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告诉我，北京家中的小区统一安装了人脸识别的门禁。“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和小区保安说一声就放你进去？”我问他。“当然可以！我和老李（注：小区保安）很熟。但他也叫我尽量刷脸，街道会来检查。”父亲回答。
小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我不意外，只是好奇会对父亲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母亲此前告诉我，父亲因和一位COVID-19确诊病人在同一天去过同一家超市购物，七天后“被大数据发现”，社区联系他要求居家隔离两周。“你爸被吓得够呛，这事之后有好几个礼拜出门不带手机，宁可步行也不坐公交车，也不去超市买菜了。”母亲对父亲的“过度反应”感到生气又可笑。我追问：“他被什么吓得够呛？是害怕感染病毒，还是害怕再被莫名其妙隔离？”“可能都有吧。”
我是有一点担心，不是担心病毒，而是担心他因为对科技的“畏惧”而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很难说父亲多大程度上是出于隐私权利意识或对威权政府的反对，而做出这近乎于行为艺术的“抵抗”。我理解这更接近一种本能的逆反，揉杂了一点恐惧。如今的中国，再迟钝的人，也会知道有一双“眼睛”随时在看着你。没人知道这套监控系统运作的全部细节，例如母亲不懂为何父亲在去过那家超市七天以后才被联系，但这套系统的存在本身，无形中规训着人们的言行。
假如你只是如我父亲一般的退休老人，活动范围不大，甚至因为种种原因有意避免公共场所，是否有可能不被政府的视频监控纳入采集对象？现在已不存在这样的空间。
从“科技强警”到“一人一档”
2021年，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局公布了一份“雪亮工程”监控项目招标文件，其中对重点人员“一人一档”的描述，使我们得以一窥“未来已来”的数字监控国度场景：“利用摄像机自动抓拍人脸……能够接入出租屋租赁信息、社区门禁刷卡信息、卫生所挂号就诊信息、宾馆入住信息、网吧上网信息、幼儿园及小学家长联系信息，汇集各类人员活动轨迹记录”。各类数据系统打通后，还计划建立“重点人群积分预警模型”，对异常轨迹和异常行为进行积分，达到阈值后自动报警，再由人工介入。
除了“昼伏夜出”等在招标文件中写明的异常信号，我们尚无从得知该模型实施的程度和细节，但结合联网的数据源，不难想像这样的场景：一位“流动人口”，近期频繁出入的网吧、餐馆较以前的消费水平高了一个档次（无论是通过消费记录还是人脸抓拍），是不是可以怀疑他的财产由何而来？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员，频繁出入同一个高档小区，是不是在为下一次犯罪行动踩点？系统多次捕捉到一位大学生与某位政治异见者共同出现在画面中，是否可以怀疑他的思想动向？又或者，系统监测到我父亲被隔离一次之后，不再去常去的超市、餐厅，同时又未检测到他搬家、住院的信息，是否可以怀疑他采取了某种手段逃避政府监控？结合网格化管理，社区工作人员可以主动上门调查，甚至不需要任何实际罪行的发生，这套系统将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一个个摄像头，如何构建起庞大的数字利维坦？这背后是中国监控系统25年的发展历程。
1998年，公安部开始了“金盾工程”，主要搭建基础数据库和科技平台以及初代的网络防火墙，实现“科技强警”。2005年，“3111”工程开展城市报警与视频监控系统的试点。经历数年地方实验，“平安城市”公共视频监控建设项目借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在各大中城市铺开。这一阶段中国还在“蹒跚学步”。受2001年“九一一”事件和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等恐怖袭击的影响，各国警察部门都在大城市的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以协助治安，中国政府还曾派代表团去认真学习过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设备也主要依靠进口。
中国很快就在监控技术上超越了西方国家。2010年代，三期“平安城市”被纳入到大规模的视频监控“天网”工程之中。2016年后中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监视设备市场，近万亿的中国市场规模，政府采购占了60%。据分析人士，如今全世界近10亿个摄像头中，超过一半以上是中国的。如此推算，全世界每四个摄像头中就有一个是中国政府采购。人脸识别等高科技也大规模应用。2017年曾有BBC记者获准在贵州挑战天眼系统并拍摄纪录片，他的人脸被数据库标记为嫌犯后，不到七分钟即在市区被警方截获。
政府采购催生出了庞大的产业链。香港科技大学的黄靖洋及蔡欣怡（Kellee Tsai）曾研究最近十年中国安防行业的崛起与由此而来的国家、产业关系。从战略上聚焦中国地方政府尤其是公安部门需求的浙江企业，很快超过先发但停留在基础代工的广东企业，成为世界性巨头。如今大华、海康威视、宇视这三家浙江公司就占据了全球监控市场份额的30%。完全自主的科技，也更让中国政府大规模建设监控设备时放开手脚。
政府采购文件显示监控摄像系统还在不断升级。例如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斥资1037万人民币，购入了335台最先进的高清监控摄像机及配套设备。现在系统将对数百个摄像头的画面进行自动轮巡，人脸识别设备将具有越界入侵、人员徘徊、人员聚集等的识别和自动报警功能。
一份2019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采购公告显示，公安机关开始全面、系统地“接管”各类私营场所监控摄像。夜店、KTV等按规定必须安装摄像头，但因不满私营企业“出于应付检查的目的安装设备”，海淀分局耗资1071万人民币对辖区内106家歌舞娱乐场所统一重新购买了监控设备，布设光缆直接接入属地派出所。
政府监控部署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私人住宅也没有例外。我找到了父母所在小区的一份2020年的采购文件；北京市东城区的这个街道以近两百万元的价格，为辖区内的10个小区采购了海康所产的30个门禁、31台车辆抓拍摄像机以及配套设施，包括为居民准备的上万张门禁卡。这不是业主委员会或楼盘开发商的举措，而是由街道办事处，即基层政府开展的统一行动。
据北京市公安局2021年下发的《智慧平安小区建设指南》，今后要以用于居住的小区、村庄、平方院落为重点，围绕入口部署视频监控设备、车辆识别设备和智慧门禁。人脸识别门禁是所有小区必备，并要在每一次人员和车辆出入时记录居民姓名、开门方式及时间、身份证号、现场采集人脸、居住属性（自购住房、租赁、访客等）等，并上传至区公安局。这一项目也在其他城市开展。这意味着，未来几年这项工程全面铺开后，你每一次离开或回家，抑或去其他小区拜访朋友，信息都将被政府记录。
这样一张无所不在的监控“天网”，最终要实现的是不再以地点为维度，而是以人为维度的全新监控模式：也即是将一个人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信息系统中的出现全部记录，生成关于每个人行为模式的数字档案。
普天之下，莫不在网格之中
2016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名为“雪亮工程”的新一轮大规模视频摄像头建设。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视频监控只局限于城市的重点公共区域，中国政府则要做到“无死角、全覆盖”。“雪亮工程”由中央政法委牵头，重点在县、乡、村一级建设摄像头，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雪亮工程”不局限于农村，亦包括城市的居民小区。
“雪亮”语出毛泽东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特别意义不仅在于首次从城市拓展到乡村，更在于强调群众参与。农村里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顶盒都可接入视频信号，电视机与手机APP上都可查看图像并“一键报警”。民众直接参与只是辅助，更重要的是和近几年正在推广的“网格化管理”相结合。官方定义“雪亮工程”就是一个“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曾把劝阻一起女子跳河自杀事件作为“先进典型”（即范例）上报。值班的网格员在夜间查看辖区内河道监控时发现，一位女子面朝浉河坐在大桥之上，似乎是准备跳桥。接到通知的巡逻队员在女子翻越护栏的瞬间赶到，将她拉回。“这个被救助的女子不仅要感谢巡逻队员救她，更应该感谢的是网格化服务管理和雪亮工程。当时夜里凌晨一点多，又是深夜寒冬，桥上基本没行人了，是我们的网格管理员在监控视频发现了她不正常的行为轨迹，然后第一时间通知巡逻队员前去救助她。”平桥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说道。
各地“雪亮工程”的典型案例中，包含了许多这样的基层事务，例如制止农民焚烧秸秆、发现电动车违规充电的消防隐患、处理河流中飘来的动物尸体……这些事件体现出近几年“雪亮工程”基层监控系统不同于以往的若干要素：公安机关不再是监控唯一的使用者，半正式的政府雇员网格员承担了更多初步工作，监控不再只用于监控特定人群或事发后破获特定犯罪事件，“普遍监控”将一切“安全隐患”都纳入预防之列，兼具社会服务功能。
“网格化管理”早在2003、2004年应对非典及迎接奥运期间即在北京和上海有实验，2013年首次进入中央文件后，2017年大规模铺开，在近几年重提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的背景下变为一种常态手段，和监控系统搭配建设。基层社区被划分成一个个网格，在城市每个网格300户、乡村每个网格100户左右，专职网格员要做到基本了解每一户的大体情况，成为政府与社会交接地带真正的“毛细血管”。据民政部2020年公布的数据，全国目前有至少450万网格员。疫情以来，已经进行了数年先期部署的网格化管理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
因需求骤增，网络论坛上许多人咨询“网格员”这一新兴职业，有人回答：“网格员顾名思义，就是你负责一片网格，那里有临街店铺、住宅、出租房，有些有厂房、高楼建筑，你的任务就是每天巡查这些地方的安全隐患，包括不限于人口、卫生、消防、治安，还有社区服务……总体而言，网格员就当做古代的地保里长，你必须熟悉你所在这片区域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人口流动，邻里纠纷等事情。” 相当多年轻人对这样琐碎的工作颇多抱怨，只作为暂时找不到合适工作或准备“考公考编”之间的缓冲，在他们的讲述中，居住在本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年“大爷大妈”，才是稳定的网格员大军的来源。
这类半正式的政府工作，虽然要“代表政府”去搜集信息、化解矛盾，网格员却并非公务员，而是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合同，根据地区不同，月薪一二千元到四五千元不等。网格员成为政府与社会的交接点，并在此模糊了二者的界限。
网格员要“三必到”：居民有不满情绪必到、有突发事件必到、有矛盾纠纷必到；“三必访”：困难家庭必访、特殊群体必访、信访户必访。工作手册还列十二大职责，大致可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是发现隐患，例如即上访户、精神病患者乃至少数民族对政府的不满或需要解决的诉求，对餐厅、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也在职责之列；第二类是化解民众之间的小微矛盾，减少成为诉讼、上访、暴力冲突的可能，但网格员并无执法权，只能用劝说、协调的方法；第三类则是社区服务和其他杂务，例如帮助独居老人、贫困家庭，配合上级政府的各项临时任务等。
网格员是某种程度上的专职“维稳员”，只不过是用“怀柔”而非“镇压”的方式，以“居民的管家”而非执法机关的身份出现，且重点在“防患于未然”和“大事化小”。襄阳市召开的基层治理推进会就明确将“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的结合定为以下五大行动：矛盾纠纷大排查、公共安全大整治、网络环境大清理、信访积案大化解、社保风险大防控，以“将各类重大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官方报道中，山东省的一个社区网格长张松江，“24小时抱着他的平板电脑”，以查看片区内8个“雪亮工程”监控点。监控查看的任务被下放到网格员中，“综合治理平台”再将各类异常情况转给公安或其他部门，相当于在基层问题与警察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带”。在央视的宣传片中，南充市公安局老君派出所的民警屈国礼视“雪亮工程”和基层综治为自己的救星，以往他一个人要负责解决辖区内数万居民的所有警情——实际的情况是大量的问题就不会去解决。
当被监控的对象拓展至普通人时，摄像头另一端进行监控的人也在变化，由国家执法人员变成了生活里的“张大妈”“李大婶”，政府不再处处与社会直接生硬对撞，而是利用社会监控社会。一张细密的社会监控之网，铺在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之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终究都会处在一个特定的网格之中，每一个网格之中都有足够的摄像头去采集资料，也有对应的网格员去搜集信息、化解风险。
2021年4月，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地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要增强基层政权能力建设，网格化管理与信息化的结合则是核心手段。“网”的要义是覆盖性，即要把政权的触角深入到每一寸土地。这是新时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不在网格之中”。
替代“警察国家”：监控系统的政治逻辑
以“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为代表的隐性“监控国家”控制手段，体现了中国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重大路线选择，将之与其他显性“警察国家”的威权国家区分开来。
按照经典的政治学理论，威权政府因为缺少自由媒体、竞争性选举等反馈渠道而在信息方面处于劣势，无法准确判断社会情绪和民众支持度，易发生“脆断”－－即社会表面看似平静却忽然爆发革命、政权毫无征兆垮台的情况。这种情况已在近代威权国家的历史上发生多次，2010年突尼斯突爆发“茉莉花革命”，就是“脆断”的例子。
为压制因不满产生的集体行动，威权统治者需要维持强大的暴力机关，并默许他们超越法律的特权。但强大的暴力机关有巨大的副作用，常会反过来威胁当权者的政治安全。美国政治学者格雷滕斯(Sheena Greitens)提出“独裁者悖论”：“独裁者可以选择优先扼制社会抗议，也可以重点预防政变，但很难同时高效做到二者。”
中共对这样的统治困境似乎有充分的认识，一方面尽其所能搜集社会信息，一方面对警权的过分发展有着充分的警惕，两方面趋势在最近十年愈加明显，这是“雪亮工程”和网格化管理等监控系统得以大规模发展的根本性政治逻辑。
自1980年代起，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人口流动频繁，原有的毛泽东时代的“户口”﹑“单位”等物理性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已不能延续。80年代中期至今，人口由十亿增长到十四亿，但刑事案件却由每年50万起增加到了到2020年的470万起，即人均案发率增长了近六倍。在2012年峰值之前，更是逐年上升。作为对比的是破案率从八十年代的超过70%，下降至如今不到40%，这“一升一降”或许最直接体现了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面临的治安和维稳压力。
相比于实际的压力，中国始终有意在限制警权的过度发展。近二十年中国的公共安全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例始终稳定在5%~6%的区间，仅在奥运会前的2007年达到峰值7%。尽管绝对数值一直在增长，但考虑到中国政府财力的发展，并未不成比例地扩大。
在限制暴力机关的人员规模、政治权力方面，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法与党内其他系统之间，曾进行过多次重要的博弈与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樊鹏的研究显示，中央曾有意限制地方发展警力的需要。治安问题最突出的九十年代初，广东等财力充裕、治安需求又大的省份以“地方自定编制”的名义自主增加警力，短短几年内“地方编制警察”就占了超过一半的总警力。90年代末，随着公安系统从“放权”到“集权”，公安部一次性将30万地方编制统一转成国家编制，不再允许地方自定编制。而即使在警力经历了一轮地方适应性增长的1996年，中国警察队伍扩大至87万人（不含军队系统的60万武警），平均每万人口警察7.4人，仍远小于美国学者沃克（Samuel Walker）提出的每万人口25名警察才可基本维持社会稳定的经验法则，更小于同期每万人口35名警察的世界平均水平。
政治上的周期性变化出现在最近二十年。新世纪“政法沙皇”周永康在位期间，政法系统曾放任发展了一个时期，而在近十年遭到党内的打击与平衡。2013年，已退休的周永康被中纪委立案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是唯一一位改革开放以后被公开处理的政治局常委。2010年以来，中组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公、检、法三家之中公安一家独大的情况被一定程度限制。2015年，武警被从公安系统中剥离，直接由中央军委指挥，也显示出对原有系统的不信任。2020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动员会，展开了三十年内最严厉的对政法系统内部的整顿。一系列举措体现出对政法部门长期、系统性、战略性的压制与平衡。
种种明确的动作都可以看出中国有意避免走向“警察国家”。“刀把子”一旦掌控不好，这些维稳工具反而会最直接地危害政治安全。中纪委对近期落马的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傅政华等人的通报，极罕见地直白地指出他们的核心问题不在贪污腐败，而在政治上的不可靠。
中共对公安系统强调回到“群众路线”的社会管制策略。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政策文件，纷纷重提新时代“枫桥经验”——1960年代浙江枫桥总结出的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矛盾不上交的工作方式，因受到毛泽东重视而被推广。依靠和利用所谓“群众”，是中共治理的一个根本思路。
最近十年，科技的发展使大规模数字监控成为可能。人脸识别监控摄像、政务云等科技层面的进步，配合以中共历史悠久的“群众路线”治理技术，使得中国建筑起细密而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这是官方颇为骄傲的宣传语，这套系统提前识别所有可能的安全隐患并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而大大减轻对暴力机关的依赖，成为中共绕开“独裁者悖论”的一条新路。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在新时代遭受着挑战。数字时代，人们几乎一切行为都留下数字痕迹，威权政府对本国的数字空间有着巨大的权力而不受制约，无论是强制搜集信息，还是要求私营科技公司进行配合，相比民主政府都有着巨大的“优势”。会不会在数字时代，民主政体才是处于信息劣势的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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