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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7日 (日) 20:58的最新版本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的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共产党，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的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贝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贝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这怎能不使人对“宣传”高度警惕？
到了近代，尽管“宣传”的面目已不再像中世纪和二战时期那么狰狞，但由于它的出身和表现不好，仍然使人对它敬而远之。二战之后，由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垄断社会公器，扼杀新闻自由，这些国家里的“宣传”也仍然是“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声名也很狼藉。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为数不多的坚持有宣传部的国家。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但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毛泽东早年就有过宣传的实践和经验。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共产党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上任伊始，毛泽东便着手整顿，健全宣传工作体制，改变原先散乱状态；通过报刊和信件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任务，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汇报宣传工作。此前中央宣传部只管辖广东一省，如今同其他省市宣传部门也有了联系。宣传的权力集中了，宣传的网络形成了。毛泽东履新后，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确实有了新面貌，生气勃勃。
毛泽东在代理部长期间，还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就刊登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行2万份，另印发单行本2万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量。这份《政治周报》出版当天，他又不失时机的行使手中大权，以代理部长名义，雷厉风行地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
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毛泽东为大会上作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并请他参与起草本次大会的《宣传决议案》、《党报决议案》等文件。对他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早年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本党”中宣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任内事功卓著，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的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窜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的宣传工作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毛泽东是党代表，他对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以及宣传工作负全责。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会议的重要《决议》由毛泽东起草，这是他份内的擅长之事。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这些问题饶有趣味，可以深入研究，现在只对该《决议》第四部分做一简介。
《决议》第四部分题为《红军宣传工作》，第一节便开宗明义：“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推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一宣传思想，毛泽东一以贯之，建国以后他也以此来指导宣传，宣传目的仍然是以上的四点：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消灭反动势力，推进革命高潮。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一样，即便下面将要说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等等也大同小异。
第二节检讨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分别列举了8条宣传内容的缺点，比如“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忽略了对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和鼓动”，“忽略了对城市贫民之争取”，“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极少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的宣传”，等等。毛泽东希望红军的宣传触角能触及社会各个阶层，深入敌人心脏。
《决议》还列举了12条宣传技术的缺点。如“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壁报出得少，字又太小。”“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做的不充分。”毛泽东将红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作为一种宣传，以至宣传成了目的，而助人、态度、公平、信誉等等反倒成了手段。
毛泽东提议红四军的各纵队、各大队、各中队、各支队、各分队都有宣传队。这和他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有点类似，目的仍是加强控制，无一遗漏。宣传分队的编制为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宣传中队增副队长一人，宣传员增至16人。当时还是红军草创时期，毛泽东便不惜人力，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毛泽东还指出“宣传员的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的也有，简直成了收容所。”所以当时红军官兵一致认为宣传队是“闲杂人”，是“卖假膏药的”。当年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吃惊。现在的宣传干部是不是也是“卖假膏药的”呢？下面将揭示。
《决议》第四部分有一节专门说到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进行宣传的方法：“1、宣传文字要简短，要精炼，使他们一看就有一个印象。2、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的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的传达给他们。3、以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的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寄信给他们。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种种方法，具体入微，不厌其详，所叙种种，巧妙方便，其宣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深思良久。
四、毛泽东主政以来始终紧握宣传大权
在各国共产党执政的领袖中，像毛泽东这样有过新闻学历，办过报纸和刊物，当过代理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的人，也许他是唯一的一位。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一直到他去世，主政41年，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日理万机，统领全局，但他仍然紧握宣传大权，始终未曾松手。他是一个高超的宣传大师、舆论大师！
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认为安徽搞的不错，便问当时安徽的负责人李德生是怎么搞的，李德生说：“首先是造舆论。”毛泽东大为赞赏，说：“革命不造舆论怎么行？革命就是造舆论。”在毛泽东的眼里，舆论不是自然形成的，是通过宣传人为地“造”出来的。这一个“造”字极为形象和传神，暴露了以宣传而制造舆论的奥秘。
毛泽东深知宣传是重大的权利，谁掌握宣传大权，谁就能造出舆论，于是，谁就为是非标准，谁就是真理化身，谁就代表正确路线，谁就树立政治权威；于是，对外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对内可以操控亿万群众，对自己可以成就领袖地位。
中国的宣传模式首先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即集权体制所决定的。但由于毛泽东在位长达41年，对政治生活各个方面都有深刻影响，更由于他本人也精通宣传，所以中国的宣传理念也染上了毛泽东本人政治性格的强烈色彩——霸气！
中国的宣传体制高度集中，毛泽东亲自掌控宣传大权。宣传机器的最高领导机关为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通常由政治局的常委或委员担任。中宣部负责制定宣传政策和把握舆论导向等日常工作，但宣传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仍要听命于主席毛泽东。虽然党内也主张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可实际上党内一直缺乏民主；政治局开会固然也不乏协商和讨论，但出现分歧时，毛泽东还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最后否决权，谁都得服从于他。
事实上，在毛泽东为核心的政治局，很少有什么争论，更不要说激烈争论了。如果真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众政治局成员或像林彪一样紧跟主席，亦步亦趋；或如周恩来一样和稀泥，打圆场；也可能同陈云一样称病在家，韬光养晦；但更多的可能则是大家都非常自觉也非常习惯地收回己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至少是口头一致，这就更加强化了毛泽东的霸气，更加纵容了他的独断独行。在宣传方面的更是如此。至今还找不到有力证据来表明政治局内有谁在宣传方面敢于撄鳞，这是因为除了毛泽东政治上的威权和霸气之外，谁也没有他在宣传方面的才干和经验。
毛泽东的对宣传的领导绝对是内行的领导，是权威的领导，他除了大权独揽，总负其责外，还亲自审读、修改党报上重要文章，也不时为各宣传机构或政府部门撰写各类宣传文稿，比如著名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所写的广播稿）、《别了，司徒雷登》（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为《人民日报》所写的序言与按语），《再批判》（为《文艺报》所写的编者按），《告台湾同胞书》和《再告台湾同胞书》（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文告），等等都是毛泽东的大手笔，力透纸背，令人丧胆；即以文笔而论，也是上等文章。在中国共产党内，无一人可以写出这类文字，他人既无毛泽东的才气，更无毛泽东的霸气。
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辞去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他还说1957年的“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见吴冷西《忆毛主席》）。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整个宣传战线的“总编辑”，一言九鼎，难怪林彪说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文革中，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成了最高指示，而且传达不过夜，举国欢腾，游行祝贺，广为宣传；其规模，其影响，其深入，其狂热，已达宣传的极致，使得宣传成为跪领的“圣旨”，成为如山的“军令”，这是古往今来宣传方面从没达到的顶峰。
毛泽东倘若感到宣传部门的领导不合自己心意，如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便批评他是“书生办报”；如果“书生”进而有所失误，便骂他“死人办报”；如果毛泽东认为宣传部长其心有异，如对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他便诬之为“阎王”，号召“小鬼”打倒“阎王”；如果毛泽东察觉宣传大权确实失控，如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和市委领导的《北京日报》，他便引而不发，在别地另觅宣传阵地，以待时机歼灭之。姚文元那篇为“文革”热身的革命檄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是北京不发而最后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这是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一场非常出色的宣传游击战，并终究以此为序幕发动了震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派”那里将自己旁落的大权包括宣传大权又夺回到自己的手中。
毛泽东掌控下的宣传，其体制构架是金字塔形的，顶尖是党的主席和他直接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然后省、市、地、县，机关、学校、军队、农村，从中央到地方一层一层地都有相应级别的宣传部门和宣传干部以及相应级别的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一直到边远农村山区的有线广播站。这使得宣传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形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宣传网络。
为了使得宣传尽量广大影响，深入人心，除了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之外，也不放过红军时代使用过的传统宣传手段，即在墙头刷写口号，在大街悬挂标语。不论学校机关，不论村社田头，不论现代都市，不论穷乡僻壤，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触目皆是。如果乘坐火车，沿途都能在铁路两旁很多房屋的墙面上，看到许许多多历年以来标语口号的遗迹，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学大寨”，一直到“批林批孔”、“改革开放”、“欢庆十六大”，口号与时俱变，标语代代相传，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有些标语口号是宣传部门统一布置下达，有的是当地基层独自发明创造。因为标语口号实在是多，泛滥成灾，难免错误百出。有的提法有误，有的用词不当，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一个生，两个扎，三个刮刮刮！”看了惊心动魄！再如普及女童教育的口号：“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也让人吓一跳。
还有的标语口号不伦不类，使人产生联想和误会，令人发噱。
比如广东粤北山区某处山林的标语：“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成了野生动物？上海浦东大道两侧飘扬的旗帜上写着：“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我又变成了分类垃圾！山东省济宁至汶上县公路旁的某乡镇巨型横幅：“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这种提法显然违反民主。贵州铜仁去梵净山路上的一个屠宰场的口号：“以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怎么指导？这是以示紧跟还是故意搞笑？
另有一些标语口号因书写错误，或分行不当，也让人捧腹。
比如苏北某农村信用社门前的标语：“信用社是老伯性生活的贴心人。”江南某县大街的标语，上面一行是“群众有困”，下面一行是：“难找警察”。都让人忍俊不住。
中国是标语口号的大国。如果说中国的宣传是一个硕大无朋的网络，那这些星罗棋布的标语口号则是这个巨大网络成千万个网眼的填补物，使得宣传网络成为覆盖一切的巨大天幕，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逃脱不了宣传的笼罩，所有人群都无法避免宣传的辐射。研究中国的宣传而不论述中国独特的标语口号，不但对中国宣传体制缺乏一个完整的认识，而且也对中国的宣传失去一个形象的概念，这个形象极富喜剧性，甚至是闹剧性。倘若中国的宣传体制和理念不彻底改变，那中国的宣传那就会向另一端改变，即变得更加标语化、口号化。
为了保证宣传体制和宣传理念的稳固，从中央到地方还强化党对所有媒体的领导。虽然中国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没有报刊审查制度，其实各级的党委宣传部，就是负责审查监督传媒的机构。在媒体内部还实行严格的三审制，有时三审如不足以防范，涉及到重大题材、敏感内容的稿件，还必需上报，由上级领导甚至中央一级部门审查定夺。这使得任何与宣传口径不相吻合的言论、文字、图像、画面都难以漏网，根本用不着专门的新闻出版检查机构，因为宣传部和媒体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火眼金睛、训练有素的检察官。
丁关根当中宣部长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传媒的管控，在中宣部内增设“新闻阅评协调小组”。1967年前后，中共「十五大」和香港主权回归前夕，中宣部又责令各省市成立专责审查当地出版物的“审读小组”。这些已经是正式的新闻出版审查机构了，只是名字不同罢了。如今的“审读小组”和以前的“写作组”，表面上有所区别，一个是“看”，一个是“写”，其实都是党的驯服工具，并无两样。
有了体制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宣传形势是超稳定的，即便有几个有个性的如陆定一、邓拓之类的“书生”，也最终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或罢官，或打倒，或死或伤，无一幸免。所以宣传官员最是小心翼翼，整日如履薄冰。官场上有官谚：“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统战部，年年有吃住；跟着外交部，年年国外住；跟着宣传部，年年犯错误。”按理说，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应该思想活跃，极富热情，能说会道，善于鼓动，而由于中国过于重视宣传的作用，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差错，加上政策反复多变，宣传干部难以掌握，故而人人提心吊胆，个个谨小慎微。每当宣传官员在公共场合露面，无论是参加会议、接待宾客、参观考察、宣讲报告，大都语言无味，一本正经，不苟言笑，毫无个性，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宣传干部的标准像，即便在毛泽东之后也如此，其中最最标准的莫过于邓力群和丁关根两位领导同志了。但也有面善心好决无“新华”面孔的，如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可他也做不长，被罢了官。
五、毛泽东宣传思想的党性原则
毛泽东的宣传思想的原则，最核心的就是“党性”原则。1942年延安的《解放日报》改版前夕，他指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同年他还说：“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957年反右时，他批判右派分子“否定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也再次强调宣传的党性。
所谓宣传的党性原则就是务必要使宣传服从党的纪律，符合党的政策，要做党的喉舌，要做党的耳目，党的利益大于一切。
党性原则其实就是党派意识。但在中国是绝不承认共产党也有党派意识的，因为中国把党神圣化了、圣洁化的了；党自己也一直在宣传自己是最大公无私的，是最能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是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就再也没有本党私利的。这样的说法很有宣传效果，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且不说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损害，就以近年以来在党内揭露出那么多级别之高、数额之大、令人咋舌的贪污腐化分子而言，就充分表明共产党也并非神圣得玉洁冰清，一尘不染！目前已经揭露出的党的贪官污吏仅是冰山一角，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揭露、不能揭露的还不知多少。即便如此，中国已经被国际组织列为贪污大国，在世界各国名列前茅，排在前十名之内。
任何一个政党从来就是部分地“代表”着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最广大”。“代表”了农民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地主利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资本家利益；“代表”了左派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右派利益；“代表”了官僚的利益，就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就像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是代表自己国家利益，这是国家意识。你说某个国家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那不成了卖国贼？可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倒有可能使得国家本身代表着本国的人民利益，但这个国家必须是代表了各个阶层利益的各个政党经过公平竞选而执政的民主国家，绝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放眼世界，有哪个独裁国家的政党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过去的前苏联？还是当今的北朝鲜？没一个！难道就中国大不同、独一处？而且一个政党自己说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也有点自说自话，自作多情。试问：谁委托你“代表”了？谁授权你“代表”了？通过什么法律程序确立了这种“代表”地位？是国民公投了？还是议会表决了？政党充其量也只能说自己承认和尊重人民的利益，不可妄言“代表”人民利益。如果是专制独裁的党，让他代表人民利益，能放心吗？还真担心它把人民利益吞噬了哩！
宣传上的党性原则也是一样，党性和人民性不可能完全一致，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不是一码事。
其实党报、党刊、党的媒体本应该作为党的喉舌和耳目，理所当然，并不奇怪。世界各国任何政党的媒体都这样。传播学家施拉姆说：“政党与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并不需要持有公正而严格独立立场的报纸，他们需要的是一些能帮助他们赢取胜利，影响立法与欺蒙老百姓的报纸。”问题在于中国的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党国不分，党政不分。中国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国家媒体，更没有独立于党之外的民众媒体，国、民、党三者一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1998年10月7日，朱鎔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长连忙修正朱鎔基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宣传部长还辩解，说：“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就像宣传党性和人民性一致一样，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当今中国没有群众喉舌。1975年4月，辽宁一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以思想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怕她在刑场呼唤“反动”口号，竟残忍地割断她的喉管。1999年12月，山西岚县裴家村年仅20岁的农民李绿松，因不断上访揭露腐败，被干警严刑拷打，李绿松始终不服，骂声不绝，以致舌头被恶警所切。一个喉管被割，一个舌头被切，这两起令人发指酷刑，极为象征地表明广大被称之为人民的人，喉舌已被割切，是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
宣传上的党性原则，从来就和思想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相对立。党性原则就是要绝对服从党的利益，而思想言论、新闻出版自由遵从的是客观真理，重视的是个人表达；对新闻来说，就是尊重事实。这一冲突不可调和。所以一些执政的共产党国家都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甚至连新闻出版法也不制定。中国也一样，早在1956年李慎之先生鉴于波匈事件的教训，就曾通过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建议“开放新闻自由”。毛泽东说：“他们主张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所谓“上大街”就是毛泽东所反对的“大民主”，他认为那是敌对的，是反党的，万万使不得。所以最早提出开放新闻自由的李慎之便被打成中国最早的右派。中宣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曾说：“新闻立法对党和国家不利。苏联东欧搞新闻法，搞得国家一片混乱。搞新闻法，还要宣传部干什么！”
其实，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没主张过新闻出版自由；主张过，而且还曾竭力主张过，但那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1999年广东汕头出版社出版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内中收集了上一世纪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的社论和评论。这两家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一些社论和评论直接出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之笔，其中一些社评是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舆论管制和呼吁新闻出版自由的，比如：“考察新闻自由的三位使者28日到了重庆。但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了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29种特别法规……其中规定的禁载标准12条中第一项：‘违背我们立国之最高原则者’……而‘立国之最高原则’就是党治。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悲愤的是……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园谎，代人受过，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遗。”（《新华日报》1945年9月1日时评）“欧美报章报导抨击中国检查制度的文章，不绝于书。……连法西斯的阿根廷、战败的日本都已经取消了检查制度了……而我们呢？对这把扣紧人民咽喉的枷锁还不胜其眷恋之情、惋惜之恋。”（同上）类似文章不胜枚举，大致是一个主题：“向国民党当局要求立即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保障记者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权！”（《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非常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揭露国民党专制独裁、呼吁民主自由的书，竟然被禁，但它不是被现在的台湾所禁，而是被现在的中国大陆所禁！这不是国民党写的书，这是共产党写的书；说的不是国民党的话，说的全部是共产党的话，为什么也被“我党”所禁？难道自己说过的话也害怕听？怕什么呢？
钟沛章先生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他最近撰文说到中国的“一个高级权威”曾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广东政协刊物《同舟共进》2003年2月号）这段话也见诸于其他一些回忆文章，也都知道这位“高级权威”就是陈云。
陈云如此坦诚，毫不遮掩出示底牌，确实令人吃惊。这张底牌表明当初共产党主张新闻自由是策略，是钻空子、抓辫子，是和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一旦自己取得政权，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以前还有空子可钻，如今已是无“空”可入；以前还有个新闻法，如今干脆无法无天，“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所以说，以前新闻自由是多少的问题，现在新闻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的被禁，怕的就是拿过去说过的话打现在的耳光，要求兑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兑现曾向国民党呼吁过的新闻自由。
2000年9月初中国国家主席访美，曾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采访。华莱士说：“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中国国家主席回答说：“新闻自由不过是新闻界为使自己不受任何限制地攫取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个图腾，仅此而已。”又说：“所谓言论自由，本质上是一个博奕论难题，没有正确的解。”他比陈云干脆，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这是虚无的图腾，是无解的难题。但他又说：“由于美国的干预，中国还处于分裂状况，内战状况，中国的国家政治还无法进入现代国家的常态运行。一旦中国完成统一，结束内战，中国的民主就指日可待了。所以，是美国阻碍和干扰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并且把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我把对克林顿总统说的话再对你并通过你向美国公众说一遍：请还给我们统一以让我们早日获得民主和自由吧，恳求你们了。”这和国民党当年阻挠新闻自由的理由一样，国民党说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因为全民抗战的非常时期，所以要进行言论管制，控制新闻自由。但有一点不同，国民党并没有把新闻不自由的责任推给日本，而中国国家主席却把新闻不自由的责任推给了美国。
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基石，是走向共和的阶梯，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不管对民主的理解有何不同，而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只有专制。前不久，无疆界记者组织发表了一份全球新闻自由排名表，在总括139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表上，改革开放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极权制度的朝鲜为伍，分别列于第138和139位。这是耻辱还是光荣？
六、中国的宣传的最大弊端
中国的宣传方针奉行的是党性原则，无所监督，无所竞争，只要为了“革命需要”，只要符合党的利益，尽可编造谎言，封锁消息。
1、编造谎言。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太多，诸如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不是真的为了北上抗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底是谁“下山摘桃子”，等等。建国后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万6千9百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生长著的茂密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一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结果成了“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此事已经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但在当时死也不承认，拼命睁眼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嚎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整个文革十年，全都是这种谎言大合唱！
即便平常岁月，媒体为了宣传，也坚持“正面报道为主”，为的是像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在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在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 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恐怕记者们自己也不相信。
2002年12月20日，新华社报道说：“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的抽查结果，天气预报为收视率的排行榜首位。”因此有人说，因为中国媒体只有天气预报是真的，所以收视率最高。其实天气预报也有假。重庆的夏季是著名的火炉，气温经常高达42度以上，但长期以来，电台、电视台、报纸发布的当日气温总不会超过37度，因为政府曾有规定，超过37度工厂就必须停工，学校必须停课。为了不停工、不停课，重庆媒体在盛夏发布的最高气温永远也不超过37度。前有谎报高产，后有谎报低温，这样的报纸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后来重庆不得不如实预报气温，为此1992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还特地发了一篇短评《欣闻报出42度》：“今夏许多重庆人欣慰：‘现在天气预报上讲了真话，天气热得明白，我们心里有底，生活工作都好安排了。’”“欣闻”这样的“新闻”真的能“欣”得起来吗？连天气预报都敢说谎，还有什么不敢说谎的！
中国媒体的谎言成灾使得一些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深为内疚和反感，1989年北京风波期间，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中，终于愤怒地打出了“不要逼我们说谎”的大横幅，令全国为之震惊！这条横幅，一是表明中国最最重要的媒体在说谎，而说谎者今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一句最最诚实的话：“我们说谎！”二是表明说谎者是逼不得已，而逼他们说谎的不是个别领导，而是整个集权体制。
1971年9·13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他居处查出一些笔记本，其中有林彪手写的一句话：“不说谎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地将这句话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对执政党从政经验的总结，和取得政权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样，是第四大法宝！
任何一个政党和政府都不能事事说谎；事事都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只是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而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哪怕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以前批评《大公报》，说它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其实共产党的报纸对自己才是小骂大帮忙。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媒体是“部分的真实”，但这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中国的新闻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整个媒体在说谎，人们在面对媒体时也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就连所用词语也都相同。能把这么一个大国里的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只有无所不在的恐惧才有这样的威慑力。中新网2003年1月10日有一消息，说武汉市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市委书记陈某某事先对江夏区的人大代表提出要求，要大家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大家能说真话，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一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所以当中国卫生部长在为萨斯疫情说谎时，能如此的理直气壮，面不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尤其他在说谎之前还特别强调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的说。”如此的坚定，是因为他也被自己的谎言欺骗了。希特勒说，谎言重复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用千次，谎言仅需一次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坚定的说谎者不但会被自己的谎言所欺骗，还会使谎言变为更坚定的谎言，变为更大的欺骗。
还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所有的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于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要毁灭。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它比萨斯可怕多了；萨斯伤害的是肺叶，谎言毒害的是心魂！
2、封锁消息。毛泽东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话，其中不少都被林彪编为《毛主席语录》，使得当时的几亿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倒背如流，如：“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指出。”等等，最煽情的还有一段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以上均见《毛主席语录》）这是公开说的话，背地里呢？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说了一段以前从没发表的话：“一个高级社(现在是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肯定灭亡，应当灭亡。”（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补本)》第136页）
毛泽东公开说的和背地说的，哪个是真话？其实不言而喻。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只是委婉地对失败了的“三面红旗”提出批评，就被戴上反党集团的大帽子。1957年党在整风时的笑脸搞“阳谋”和反右时的翻脸不认人，更是公开和背地两套不同话语最生动的体现。
拒绝批评的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要封锁的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比如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全国饿死的以及其他非正常而死的究竟多少人，长期以来是个谜，也是一个密——国家重大机密。据上海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刊载的调查报告，至少有4,040万中国人当时被饿死，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死亡的人数，是上一世纪人类最悲惨的事件之一！这样一个震惊世界的悲惨事件，官方还没有正式地和如实地公布过，有关它的详情以及相关数字至今还封锁在黑箱之中。
再如1970年1月５日，云南发生里氏7·7级特大地震。震中在通海，灾区遍及峨山、建水等７个县，死亡1万5千余人，受伤２万６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仅通海一县经济损失即达人民币217亿元。震灾发生后，并未对外公布，更未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政府本身财力有限，救灾物资发放很少，只得紧急调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分送灾民，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鼓励自力更生，进行精神抗灾，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死了这么多人的大天灾，居然对外保密，隐瞒了３０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大隐瞒。
近两年由于各地急于脱贫致富，拼命发展经济，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公共卫生以及公民道德，造成各地事故和灾害不断，尤其矿难更是触目惊心。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2001年7·17广西南丹的特大矿难，2001年3月6日江西宜春芳林村小学特大爆炸案，2003年3月19辽宁海城数千名学生中毒事件，以及今年萨斯在全国的肆虐，起先无一不是封锁消息，这好像已经成为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本能反应，成了条件反射。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故和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广西在南丹特大矿难之后，也于2002年月12月30日召开了表彰大会，但是，在记功表彰的一大串名单中，恰恰没有揭开“南丹案”重重黑幕使之真相大白的新闻记者。可见在某些人的眼里，说真话的记者是无功可表的，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讨厌的。
在中国卫生部门隐瞒中国萨斯疫情的紧急关头，北京301的老军医对外说出了他所知的疫情真相，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也让现在的党中央对疫情作出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因而才有今天与萨斯斗争的初步胜利。蒋医生功莫大矣，嫠不恤纬，大义凛然，被民间赞为民族英雄。其实说真话并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每个有道德的人应有的行为规范，蒋医生的义举之所以被民间广为传诵，是因为他是在严令绝对保密的巨大压力下说出了真相，因而显得不同凡响。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其义无反顾的气概并不亚于舍生忘死、孤身挡车的英雄。
可是今年5月3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上，香港文汇报记者提问：“境内外很多媒体对于先生很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有的称他为英雄。……但是官方没有对蒋先生作出明确评价？您是如何看待蒋先生率先披露疫情的事情？您对他本人有什么评价？”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竟然如此回答：“我知道已经有很多记者在不同场合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对教授如此感兴趣。……在这场斗争中，我深深的感到，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中国有600万医务工作者和卫生工作人员，先生只是其中之一。” 以不屑一顾的口吻对说真话的人评价如此之低，令人心寒，这只会造成这样一种不安，还有可能说谎，还有可能继续隐瞒真相。为此，网民纷纷抨击高强，其中一个帖子说：“建议高强担任宣传部长。”这是在“非典”时期的一个经典帖子，这个帖子也同时说明人们对“宣传”的真实态度。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你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的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类要封锁的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政治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宣传部成了“不宣传部”。某大城市市委宣传部在2002年4月16日至8月22日的129天内有29天给该市各宣传部门以及媒体发出通知，下达禁令，一天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载，那个不能报道，使得媒体的老总神经高度紧张，惶恐不安，生怕触犯禁令。宣传部有时甚至还追加通知，如8月1号、8月16号、8月18号，一天之内竟连发两个通知，确实盯的很紧。
通知绝大多数是关于禁止报道的内容，多达60多项，皆为社会敏感信息，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三元桥银行被抢到汤河口交通事故，从凯迪克大酒店失火到全聚德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通知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刘晓庆的偷税一案，不要报道学者张五常的活动和观点等等，确实管的很宽。
有些通知虽无具体禁令，但有宣传精神，如6月3日，宣传部下达紧急通知，要求：“6月4日所有播出节目要认真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广播专题节目、热线谈话节目等要采取严格措施，保证安全。” 又比如6月15日的通知，重申宣传精神：“新闻宣传工作是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讲大局、讲原则、讲纪律。各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宣传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决杜绝一切可能激化社会矛盾、诱发不稳定因素的报道。……一定要为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一定要牢牢掌握宣传工作的这个政治大方向。”在十六大召开前后，这个政治方向也确实跟的很牢。
对国内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的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数十年来中国一直是严禁外国报纸进口，干扰境外电台广播。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特务之嫌，有判刑之险，也确实有无数的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劳改之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看也有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教条和宣传。但每当香港电视荧屏出现所谓的“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非常愤怒。后来为平息众怒，一旦出现删剪时，便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称：“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因特网，信息更加丰富和快捷了，这是上一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是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却拒绝这样的文化先进，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尽管这样有违中国自己签署的一些国际条约和书面承诺，但还是阳奉阴违，照旧封杀西方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并无政治倾向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据说克林顿访华期间，美国官员曾来华检查中国是否封堵外国网站。该官员在上网检查时，站在背后的中国陪同人员立即通知网管部门拆除防火墙，致使美国官员检查不出中国的封堵，并惊喜表示中国的网络和国外一样的自由开放。如果真有其事，那中国的骗术未免太下作了。但中国的很多事情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力，这类骗术也并非不可能。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中央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这件最具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只有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的三叉骨（三叉戟）都摔破了，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死了好多人……”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政治笑话里成主角，那他的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七、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只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就应该承认中国和过去相比确实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已有很大变化，但千变万变，至今有两样丝毫未变，一是军队，一是宣传。党一如既往，仍然指挥枪，仍然控制笔。因为军队和宣传是党的命根子，是最后还牢牢掌握着的两块地盘。十六大之后，新的领导人多次提出要政治文明，要政治改革。而宣传工作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宣传工作的改革，在毛泽东时期也不是没议论过，没打算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发表过这方面的讲话，毛泽东甚至提出过“宣传要转，必须要转”（吴冷西《忆毛主席》），但都无关宏旨，他们都是在原有框架内改革一点细微末节，比如提出要深入实际、要改变文风等等；所谓的“转”，也只是从1958年的浮夸转向冷静，从吹牛转向务实。宣传是党的喉舌、坚持党性原则，始终没变，他们那一代领导人也不可能提出什么新闻自由的主张。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工作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来看，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再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革，那就是逆潮流而动，将阻碍中国的繁荣和发展。
目前的宣传工作形势逼人，也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时候，多年形成的宣传模式早已失去公信，不得人心。虽然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到目前为止新华社也已经在世界10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共有驻外记者、编辑335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了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遗憾的是直到45年之后，才在前年年底第一次和国外的一张大报（法国《费加罗报》）签订供稿协议，地球上的更多的其他的老牌通讯社和资深的报刊仍旧对我们提供的信息不感兴趣，认为中国通讯社提供的信息尤其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敏感问题的信息还是为了宣传目的，缺乏公信力。《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订户很少，多为赠阅。在香港发行的大陆背景的四家报纸也是同样命运，报摊在晚上收摊之前如果你买《成报》《明报》或《东方日报》，可以奉送一种或多种大陆背景的报纸，冷落凄惨，令人蹙眉。江泽民在美国接受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宣传部门的那些人也很蠢……他们花了很多钱却净做蠢事。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其实不是“翻译机器”出了问题，而是整个宣传机器出了问题。
在境内，中国是老子天下第一。世界报业协会2000年6月9日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拥有2050多家报纸，已组成了17个报业集团，日发行量高达8200万份，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日本为7080万份，印度为5784万份，美国为5518万份。但中国报纸之所以日发行量雄踞世界第一，一是因为中国人口多，基数大；二是因为多为机关和单位的公费订阅；三是没有外国报纸在国内竞争，所以才有如此大的发行量。如果有一两家外国报纸的中文版被允许在中国发行，那中国报纸的发行量肯定一落千丈，甚至会使好多报纸倒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说真话和说假话的竞争，胜负自然铁定。这也是目前中国始终不让外国报纸在中国发行的缘故。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中国的网民数已经高达7000万，正好和中共党员的人数相同。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所以中国报纸的发行日趋艰难。去年，全国几十家党报，除了三家的发行量持平或略有上升外，余者全都下降；有的下降幅度非常之大。若不是“红头文件”支撑，如不是党费、公费订阅，情况可能更糟。
为了维持发行量，一些报纸甚至让读者强行订阅。湖北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刘飞跃因为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而给全国人大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多年来我本人一直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2003年又被强迫征订半年，每年的订阅费不是被强迫交纳现金就是被直接从工资中扣除。2002年上半年我拒绝交钱，但最后还是被扣工资。尤其令我气愤的是2002年下半年，我一家三口，儿子一岁半，家中同时被订了两份《随州日报》。
“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工资中虽有书报费一项，但也应由我本人自由支配，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要求我这样做。
“据我从媒体上了解，强迫征订党报现象在中国不是仅随州一个地区，而是全国性的。”
刘飞跃老师还在信中表示，为了维护本人合法权益，将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征订的《随州日报》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
这一事件非常典型。谁说中国没新闻？刘飞跃被强迫征订《随州日报》一事就是极富新闻价值的新闻，但中国任何一家媒体都不会刊登这一新闻。
正如刘飞跃所说，强迫征订党报现象是全国性的，所以肯定也会激起其他各地被强迫订阅党报的读者的强烈不满。宁波市政府的纠风办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严格执行报刊出版发行纪律的紧急通知，称：“2003年报刊的征订工作已经开始，市纠风办重申，公开发行报刊要做到‘七不准’：除党报党刊外的其他公开发行的报刊一律坚持自愿订阅原则，不准以任何形式下达征订指标；不准将所办报刊订阅情况列为下级部门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不准以评先进评优等附加条件强迫基层订阅；不准利用职权摊派征订；不准到企业上门强行征订；不准搞不正当征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不准”中是“除党报党刊外”，就是说党报党刊是“准”的，是可以下达征订指标，是可以不自愿订阅的。
宁波市政府的紧急通知表面看起来是为了读者的利益，不准强行订阅，其实是为了党报党刊的利益，不准其他报刊与党报党刊争夺市场。因为每个单位的经费有限，订阅了其他报刊，党报党刊就没钱订阅了。
其实即便订阅了党报党刊，也不一定受欢迎，很多订户往往订而不阅，弃如废纸。某作者在网上发表文章说：“笔者单位102人，订有一份某省机关报《某某日报》，我曾经做了20天的观察和记录，该报有16天阅读率为零，也就是说，该报从收发室递过来，几乎没人看，不久就被收废报纸的老头装进了编织袋，送往垃圾回收站。群众有时拿它铺在桌上练字，除非紧急情况，一般是不用它做手纸的，新闻纸吸水性能固然不错，但擦屁股是容易沾上油墨的。”这是一种无言的反抗。
最大的危机是没人看，没市场！尽管宣传部门可以一手遮天，但这只有形的手终究是敌不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是最致命的。
随着市场作用越来越大，各个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打擦边球，甚至甘冒风险，违反新闻纪律，违规操作。上级宣传部门往往一眼睁一眼闭，如无下面的捡举，无上面的责问，也不会多管闲事。即便批评，通常也是通过电话打招呼，并不准记录，更不发文件。实在要进行处理，也是内部通报，秘密整肃，从不对外发布。这充分反映出上级宣传部门的信心不足，只好采取这种“暗杀”的方式来解决。
之所以失去自信，还因为每一级宣传部门的干部都是受了上一级宣传部门的宣传结果。强行的灌输，被迫的接受，等因奉此，例行公事，使得宣传工作早已成为一道干枯命令，一个既定程序，一种政治习惯，早已没有理想主义的热情，没有意识形态的忠贞，没有自己情感和理性的执着。这样下去，真是岌岌可危，这样的宣传工作是没多少生命力了。
十六大之后，在宣传改革方面已经迈出小小的一步，比如减少中央政要出席会议和外出视察的报导，提倡新闻报道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甚至还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知情权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数十年来从不承认，这次提出这一问题，意义不小。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都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是党和政府的侵权。这次能提出知情权，是以一种正面的方式多少承认了这种侵权的不当。这一步确实可喜，但离解除报禁、新闻自由、信息公开、舆论开放，还很遥远。
杰斐逊曾说，“信息自由是民主之源”。如果真的想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那就再也不能靠警察的暴力，靠宣传的谎言了。
我们仰望闪烁的星空，期待着，太阳一定会升起。
(2003、6、16，11时15分。上海善作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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