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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的版本间的差异

来自China Digit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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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13日 (四) 20:57的最新版本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最新的非虚构作品《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以80万字剖析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与群体命运,通过草原网红直播、观光景区运营等微观场景,揭示“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的宏观图景。2024年2月,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对张赞波进行了专访。

张赞波在访谈中强调,新冠疫情将中国推向“极权体制最强盛时期”,严苛的封控政策不仅剥夺民众自由,更暴露法律制度形同虚设的本质。这种集体命运的意识源自其两次疫情中的创作转折——2003年SARS期间作为电影学生错失纪录契机,到2020年主动记录封控现实,形成从“无知觉”到“自觉抵抗”的蜕变轨迹。

张赞波将摄影机视为对抗极权的武器,其代表作《天降》记录卫星残骸对底层民众的伤害,《大路》揭露高速公路工程中的农民生存困境。疫情期间即便素材无法成片仍坚持“记下来再说”,这种“无产者唯一有力”的信念,最终演变成用影像“将权力者钉在耻辱十字架”的创作伦理。但坚持直言使他遭受网暴,更发现施暴者多属底层民众,导致其陷入“在中国,石头和鸡蛋都是一个样的”的人性危机。

以下为这篇访谈的节选,全文阅读:https://www.twreporter.org/a/interview-zhang-zan-bo-the-view

“这片土地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囚笼,每个人都难逃被封控、被隔离、被监视的命运。”张赞波在《大景》中写道:

“过去十多年来,独立拍摄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飘零于这个危险而动荡的世界中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我来说,透过深入现实、立足于事件现场,进行及时而细致的拍摄纪录,既能对抗极权,同时也能化解自己内心时不时升腾起来的抑郁和绝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权症候群,一个正常的人身处极权国度没法避免的心理症候。”

张赞波继之强调,独立创作是他人生的意义,也是“无力者唯一的有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沉沦和屈服,“然而现在(因疫情而封控),这个简单的愿望也终成幻影。”

相比两次疫情,中国的政治社会控制更为紧缩,且严酷。而张赞波这个拿摄影机的人,在前一个大疫时能记录却不知要记录;在后一个大疫中,想记录却无法去记,他将自己远远地隔绝在湖南山区,以抵抗这种强加的控制,实现“一个人的反抗”。 …… 他相信影像的力量,也认为,当代科技发展,不仅改变历史的书写方式,也打破历史诠释的阶级。换句话说,过去书写历史的权利,是在权力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手上,而历史的关注点,也只是帝王将相,落不到底层身上。但不论是小DV或是智慧型手机的出现,都让记录变得容易,叙事权也随之转移。而这就是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所说“业余电影的时代来临”的意义。

“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权无势,被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压制着。但尽管我这么卑微,还是拥有可以对抗极权、对抗体制的力量。那就是书写历史的新方式。”张赞波不断强调,这就是“无力者唯一的有力”。 …… “那些被封控的人,哀声一片的人,吃不上饭的人,如果不曾为自己、为身边的人维权,那么今日遭到这样的局面,也是应得的。”张赞波承认这番话有些“政治不正确”,只是时至今日,他确实深有所感。在他眼里,更可恶的是那些非但不维权,甚至还对维权者冷嘲热讽、排挤指责的人──或许因为他自己就是因维权而被暴力对待的受害者。

因直言不讳而“惹祸上身”的张赞波坦言,过往自己在石头与鸡蛋之间,他都是站在鸡蛋那方,但这几年的体悟却是:“在中国,石头和鸡蛋都是一个样的。”

“那些说要打断我的腿、撬开我家祖坟、开除我的湖南籍、强奸我家女人的,都是底层的人。”张赞波的家人、邻居,原本都不知道他都在做什么,但在他被揭底网暴后,老家受到波及,家人遭到骚扰,让家乡的人也跟着斥责他。这使得张赞波愤怒又难受,于是一个一个帐号点进去看,这才发现发帖者并非五毛或网军,而是寻常老百姓,甚至是弱势底层,深受打击的他,此后只要走在路上看到人,都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也曾在网络攻击他、羞辱他,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对人群,哪怕是出门买个菜,都不愿意。因为要与人接触。

他对人性的失望,并不只如此。从《大路》到《大景》的田野过程,都让他看到黑暗丑恶,甚至遭到故事人物的背离、利用,最后难免与之争吵裂绝。凡此种种,都让他对于田野调查产生阴影,访台期间,数次落话:“我不想要做田野了,不想写非虚构了,我改写小说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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