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红高级黑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低级红高级黑”是中国网络上的一种流行词汇。“低级红”指的是以情绪化、极端化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缺乏理性和深度思考,常常表现出激进、偏激、狭隘的思维和言行,往往以拙劣、浮夸的手法表现对党和政府的效忠,结果适得其反,沦为笑柄。“高级黑”则指以看似正面、褒扬的言辞或姿态,暗中达到贬损、讽刺的效果,或明褒实贬、或指桑骂槐、或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讥讽与解构。使用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智商和文化素养,以看似幽默、批判、讽刺的方式嘲讽和挖苦他人,有时也借机散播负面信息、制造舆论等。
两者常常相伴而生、互为表里:宣传者越是用力过猛,就越容易在受众眼中滑向其反面,官方话语因此不断制造出自我反讽的素材。
历史渊源与官方定性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曾在2018年11月将苏州太湖马拉松赛事期间出现的“递国旗”事件称为典型的“低级红”。当时有志愿者在中国选手何引丽冲刺阶段时两次强送国旗,导致何引丽受到干扰,最终与冠军失之交臂。
2019年2月,“低级红、高级黑”的说法正式进入官方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1]要求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并认为“低级红”往往会发展到“高级黑”,对党的形象构成严重杀伤和破坏。美国之音的报道提到,这一固定搭配进入中共中央文件的时间有追溯至2018年的说法,并引述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韩强的定义:“低级红”是“把党的信念和要求喊得震天响,却做不到知行合一”,“高级黑”则是“打着拥护的旗号,行诋毁之实”。
此后这一表述多次出现在党纪教育文件中。2023年,法广的一篇报道分析了习近平本人何以反复强调“严防高级黑低级红”,指出这一提法背后是执政党对宣传系统失控、以及基层官员借宣传之名行敷衍塞责之实的双重戒备。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其中亦将防范“低级红”“高级黑”列为重点内容,法广2024年的报道对此有所记录。这一现象由此被视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常规议题。
2022年9月5日,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表了一篇名为《“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的文章,细数近年来中文舆论场上的“低级红”“高级黑“事件。[2]这篇文章经由光明网、新浪新闻等官方渠道广泛转载,试图从宣传系统内部纠偏,也折射出官方对舆论失控风险的焦虑,构成了官方对该现象最系统的“自我诊断”文本。
该文认为,“低级红”不被纠正的话会被炒作利用,发展成“高级黑”,而“高级黑”则是一种“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行为,在重大事件中会混淆视听,损害“党的形象”。
这并不是官方第一次提出禁止“低级红”“高级黑”,早在2019年2月,中共当局就发表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
浙江省委宣传部在文章还中对“低级红”和“高级黑”作出了解释:
所谓“低级红,是指有意无意把党的政策简单化、庸俗化,用看似夸张甚至极端的态度来表达“政治正确”。“高级黑”则或明褒实贬、或指桑骂槐、或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
在这篇文章中,浙江省委宣传部还对“低级红”“高级黑”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了六种形式。
一、夸大其词、无脑吹捧的“浮夸风”:副厅长花自己的钱买月饼
二、用力过猛、任意拔高的“脸谱化”:新婚之夜抄党章的夫妇、听红歌摆脱轮椅的老奶奶
三、自我美化、弄巧成拙的“唱高调”: 晒晒党员干部家中的蔬菜包、《三代烟草人的传承与守望》
四、明褒实贬、暗含讥讽的“软刀子”:“厅局风穿搭”,“赢麻了”
五、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放冷箭”
六、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的“扣帽子”: 洗澡没接到电话被处分的基层干部
这一概念在实际使用中常常呈现模糊与争议并存的特征。知乎上一篇题为《纪法课堂:何为“低级红”?何为“高级黑”?》的文章提醒读者,“低级红”和“高级黑”本身“都是一种错误的政治话语现象”,可见官方将其定性为需要纠正的异常,对其与宣传体制内在矛盾的关联则避而不谈。
部分新闻案例
- 2015年9月,陕西日报一则报道称[3],某副厅长邓雄飞开自己买的车回老家探望父母,父亲看到后说:“开自己车回来,这就对了”。去县城吃饭自己掏钱,父亲说,“这就对了”。自己花钱买月饼,父亲又感叹,“这就对了”。
- 2016年5月, 南昌铁路官微一则报道称[4],江西铁路员工李某、陈某在新婚之夜铺开纸张,抄写党章,并双双按下鲜红手印,声称要“留下美好记忆”,成为铁路局“两学一做”活动的宣传样办。相关照片引发网络排山倒海的批评、讽刺、调侃。
- 2022年8月,河南日报一则报道讲述了濮阳一家三代烟草人的故事[5],原本想讲述祖孙三代薪火相传从事烟草工作的光荣事迹,结果被网友广泛质疑是烟草行业任人唯亲、近亲繁殖、裙带勾结、家族腐败。
从官媒的这篇归纳总结来看,当涉及对“高级黑”内容进行举例时,如“体制内穿搭美学”、“中或赢、赢麻了”、“胡雪岩魔咒”等,均未使用详细案例,对此原文解释道“低级红可能大多是无心之失低能之错,而高级黑是居心叵测用心险恶”。
也正因为“高级黑”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相关内容会在传播层面遭到审查部门的禁止,加之其界定标准在不同人群中也存在着动态差异,这也使得“高级黑”的内容屡禁不止,由“低级红”变“高级黑”的案例总是不断出现。
- 例如,2020年1月,学习时报一篇报道采访了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的下属林彬,此人对习近平的评价是“兼有平民情怀与贵族气质”[6]。这一说法自然在墙外平台引发群嘲,然而官方媒体却并不将之视为“低级红”。
- 2021年3月,服装品牌H&M公布了一则有关新疆棉花采购的重要声明,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对此表示抗议,并发布了一条“神文宣”:“新疆棉花不吃这一套”,其中“YUEJIPENGCI”其实是“越级碰瓷”一词的拼音,官方将饭圈用语引入宣传话语,这在许多网民看来实属“低级红高级黑”[7]。
- 2021年12月,山东省委统战部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表彰“正能量网络人士”的活动评选报道,报道中将一些“网评人员”评为“红色键盘侠”[8],无视“键盘侠”一词本身所带有的贬义,以至于被网民调侃是“为五毛正名”、“搞不清表扬还是讽刺”。
- 2023年9月,人民日报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话题“#跟着课文看杭州”[10],为杭州亚运会制造热度。相关微博却引用了《题临安邸》这首讽喻诗,原诗本是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达官显贵纵情声色”。有网友调侃“这到底是欺负圣上没文化,还是喉舌自身文化功底低”,实在是很难断定。讽刺的是,在4个月前,习近平还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要严防“低级红高级黑”。
- 但恐令官方难以预料的是,“低级红高级黑”本身就会因时因势而变,因为它本身就与中国的政治批判、讽刺语境构成强关联。2023年10月,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官方所发讣告中竟有五次提到习近平,一再强调李克强在退休后“坚决拥护和支持”习近平。这样的内容当然也构成了“高级黑”,有网友调侃“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乍一看已分不清死的究竟是谁”。
宣传翻车:官方话语的自我解构
“低级红高级黑”最密集的案例来自官方媒体和官方账号的宣传实践,其规律是:宣传任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越大,文本就越容易在网络上被反讽式传播。2025年11月,《光明日报》在头版刊出《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一文,据称引述了一名“流水线上的普通车工”的跟帖:“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班组长申请,从本月起,我每月无偿多加5个班。”这句话迅速被网民视为荒诞范本,在《CDT周报》第245期中,编辑记录了这篇文章如何在一夜之间被全网传播、续写与调侃,网友纷纷仿写“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国家申请涨薪”“骂日报”“加班加点打游戏”等句式,这一现象也被当日的“每日一语”记录为“有望成为低级红高级黑新句式”。这并非《光明日报》第一次因涉嫌“摆拍”式宣传引发质疑,此前该报刊登的《远去的打麦场》一文同样被公众号博主“两木金”用AI检测工具鉴定为“没有丝毫人工创作痕迹”,暗示官方宣传文本正日益依赖模板化、甚至机器生成的套路,这削弱了宣传效果本应依赖的真实感。
类似的翻车逻辑同样体现在短视频宣传中。微信公众号“竹不倒”在《真的,能不能别再这么离谱了!》一文中批评某地政务宣传片,指出制作方“甚至不愿意找一个真正的外卖员去拍摄,而是找了一个演员”,认为这一选择本身就暴露了画面所呈现的场景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宣传越是刻意经营观感,越彻底暴露其虚构本质。更早的案例可追溯至2019年,彼时浙江共青团的B站账号曾引用习近平“小心今后拉清单”的讲话片段,被中国数字时代收录进“【麻辣总局】官媒“低级红高级黑”两则”一文,从所加标签来看,编辑部门似乎试图借此对台湾、香港议题进行敲打,但这种生硬的政治化挪用同样被解读为一种弄巧成拙的宣传操作。
作为“高级黑”的民间修辞策略
与官方宣传系统内部的翻车不同,“高级黑”也常被民间舆论主动借用,作为一种规避审查、曲折表达批评的修辞策略。胡锡进在2025年11月曾发微博呼吁对日斗争应保持冷静,警告“个别带官方标识的账号”在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渲染对日对抗情绪时,容易演变为“低级红高级黑”,这一表态说明该词汇已被体制内舆论人士用作自我警示的工具,他们担心过度亢奋的民族主义宣传会损害官方形象。
在更尖锐的政治议题上,“高级黑”也被用来描述对最高领导人言论的反讽式引用。有社交媒体用户在评论习近平国庆讲话涉台言论时,以“人民日报高级黑”为题,指控相关表态“自我炮制”、脱离事实,这类评论虽难以在境内公开流传,却反映出“高级黑”一词已从最初描述官方宣传系统的自我失误,延伸为描述对最高权力话语本身的讽刺性解读的概念工具。类似地,在重大人事处理案件中,“低级红”“高级黑”也被用作形容涉案官员的政治表演,财新网在报道重庆政法委原书记陆克华被移送司法时,即以“低级红+高级黑”为标题概括其仕途轨迹中言行不一的特征。
与法律和舆论监管实践的纠缠
“低级红高级黑”所指涉的现象也延伸至具体的社会治理与司法个案中。2024年,中国数字时代收录的“向不容妄议的杨市长道歉”一文记录了地方官员借由舆论管控手段压制批评声音的过程,这类个案与“低级红高级黑”所描述的“以维护权威之名、行自我矮化之实”的逻辑相通。更极端的个案出现在2026年,黔粹行企业家在遭贵州省监委两次留置后,又被警方以“聚众淫乱”为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国数字时代在《法与情|贵州女企业家遭省监委两次留置后,又被警方以聚众淫乱“指居”》一文中直接引用当事人代理律师的表述,称此案“与中央保障民营企业发展、保障民生的政策背道而驰,系低级红高级黑”,显示这一词汇已从形容宣传文本的修辞失误,扩展为形容具体执法行为与中央政策宣示相悖离的批评性概念。
另一层面上,“低级红高级黑”也被用来描述特定世代的思想状况。在《「开滴滴也要感恩吗」——学生群体,为什么是当下最坚实的保守力量》一文中,作者分析部分青年学生群体将宣传话语内化为“思想钢印”的现象,指出这类群体往往以朴素、夸张的方式表达政治正确,而其认知资源的匮乏使其难以解释现实中的复杂矛盾,这种描述与“低级红”所指涉的“简单化、庸俗化”表达方式高度吻合。
概念的泛化与变体
这一标签也在民间舆论场中被挪用、泛化甚至戏仿,衍生出“低级蓝高级黑”等变体,用以形容社交媒体上某些自称反对官方叙事、实则以类似夸张修辞进行反向宣传的网络红人。这类用法进一步说明,“低级红高级黑”所指涉的,本质上是任何立场的宣传话语在脱离现实、过度表演时都可能滑向的修辞陷阱。
中国数字时代
- 法与情|贵州女企业家遭省监委两次留置后,又被警方以聚众淫乱“指居”
- 竹不倒|真的,能不能别再这么离谱了!
- 【CDT周报】第245期: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本月起无偿多加5个班
- 【翻车现场】光明日报|倾尽心力,为我可爱的祖国
- 每日一语 202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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