超过2.3万次。钱学森等多位科学家从60年代起就呼吁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科技报告体系，但迄今进展并不顺利。 科研经费部门管理，科研活动分割封闭，也是滋生经费管理和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科研经费管理、使用和考核，存在不少问题，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 第三，继续推进科研机构改革。科研机构改革已经进行多年，取得了很大成绩。实践证明，科研机构改革，特别是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类科研机构转企改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创新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要继续深化应用技术类科研机构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其能更好地面向市场、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自主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对于关键共性技术开发，政府要加强规划引导，并在投入上给予支持。从事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的科研机构，要加快建立现代院所制度，国家对这类科研机构要给予相对稳定的支持。要切实解决科研机构行政化的倾向。推进科研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以科研项目为载体的聘任制，实行按需设岗、按岗聘用、竞争择优、有序流动的管理办法，使广大科技人员充分发挥作用，促进科技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五、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大批优秀的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专业人才，更需要数以亿计掌握一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高科技素养的劳动者。 更为重要的是，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科学普及的民族，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我真诚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仅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贡献，也要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工作。科学普及工作不仅是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对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古往今来，许多先贤圣哲，为了追求真理、捍卫真理，不惜献出生命。没有这种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的发展进步，也没有社会的发展进步。科学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才使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科学精神，也已成为时代的文化精神。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一方面，我们要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要以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并为我所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在世界前列，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最重要的是加快发展教育，提高全体人民受教育水平。全面开展科学普及工作，这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于2006年制定实施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五年来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增加了一倍。科普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善，科技类博物馆达到 582座，其中“十一五”期间新建成开放的155座，从新建馆的绝对数和增长幅度来看，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但总的看，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科学普及工作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 要继续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以农民和青少年为重点，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城市社区全面加强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国家科普能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合理布局并加快科普场馆等设施建设，加强管理，提高运营质量。有效组织动员全社会的科普资源，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要大力繁荣科普创作，扶持原创性科普作品。鼓励著名科学家及其他专家学者参与科普创作，努力建设一支专家学者和专业科普人员相结合的科普作品创作队伍。 在普遍提高全民基本科学素养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国际竞争最根本的就是人才竞争。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量培养造就德才兼备、具有创新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并根据需要面向世界广纳人才。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要创造更好条件吸引他们回国工作。要努力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社会环境。在科技领域，大力营造敢为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氛围。健全知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坚定不移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温家宝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节选。)

这样的大学谁还敢上 作者：邵建 来源：南方网 来源日期：2011-7-16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6 9:05:25 阅读量：1116次 看了前天南都报道《学校追查网上不当留言　引发学生精神病》，身为教师，无法沉默。2006年12月，北京物资学院一位行将毕业的学生，因为在校园网上的两处不当留言，遭遇学校调查，最后不但没毕业，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 那两条“不当留言”到底是什么，本来应当是报道的文眼，但却没有报道给我们。出于我能理解的原因，我不追究;但我却要追问，什么叫“不当留言”，这“不当”难道是由校方定义?如果该校主事还晓得宪法第35条，发布留言不但是该生的言论权利，也是他的政治权利，校方是否有像警方那样拿学生当案子做的权力? 既然看不到言论，所谓不当，充其量是个人认知问题。学生年轻，容或有校方所认为的不当，但又是多大事，需要校方把他当刑事嫌疑人来整?该生在校外租房，当天，他听到敲门声，打开门，进来三个人，“他们说：你这出事了，和留言有关。”然后电脑被打开，其中一位鼓捣了几下，说：就是这台电脑。我不知道，留言和出事有什么关系，学生莫非是学校的监控对象?更何况校方又有什么权力在未获学生许可时，擅自打开其电脑?这是对私人物件的搜查行为，仅在这一点上，校方已经在滥用自己的权力。 该生的不幸自此开始，“他们对我说，这事说大也大，说小呢——— —— 说小也大。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教育的灵魂是自由。这自由就包括学生的言论自由，同时也包括学生发表即使在校方看来是“错误言论”的自由。这本来是从业教育的常识，可是，该校作为高校，却拿这样的语言胁迫学生。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实在不配从事教育，同样，每一个从事教育的人都应当以此为耻。 把学生的言论当案件来追究，这是北京物资学院的做法，他们称之为“教育”。那么，他们又是如何教育的呢?不止一次，“他们让我写个东西，交代整个事情来龙去脉。告诉我，说不清楚的话，可以把我移交公安机关。”“如果不如实交代，将无法正常毕业。”“你这事情不让参加考试也正常。”另外，校方“让他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周末不许回家，保证随叫随到。”如此教育!动辄“交代”，很有当年“坦白从宽”的味道啊，你还拿学生当学生吗?学校不仅应当教育学生，同时还有责任保护学生，尤其是当学生面对外来压力时。可是这个学校却主动把自己的学生当做整治对象，而且是往绝处整。不给学生毕业，要把学生送交公安机关，这对一个年轻的学子意味着什么?他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又有什么奇怪! 请注意，该校以教育的名义在侵权。不但事发时擅自打开学生电脑是侵权，而且和该生谈话时，未征得学生同意而对其录像也是侵权(当时，“屋里坐了四个人，逼着我必须说，有人录像”——— 难道是在审讯)。另外，它还严重侵害了该生的人身自由：校方有什么权力要求学生全天开机，又有什么权力禁止学生周末回家，还要求随叫随到?这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特有的权力，学校不可能被授予有这样的权力。但是，它很熟练地这样做了，而且毫不自觉其行为的严重性。两相比较，北京物资学院对这位学生同时也是国家公民的权利侵犯，其危害远远大于那两条我们不知道的神秘留言。道理很明白，那两条言论即使拿出来，在宪法层面不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必然受其保障;但，校方对该生的所作所为，已经明显违反国家宪法第35条和37条。权力违宪，害莫大焉。 学校本来是教育人的地方，结果成了迫害人的场所，这样的大学，谁还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