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必须“变轨”
总有观察家预言中国经济即将陷入危机，但中国的经济至今没有如他们所言，陷入不可恢复的困境。是这些预言家怀有不可告人的阴暗目的，唯恐天下不乱，故意唱衰中国，还是这些观察家学艺不精，缺乏洞察力？抑或兼而有之？这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我们真正应该关心的是中国经济的健康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有多大？需不需要留院治疗？
稍具专业水准的中国经济观察家都明白，中国经济如果不“变轨”，继续留在目前的轨道上，它的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许多悲观的中国经济观察家的预言都失败了，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仅仅是败在了“时间表”上。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率的？那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彻底的市场经济，一种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这样的一个经济系统，其实现的增长注定是低效率的，常常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如果在这个半政府管制的经济系统中，拥有雄厚资源和充足政策手段的各级政府的权力还得不到民众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各级政府官员可以随意发挥自己的“丰富想象”去自由设计各自“辖区”的经济增长路线图，或为寻租，或为政绩，或为抱负，或二合一，三合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六个维度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点像个半拉子过程，如果再不重启，原有的完成部分也可能因为“锈蚀严重”而无法接续建设，要前功尽弃了。
重新启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是常说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下面六个维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解除政府经济管制，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积极而富有诚意地创造条件，尽快在竞争性领域把国有经济力量撤出来；调整税收结构，降低平均税负水平，恢复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管理，改变政府管制泛滥、管理不足，“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局面；富有诚意地、主动地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改变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政府停止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提高市场的自由度和竞争性。
如果不在这六个方面富有诚意地去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都不可避免地最终会化为一种口号，一种表态，一种良好理念的苍白宣示。
官员腐败与社会稳定
目前社会舆论对政府官员腐败这个问题的批评自然还是很多，但与二十年前相比，感觉上是越来越缺乏源于价值观层面的激情和义愤了。在行动层面上，越来越多的人从各自的私人生活经验得出了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的结论。认为一个聪明人、一个理性的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适应它，利用它，而不是去改变它。我们应该警惕我们的社会变得只能通过追逐权力来改善个人生活品质，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经常说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谁又敢说绝大多数有机会、有能力腐败的官员是好的呢？能够腐败，常常被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标志呢！
世界上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一个社会如果发生了系统性的、全面的而非偶发性的腐败现象，必定是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既然系统性腐败源于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那就只能依靠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基础性制度的创新来解决了。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激进的改革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了放弃真诚的改革，就是选择了腐败和革命，也就是选择了暴力与动荡。
谨防“路径依赖”的风险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方面原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借鉴先发展国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已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省却许多探索的过程，但中国获得的后发优势效应大都体现在技术进步领域，而非制度革新和政策设计层面。
在政策设计和政策选择方面，一些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似乎更热衷于使用冰袋、镇痛剂、兴奋剂、激素、输血这类见效快的“聪明”办法，急功近利，喜欢扬汤止沸而不愿釜底抽薪，总试图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微观干预、产业政策这类可以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的技术性手段去掩盖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努力去维护乃至强化自己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拖延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成熟。
所以，非到不解决就要出社会稳定问题的时刻，一些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决策者就难以向常识和经济规律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往往是不断积累的问题运行到临界点了，问题堆积的要爆炸了，就开始雷厉风行、多管齐下、暴风骤雨、“史上最严”了。但在这种危急情形下采取的常常是应急式的、见效快的临时措施，常常无法做到标本兼治。既然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基础依然存在，所以，就难免经济情势稍有好转，又故态复萌，开始了下一轮的“治乱循环”。总在临界点上舞蹈，总处于到处放火和到处救火的慌乱之中。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模式对管理层是最有利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法制的市场经济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显然对宏观经济部门的管理者是不利的。因为在法制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管理者的活动范围会大大缩小，而且那些已经极其有限的权力还要受到严格的监督，难以滥用，失去寻租的空间和制度基础。
对于管理层来说，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锁定在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阶段，是宏观经济管理者在权力缺乏来自民众有效监管环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本能的选择。路径依赖，在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道路上越走越远，是中国社会今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碎片化”？
中国的改革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凌乱的、碎片化的、被动的和临时对付的特点。中国经济 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这是个问题。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层面的改革都应该在同一个虽然可能是粗线条的但却没有结构性错误的大框架下来进行。也就是应该有个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并不是高层人士或高层机构设计的意思，而是一个具有清晰终极目标的、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符合民众长远利益和真实要求的整体规划。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项具体的改革，即使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都能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否则，这些具体的改革就有可能要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要么是服务于特殊利益集团的。
我们检视一下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我们不断地进行着各种改革与制度创新，总结出数不清的先进经验，但其中的许多经验与创新却非常缺乏生命力，最终只是徒增了一大堆新名词而已。我们的制度建设在很多方面就像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样，总处于缝缝补补或拆了建、建了拆的折腾中。
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进程缺乏一个整体规划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就改革的最终目标真正达成一致。由于缺乏这个整体规划，我们的改革就显得很凌乱。当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所有领域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但这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改革，也不意味着完全不能采取过渡性的改革措施。虽然我们不能分两步跨越深渊，但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悬崖！
经济领域要警惕“伪改革”
为什么全社会难以就改革的最终目标达成一致呢？可能主要涉及到特殊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制约。任何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都指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特殊利益集团有很大的积极性采用各种“假改革”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或平抑民众对市场化、法制化改革的诉求。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中还有不少人在21世纪的今天还沉迷于把人民–这个国家的主人当作防范的对象，还痴迷于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维持一个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集中力量办大事、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强有力政府、规划许可、限购约谈这些“传统智慧”。甚至会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以刺激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的名义把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的能力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离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远。此外，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平静地讨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如果没有自由、平等、放松的讨论，何来共识？
现实中的许多改革，就是革别人的命，革弱势群体的命。这些形形色色的改革把原本就缺乏安全保障的民众抛入到日趋白热化的生存竞争之中，但政府的权力在这些改革过程中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和制约，反而日趋扩张和强大。这些“伪改革”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改革的热情，这些“伪改革”的受害者甚至会跑到主张向后看、向后转、反对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队伍中去。
（作者系《自由与繁荣》的作者，该书近期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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