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来自何方？
陈嘉泰/政见特约作者
阿道夫·艾希曼（左）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
“极恶之罪往往出往往出自小人物之手” —— 汉娜·阿伦特
1961年，特拉维夫，以色列正在审问二战战犯。法官激动地质问，你把六百万犹太人送到死亡集中营，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是杀人犯吗？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体型瘦削的男人。法官的问题似乎让他有些不解，甚至有些委屈。他托一托眼镜，回答道：“我只是完成我的工作。我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将他们运送到希特勒指定的地方。也许我过于出色地完成了我的职责。”这个人是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他是纳粹党的重要成员、犹太人大屠杀的工程师之一，主要负责规划运送犹太人。让人们诧异的是，他并不拥有领导气质和个人魅力，也并非狂热的反犹野心家。他的平凡让人不安。
在二战中纳粹德国犯下让人诧异罪行的小人物中，艾希曼只是其中最为荒诞的代表。艾希曼的生命或许终结在了1962年的绞刑架上，但审判中旁听席上的汉娜·阿伦特却终其一生苦苦追问：一个小人物为何会成为残忍的屠夫？
阿伦特是犹太裔著名哲学家，在二战期间被迫移居美国，因研究极权主义闻名。她发现，思考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紧密相连。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就是指人云亦云的小人物竟容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犯下可怕罪行的现象。
艾希曼出生在一个德国中产家庭。身为长子的他却是父亲眼里最不争气的孩子。他从小在学校里成绩很差，以至于在中学就被迫辍学。父亲把他安排进不止一间技术学院进行培训，然而他还是无法完成学业。二十岁出头的艾希曼没有稳定的工作，看不到人生的出路。这样的困境一直持续到1933年。那时，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当时的纳粹尚未开始屠杀犹太人，主要通过非强迫手段驱使他们移居其他国家。他在党内谋得了一份新工作——党内集会的保镖。这对不起眼的他来说是新的机遇。他终于获得了一份体面的工作，重新得到家人的尊重。艾希曼识字，但不爱阅读。他人生中第一本认真阅读的书竟是关于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此后，艾希曼对犹太人的历史和他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成为他日后在纳粹党内管理犹太人相关事务的重要铺垫。在艾希曼看来，他仅仅是成为了执政党的公务员。这是体面甚至有些傲人的工作。他本人似乎并不反犹。相反，艾希曼的家属和好友里有不少犹太人，他非常热衷于帮助犹太人，甚至曾冒险救助过他的犹太亲戚。
面对法官的讯问时，艾希曼总是在赘述自己在纳粹党的晋升历程。那段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公务员节节攀升的故事。尽管他明显知道被他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都会在那里被屠杀，他并不觉自己有什么责任或过错。
艾希曼为何能如此坦然地接受自己沦为一个沾满鲜血的屠夫呢？
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是一个极其无聊的人：他总是强调自己的职责，用一些经不住推敲的借口为自己开脱，诸如：“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我不做这件事情，其他人也会去做的”、“大家都这么做，不会错的” 、“领导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总而言之，艾希曼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没有力量改变机器前进的方向，也对机器带来的后果没有责任。这是肤浅荒谬的。这一说辞也许可以为缺乏完善认知能力的小孩或者精神病患者辩护。但正常的成年人应当为每一个自愿作出的选择负责。这正是法律责任的基础，也是道德的根基。再微小的零件的合作，都暗含着对巨大机器的支持和默许。艾希曼从来没有被强制留在纳粹党；离开更没有严重的后果。他大可在看清纳粹的恶性时自由退出 —— 留在一个施行种族屠杀的组织是他的选择，并很可能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个选择本身暗示了对纳粹恶行的默许。
阿伦特认为，正是一个个像艾希曼的小人物的“默许”成就了纳粹。若是希望纳粹党崩溃，甚至不需要德国民众积极地对抗纳粹统治下的公权力，而只需要官僚机器中的小人物们消极地对待纳粹的要求，而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为之服务。
但为什么纳粹党中的小人物们没有践行自己的良知，而是成为了种族屠杀的帮凶呢？纳粹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人类渴望合群这一特点。在政权的诱导下，个体只是无责任的零件这样的逻辑在媒体上泛滥，并最终渗透了人们的日常话语和思维方式。当身边的人和社会环境都这么说时，我们也会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话语和逻辑。同时，纳粹政权的反犹意识形态宣传不断地把政权的行为合理化，让支持和参与政权行为的人有很多大量的政治口号可以为自己辩护。“民族复兴”的论调把犹太人刻画成必须克服的障碍。对他们的集体清除不再是“谋杀”，而被美化为“清洗”。人云亦云的影响下，很多平凡的人变得无法跳出这些肤浅的逻辑进行思考。阿伦特指出，正是这些经不住推敲的话语起到了重要的心理保护作用。政治宣传和尽忠职守的借口隔断了良心的拷问，让艾希曼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罪恶性，甚至认为自己处于正义的一方 。
生活在官方构建的话语体系中，艾希曼心安理得地生活和工作，犹太人的遭遇被视为是合理的个体无需担责的事情。艾希曼坐在被告席上，反反复复地用纳粹的政治话语来避免承认自己行为和谋杀的关联。
艾希曼语言能力的匮乏与他思维能力的缺失是相关的。空洞的话语为他修建起了一堵隔绝现实的墙，让他无法看到这堵墙外的一切。他甚至完全无法从其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心智正常的人应该有的良知在肤浅空洞的话语体系里最终窒息。
一个单薄的个体怎能在社会环境的潮流里避免像希特曼一样迷失自己变成没有道德底线的人呢？阿伦特认为，精神独处带来的良知是个体的道德明灯。精神独处是一种内省，一种理性选择的自我和道德良知的对话。在精神独处的对话里，小人物的理性自我也许会出于个人利益倾向于合作和沉默，但他的良心会看到这意味着成为纳粹种族屠杀的共犯。对习惯于精神独处的人来说，良知的陪伴是无法避免的，时刻提醒着他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柏拉图在《高尔吉亚》警戒，受道德良心的拷问比与世界为敌更痛苦。因此，有精神独处习惯的人不易迷失自己而成为罪恶的帮凶；否则，他们面临良知的折磨——就像是余生必须和一个杀人犯共处。因此，阿伦特认为，给予个体精神独处的空间是防止纳粹党的残暴历史重新上演的重要方法。这一领悟正是战后德国高度强调个人的内省和个性，警惕民族主义和集体至上思维的原因。
相反，过于强调集体和泯灭个性是制造“艾希曼”的配方。一个被集体主义至上思维洗脑的人是无法精神独处的。即便独自一人，他的思维也会被他人的看法和出于集体的考虑完全占据。质问和见证自己行为的道德良知没有出现的空间。
在纳粹德国，这样的小人物往往会接受社会潮流鼓励的生活方式：不为犹太人发声，支持政府，过简单生活。他们会自然地接受由零件借口和政治口号等构成的话语体系，因为它能帮助他们避免道德不安感 。
这套话语体系的肤浅逻辑解释了一切，给原本就懒于思考的人避免内省带来的折磨的诱惑。这一圈套循环使越来越多小人物渐渐地接受很多先前无法接受的歧视性甚至攻击性行为，直到最后成为麻木的刽子手。
艾希曼毫无顾忌地留在纳粹的原因正是他用空洞话语逃避了精神独处，而内省的缺失让他逃避了良心的拷问。
面对极权，内省是最有力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