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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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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划分示意图
宜昌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架构图

2012年4月,官方媒体在报道社区管理时频繁提到了一个新名词——网格,不是网格计算的网格,而是将城区划分成数百个网格,每个网格都配有网格员,以全方面的掌握社区动态。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的网格为例,科尔沁区把主城区11个街道76个社区划分为772个管理网格,每个网格员平均管理34户,平均管理人数103人。此外,每个街道还有一个指挥中心,“采用高端GPS定位技术和通讯网络监控技术,集图像采集、移动侦测和报警联动于一体”。报道称,网格化的管理让“抱怨少了,社会不合拍的声音小了,不和谐的因素减少了”。[1]


中国正在全国推行“网格化管理”,以恢复近年来随着社会开放而在社区中渐趋减少的国家存在。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商品房更加普遍、社会控制的减弱,监控每一位公民的居委会体系已经衰落。而网格化管理制度回到中国古代结合军事管理和户籍管理于一体的保甲制度。

网格化管理是当局重塑对个人控制的尝试,旨在恢复坚持党领导的想法。[2]


社区网格化管理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的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种监督和处置互相分离的形式。对于政府来说的主要优势是政府能够主动发现,及时处理,加强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

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革命和创新。 首先,它将过去被动应对问题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主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第二,它是管理手段数字化,这主要体现在管理对象、过程和评价的数字化上,保证管理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第三,它是科学封闭的管理机制,不仅具有一整套规范统一的管理标准和流程,而且发现、立案、派遣、结案四个步骤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正是因为这些功能,可以将过去传统、被动、定性和分散的管理,转变为今天现代、主动、定量和系统的管理。

简单的讲: 城市网格化管理是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以事件为管理内容,以处置单位为责任人,通过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市区联动、资源共享的一种城市管理新模式。

基础数据平台 (1)地图信息模块;(2)小区信息模块;(3) 楼栋信息模块;(4)房屋信息模块;(5)人口信息模块(人口信息查询、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残疾人、老年人、低保人员);(6) 单位门店信息模块;(7) 校园信息模块;(8) 党建信息模块(党员信息、社会职务、少数民族、宗教信息);(9) 计划生育信息模块;(10) 特殊人群信息模块;(11) 治安信息模块(值班室信息、巡防队信息、红袖标信息、案发情况);(12) 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安全生产);(13)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平台 (1) 智能化统计当前系统内所有数据;(2)柱状图一目了然;(3)饼状图全盘分析;(4)案情分析,疏而不漏; 社情民意平台 指对街道、社区、网格以内发生的事件、民众的矛盾纠纷、问题隐患以及社会治安等事件的调处整治、督办督察等; 督办督查服务办事平台 (1) 排查登记模块;(2) 待处理事件管理模块;(3) 事件列表管理;(4)事件统计管理; 该模块主要是提供社会服务办事的流程和事项的管理。各个网格的信息事件,如果处理不了可以随时逐级上报到社区工作站、街道服务指挥中心、区级服务中心,各级再进行分流处理,完成后通知上报人核查,核查满意结案。不满意服务中心人员再进行分流处理,直到核查满意再结案。 考核评比平台 (1) 日志管理模块;(2) 绩效评估管理模块; 指挥中心平台 (1) 公告管理模块;(2) 个人通知管理模块;(3) 通知管理模块;(4) 短信管理模块; 系统管理平台 (1) 用户管理模块;(2) 角色管理模块;(3) 部门管理模块;(4) 字典管理模块;(5) 预警线管理模块;(6) 系统日志模块;(7) 图片管理模块; 百姓互动平台 为百姓提供一个和各级管理人员互动平台。社区的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随时随地把他们的各类问题和建议发表到网站上。主要是为百姓提供一个反馈诉求的渠道,让百姓参与并监督社会管理。通过互动服务平台,百姓可以随时发表看法及意见,反映各类社情民意问题。同时,乡镇街道以及社区的各级人员可以随时随地的处理答复,并纳入全地区整体的考评体系。 (百度百科网格化管理)

从2004年到2007年4月,在北京东城区之后,中国开展了一批网格化城市管理试点项目,先后分三批共51个试点区域。其中,深圳市、成都市、杭州市、武汉市、扬州市、烟台市、北京市朝阳区、上海市长宁区和卢湾区、南京市鼓楼区为建设部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第一批试点城区。新疆的乌鲁木齐2007年4月也被列入第三批网格化管理试点城市,但是还未完工,就于翌年发生了大规模族群冲突。事后,截至2010年7月,乌鲁木齐已经安装4万套摄像监控设备,覆盖3400辆公交车、200个重点公交车站,4400处街巷,270所学校、幼儿园、和100家大型商场超市。几乎同时开始网格化建设的长沙市,2012年利用4万套监控摄像体系破获各类案件2470起。而同期在毛主义分子薄熙来的掌控下,重庆市的监控摄像头却达到惊人的20万套,颇能反映当时重庆警察头子王立军主导的“打黑”行动的性质。

不过,与城市依赖技术手段与设备、城管和警察的人员体系不同,中国的网格化管理在乡村地区的进展可能更耐人寻味。在山东新泰县的网格化试点中,除了监控摄像头的配备,还增加了固定电话和路灯的设置,县城的所有出租车司机和环卫工人也都被“聘”为网格管理“信息员”。在重庆的巫溪县,人力的补充则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在全县被划分为117个网格之后,每个网格均配有一个对应的政府机构,做对口的支持,由这些政府机构出资,帮助网格社区或村庄改善公共管理,并且着重解决上访问题,甚至将所谓长期上访者吸收进网格社工。

至此,从上述有限的案例可以看出,借助最新科技的互联网、地理信息系统和超级计算机,中国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可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政府最近十年来以“维稳”名义下加强的社会控制。尤其在2011年北非“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府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应对措施,最早在北京东城区试验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被视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也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中国党国体制下对城市和社会的威权主义控制,因此更加趋向精巧、高技术化和系统化。特别是,在对比城市和乡村地区网格化的成本、优劣之后,中国当局意识到城市网格化管理带来的社会控制的高效率,也为习-李政权的大规模城镇化目标增加了信心。如果未来继续缺乏明确的民主制约,那么无疑,这一发展只能是导向一个现代警察国家模式的。[3]


2016年,《金融时报》4月3日刊登一篇署名为露西·霍恩比(Lucy Hornby)的文章说,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一种被称为“网格化管理”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恢复随着社会开放而在社区中逐渐减弱的国家存在。

文章说,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城镇通过在每个街区网络单元设立警亭和群众网络来减少邻里纠纷、犯罪、加强市容卫生,以及监视任何被认为是滋事者(troublemaker)的人。文章举拉萨和广州的例子来说明“网格化管理”在中国的大范围实施,并表示,这恰逢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对民间社会和异议人士加紧控制之时。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Heath)认为,这种管理体系不止是为了控制。

他说:“不只是这样。还涉及更好地应对(民众需求)和在管理上更有效率。这是习近平理政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确实是想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能力和应对民众各种需求的能力的。”

何天睦还指出,网络化管理早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就已经提出和试点。他说,当时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例如城管)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反而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政府需要提升了解和应对民众诉求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学网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有关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文章说,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实践,之后在北京朝阳区、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这篇文章说,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具体任务,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以往行政部门各自为政、权责不明等种种弊端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体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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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