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并且安之若素。但是，拍摄者作为1990年出生的大学生，并且教过历史，却仅仅停留于“鼓励”，却显示出思考的缺陷和不足。本片可以作为可口的心灵鸡汤，却无法转化为改变现状，制止酿就普遍性悲剧的力量。拍摄者可以借“二舅”来收割流量，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被周劼这样的人压制和欺凌。拍摄者讲述二舅，以抽空历史背景的方式精心选择素材，来提供 “正能量”；用一种历经沧桑的豁达，通过“比苦”来消解现实中的问题，实际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和解——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作为一个在湖北农村出生长大，有着近30年农村生活经验之后北漂的人，第一次观看“二舅”时，它很容易引发了我的情感共鸣；第二次观看时，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第三次观看时，则是感到了拍摄者的做作和刻意。
一定程度上，“二舅”具有中国人身上的良好品质：勤劳、坚韧，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强不息；另一方面，纪录片的拍摄者采取的叙事方式和叙述策略，让众多中国人历经的苦难被遮蔽——尽管拍摄者是教历史的，但此片并没有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而只是沦为一锅抚慰人心的心灵鸡汤。
“二舅”身上，体现了平凡人的伟大
首先我必须承认，这部片子确实有打动我的地方。
一个因为医疗故障而身陷残疾的聪颖少年，无师自通学会了木匠手艺，养活自己，帮助家人，资助养女买房，后来还学会了各种其他的技艺，帮助村里人维修各种机器，六十多岁还照顾88岁的母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二舅”在道德和伦理上都无可挑剔，并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另一方面，“二舅总有办法”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强面对自己遭遇的难题，并且逐一解决。大集体时代，他通过做木工养活自己，两个妹妹出嫁，他用一双巧手做出在但是看来是“豪华”的家具，为妹妹争得了体面。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种种不公平。这意味着，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会出现类似“二舅”这样的人。无疑，“二舅”这样道德伦理高尚，品格高贵的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年代都值得人们敬佩。
而他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生活的勇气，永远会鼓舞那些处于困境或平凡生活中的人们。“二舅”能够刷屏，能够治愈拍摄者的精神内耗，原因也正在这里。
二舅究竟哪一年出生？
目前，已经有多名观众通过片子的细节来质疑真假。看过片子之后，我愿意相信，片子中的内容大致真实。在农村，类似“二舅”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但是，作者说片子里“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却有点异议——至少，在二舅的年龄上，片子中两处的说法就自相矛盾。
片子里面先说，66岁的二舅拉着88岁的姥姥干木工活，即便这是今年的事，按照今年66岁计算，二舅应该出生于1956年；但片子的另一处又说，1977年恢复高考，二舅正好十八九岁，那么，二舅应该出生于1959年或1958年。
我指出这一破绽之后有人回应说，有的地方虚岁是比实际年龄大两岁。我姑且接受这一解释，但是，在同一部片子或同一部作品中，要么就是统一使用虚岁，要么就是统一使用实岁，如果虚岁和实岁都使用，则必须交代清楚。
但是，这部片子并没有交代。
作为一个长期做过记者的创作者，我愿意把年龄上的自相矛盾理解为拍摄者的不严谨，这一点小瑕疵不影响片子的真实性——但是，它和我将要说到的历史相关。
被抽空的历史背景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二舅”的个人史，它讲述了“二舅”人生中的种种悲惨际遇，因此引发了很多农村出生观众的共情——但是，拍摄者却刻意抽空了历史背景。
虽然片子中“二舅”的年龄不够准确，但大致可以推算出，“二舅”出生于1956-1959年之间。无论是这四年中的哪一年出生，“二舅”都要经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
根据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二卷下册563页披露：“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都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注意，这只是1960年一年的数据。
如果“二舅”是河北人（网上披露），那么，他或许受益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家口视为第一书记胡开明。胡开明1959年12月11日就任张家口市第一书记。此前，由于高指标和虚报浮夸带来了高征购，农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张家口市每月饿死1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哮喘病人——他们既需要粮食，也需要大烟土。胡开明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向哮喘病人同时发放大烟土和粮食。此外，胡开明还发动张家口民众采集野生杂物。此外，胡开明还通过省委领导像毛泽东请示，杀掉过不了冬的老牛和瘦羊救荒，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胡开明还向省委请命增加农民口粮。因为1961年1月宣化市非常死亡达1891人，河北省委做出决定，全省范围内，将每人每日4两口粮增加到6两。（以上资料来自《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作者晓凌、柳铮）
不管“二舅”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必定会和姥姥、大舅一起挨过饿。如果他是河北人，就受益于胡开明。他能够在大饥荒中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
另外，有许多运动，在“二舅”生活的年代都必须经历。《中华人民共和编年史》（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人民出版社）显示，1962年，包产到户责任制再次受到压制；1963年，农村“四清”，1964年，农业学大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期间，教育秩序混乱。在1977年之前，推行的是工农兵上大学，而不是看成绩。在此期间，生源的文化水平极低，大学教育的效果也极差。而被推荐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往往是干部子弟或关系户。 “二舅”出生于1956-1959年之间，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
除此之外，“二舅”成长、生活的年代还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剪刀差”。
所谓“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通俗点说，就是国家为了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却把工业品极高的价格卖给农民，通过剥夺农民来发展工业。
在“二舅”成长的年代，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因为制度性因素，而不是农民自身造成。八九是年代，沉重的农业税和附加费曾经让农民不堪重负（即三农问题）。直到新世纪以后，国家才开始反哺农民。
我八十几岁的岳母（大概和片子中的姥姥同龄），现在住在湖北云梦县城四儿子给她购买的住房里十几年了。因为以往的生活过于艰难，在她生命中留下的创伤过于巨大，每次妻子回家，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从前的苦难经历，无法从记忆中走出。
我的岳父年近九旬，以前是公办教师，大饥荒时为了养活家人而回家务农，到现在还能背诵论语，他也曾数次对我讲到大集体时代生活生存的艰难。
我的父亲**1949**年出生，生前曾对孙子回忆，大饥荒时自己饿疯了，十多岁的他拿起斧头追着要砍母亲，我的小脚婆婆（奶奶）吓得飞跑，围着屋子跑了三圈。随后，我父亲扔掉了斧头，母子俩抱头痛哭。后来我家日子过好了，他只吃肉鱼，不吃米饭和蔬菜，明知道这样不健康也不改。有时，他喝下几杯白酒，就眼泪汪汪的对孙子说，“我以前苦啊！”
我的母亲1948年年底出生，比父亲大几个月。大饥荒刚过去，短视的外公发现农村先好转，硬是把户口从武汉迁回了云梦县的农村老家。从此，母亲就堕入了艰苦的农村生活。她现在住在合肥大妹家。大妹告诉我们，她回忆最多的就是自己年轻时在大集体时代吃过的苦。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到：“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方方曾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一座山。”无论是我的岳父岳母，还是父亲母亲，他们的经历都并非个案，而是两代中国农民的普遍经历。可以说，时代的灰尘，落在了所有的那几代农民身上，少有幸免。“二舅”比他们年纪小一截，但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重叠和共时。但是，这个片子抽空了这些巨大的历史背景，让“巨大的寒冷”消失无踪。
苦难不值得赞美，它不应该成为鸡汤
十几年前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起初，书中对贫困者的心理描写，以及陀翁的悲悯，东正教的救赎意识对我的心灵形成了强烈震撼。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部小说中，将“受苦”作为解决精神困境和内心冲突的方法，却是一种受虐狂的表现。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受苦，都只能磨灭自己意志和欲望，消耗自己身体而无助于解决生活中的任何现实问题——你受了再多的苦，也不能根除现实中那些造成很多普通人悲惨命运的因素，也不能让你的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辙。
每个观众或许都会尊敬“二舅”身上历经磨难而庄敬自强的坚韧。但不可否认，当制度、政治、社会等因素所施加的压力作用于“二舅”身上时，“二舅”的态度是“逆来顺受，顺来顺受”，“二舅总有办法”只是运用自己的智力和技能，在压力下艰难腾挪。和众多的同龄人一样，“二舅”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帮助了家人和村里人，但他一生也只是卑微而艰难地活着，如此而已。
苦难和苦难之间，或许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苦难就是苦难，而不是鸡汤。尽管我岳父岳母、父亲母亲的生活经历，会激励我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实现父母没有实现的心愿，但是，他们经历的苦难，我永远不会想到自己要再度经历；我也不认为我和弟弟基本实现我父亲的心愿，是父母苦难经历所激励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几率，比大集体时代要高。
我相信，拍摄者说“回村三天，二舅暂时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是可能的。但是，自己的问题终须自己解决。内卷、996、经济下滑等等现实问题，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终究需要改革或者所有人的争取才能逐步改变。在这一点上，“二舅”无助于现实中的人们，恰恰相反，积极的介入才能促成现实的根本改变，避免自己和后代重新遭遇“二舅”的命运。
“二舅”从沉默的大多数，被拍摄者的展示而成为“网红”，由此引发了许多争论。观众不需要二叔扮演申诉者和抗议者的角色，但是，将苦难转化为心灵鸡汤，却显示拍摄者（也是代言人）的幼稚和功利。拍摄者的言说配不上数十年里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也配不上“二舅”所经历岁月。与过去几十年沉痛的中国历史相比，这个片子显得肤浅而轻佻。
对苦难的耐受力越强，就越会阻碍人们改变现实
黄炎培生前曾经对黄万里说，在古代，只有统治者对不起人民，从来没有人民对不起统治者。翻一翻二十四史就不难看到，在历朝历代，即便是和平年代，底层的农民也一直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大多数时候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如果遇上朝代更替或者战争叛乱，更是会沦为任人宰割的牺牲。
长期以来的君主制压迫，几千年以来深重的苦难，使得中国人对于苦难有了超强的耐受力，但凡生活有所改善，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并有机会积累财富，或者有机会阶层上升，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然而，对苦难超强的耐受力，恰恰会阻碍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拖延根本性的变革。当人们忍受着过于巨大和深重的苦难之时，一点点改善可能就会使很多人满足，继而不思进取。实际上，他们本可以追求更多的改变，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免于遭受以前的痛苦和艰辛。
但是，“二舅”不能给予这些。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二舅”愤怒起来，也无须为“二舅”讨回公道。但是，所有民众都有权利追问周劼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权势和财富的来源，“二舅”的不幸，拍摄者自己的“精神内耗”，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岁月静好所致。而“二舅”一生的际遇，让人很容易想起王夫之的名言，“其上者申韩，其下必佛老。”
“二舅”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并且安之若素。但是，拍摄者作为1990年出生的大学生，并且教过历史，却仅仅停留于“鼓励”，却显示出思考的缺陷和不足。本篇可以作为可口的心灵鸡汤，却无法转化为改变现状，制止酿就普遍性悲剧的力量。拍摄者可以借“二舅”来收割流量，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被周劼这样的人压制和欺凌。拍摄者讲述二舅，以抽空历史背景的方式精心选择素材，来提供 “正能量”；用一种历经沧桑的豁达，通过“比苦”来消解现实中的问题，实际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和解——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
另外，我也不认同作者所说，“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我既没看出来好在哪里，也没有看到“二舅”的胜利。和二叔几乎同龄的作家有：1955年出生莫言，1958年出生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的王朔……如果“二舅”1977年之后考上大学，必然更加有所作为——类似“二舅”这样只读过初中，考上大学的人那几年不在少数。片子中的“二舅”令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的品格。从根本上说，他只是安然度过了自己平凡的一生。正如穆旦的诗歌《冥想》：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2022.7.28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