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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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quote>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是新闻阅评，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聞审查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成员，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他们通过揭发各家媒体不忠于或不利于党的言行来发挥余热，从而获取待遇利益。但新闻阅评这种事后追究的制度也有漏洞，它只对绝大多数驯服的媒体负责人有用，对像我这样极少数不听话、不怕撤职的总编辑却并不总是有效。 | <blockquote>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是新闻阅评，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聞审查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成员，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他们通过揭发各家媒体不忠于或不利于党的言行来发挥余热，从而获取待遇利益。但新闻阅评这种事后追究的制度也有漏洞，它只对绝大多数驯服的媒体负责人有用，对像我这样极少数不听话、不怕撤职的总编辑却并不总是有效。 | ||
2000年4月份，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被《新闻阅评》提出严厉批判。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期《新闻阅评》，用铅笔批示“送长春书记阅”，并当即交给邻座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几天之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召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谈话，明令撤销我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职务并调离南方都市报。范以锦则采取久拖不办和枪口抬高一寸的惯常做法，保住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职务。 | 2000年4月份，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被《新闻阅评》提出严厉批判。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期《新闻阅评》，用铅笔批示“送长春书记阅”，并当即交给邻座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几天之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召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谈话，明令撤销我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职务并调离南方都市报。范以锦则采取久拖不办和枪口抬高一寸的惯常做法，保住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职务。 | ||
| − | 像范以锦那样保护下属的案例现在不复存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近几年，中共已经从体制上杜绝了媒体不听话的各种可能，彻底铲除了体制内媒体开明派生存的土壤。中共各级宣传部不但直接或间接地牢牢控制了媒体领导的任命，还在媒体管理层中培植亲信、安插眼线，以便及时掌握媒体内部情况和采取相应对策。 | + | 像范以锦那样保护下属的案例现在不复存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近几年，中共已经从体制上杜绝了媒体不听话的各种可能，彻底铲除了体制内媒体开明派生存的土壤。中共各级宣传部不但直接或间接地牢牢控制了媒体领导的任命，还在媒体管理层中培植亲信、安插眼线，以便及时掌握媒体内部情况和采取相应对策。<ref>[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72773.html 程益中 | 审查制度的病毒]</ref></blockquo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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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4日 (四) 14:58的版本
程益中（1965年4月3日—），中国安徽安庆怀宁县人，中国报人，曾為香港亞洲電視高級副總裁。2005年4月5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维基百科程益中)
二零零四年一月六日下午，广州市税务部门在广州市公安局人员的带领下，未向任何人打招呼，强行闯入南方都市报九楼财务室，不履行任何手续，搜走全部账目。与此同时，广州市检察院办案人员高鸣著警笛分批分期对南方都市报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南方日报集团社委等十多人进行秘密抓捕，包括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程益中。据广东新闻界同行说，这使得南方都市报正常出报程序近乎瘫痪。[1]
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是新闻阅评，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聞审查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成员，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他们通过揭发各家媒体不忠于或不利于党的言行来发挥余热，从而获取待遇利益。但新闻阅评这种事后追究的制度也有漏洞，它只对绝大多数驯服的媒体负责人有用，对像我这样极少数不听话、不怕撤职的总编辑却并不总是有效。
2000年4月份，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被《新闻阅评》提出严厉批判。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期《新闻阅评》，用铅笔批示“送长春书记阅”，并当即交给邻座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几天之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召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谈话，明令撤销我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职务并调离南方都市报。范以锦则采取久拖不办和枪口抬高一寸的惯常做法，保住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职务。
像范以锦那样保护下属的案例现在不复存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近几年，中共已经从体制上杜绝了媒体不听话的各种可能，彻底铲除了体制内媒体开明派生存的土壤。中共各级宣传部不但直接或间接地牢牢控制了媒体领导的任命，还在媒体管理层中培植亲信、安插眼线，以便及时掌握媒体内部情况和采取相应对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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