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中共的生命力

美权威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es）最新一期(2013年1-2月刊）登载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文章：《中共的生命力–后民主时代在中国开启》。

　　以下为文章全文：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共顺利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交接，新一代领导集体登上政治舞台。一切正如预期，习近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将在2013年3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事实证明，这个自信的、崛起的大国的最高权力交接是平稳、周密且有序的。但国际媒体甚至一些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仍罔顾事实，继续把中国描绘成正处于”危急关头”。比如，在十八大开幕前夕出版的一期《经济学人》周刊，就匿名引用了某些学者在近期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这些学者声称，中国的政治现状是”底层失稳、中层失落、上层失控”。

　　确实，在进行政权交接之前数月，薄熙来事件对中共形象造成巨大冲击。继1989年春夏之交的广场政治风波后，中共最高层的紧密团结一直是中国国内政治稳定的中流砥柱。而薄事件使中共长期维护的团结一致的形象受到质疑。

　　雪上加霜的是，连续20多年保持GDP两位数增速的中国经济，在这关键时刻放缓了脚步，连续七个季度增长乏力。中国此前一直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政府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出口等举措，推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似乎已遭遇瓶颈。国内外某些人甚至断言，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无法继续创造经济奇迹，中共的执政地位将会动摇，一党执政的中国将走向崩溃。

　　然而，这些悲观预言者将再一次被证明，他们的水平可能与坚信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人差不多。毋庸置疑，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习近平未来的执政道路充满严峻挑战。但据此唱衰中共政权，认为中共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则是大大地误判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低估了中共执政体制的韧性。中共适应时势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将使其能灵活、高效地应对中国的各种问题。

　　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中国不仅不会崩溃，还会像神州大地上奔驰的高铁一样继续快速前进。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将不断巩固和完善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这一历史进程，将挑战西方世界的传统政治理念，即认为政治进步的终极目标是实行多党选举式民主。在这文明古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世界也许将见证后民主时代的到来。

　　上下求索

　　有些人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连续执政63年，在其跌宕起伏的执政历程中，表现出了超凡的适应性和自我纠错能力。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发动了激进的土改；50年代末，又发起了”大跃进”运动；从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样是这个党，早在60年代初就开始试行土地准私有化；70年代末，邓小平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到90年代，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理论对党重新定位，主动吸纳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等等。实际上，中共从建党到1949年前的革命征途中和建国后的治国道路上，曾屡次因严重错误而使自身陷入困境，或把国家和民族带入歧途，但它每次都依靠其自身机制，而不是其他任何外部力量，一再改错纠偏、拨乱反正。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邓小平推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一巨大调整使中国在短短32年间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政治体制上，中共近三十多年来推动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共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改行任期制，并明确年龄限制，比如要求政治局常委当选时原则上不超过68岁。此前，由于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很容易出现长期在位而引发的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可谓典型例子，他结束了中国肆虐的战乱，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是现代中国名副其实的缔造者，但也正是这个伟大的领导人，在长期执政的后期，直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等浩劫。任期制的确立，确保中共避免再犯最顶层的少数人长期垄断政治权力的错误，并为随后建立促进人才向上自由平等流动的机制奠定基础。

　　在外交政策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同样做出了多次重大调整。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一度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却采取了事实上与美国结盟以遏制苏联的策略。新世纪以来，中国所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频频引发了与美国的摩擦甚至冲突。现在，中国审时度势，清醒地吸取他国历史教训，又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免重蹈德国和日本20世纪上半叶穷兵黩武的覆辙，努力实现一个和平的崛起。

　　在中国经历十年一次的政治交接时，国内外呼吁启动新一轮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其中最激进者催促中国开放多党选举，或至少使党内派系竞争合法化。这些呼吁者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性选举，中共才能取得其继续执政所需的合法性。但这些呼声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共一直在进行政治改革，堪称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具自我革新勇气和能力的政治组织。当然，与2002年胡锦涛出任总书记时相比，中国今天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对的将是全新的世界格局，但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再次通过自我革新，主动适应新的形势，有效应对高速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所带来的新挑战。这一过程中，中共通过自身高效灵活的选贤任能体制，不断选拔任用优秀干练的干部充实到政府中去，是其制胜的一大法宝。

　　能者居上

　　西方所谓的”中国通”们反复强调中国的干部腐败问题，用薄熙来事件等极端情况传播耸人听闻的故事，并以此为据宣称中共及其体制已病入膏肓。确实，中共的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些弊病必须通过中共自己从内部根治。西方人士或许无法相信，中共作为一个享有中国宪法确认并保护领导地位的执政党，其内部的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能够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在十八大换届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由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据此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毋庸讳言，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是中共元老，但他也同样经历了长期的基层历练，十八大当选出的新一届高层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基层起家的。

　　中共如何从制度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中央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中央组织部主持制定了一整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复杂精细的程序进行干部遴选和评估，不断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这套机制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任人唯亲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总体上看，才干和政绩是决定晋升的主要标准。

　　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被录取者的去向分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经过几年的工作积累后，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包括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包括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工作。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绩效定量考核，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有关部门还频繁广泛地进行民意调查，内容既涉及对国家整体方向的满意度，也包括对各地具体政策的意见建议。在完成对候选人的全部考察后，有关部门还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最后由组织部门汇总整理成详尽的考察材料，报送上级党委，由党委召开集体会议并慎重讨论后，确定提升人选。

　　完成最初的晋升后，公务人员的发展方向面临多种选择。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具体来说，一位干部可能从经济管理工作调任政治或社会治理工作，也可能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调任国有企业或大学的管理职位。组织部门常常派送大批年轻有为的干部出国进修，了解世界各地的先进经验，比如他们会定期组织一些人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培训。

　　公务员们经历长期的基层工作锻炼并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后，佼佼者有望再次晋升，成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国有企业。因此，对局级干部的选拔更为严格。从统计数据来看，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一位干部的职业生涯中，从积累基层经验开始，到进入高层领导序列，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因此几乎所有高层领导人，都有在中国社会各大领域主持工作的丰富管理经验。仅就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而言，25人中就有19人兼有领导省、部工作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地方政府的省，在幅员上要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为中央部门的部，在预算上要超过一般国家的整个政府。事实上，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帝国官僚体系是中国的政治中坚和文化传统，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制定了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巴拉克?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其资历可能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县的负责人。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在过去的大约30年间，习近平从贫困地区相当于副科的村干部做起，跨过一个又一个台阶，一直做到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他成为中央领导人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习近平是这一代高层领导人的缩影，他的政治生涯充分证明了选贤任能体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巨大驱动力，所有位高权重者无不一步一个脚印，履历扎实丰富。

　　革故鼎新

　　中国集中化的选贤任能政治模式，还能激发政府的创新精神。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经过地方的小规模试点验证后，再总结经验全国推广，这一模式的成功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邓小平在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的创举。在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政府放开计划指令，按照市场原则搞活经济。深圳经济迅速腾飞，中央政府立即总结经验，并把经济特区的政策扩大推广到广东省珠海市、汕头市、福建省厦门市、上海浦东以及海南省的众多地区。

　　30多年来，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制度试验不断生根发芽，从下至上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选贤任能的激烈竞争激发地方干部中的佼佼者勇于探索，期望通过政绩脱颖而出。在出席十八大的2326名代表中，中国西南偏远省份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颇为引人注目。在刚结束的十八大上，仇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意味着这位55岁的”个性”干部正式步入中共高层。仇和的履历，是中国政治改革者成长的一个缩影。仇和出生于贫穷的农民家庭，八个兄弟姐妹中，曾有两个弟弟因为营养不良和疾病夭折。”文革”结束后，中国恢复高考，仇和经由这一改变命运的阶梯，考入大学。参加工作后，仇和先是在政府部门基层历练，于上世纪90年代起任职江苏省沭阳县县委书记。其时沭阳县是全国最贫穷的县之一，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企业，全县人口多达170万，但人均年GDP仅有250美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当时的沭阳县可谓一穷二白，且犯罪高发、腐败肆虐。

　　仇和新官上任就连烧几把火，果断实行大量实验性政策，在当地引起巨大争议。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实验失败，仇和的政治生命也必将夭折。他的第一把火，烧向了沭阳长期滞后的经济。1997年，仇和推出了市政建设债券强制购买计划，要求沭阳县民众购买建设债券，以支持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据公开报道，仇和规定，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这一举措后来证明是一箭双雕。首先，仇和作为县委书记根本无权开征新税，因此无法通过增税募集建设资金；其次，建设债券为沭阳县民众提供了投资机会，债券持有人后来都收回了本息，这就比纯粹增税更胜一筹。此外，仇和要求县政府所有干部都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招商引资指标。

为了吸引投资，政府一方面大规模投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为投资者提供税收和土地出让优惠。短短几年间，数千家私营企业蜂拥而来，沭阳县从该地区长期的贫穷落后分子，一举成为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领头羊。

仇和的第二把火烧向猖獗的腐败和持续恶化的干群关系。90年代晚期，仇和推出两项开创性举措，提高干部选拔的透明度和竞争性。其一是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以广泛征求意见。其二是引入村干部选举”两票制”，即先由村民在本村党员中票选出若干名村干部候选人，再由党委在票数最多的两人中选出最终人选。

仇和的试验最初遭到当地干部和民众的强烈抵制，但他冒着风险坚决推进，终于成功地把沭阳这个当年全国著名的贫困县带领成为江苏省的工商业先进县，并率先开启城镇化进程，吸引全国不少贫困县前来学习取经。他倡导的干部任前公示制在全国广为推行，村级干部的差额选举方式也已被引入更高层的党组织选举中。仇和本人的政治生涯也更上层楼，先后出任江苏省副省长、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并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受命于民

某些批评者即使不得不承认中共具备自我改革能力，并且能做到选贤任能，他们依然坚持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西方预设了一个假定的前提：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就是多党竞争选举。依据这一假设，由于中国没有多党制选举，中共的政权自然就是无本之木。中共的批评者还进而沿着这一逻辑，多年来不断预言这个政权行将崩溃，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的发展和中共的壮大一再证明着这个预言的荒诞。近几年来，上述预言又改头换面，声称中共之所以还能维持统治，仅仅是因为最近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即中共政权凭借”政绩”来维系着合法性。

坦率地说，骄人政绩的确是中共合法性的一大来源。据2011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7%的中国民众对国家的未来方向表示满意；66%的民众认为过去五年中生活水平显著提高；74%的民众相信未来五年生活会继续改善。不过，”政绩”只是中共获得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真正根基和内核，还须追溯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更为根本性的道德合法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以一组浮雕展示了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历史上顽强拼搏，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按照常理推测，既然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那么纪念碑的浮雕主题自然应该首先强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诸如马克思创作的《共产党宣言》，或者1921年中共建党。但事实并非如此，浮雕的开篇主题是1839年的”虎门销烟”，当时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公开焚毁了没收来的英商走私鸦片，英国借机对华开战，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向英国割地赔款求和，中华民族从此陷入”百年国耻”。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遭受了无数次入侵、战乱和饥荒，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迎来众所周知的历史性转折。一直到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旧是中国最神圣的公共地标，充分彰显着中共建国的道德权威。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导者。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共的宗旨就一直是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是向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以此为起点，中共吸纳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式共产主义，而更多契合中国历史悠久的儒家平等主义诉求。中国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为现代化的诉求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一起构成了中共深深植根民心的道德合法性，这绝非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政绩合法性”所能相提并论的。由此就不难理解，在中共执政以来的63年里，虽然经历了那么多次极为困难的历史阶段，包括灾难性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体包括中下层也从未对中共失去信任。这种信任使中共有时间和空间进行反思调整，开展自我革新。从高速的经济增长到成功的太空探索，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无一不使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未来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共获得的政治支持只会水涨船高。

当然，为了保持政治稳定，中共也不得不采取某些压制措施。因此，西方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坚持认为，镇压就是中共得以实行统治的真正力量。他们指出中国实行的严格审查制度、对异议人士采取的打压举措，并对此进行批评。他们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其实中共清楚知道，压制不是巩固执政地位之道，并务实地采取了更巧妙的遏制策略。具体而言，就是允许并保障绝大多数民众最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今天的中国民众，要比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享有更多的自由，大部分人可以自由生活、自主择业、自行创业，在海内外自由旅行，在网上公开批评政府而不用担心受到打击报复。与此同时，政府坚决打击极少数旨在颠覆中共政权的政治反对人士。众所周知，近十年来网络、报刊上对政府的批评呈爆发式增长，对此政府并未严厉打压；全国各地因政策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每年多达数万起，但基本上都以和平方式平息。然而，政府对于旨在推翻现有政治制度的极少数人绝不会稍有容情，比如激进的刘晓波鼓吹终结中共执政地位，结果就被重判入狱。

当然，中共的执政地位并非高枕无忧。当下，腐败猖獗对中共的声誉构成巨大损坏。实际上，与其说腐败是中国政治制度自身固有的问题，不如说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副产品。一个半世纪前，当美国经历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急剧扩张时，暴力犯罪、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程度比今日中国更甚。就当代的横向比较而言，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位居第75位，且呈逐年上升之势，排名高于很多实行多党选举的所谓民主制国家，譬如希腊（第80位）、印度（第95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并列第100位）、菲律宾（第129位）。可见，中共的腐败问题远非无可救药，而且依托民众对中共的高度认同和支持，完全有时间和机会从容应对这一艰巨挑战。

龙的时代

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领导集体将在未来十年中领导中国。这十年中，中国将面临重重挑战，而中共自我改革的适应能力、选贤任能的组织制度、深植民心的执政合法性，将成为其战胜各种挑战的坚强依托。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势头令人不安，但这一现象更多属于正常的经济周期，并不意味中国经济遭遇到结构性瓶颈。在未来二三十年中，由于城镇化和创业型经济的助力，中国经济良好的增长态势将至少再保持一代人。1990年，只有25%的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今天这一人数已超过半数，增至51%，并有望在2040年前达到75%。这意味着中国将有近10亿城市人口，产生对新建道路、住房、供能、通讯基础设施等的极大需求。即使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产生暂时性泡沫，也会被巨大的需求消化掉。事实上，在未来若干年，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使决策层必须保持甚至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力度。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以及新增城市人口的生产和消费能力，足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中共的政治权威，以及卓越的政策制定和施行能力，将为中国成功实现这一历史跨越保驾护航。

与此同时，创业型经济将帮助中国克服其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痼疾。在中国外部，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人民币升值，正逐渐挤压中国的出口。在中国国内，沿海工业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出口的价格优势。但是，这些问题会在市场中自然消化。毕竟中国经济的奇迹不是靠政府高层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培育了一大批活跃的私营企业扎实干出来的。在沿海地区，许多企业的业务正迅速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一些低端制造业开始从沿海向内地迁移，以有效控制劳动力成本，这正好契合了中西部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创新的思路。

中国的创业型新经济更是朝气蓬勃，将继续推动整体经济的高速度和高质量的发展。近年来，无数互联网创业者从零开始，打造全球网络经济的领头羊企业，仅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就在短短几年里创造了上百万的就业和从商机会。

确实，十八大后，政府需要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例如，在某些领域，国有企业过于膨胀，挤压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导致经济活力下降。政府已经看到这些问题，并在酝酿出台硬性要求国有企业向股东分红和其它限制横向扩张的调整性政策。止步不前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有望重启，或将涵盖利率市场化和发展中小型私营金融机构。这将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进一步激活信贷市场。上述种种举措，都将大大有利于资本向产业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日趋开放，社会政策方面也需适时调整。在完善社会管理方面，决策者可能会双管齐下。首先，中共将致力于增强包容性，江泽民时期开启的吸纳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的思路有望继续延续。其次，中共将尝试让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福利管理。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将出现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令西方人士大跌眼镜的是，新出现的中产阶层并不追求抽象的政治诉求，而是十分关注切实的”民生”问题。要应对如此多的新问题，单靠政府包打天下恐怕不行。因此，向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开放医疗、教育服务领域，就成为一举两得的政策选项。据说广东已经率先开展类似试点。

腐败无疑是最难攻克的关口。近年来，中共一些高级干部的亲属利用其政治影响建立关系网络，以谋取商业利益。从高层到地方，都有政经精英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网，无时无刻不在损害民众对中共的合法性认同。在反腐方面，中共正逐渐摸索出新思路，并有望在换届完成后全力出击。在具体的反腐举措上，很可能是三管齐下。在当前所有的反腐机构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委地位崇高，其负责人一般都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纪委权力运作在起动司法程序之前，可直接要求有腐败嫌疑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待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繁琐的法律障碍。近年以来，在对腐败干部的追查中，纪委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大。在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37859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移送司法。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腐败问题曾是一大导火索。自此之后中共对反腐常抓不懈，当前的查处数字接近1989年前的四倍，即为最鲜明的例证。核心领导层的违法违纪问题对中共的威信损害最大，新的领导集体是否会支持中纪委打破禁忌，从顶层果断反腐，将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近年来，国有媒体和私营媒体都日趋独立，已成为政府反腐败的重要支持力量。干部的腐败行为一旦被曝光，就会在网上迅速传播，形成媒体事件。有关部门会迅速追查被曝光的腐败案件，并发布调查结果。这是全新的现象，其中不乏争议性问题，尤其是媒体行业自身也很腐败。贿赂记者和新闻造假早已司空见惯。如果这一情形无法迅速改观，中国的媒体将很快丧失仅有的一点公信力。

因此政府换届之后，或将从加强政治监管和法律约束，促进新兴媒体行业的发展和成熟。政府已在讨论制定有关行业法规，以保护真实、合法的新闻报道，并惩戒诽谤、不实的谣言。或许有人怀疑政府试图以此控制媒体，但更重要的是，媒体应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公信力。一个索贿和造谣事件频发的新闻媒体行业，是不可能真正遏制腐败的。

最后，中共会在党内促进开放性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基层各种创新性实验的启发。党内竞争将有助于遏制党员的不当行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推行”党内民主”，支持用差额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提法在十八大上获得热烈拥护。

凤凰涅槃

如果十八大的战略规划能够一一落实，2012年将被后世视为世界政治史的分水岭。迄今为止，世界依旧受制于西方式选举民主的话语霸权，认为只有多党选举才能保证良治，并天生具有合法性。与中国的崛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世界正陷入政治、经济的双重危机。冷战结束后仅仅一代人的时间，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然大批消亡；基础设施大量失修而无人问津；政治上无论是选举还是立法，都受制于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巨额赤字和负债吞噬了未来几代人的财富，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滑态势不可避免。在大西洋彼岸，欧盟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迅速衰朽。至于雄心勃勃的欧洲计划，现在已无异于一条触礁搁浅的船。而在此期间，中国不仅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还一举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西方遭遇的这些困境都是自找的。由于过分自负自满地相信选举制度是绝对可靠的，西方民主政治已经缺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选举被看作是最终目的，而不是形成良政的手段。在选举政治下，选出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已经困难重重，有能力的领导人若想在现有体制内有所作为，更是难于登天。即使偶尔有少数出色的领导人上台，还是免不了要面对被政治、法律桎梏牢牢捆住手脚的局面，实际上是寸步难行。就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穿行往来与世界各地，鼓吹选举民主的同时，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法性正濒临破产。今年11月，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只有可怜的18%；对总统的支持率稍高，约为50%；甚至一直标榜政治独立的最高法院，其支持率最近也跌破了50%。

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意识到，民主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这些彷徨者来说，中国的成功无疑更具有启发性。中国的崛起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衰落，向全世界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当然，中国模式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取代西式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模式包装成普世通用的典范，也不会对外输出。但中国的模式足以启发各国思考，如果一国政治制度不契合本国的文化、历史条件，结果一定是水土不服。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各国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灵丹妙药，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24年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预言民主将一统天下，慨叹历史从此终结，世界陷入一片静寂。现在看来，福山是杞人忧天，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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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英語：Eric Xun Li，1968年5月4日—），风险投资家及政治学学者，担任成为资本董事长，中国大陆时政媒体观察者网的创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