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吴西之：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一种新的读解及其误区

　　摘要：阿伦特在五十年代进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研究是其运思风格的一个显著变化。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读解力图在大的西方思想统绪中来描绘马克思的思想坐标，具体言之就是在前柏拉图主义城邦政治与柏拉图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张力场中来分析马克思的三个经典命题：劳动创造人、暴力合法化与哲学的革命化实践化。然而阿伦特的读解在敞开新的运思空间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遮蔽和误区。

　　关键词：前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西方政治传统；马克思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的政治-思想道说作为上个世纪众多“流亡话语”中的一员，其运思向度的原创性当是世所公认的。阿伦特自己终其一生所开辟出的学术-思想道路，以及她为后人留下的指向更多可能性的“路标”，成就了她二十世纪伟大的思想家的美名。然而，这并不是说阿伦特的运思活动就完全沉淀成了圣坛上只供膜拜的智识硬核。恰恰相反，正如她在分析并洞见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矛盾性之后仍然断定的，伟大思想家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他的矛盾性和不一贯，在于这种反讽式的永不停息永远超越的绽出状态，僵死的停歇的一体性和伟大只属于二流的写作者。阿伦特的伟大同样在于阿伦特的迷途。

　　从阿伦特一生的学术志业来看，马克思是她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主要板块之一。加拿大学者菲利普·汉森（Phillip Hansen）在其专著《历史、政治与公民权：阿伦特传》中写道：“在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中，一个巍然耸立的形象就是卡尔·马克思。” 1阿伦特的伟大迷途并不像一些人所批评的在于对马克思思想的严重误读。单纯的误读本身只能成就其迷途，但绝不会成就其迷途的伟大。重要的不是逍遥于连贯性的舒适而放弃和敌视一切“返本开新”之举，而是从人类的一切“开端启新”的行动中能够看见光线所开辟出的那块林中空地，那是真理发生的场所。阿伦特在对马克思进行别具一格的诠释中带出了她的思考“晕圈”，对阿伦特著作的整体把握得以让我们重新“居有（appropriate）”这个“晕圈”，从而更进一步，使我们有望可以通达阿伦特视域中的马克思的新形象。

　　一、阿伦特何以要转向马克思

　　阿伦特的世界性学术声誉最早赢获于她的第一部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此书构思于二战期间，从1945年开始动笔，到1949年秋天完成初稿，并在1951年首次发表。根据阿伦特的另一位传记作家伊丽莎白·杨-布洛赫（Elisabeth Young-Bruehl）记述，从1951年左右起，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阿伦特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对马克思的研究上。从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首次出版起，时隔一年，在1952年阿伦特就申请了古根海姆学术基金以便正式投入马克思的研究计划（关于这一研究计划的主题有不同说法，一说是“马克思主义中的极权主义”，一说是“分析马克思本身Marx analysis itself”）之中。又是时隔一年，在1953年阿伦特就受邀前往普林斯顿大学为克里斯蒂·高斯研究班（Christian Gauss Seminar）开设了题为“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讲座（此一讲座的内容已汇编成同名著作，由孙传钊先生译入汉语学界）。从这一年一直到1958年《人的境况》的完成和出版，阿伦特留下了很多重要的相关性评论与研究文章，《最近欧洲哲学思想中对政治的关心》、《论革命》的初步构想、《理解与政治》、《传统与现代》、《意识形态与恐怖》等都是这一时期的成果。1958年的《人的境况》代表着一个总结，此书的诞生照亮了1951年到1958年的主要精神劳作。

　　根据一般的解释，阿伦特之所以在五十年代急速地投入到马克思的研究之中，乃是为了弥补《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将斯大林主义定性为极权主义时没能做出充分的论证这一缺陷的。这一解释大体是可以成立的。根据杨-布洛赫的记述，对于苏联体制及斯大林主义的思考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写作时期就开始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原计划由“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三部分构成，在1947年阿伦特调整了这一计划，其原因就是考虑到了斯大林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纠葛。在1951年出版的著作中，第三部分由原来的“种族帝国主义”变换成了“极权主义”，正是在这一部分中，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体制的极权特征得到了判定。但是我们知道，根据全书的前两部分，极权主义乃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逻辑产物，而斯大林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逻辑运动中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暴徒现象、帝国主义、大众虚无主义等表征并无多大的亲缘性。显然，这部分将斯大林主义和苏联体制定性为极权主义需要更周全的论证。《极权主义的起源》再版时补入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恐怖》似乎加强了这一论证。这篇文章所昭示的可能性在于：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完全可以像前面两部分那样进行历史地考察，然后由此抽绎出与极权主义相通约的基本要件，如“意识形态”和“恐怖”。然而这样的论证仍然不能说明阿伦特为什么会转向马克思，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说斯大林主义早已背弃了马克思的原教旨，它自成一个新的意识体系可供分析。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阿伦特看来，斯大林主义不单单是因其自身而成为极权主义的，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很大的亲缘性，它的极权主义因素要追踪到马克思那里。在其1953年为友人古里安的《布尔什维克：从开始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书所写的评论《理解共产主义》中，她认同了古里安的论断：斯大林主义是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列宁发展而来的。这表明，阿伦特在思考那一显豁出来的论证难题时，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体现在《意识形态与恐怖》中的论证思路。正是这一思路（即通过追踪马克思思想中的极权主义来判定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性质，虽然后来阿伦特把重心放在了马克思与政治思想史之关系的考察上）的开辟促成了阿伦特思考方向的回转，从根据历史来分析极权主义转向了由极权主义来追问历史。

　　这种运思方向的转变在文本修辞学风格中有其表征。当阿伦特就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针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评论做出答复时她说道：“我并不是写一部极权主义史，而是根据历史来分析；我不是写一部反犹主义或帝国主义史，而是分析仇恨犹太人的因素和扩张的因素。……这本书重在对形成极权主义的因素给予一个历史的说明，接着这个说明的是分析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本身的基本结构。” 2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五十年代研究成果的《意识形态与恐怖》仍然从属于这一“分析极权主义运动和统治本身的基本结构”，它之于五十年代的主流精神路向而言是个歧出。这篇文章的核心意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和“恐怖”这两大特征来统合极权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但其意义也只能止于此，它是四十年代《极权主义的起源》修辞学的延续。五十年代初期的行动对于阿伦特来说是真正的“决断”，1951年开始思考马克思的劳动学说，尤其是1952年申请基金决心正式投入马克思的分析与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进行了一年的专研工作后，将路径由原来的马克思-极权主义推进到了马克思-西方政治传统的境域。这一决断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共时性分析被政治思想史的历时性追溯取代了。虽然《存在与时间》第二部分“存在的历史”没有正式写出，但是已写出部分中的此在生存论现象学之描述却时刻被存在的历史所照亮，更确切说是相互映照。那么我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辨识出：五十年代政治思想史的追问同样照亮了四十年代极权主义的规范性描述。这一照亮是如何发生的，当我们理解了阿伦特是如何解读马克思的，这一疑问便自行解答了。

　　二、阿伦特是如何解读马克思的

　　阿伦特对马克思的研究“并不是解说马克思的学说”，从一开始她就把她的解读定位在了科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等领域之外。在阿伦特眼中，“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冲击力完全在科学以外的领域，超越了学术的、科学的领域。”“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找到合适的说辞，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 3从这里可以看出，阿伦特真正关切的并不是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单纯地圈囿于具体事质领域之中的科学意义，她在意的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整个西方思想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意义。因而，要想了解阿伦特对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解读，就要先行地掌握阿伦特意义上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演历，阿伦特正是在这一传统中来理解马克思的。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思想旨趣与后来的一些学者如伯尔基、乔治·麦卡锡、维塞尔 4等人相似，虽然说就具体内容的把握而言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工作昭于世人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都力图在大的西方思想统绪中来描绘马克思的思想坐标。这一点对于当今的汉语学界尤为重要。与其他的热衷于古希腊古典世界的德国思想家一样，阿伦特在五十年代研究马克思的基础上一跃而跨进了伟大的希腊思想圣殿。我们将看到，正是对于希腊政治经验的现象学还原，直观出了阿伦特的思想灵感，以此为基础建构起了她整个后期政治思索的框架。

　　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写作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来说是个决定性的事件（event）：前柏拉图主义的希腊城邦政治经验被柏拉图所终结，自柏拉图以降，新的政治思想时代即阿伦特所说的一般西方政治传统开始了，这一传统一传就统治了西方世界两千多年的历史。而马克思（并尼采、克尔凯郭尔）就站在这一传统的十九世纪末端上。 5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所谓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前柏拉图主义的，一个是柏拉图主义的。这两个传统的断裂和分立肇端于柏拉图。柏拉图是如何终结前柏拉图的城邦政治经验从而开启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呢？按照阿伦特的分析，这应该追踪到与拿撒勒耶稣受难具有同样分量的政治-思想意蕴的另一事件上，那就是苏格拉底之死。正是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反思和审慎，开启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工程。阿伦特对于苏格拉底之死的讨论散见于她的《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一书中，并且也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如《真理与政治》、《哲学与政治》。总的来看，阿伦特对于苏格拉底之死这一事件并没做过多的列奥·施特劳斯式的繁琐注疏，她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来关切这一事件的。她得出的结论在形式上与柏拉图、施特劳斯的读解焦点具有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苏格拉底之死所表征出来的乃是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的紧张关系。

　　在1954年左右的文章《哲学与政治》中，阿伦特对于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之间的纠葛做了光彩的讨论，并以此反驳了柏拉图的相关思想。按照阿伦特的见解，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事件的“意底劳结”大部分都可以从其在《理想国》一书中所描写的“洞穴隐喻”中显现出来。柏拉图在解决美诺知识悖论时曾提出了“灵魂的转向”，这种灵魂的转向在洞穴喻这里成了造就哲人的条件。阿伦特将洞穴隐喻中的三次转向称为柏拉图哲人的产生过程。民众在洞穴中生活，背对着火堆，面对着墙上的木偶的影子。他们中的某些人挣脱束缚手脚和脖颈的锁链后转过身来，发现了作为墙上影子世界的真理的火光和木偶。这是第一次转向，阿伦特将完成这个转向的人不再称为民众，而是称为“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转身者第一次抛弃了意见世界的“熟适感”。当这个科学家继续行走，发现了洞口，并将其眼睛看的方向从水中的倒影转向实物，又进而转向那作为“善”的太阳，第二次转向就发生了。经过这次转向，科学家转身成哲，因为他不再思考仍是意见的火光，而是洞见了诸理念以及作为诸理念之真理的太阳、善。第三次转向发生在哲人转身走回洞中之际。按阿伦特的表述，“他不属于那儿，也无法留在那儿，他必须回到他世俗的家中，即洞穴中去，但在洞穴中，他再也不会感觉像家一般的安适了。” 6之所以返回的哲人在洞穴中成了异乡人，是因为他洞见了真理，现在却生活于意见的洞穴之中。柏拉图由此在哲人与民众、真理与意见、哲学与政治之间制造了严重的断裂和对立。阿伦特对于柏拉图的这一划界行动提出了一个颇有挑战性的反问：“在洞穴喻中令人颇感费解的是柏拉图把其中的居民都描绘成呆木的人，他们被锁在洞壁之前，绝无可能做任何事，也绝无可能相互交流。实际上，标示人类行为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词汇，即言和行，显然在整篇叙事中都没有出现过。” 7与柏拉图的真理与意见的对立相对应的，是他发明的辩证法与修辞学的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