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林：国民素质教育的关键是人民公仆的素质”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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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素质教育的关键是人民公仆的素质

复旦大学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2010年6月间杜祖贻教授赐电子函，命就“正确的科学态度与方法与教育及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这一范畴，在这次国民素质教育研讨会上发言。“范畴”是外延为零的概念，其内涵无穷。题目实在太大，不知应如何说起。拜读了杜教授寄来的去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民素质教育讨论会资料，觉得可以从文化历史角度，略陈所见。

西方和东方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纪发生了影响至今的“分岔”。老子(约580BC—471BC)、孔子(551—479BC)和墨子(约480BC—400BC)，都生活在春秋末年，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稍晚一些的孟子(约372—289BC)、庄子(约369—286BC)和荀子(约313—238BC)，就都跨进了公元前三世纪。

公元前290年，托勒密一世大帝(Ptolemy I Sorter, 323—285BC)下令在亚历山大建立一座图书馆，它最初藏书7000卷。那时候的书真要论“卷”，因为是写在纸草纸上并卷起来保存。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鼎盛时期，藏书达百万卷。在跨越公元元年的六个世纪里，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科学研究中心。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人都在这里工作过；后者在西方科学史中常称为“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德”。

也是在这公元前三世纪的265年，秦国的子楚为质于赵，在那里结识了商人吕不韦。到了前249年，吕不韦成了秦庄襄王相，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统一之后8年，秦始皇下令焚书，只留宫中所藏及农医药卜之书。藏书是不许老百姓读的，结果被项羽一把火烧光。敢议《诗》、《书》者诛，那是真正的以言治罪。事实上许多被禁、被烧的书籍现在还能看到，甚至有多个版本(所谓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伪经学)，而秦始皇赦免的书籍早就失传。那时没有公立学校，秦始皇更下令废私学，想读书认字者要“以吏为师”。焚书的第二年，212BC，秦始皇又在骊山背后，把460多位知识分子挖个坑埋掉，用强权统一思想，禁止自由思考。

这发生在同一个世纪里，前后相差不过80年的截然相反的历史事件，决定了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我们至今还在感受着这次“分岔”的后果。

读书识字就是为了“帮官”或“做官”。“以吏为师”，学而优则仕，发展成今天的“考公务员”热于“高考”。对海外归来的优秀学者，似乎不封官就不够重视。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日益行政化和官僚化。官本位体制和老百姓的千年“清官梦”，其实反映着一件事的两个侧面。这是中国今日的现实。因此，国民素质教育还得从“官员”或“人民公仆”的素质教育做起。否则各位在儿童教育上的崇高努力和辛苦功夫，很容易在孩子们进入社会后挥发殆尽。

人民公仆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不多。那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有个人诚信和人与人的互相信任。要敢于独立思考、批判思维。要讲真话、讲实话。要保持本色，不“包装”、不做假，拒绝“双重人格”。要“在其位、谋其政”，敢于承担责任。试问我们今天的人民公仆们，具有这些基本素质者占多大比例？

现在强调以人为本，这里最重要的是尊重普通人的人格。其实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最为缺失的东西。现在许多人高谈老子的“无为而治”，可能并没有读过“无为而治”的原文。我这里引王羲之手书赠道士的《道德经》五千言碑帖拓片的文字：“夫圣人之治也，使民实其腹，虚其心；强其体，弱其志，使民无知无为，使其知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为矣。”原来的碑刻，不知何在。早在唐朝初年，这碑帖拓片就深藏在宫中，褚遂良曾见之于密室，题字于卷后。其它的《道德经》版本，文字或稍异，但大意一样。翻成白话，它的意思很明白：“治理天下的统治者，要让老百姓吃饱肚皮，但使他们头脑空虚；叫他们身体棒棒地为你劳动，但必须胸无大志，因为无知而不做任何不利于统治者的事；特别要注意知识分子们，让他们即使知道一些事，也不敢有所作为。按我的这套意见实行无为而治，你们统治者就可以无所不为了。”孔夫子比老子年轻，他专门去拜访过老子。他在《论语·秦伯篇》里说的更直截了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们只能让他们干事，不能让他们明白事理)。

其实，“父母官”、“老百姓”这些在西方话语中找不到确切对应的字眼，都反映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深沉影响。“父母官”们真正从文化历史根源上认识到提高自己素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才不会只在形式上提倡对国民即老百姓的素质教育。

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封建影响。不要以为“积重难返”、“人微言轻”，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起积极作用。

我这样说，是有物理学根据的。自然界里普遍存在着被称为“相变”的突变现象：水结冰和沸腾、磁铁受热到一定温度突然失去磁性，等等。这是无序与有序抗衡的结果。热运动是无序的根源，相互作用是有序的推力。温度越高，无序越强，必须有更强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有序。然而，还有一个不大为人们注意的因素，那就是“配位数”。简单说，晶体里一个磁性原子的近邻数目，就是晶体的配位数。配位数小，相互作用不容易传播开来，温度要降到很低时，有序才能占上风。配位数大时，可以在相当高的温度、即相当杂乱的热运动背景下就发生相变。晶体的配位数通常是3、4、6、8这样的小数。人类社会的配位数有多大呢？这当然是不好定义和估算的。然而，一个人有多少亲戚朋友？手机里存有多少联系号码？很容易成十上百。这说明，人类的社会具有很大的“配位数”，可以在很高的噪声背景下发生相变。1921年有13个人在上海开会，要改变中国的命运，他们在28年后做到了。四人帮及其死党有几个人头？居然在一段时间里搅得举国不宁。这说明，要推动无论好坏的社会变革，都不必有半数以上人群同意。一批志同道合之士，努力宣传和身体力行，就可以改变历史！在座的各位对国民素质教育热心的人士，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从上面这个物理学类比里，我们得出十分积极的结论。几千年来，“老百姓”作为弱势群体，积累了大量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什么“少管闲事”、“莫谈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什么“明哲保身”，“不为天下先”，什么“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更难”，什么“新近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老百姓”层次的国民素质教育，首先就要克服这些消极思想。形象地说，只要有七分之一的成年人积极推动，社会风气就可以大变样，人民公仆必然会真正地受到人民监督，向人民负责，为人民办事。

本文来自郝柏林科学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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