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羊城繁花似锦，春意盎然之际，广东媒体却陷入最寒冷的冬天中。一向敢言的南方都市报被粗暴整肃，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兼副主编喻华峰，以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李民英，被「经济不正确」的罪名构陷，来报复他们的「政治不正确」。程益中被捕，喻华峰及李民英分别被判刑十二年和十一年。
他们在广东省领导层中被视为「政治不正确」，因为他们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在孙志刚案、非典事件中，坚持说出真相，但也因此触犯了中国官场的一些忌讳，终遭残酷报复打击。
亚洲周刊经过长期的缜密调查，发现该报被整肃过程的秘辛。
南方都市报与广东党政大员结怨，肇始於二零零三年春炮轰瞒报非典型肺炎，锋芒直指失职渎职的广东党政官员。其後南方都市报在当年四月份又推出了「收容打死孙志刚」的报道，更进一步与广东、广州政法系统结下了不解仇怨。其後中国传媒最自由、发达的广州媒体又爆出几个让官方受不了的重磅炸弹：七月份，羊城晚报和中央电视台曝光广州长洲戒毒所与鸡头勾结贩卖戒毒女为娼案；九月份，羊城晚报和其旗下子报新快报、南方日报，在同一天里报道了「九一八」国耻日前夕日本买春客珠海集体嫖娼案；十一月，南方都市报首报「非典再现广州」。
这系列报道让一直因瞒报非典饱受国际和国内舆论抨击的广东、广州有关方面极为恼火。特别是南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发布了非典疫情」，搞得广东当局十分被动，南都见报当天下午，广东有关部门不得不即时召开新闻发布会，跟在媒体屁股後面，宣布「广州再次发现一例高疑似非典病人」。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放话，要求按违反保密法防疫法查处相关新闻单位责任人。事後，南都值班的社委方三文遭到撤职降级处分，撰文记者曾文琼也被要求调离岗位。张德江并表示：「我没想到广东的媒体这 难管！」
据广州新闻界人士说，在审判孙志刚案有关责任人时，一名被判刑三年的警察指著作为证人出庭的广州市公安局长朱穗生说：「你不搞死南方都市报，我出来後就搞死你！」在报道孙志刚事件後，南都即被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公安局长朱穗生怀恨在心，认为这一报道有损他们的政绩，动用一切行政和法律手段，指使检察、公安、税务等部门，对南都的领导班子进行非法抓捕，对南方都市报进行查抄，早在零三年七月份，广州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的名义强行将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带走，在查不出任何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对喻华峰实行监视居住。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程益中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强行带走。
零四年一月六日下午，广州市税务部门在广州市公安局人员的带领下，未向任何人打招呼，强行闯入南方都市报九楼财务室，不履行任何手续，搜走全部账目。与此同时，广州市检察院办案人员高鸣著警笛分批分期对南方都市报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南方日报集团社委等十多人进行秘密抓捕，包括广州市东山区人大代表程益中。据广东新闻界同行说，这使得南方都市报正常出报程序近乎瘫痪。
南方都市报本著以「强烈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动社会发展的宗旨，坚守媒体表达和舆论监督的权利，凭著敏锐的新闻感和敢为天下先的职业勇气，忠实客观地报道了孙志刚案、非典疫情、孙大午案等诸多社会热点和问题，为表达民意社情和推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据此成为二零零三公民权利年的组成部分而载入历史，有力地促进了广东乃至全国的的民主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这些也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承认和广泛赞许。早在零三年六月五日孙志刚案开庭的第二天，深深知悉广东有关方面内情的广州三大报的一位总编辑，在该报的编辑部会议上说：「南方都市报这样搞，省上面非常生气。现在全国都盯著孙志刚案，给广东省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一天他（指程益中和南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在这样的一种有罪推定下，办出的案子可想而知。但就是如此，有关方面也没能找出更多的东西，最後只是发现了「私分公款」的一个定罪途径。定此罪名，据说是广东省高层集体首肯的，这有一例为证：零四年春节前，广东省委举行的一个全省处级干部大会上，张德江作了讲话，其中谈到南都案时，他简单地讲了一下，坐在离张不远处的广东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华元插话，因为王面前没有话筒，他扭身大声冲著隔了几人的省委书记张德江面前的话筒喊道：「他们是私分公款哪！」这代表了广东省高层集体对南都案的定罪。
南方都市报的单位性质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经营部分完全按企业的要求，走市场化道路。作为南方报业集团的一个子报，南方都市报是二级核算单位，「有权根据经营策略和运营情况制定规划和各种规章制度」。二零零零年度，该二级核算单位须上缴集团的利润基数为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在完成上缴利润後，对超额部分将按三成的额度计提奖金。
根据南方报业集团的规定，编委会实际行使著报社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可以对报社的重大事项包括奖金的具体发放予以决策。一审采信的南方报业集团财务部副主任谢中远的证言亦证明，南方都市报每年一月份都将年终奖总体报告递交报业集团财务部审批，至於具体的奖金分配方案，则由南方都市报编委会决定。一审判决认定了私分公款的这笔五十八万元财产性质为奖金，作为奖金，这笔钱属於南方都市报社全体员工，南都社委会有权决定发放。
各个编委的证言表明，这笔奖金的分配是在南都编委会集体讨论通过的，并确定了具体分配方案。之後，财务记录单据表明程益中签署了「补发五十八万元年终奖」的支款单，各编委分别签字领取。这说明不是「私分」，而是经过了合法分配程序。这五十八万元奖金经编委会决议合法成为编委成员个人奖金。对於编委成员奖金高於普通员工，这不是违法和犯罪的问题。
但今年三月十九日，广州市东山区法院对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都市报》原副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原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作出刑事判决：以贪污罪和行贿罪判处喻华峰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李民英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同日，南方都市报原执行总编辑程益中也因同一案由，被广州市司法机关刑事拘留，後又以涉嫌贪污被正式执行逮捕。
由於担心公众舆论会惹恼官方，从而使程受到更严苛对待，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和编辑一直保持沉默，至少不敢公开发表意见。但这不妨碍他们私下发表看法。该报员工和一些广州传媒界知情人士说，对程益中、喻华锋等人的起诉，是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彻底控制这家报纸与省市官员想法不一致的一个政治行动。南都的人说，有关方面曾警告他们缄口。此外，还有官员表示，针对该报私分公款（奖金分配）问题的调查，会扩大到其他编委会成员。这样搞得南都编委会成员在政治高压和司法大棒的打压下，人人自危。内部团结的阵营随时可能被各个击破瓦解。
孙志刚一文的报道记者陈峰在程益中被抓後，给广东广州有关部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宁愿相信这仅仅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谣言，但我们注意到广州市政府对程益中、喻华峰和他们的同事所做的许多事情，例如为期半年的调查、审判和拘留，似乎证明这不仅仅是谣言。」他说：「如果谣言是真的，那么，那些凭良知、求公正、负责任的记者和报纸将不再感到安全。地方政府可以行使他们的权力，钻法律的空子，攻击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报纸和记者，这里的法律将成为打倒不听话的媒体的工具。」
南都案出来後，北京法学界呼吁：「警惕以法治名义把法治偷换成暴政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媒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将之称为「迫害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新方法」。联系到此案前後的社会背景以及当地公安司法部门长达半年的侦查取证过程所存在的诸多重大疑问和矛盾，政治清算是有步骤地有条不紊进行的。程、喻的被迫退出新闻业，对中国媒体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中国新闻业历来进一步退两步，新政府初期提出了新闻报道的「三贴近」原则，也提出了不要过多地报道官员，提出了「人民利益无小事」，看似新闻业的春天已经来临，其实大谬。目前有哪家报纸可以点名批评自己的上级政府？除了南都，没有。没有独立的司法，人事与编制受制於政府，媒体做不了无冕之王，也成就不了第四权力。
广东省及广州市一些官员的判断是：这家大胆到无视主管官方的报纸，已多次踏进了新闻雷区。他们自以为正常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危及到了一些地方实权官员的政治前程，到了必须被整肃的程度。为了全面透视南都案产生的深层原因，必须回顾去年广东新闻界推出的数枚重磅炸弹：
首先是《羊城晚报》早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对河源「怪病」的报道，报道说那时「河源有一种传染烈度极高的不明神秘病毒致病，导致河源市民大肆抢购罗红霉素、板兰根等药物，市面一时脱销」。其後即遭致广东有关部门严厉批评，有关部门并出面「辟谣」，说此事「纯属谣传，所谓不明病毒实乃春冬季节易发的流感，人们不必去医院，也不必大感恐慌购药，只是平时出入多穿衣服，注意保暖，注意空气流通就行了」。
直到零三年二月初，非典一事已闹得沸沸扬扬，一些媒体正在深入调查时，二月八日，广东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称目前发现的病例已经得到控制，要求各媒体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不得采访报道此事。据一位资深编辑称，从这天起，有关部门针对非典的通知就没有停止过，最多的一天达到三道。羊城三大报业集团内各部门，每天墙上贴著的都是宣传官员发下来的封杀令和指导如何如何正面引导、如何如何掐头去尾报道的文件。
省市长看清形势力主报道
尽管疫情爆发和公众担心病毒传播，几家报纸的编辑说，广东省有关部门继续禁止新闻媒体报道非典。但看清了形势、担心将来被政治清算的广东省长黄华华、广州市长张广宁力主媒体报道。二月十一日，广州日报打破沉默，报道病毒已经感染三百零五人，其中五人死亡。发表消息的当天，省政府召开电视直播记者会。有记者质问广东省卫生厅长黄庆道：「为什 不及早把出现致命传染病毒的事向公众公布？」黄一时不及措词，说：「那时没有公布是为了避免公众不必要的恐慌和社会波动！」记者再问：「那现在为什 又公布了呢？」黄回答：「现在公布是因为已经出现了群体性恐慌和社会波动！」
瞒报官员政治危机思路
随後一个星期，广东媒体大量报道非典，其中《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出了八个专版。二月十八日《广州日报》不顾禁令在头版刊登《二十四小时平息抢购米盐事件》，挑战了宣传部门的禁令。内部人士透露，原来广州市的官员眼光比省上大员要高，他们已经预见到了瞒报东窗事发後，全社会与国内国际舆论的厉害，所以在《广州日报》前不久刚闹出了个「头版辟谣」的丑闻後，学乖了想到提前作一定的政治修补。这多少反映了瞒报官员的政治危机公关思路。
其後，广东各媒体包括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等，在披露疫情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刊发评论文章和社会各界的声音，反思面对非典疫情政府应急机制的不足，呼唤公众知情权。可是没几天，这些声音又被有关部门一纸红头文件压下去。但在瞒报中起了决定控制作用的宣传部门一直试图控制媒体。二月二十三日，宣传部称报道太多影响「稳定」，再次禁止媒体报道（当时非典疫情已传入香港，并即将以此为跳板走向世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前後实施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无论国际舆论怎 报道非典疫情，重灾区事发地广东的所有传媒，出奇地保持了沉默。
去年三月初，全国两会召开。广东三十名代表联名提议建立全国防疫网。南方都市报在三月六日推出重磅炸弹的重要文章，质疑「广东疫情被控制」的说法。该报特派记者在两会现场采访了卫生部一高层官员，该官员称广东的非典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国家正寻求国际合作对付非典，另一篇报道则采访了锺南山院士。见报的当天一大早，广东有关部门便把报道内容传给在京开会的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张对此大怒，发出了「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的名言。据其指示，有关部门紧急召见南方日报及南方都市报负责人，勒令南方都市报立即撤回采访两会的记者，要求该报从组织上进行整改和严肃处理。
据悉，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在三个方面「获罪」：一是通过卫生部官员之口透露出了广东疫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的事实，「扰乱人心」；二是报道了锺南山院士否定有关专家提出的衣原体病毒为非典病原体的说法，并呼吁国际合作，「想把事搞大」；三是违反省委宣传部「在两会期间不得涉及非典」的禁令，「无大局观念」。此外，卫生部官员关於增加公众知情权的说法也戳中了某些人的痛处。
南方都市报「闯了大祸」，也是导致其後宣传官员全面进入南方报业、直接控制不听话的南方子报如南方周末、二十一世纪报系的主要理由，也是执掌南都的南方报业第一副总编王春芙被免职的主因。这是南都领导与广东、广州官方高层结下梁子的首个死结。其他本地媒体从此噤若寒蝉。
省委宣传部封杀新华社
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中央宣布免去张文康、孟学农职务的前一天，广东有关部门仍下发通知，称「据省领导指示，凡是省外有关非典疫情均不得见报」。这份通知矛头所指乃当天《羊城晚报》报道了天津的非典疫情。这份通知让当天值班的各报编辑无所适从：新华社发了许多各地包括北京的疫情消息，中央电视台也以近十分钟的篇幅报道各地的情况，不报吧，这可是国家认可的最权威的报道；报吧，又怕招致批评处分。事实上，广东省宣传部门要求不得采用新华社相关稿件的禁令已不止一次了。全国资深媒体工作者也感叹：也许只有在广东，才有人敢一而再正式发文「封杀」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稿件了！
那一段时日，广东媒体工作者又频频接到宣传部门道道「圣旨」，其内容往往让人摸不著头脑，有的乾脆就是对其以前发过的禁令的否定，如先发文严令不得报道张积慧《护士长日记》，现在要加大力度报道，其後更是在有关领导督促下，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出了书！比如原来不准报的医护人员事迹如今又要求大力宣传。更有甚者，该部门还要求新闻单位只能刊登由其发布的疫情通报，卫生部门说了不算！
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免去了在抗击非典战役中表现失职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的情况下，广东的党政大员和宣传部门的主管官员，却在这期间得到升迁，省委宣传部长锺阳胜在其後半年多升任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东明一跃成为南方日报副总编、并兼南方周末主编，一时舆论哗然。不少境外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此举将严重打击广东传媒业，使其在国内新闻界的领先的、开放的形像受到损害。
王健民：林树森重手打击《南方都市报》
各地媒体精英及知识分子以真名实姓公开信的形式，集体对广东当局迫害《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表达强烈不满，呼吁北京介入了解事件，要求对案件实行异地审判，并要求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作出回应。
独立和公正的司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和地区多年发展的历史经验。但在要「以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国大陆，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却只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望，司法成了政治和某些人升官发财的工具。在司法被「强奸」的情况下，公义被埋葬，全国产生了愈来愈多的冤假错案，被当局当作是「不稳定因素」的成千上万「秋菊」络绎於往京城的路上，他们要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主人翁那样上访，要向最高当局讨个说法，颠倒被各地方当局颠倒了的冤情。
最新的例子，是中国大陆各地媒体精英及各界知识分子挺身疾呼，集体对广东地方当局以司法手段迫害广州《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表达前所未有的不满，他们要做集体的「秋菊」，以公开信的形式，以真名实姓，要向当局讨个说法，呼吁北京中央介入了解事件，要求对有关案件根据利益回避原则实行异地审判，让公理得以复存，让公义得以伸张。
而最新的发展，是「南都冤案」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传媒界、文化界和社会科学界等数封公开信的连署签名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之中。其中尤以文化界的签名信备受瞩目，尽管有关签名网站因为「技术原因」，「开一阵，封一阵」，但签名人数至日前已经将近五百人，而不久前出现的一封社科界公开信也已经有近三百人签名。据亚洲周刊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南方都市报事件」於四月初设立了专门网站「」，自开设以来，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但也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常常被「技术性关闭」。网站负责人李健表示，如果没有被封，有关公开信的签名者可能更多。
参与签名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了不少媒体精英，更包括在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旗下各报刊的编辑记者，他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勇气，向广东地方当局的滥权枉法大声说「不」。
南方集团禁员工签名
但是日前，南方集团却根据有关指令，特别下发了通知，不准集团下属报刊的员工参与签名，如已经签名者，则「要采取措施补救」。据悉，北京有关部门已经对目前的签名运动表示关注，担心因此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影响「稳定的大局」，影响北京当局一直强调的「二十年战略机遇期」。
北京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亚洲周刊，当局担心因南都事件带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签名运动，有点类似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前的状态，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的心境，一有机会，就会有如火山爆发，对「稳定的大局」带来「巨大威胁」，因此，当局现在要想办法因势利导，疏缓知识分子的情绪。参与发起这次签名运动的李健向亚洲周刊表示，中国大陆目前的这种政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状况，必须有民间的参与，让民间敢於说话，「为什在自己（国）家里还不敢说话，这是为什 」？他认为，南都事件的意义在於，中国大陆的媒体从此万马齐 ，或是以此作为一个转折点。
非常明显，随著南都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它已经成了近期影响中国大陆政治稳定的司法政治事件。广东地方当局借司法之名，行打击报复之实，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各地「权力地方化」，以及司法滥权的典型案例，其操作手法之明目张胆、手段之狠毒，已经激起了民愤。
据亚洲周刊调查发现，广州市当局为展开对《南方都市报》负责人的报复，在罪名的确定和法官的选择上，确实经过了认真的算计。他们选择的主审法官丘建明，是东山区法院「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虽然一些法院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专业水平低」，「只会揣摩上意」，但他「政治上可靠」。而对於如此判决结果引起的质疑，丘建明在接受亚洲周刊查询时表示：「肯定是我们独立办案的结果，还有谁来影响我们？」
选择法官另有内情
广州市知情人士透露，广州当局当时担心在庭审和判决上，选出了一位「不听话」的法官，使当局到时候骑虎难下，因此选择丘建明是「百分百保险」。因为根据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和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以及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的意思，经过半年「搜证」的结果，就是要以「贪污罪」来处理《南方都市报》「这帮小子」。这是中国式冤狱典型的「有罪推定」和「未审先判」。如此一来，善於「揣摩上意」、「政治上可靠」的丘建明，当然成了南都事件系列审判的「开路先锋」，成了喻华峰案审判长的不二人选。
除了丘建明外，当局还指定了当时东山区法院另一位「根正苗红」的培养对象崔小军，作为该案的审判员，以及另一位无关紧要的副审判员，作为丘建明的搭挡，组成了所谓的「合议庭」。在广东地方当局已经将该案确定为「贪污案」的前提下，丘建明和崔小军要做的工作就不是什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如何套用法律条文，认定喻华峰有罪，并予以重判。
结果，喻华峰应得的人民币十万元（折合约一万二千美元）奖金被当成「贪污罪」判刑。当局还料定喻华峰一定会上诉，所以在喻的上诉路上，又早早预设了埋伏。中国一位网名为「太阳神」的法律工作者日前在「中国律师网」的「互动社区」上，就该案发表了他的看法：「在共产党的一元化控制体制下，要想法院能为其主持正义，是痴心妄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法院只能是权力的走狗和帮凶，有什 司法品德？有什 正义和良知？统统给喂狗了。」
喻华峰案审判员升官
但走狗在为主人尽犬马功劳之後，自然得到了一根骨头。对此主人也毫不掩饰。就在重判喻华峰的同一天，当局「赏罚分明」，林树森在三月十九日主持广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亲自调升喻华峰案的审判员崔小军，由东山区法院升至市中级法院的审判员，广州市人大也已经在三月二十七日公布了这个任免名单。
林树森在广州主政以强势著称，他透过崔小军的职务调升和对《南方都市报》的重手打击，最少向广州的官民发出了两个讯息，一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听话，搞也把你搞死，听话者，仕途坦荡，升官发财；二是要堵死南都案被整人员的上诉之路。广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表示，喻华峰案上诉到广州市中院，估计也是一样的结果，因此，为求公义得到伸张，为了公正的审判，应该要求异地审判。
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日前就公开提出了这一主张。展江告诉亚洲周刊，有关南都事件被指控人员的审判，「如果要有公正的审判，必须要异地审判，出不了广东省，公正审判就很难保证」。他在日前给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一封公开信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呼吁。他认为「这是合理合法的要求」，认为广州的法庭审判显然不公，「如果是在北京，不可能有（喻华峰案）这样的判决，这样的罪名，简直是笑话」。
作为北京当局重视的一位学者，展江当然不希望南都事件成为影响胡锦涛、温家宝新政的「一种不安定因素」。他说，不公正的审判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後果，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北京《新京报》北京新闻部主编陈峰也以公开信呼吁当局，对南都事件有关案件异地审理，因为中国「法治进程」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各级法院不仅说不上独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类似於一个行政机关。对同级政府来讲，他们更类似於一个派出机构；对更高级别的政府来说，他们类似於一个处室」。
陈峰原为《南方都市报》最早报道「孙志刚案」的记者，是南都事件的知情人。他认为，自从去年《南方都市报》接连报道了孙志刚案和非典型肺炎疫情，「地方长官肯定很不舒服，如果孙志刚案再往上查，不知会有多少违法犯罪行为被曝光」。因此，对南都案的处理，「总是让人怀疑里面是不是有报复的影子」，非得「把一笔编委会有权分配的奖金」说成是「贪污公款」不可。所以，如果想不让人怀疑，「一是别做出这 荒唐的判决，二是地方长官想办法让自己的意志（不是让自己）主动回避」，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是异地审理，或者让最高（法）院来审，大家会假设地方长官的意志还达不到这些地方」。
北京学者挑战张德江
北京有法律学者认为，有关南都案异地审理的要求合情合理，根据法律规定，在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尤其中国目前的体制状况，有关官员和机构应回避案件，以保证公平和公正的审理，这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先例，比如辽宁的「宝马案」及河北的「李真案」等，都采取异地审理的做法。
异地审理的要求，是民间正义声音对当局的最新挑战；但更大的挑战，则是将要求直呈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挑战者展江在一封公开信中，「恳请张德江先生」回应有关南都案的七个疑问，包括民间和新闻界部分人士认为南都案与去年该报报道孙志刚事件和非典因而得罪广东地方官员有关，而这种说法是否属实？
展江引述网上一则讯息，称在审判孙志刚案有关责任人时，一名被判刑三年的警察指著作为证人出庭的广州市公安局官员说：「你不搞死《南方都市报》，我出来後就搞死你！」展江希望张德江及其省政法委能澄清类似此种传言的真伪。
展江表示，这些怀疑和说法有其合理性，而且根据互联网上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八十五的读者认为南都案处理不公，百分之九十二认为地方当局有打击报复的嫌疑。如果这种看法和传言不正确，广东省地方当局和张德江可以出来澄清，免得不正确的传言越传越广，希望「他出来讲讲话，对有关传言，如有出入就要澄清，对莫须有罪名的指控和去年的事件是否有连带关系，政府必须解释清楚，否则对广东的形象、对维护法律的权威，都会是蛮负面的」。
展江援引的是中国大陆一家网站截至四月十五日下午所做的民意调查数据，指出在接受民调的一千一百九十八人中，认为南都案是「有人对《南都》打击报复，意在搞垮《南方都市报》」的占了百分之九十二绝大多数，认为「程益中、喻华峰和李民英确实有罪」的人只占百分之二，「以上两者都是，两方面原因都有」的占百分之四，其他则占百分之二。
在这封一千八百字的公开信中，展江表示，不久前深圳出现「百万元买记者人头的恐吓信」，深圳市委书记兼省委副书记黄丽满和省委常委、市长李鸿忠马上就此发表意见，对媒体舆论监督公开表示支持，同时还勉励新闻媒体要愈阻愈锐，愈挫愈利，并要求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以维护舆论监督权，弘扬正气。
一切压倒稳定？
展江认为，黄丽满、李鸿忠可以对媒体受到的威胁及时作出回应，并且予以支持，为什 张德江就不能对影响巨大的南都案有关传言作出回应？他特别指出，《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案一审判决已经接近一个月，社会上议论纷纷，一批国内一流法学家和舆论都对判决持普遍的否定态度，难道张德江就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其实，南都事件的严重性显而易见，它不但暴露了中国大陆司法的不公，而且显示了权力的傲慢，其结果非但不能保证「稳定压倒一切」，反而将导致「一切压倒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