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最新的非虚构作品《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以80万字剖析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与群体命运，通过草原网红直播、观光景区运营等微观场景，揭示“所有生灵都被囚禁在极权的铁笼里”的宏观图景。日前，台湾独立媒体报导者对张赞波进行了专访。
《大景》作者、独立纪录片导演张赞波（摄影：郑宇辰/报导者）
张赞波在访谈中强调，新冠疫情将中国推向“极权体制最强盛时期”，严苛的封控政策不仅剥夺民众自由，更暴露法律制度形同虚设的本质。这种集体命运的意识源自其两次疫情中的创作转折——2003年SARS期间作为电影学生错失纪录契机，到2020年主动记录封控现实，形成从“无知觉”到“自觉抵抗”的蜕变轨迹。
张赞波将摄影机视为对抗极权的武器，其代表作《天降》记录卫星残骸对底层民众的伤害，《大路》揭露高速公路工程中的农民生存困境。疫情期间即便素材无法成片仍坚持“记下来再说”，这种“无产者唯一有力”的信念，最终演变成用影像“将权力者钉在耻辱十字架”的创作伦理。但坚持直言使他遭受网暴，更发现施暴者多属底层民众，导致其陷入“在中国，石头和鸡蛋都是一个样的”的人性危机。
以下为这篇访谈的节选，可以点击此处阅读访谈全文：
“这片土地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囚笼，每个人都难逃被封控、被隔离、被监视的命运。”张赞波在《大景》中写道：
“过去十多年来，独立拍摄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我飘零于这个危险而动荡的世界中所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我来说，透过深入现实、立足于事件现场，进行及时而细致的拍摄纪录，既能对抗极权，同时也能化解自己内心时不时升腾起来的抑郁和绝望──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权症候群，一个正常的人身处极权国度没法避免的心理症候。”
张赞波继之强调，独立创作是他人生的意义，也是“无力者唯一的有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自己沉沦和屈服，“然而现在（因疫情而封控），这个简单的愿望也终成幻影。”相比两次疫情，中国的政治社会控制更为紧缩，且严酷。而张赞波这个拿摄影机的人，在前一个大疫时能记录却不知要记录；在后一个大疫中，想记录却无法去记，他将自己远远地隔绝在湖南山区，以抵抗这种强加的控制，实现“一个人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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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影像的力量，也认为，当代科技发展，不仅改变历史的书写方式，也打破历史诠释的阶级。换句话说，过去书写历史的权利，是在权力者或既得利益者的手上，而历史的关注点，也只是帝王将相，落不到底层身上。但不论是小DV或是智慧型手机的出现，都让记录变得容易，叙事权也随之转移。而这就是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所说“业余电影的时代来临”的意义。
“在这个时代，我们无权无势，被一个那么大的国家压制着。但尽管我这么卑微，还是拥有可以对抗极权、对抗体制的力量。那就是书写历史的新方式。”张赞波不断强调，这就是“无力者唯一的有力”。
而张赞波对于他在《大景》中所呈现的“直播宇宙”的好奇与探询，也是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与观点──直播平台出现时，他直觉，这将是一个“翻转阶级”的工具。
“北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圈，看不起这些搞直播的底层，认为这就是土味视频嘛，”但张赞波认为，新形式的传播方式，能够突破权力的壁垒，让原本由官方电视台替观众决定能看或不能看什么的权力，下放到底层。毕竟，如今不但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又有行动通讯、直播平台的辅助，都让“传播”更为平等，且平常主流视角不会关照到的所在，都可以透过这些工具，在众人面前展现，“这不就是独立纪录片想干的事吗？ 打破权力者的话语权、关注底层，关注这些眼光照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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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波对群像式故事的兴趣，源于他自身的社会性思考──即从《天降》开始察觉的“群体命运”，是一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是一种群体命运。”他认为，无论是北京的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都跟农民一样，头顶上都被“国家意志”压着：“就是不把人当人嘛。”
“有个比喻很好，我本来要写进书里，但忘了写进去，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架飞机上，虽然有人坐头等舱，有人坐经济舱，但当飞机出事，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张赞波解释，这就是在极权国家的状态，平时没有人察觉，一旦悲剧到来，所有人都躲不开，都要面对群体性命运，“灾难之所以没有降临在你的头上，只是因为你这时候运气好。”
而3年COVID-19疫情，正是这个集体命运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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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封控的人，哀声一片的人，吃不上饭的人，如果不曾为自己、为身边的人维权，那么今日遭到这样的局面，也是应得的。”张赞波承认这番话有些“政治不正确”，只是时至今日，他确实深有所感。在他眼里，更可恶的是那些非但不维权，甚至还对维权者冷嘲热讽、排挤指责的人──或许因为他自己就是因维权而被暴力对待的受害者。
因直言不讳而“惹祸上身”的张赞波坦言，过往自己在石头与鸡蛋之间，他都是站在鸡蛋那方，但这几年的体悟却是：“在中国，石头和鸡蛋都是一个样的。”
“那些说要打断我的腿、撬开我家祖坟、开除我的湖南籍、强奸我家女人的，都是底层的人。”张赞波的家人、邻居，原本都不知道他都在做什么，但在他被揭底网暴后，老家受到波及，家人遭到骚扰，让家乡的人也跟着斥责他。这使得张赞波愤怒又难受，于是一个一个帐号点进去看，这才发现发帖者并非五毛或网军，而是寻常老百姓，甚至是弱势底层，深受打击的他，此后只要走在路上看到人，都会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也曾在网路攻击他、羞辱他，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面对人群，哪怕是出门买个菜，都不愿意。因为要与人接触。
他对人性的失望，并不只如此。从《大路》到《大景》的田野过程，都让他看到黑暗丑恶，甚至遭到故事人物的背离、利用，最后难免与之争吵裂绝。凡此种种，都让他对于田野调查产生阴影，访台期间，数次落话：“我不想要做田野了，不想写非虚构了，我改写小说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