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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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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The banality-of-evil),作为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判断权利放弃的恶。[1]

小人物如何成为刽子手

“极恶之罪往往出往往出自小人物之手” —— 汉娜·阿伦特

一个单薄的个体怎能在社会环境的潮流里避免像希特曼一样迷失自己变成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呢?阿伦特认为,精神独处带来的良知是个体的道德明灯。精神独处是一种内省,一种理性选择的自我和道德良知的对话。在精神独处的对话里,小人物的理性自我也许会出于个人利益倾向于合作和沉默,但他的良心会看到这意味着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共犯。对习惯于精神独处的人来说,良知的陪伴是无法避免的,时刻提醒着他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柏拉图在《高尔吉亚》警戒,受道德良心的拷问比与世界为敌更痛苦。因此,有精神独处习惯的人不易迷失自己而成为罪恶的帮凶;否则,他们面临良知的折磨——就像是余生必须和一个杀人犯共处。因此,阿伦特认为,给予个体精神独处的空间是防止纳粹党的残暴历史重新上演的重要方法。这一领悟正是战后德国高度强调个人的内省和个性,警惕民族主义和集体至上思维的原因。[2]

不假思索地作恶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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