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聊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平庸之恶”。
这个概念来自德国思想家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方案。1961年他在耶路撒冷被进行战争追责的审判。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旁听和报道了审判全程，后来将报道结集出版，就是这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书中，阿伦特提出一个看法，犯下罪行的艾希曼，本性并不残暴，但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平庸”，这种平庸的实质是令人惊讶地丧失了思考能力。由此，阿伦特描述了一种新型的罪行，它并非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而是因为放弃思考、丧失思考能力而作恶。简言之，这种新型罪行，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阿伦特将之称作“the banality of evil”，在中国常被译为“平庸之恶”。
不过，我的朋友雪忠对这个译名不太满意，认为其含混不清，甚至有相当的误导性。雪忠认为，艾希曼这样的恶行本身并不是“平庸的”，而是骇人听闻的。那些犯下这些恶行的人，也不一定是底层的或平庸的。他们可能是平庸的人，也可能是位高权重的人，甚至可能是才华横溢的人。
这里的关键是：由于某种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或政治蛊惑的作用，通常的道德规范及其根基被彻底颠覆，人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分辨善恶的能力，也不再思考自身行为的道德意义，哪怕是犯下滔天罪行也觉得是例行公事。
原本极端的恶行变得司空见惯，成了很“庸常”的现象。对这种已完全“庸常化”的恶行，人们甚至无法进行深入的思考，因为它本身毫无深度可言。
因此，将“the banality of evil”译成“平庸之恶”，既不符合原文的语义，也错失了这一词语最重要的含义：通过政权进行的思想操控，有可能让人丧失最基本的道德思考和分辨善恶的能力。
所以，雪忠建议说，与其将这个词译成“平庸之恶”，不如译成“恶的庸常化”，也许更能表现阿伦特的本义。
我的另一个朋友赵楚也对“平庸之恶”的翻译提出异议。他认为，这一翻译引入的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境下，被有意无意用来对普通民众的一般精神与道德进行岐视性谴责。似乎种种麻烦与苦难，都是因为那些素质低下的、底层的人基于其平庸而为恶的结果。这无疑与阿伦特的本意无关，是对阿伦特的扭曲应用。
其实，在阿伦特另一部著作《极权政治的起源》中，早提出了极端之恶的概念，即 radical evil。按照学者刘擎的解读，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
为什么不可理解呢？过去西方对道德有一套传统认识，主要源自康德哲学，“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但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言之，纳粹的动机不是出于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而纯粹就是不把犹太人当人看。这不仅仅否定了人的尊严，更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
就是这样，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中的一群，从而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现象，是一种极端之恶。
如果我们把“极端之恶”与“恶的庸常化”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阿伦特的思想就比较清晰了，那就是，极端之恶导致恶的庸常化，而恶的庸常化反过来又为极端之恶添砖加瓦。这两种恶都是骇人听闻、不可容忍的，但我们要明白，极端之恶才是根源，恶的庸常化只是它的一个结果，一种表现。
如今我们常常看到生活中的一些惨剧，诸如怀孕七月的上海孕妇因为被拒绝离开封闭地外出求医而难产死去，一尸两命；90多岁的老太太半夜被强行带去方舱，而带走她的人根本不理会她及其家属的哀求；丹东一个女儿取得社区证明后带病父去取药，因黄码被警察拦下，警察推倒女儿，病父上前护女结果被控“袭警”；无辜失去终身积蓄的银行储户去河南维权却被赋红码而寸步难行，其中一位50岁的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侍奉着身患绝症的老母亲，失去终身积蓄后，她甚至无力为刚死去的老母亲买个墓地；不知何处的一位朴素农妇被穿迷彩服的一群人按在地上打，往死里打，之后坐在地上痛哭；等等等等。这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再用“平庸之恶”这个习见的词来形容它们，而要同时使用前面讲的两个词：极端之恶，以及，恶的庸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