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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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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截图

2022年7月26日,一段名为《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在Bilibili冲至热播榜第一,并在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为首的官媒的力捧下引起全网热议。视频发布一周后,其在Bilibili的播放量累计近4000万次。该片内容为以画外音讲述作者“二舅”充满曲折但积极乐观的一生。但该片同样引发大量批评,被指“歌颂苦难”和存在明显的造假。

官媒力捧

央视网为该视频制作的海报
Bilibili显示《二舅》的第一作者是新华社官方账号。

7月26日,人民日报微博在其 #你好,明天 话题中称:

“近日,一则记录二舅艰难而饱满人生的视频,引发热议。面对命运冷峻的玩笑,二舅没有躺倒。不是苦难成就了二舅,而是他挫败了苦难,隐忍、坚韧且有热忱,一手绝活撑持家庭,也撑起生命尊严。这是一个人的生存史,也是一个群体的心灵史,选择了庄重自强也就选择了丰润豁亮的生活。”[1]

回味一番,令岛叔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二舅一瘸一拐依然向前走的背影,最戳中人心的是他最最朴素的坚韧与善良。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自强与强悍,令人心生敬意。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品质?

许多网友说自己被治愈了。正如up主自述一样,“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或许这也是作者认为自己的“精神内耗”被治愈了的原因。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同日撰文称赞:

回味一番,令岛叔印象最深刻的画面是二舅一瘸一拐依然向前走的背影,最戳中人心的是他最最朴素的坚韧与善良。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的自强与强悍,令人心生敬意。这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品质?

许多网友说自己被治愈了。正如up主自述一样,“四肢健全,上过大学,又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理应度过一个比二舅更为饱满的人生”。或许这也是作者认为自己的“精神内耗”被治愈了的原因。[2]

央视网在当日也投放了类似的宣传。而Bilibili显示该视频的创作者为新华社。2天后新华社发布对作者的专访。随后大量媒体和官方账号跟随央媒的“正能量”定调发布了追捧文章。

歌颂苦难

微信公众号“行走的哈姆雷特”在《二舅叙事本质是苦难美学》写道:

这个叙事遮蔽了生产苦难的社会环境,仅仅凸出了人克服苦难的豁达。这是标准化的苦难美学。

要知道社会上还有太多懦弱的二舅们,比如在上海疫情后许多盲人按摩店店员,无法再次营业,基本生存问题不能解决。残疾人问题,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鲜有媒体主动关注,更无大的政策动向。

注意二舅的残疾,是庸医打针打坏的,那这位庸医有无付出代价,这是一个明确的法律问题。而在作者的叙事中,成了岁月无情的玩笑一笔带过。看似二舅哭,其实是在悲剧外表内裹着密糖,苦难是噱头,积极弘扬正能量才是真正的表达。

还要注意一个残疾人常年照顾另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老人还曾经想过上吊,作者在这里依然是云淡风轻的描述着,拿自杀调观赏者胃口,反衬二舅的人格。这里的疑问是空心化农村的养老情况恶化。

没有一句对社会的批判,只有任劳任怨的民众。[3]

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在文章《“二舅”的鸡汤滋润了观众心灵,却遮蔽了历史的苦难》中描述《二舅》视频的历史背景: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二舅”的个人史,它讲述了“二舅”人生中的种种悲惨际遇,因此引发了很多农村出生观众的共情——但是,拍摄者却刻意抽空了历史背景。

虽然片子中“二舅”的年龄不够准确,但大致可以推算出,“二舅”出生于1956-1959年之间。无论是这四年中的哪一年出生,“二舅”都要经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

根据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二卷下册563页披露:“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都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注意,这只是1960年一年的数据。

如果“二舅”是河北人(网上披露),那么,他或许受益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家口视为第一书记胡开明。胡开明1959年12月11日就任张家口市第一书记。此前,由于高指标和虚报浮夸带来了高征购,农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张家口市每月饿死1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哮喘病人——他们既需要粮食,也需要大烟土。胡开明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向哮喘病人同时发放大烟土和粮食。此外,胡开明还发动张家口民众采集野生杂物。此外,胡开明还通过省委领导像毛泽东请示,杀掉过不了冬的老牛和瘦羊救荒,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4]

而微信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的文章评价官方将苦难用于宣传的道德争议:

按照最朴素的经验,一个叙述「苦难」的故事至少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承受苦难的客体、陈述苦难的主体(不排除主体和客体是同一人)、苦难的具体内容、产生苦难的原因。如果可以,还应该有去除苦难的实践或设想。这些要求,正如上文所说,是「二舅」的故事所没有完整呈现的。

但我们不难发现,「二舅」视频的制作策略和扶贫公益广告、社会公益项目宣传片的制作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这一视频作为新媒体内容的标杆引爆全网,它的内核和叙述方式其实在传统媒体年代的就已有模板。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动员,这类节目必须调度话语主体,使其真实、煽情,能够吸引社会关注;另一方面,又必须通过「正确归因」,让人们产生同情而非愤怒,产生慈善行动而不是怨恨和不满。

……

苦难并不能得到均等呈现,只有那些符合传播标准和要求的苦难才能从私域进入公众视野。「二舅」视频最大的问题不在其故事不够完备,而是作者精心设计或者歪打正着的各种不足,让视频符合了传播标准,恰好在红线范围内,可以被其收编。正如扶贫节目中的社会正能量刚好满足了人们对于行善务必进行道德甄别的心理需要,使「正确」的苦难言说与传统文化的道德区分达成了高度一致,令宣传话语与民间的道德话语实现了无缝对接一般。这样看来,「二舅」的故事只不过是遵循了这一传统而已。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经常能看到,来自城市的观众会因为被选出的「典型案例」中透露出的人性善良而感动落泪,会惊讶于他们的坚韧和顽强,或者真的能让自己有继续行动的动力。或许,他们还会产生从事公益,或者至少提供捐赠的想法,为将来的善举埋下种子。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基于上述选择逻辑,观众往往会对苦难「仰视」,又对受苦之人「俯视」。同时,造就仰视、赞美和自强不息的神圣景观的原因显得十分神圣,更进一步的反思也就这样被阻止了。[5]

被揭造假

网民调侃《二舅》


作者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