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整治公车私用，广州市公车自去年8月统一安装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北斗”运行半年来，成效如何？最近官方通报称，全市公务用车行为不断规范，行政成本明显下降。公车装“北斗”，每月每车平均行驶里程从原来的1769公里降为1265公里。记者算账得出，全市8360 辆公车每月少跑了400多万公里。
公车安装“北斗”后，每月可少跑400多万里，媒体此前还报道了广州黄埔区的公车费用下降了四分之一。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大致是可信的。显然，数据摆在这里，成绩不容抹杀，用官方惯常的说法，是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由此，不难体会相关部门收获“战果”后的喜悦。但与此同时也让人生出一丝忧虑：依照过往经验，对某项暂时取得若干小成绩的做法，权力一高兴，总结、宣传、推广或许随之而来。
那么，这种效果是如何产生的？其内在逻辑或许是：公务用车背后的“车轮腐败”问题，已为公众深恶痛绝。对于滚滚的“车轮腐败”，各级地方政府显然不能无动于衷，而是要有所行动表示的。既然有了行动，何况某些措施还引起众口汹汹，如若不做出一点成绩也是很麻烦的。当然，这种“麻烦”更多的来自上面——确切些说，是来自那种官帽由领导说了算的考核体制。于是，在领导的重视下，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相关权力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是需要抓抓落实的，“效果”由是而生焉。扩展来说，在这种体制下，许多行政行为所依循的路径，大抵莫若如此。
利用高科技手段定位监控，短期来看，似乎立竿见影，行之有效。但放之长远，效果如何，或者能否从根本上遏制“公车腐败”，则难以让人寄予厚望。最简单的问题在于：公车安装“北斗”，谁来监督？对于违规者如何问责？问责又如何确保合理到位？倘若这些问题都由纪检、监察部门来一手操办，最终难免落入内部监管“左手打右手”的窠臼。在常人眼里，监督与被监督者某种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因而对“兄弟单位、同事同行”间违规行为的处理，恐怕就有着更多的“灵活”空间。如此一来，监督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当然，这并非否定“北斗”之于公车治理的价值，而是说，这种技术手段终究不是治本之策，甚至可说是“公车阳光化”之路上的一个花絮，是在不触及公车核心问题的“小打小闹”。从理论上来说，公车治理其实并不难，其关键在于两点：一是信息、监督机制要公开透明，公车使用必须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尤其是在当下，公车与私车在外观上应有标志性的区别，不能公私混淆，这样才能让公车腐败无所遁形。二是在此基础上，提高公车腐败的风险成本，对违规者予以严厉处置。
然而在现实中，这两点却无不阻力重重，其原因就在于上述两点的核心指向了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这自然是公车改革背后涉及的既得利益者所不愿看到的。公务车改革虽已进行8 年但效果并不佳，其症结也正在于此。显然，社会监督缺位，仅仅依赖内部监督的公车整治，就如一条腿走路，能行多远，是需要打个问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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