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术团体，希望通过一家学术经纪公司，将自己的研究推广出去。他们出书、开课、直播、上综艺、带团考察，一只脚踏在书房里，另一只脚踩进了商业世界。
他们绕不开的一个词是启蒙。而问题是，在如今的中国，启蒙还有土壤吗？它真的能成为一门生意吗？另一个问题或许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究竟还可以怎样介入公共生活？
科耶夫
2009年4月，上海，一群中国知识分子聚在一起。他们要讨论一份文本，叫《法国国是纲要》。一位名为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哲学家是它的作者。
科耶夫是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俄罗斯，26岁才到法国定居，但很快打入了法国的思想界，并在巴黎的一所学校里讲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他对黑格尔的阐释有很强的独创性。后来闪耀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有许多都参加过他的课程，或是读过他的黑格尔讲稿，比如萨特和加缪。
1945年8月，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科耶夫向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提交了一份名为《法国国是纲要》的报告。他在报告的开篇就说，法国正处在危险之中，不能再固守民族国家的旧梦了，必须和欧洲的其他拉丁国家，建立起一个“新拉丁帝国”，这样才可以在美国和苏联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
在2009年，科耶夫和他的《法国国是纲要》，进入了这群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他们拿出去年刚刚翻译成中文的新鲜文本，打算讨论它与现代世界秩序的关系。他们想要还原出，在那时的历史场景里，人们究竟是如何思考问题的。
32岁的施展是其中的一员。他身处其中的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叫大观学术小组。讨论科耶夫，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议。
在施展面前，是一些已经成名的学者，比如哲学家刘小枫和法学家高全喜。会议的主持人则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的邱立波，他是科耶夫著作的译者。还有一些学术圈外的人，比如北京万圣书园和上海季风书园的老板。另一位参加大观会议的学者说，这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
这不是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会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划分，在场人士可谓各显神通，讨论了许多规范化的学术研究中不会出现的内容。
施展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刚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完成了与法国保守主义相关的博士论文。他将会入职外交学院，从讲师做起。当时，他才听说科耶夫这个名字没多久，但很快被科耶夫迷住了。他觉得科耶夫既有深厚的学理思考，又有对社会政治的现实参与，他的经历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参考，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秩序？这也是大观的第一次会议上要回答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那时施展还没有想明白自己今后研究和思考的母题是什么。但他感到很兴奋。他已经隐约感到，大观小组的讨论或许会创造一种新的学术方式，因为这些学者在发言时，并没有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讨论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东西。
施展那时已经觉得，学界离“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远了。什么是真实的问题？那时的他还说不清楚，但他知道，这关乎中国如何变成今天的模样，也关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
当科耶夫进入大观学术小组的视野时，2008年刚刚过去。雪灾、地震、奥运会、三鹿奶粉，在那个标志性的年份里，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民族主义从那年起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情绪。世界也不平静，金融危机、恐怖袭击、战争，轮番而至。时至今日，人们仍不断提起那一年，仿佛转折的种子是在那时种下的。
不过，2009年的施展并不知道，中国是否也站在一个和1945年的法国相似的十字路口上。他也不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能否像科耶夫那样，对现实世界产生真实又深刻的影响。但不管是施展，还是大观小组里的其他学者，抑或是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无论他们信奉何种理念，归属哪种主义，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共通的：中国正在崛起，世界正在改变。
枢纽
2009年的第一次会议之后，大观小组的学者们形成了一些共识。如果用施展后来在不同场合常常提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中国是国际秩序的自变量”。这句话隐含的台词是，中国已经崛起，中国因为加入国际秩序而获得成长，又因为体量巨大，会反过来深刻地改变国际秩序。施展喜欢使用的一个比喻是，中国变成了一只掉入泳池的鲸鱼，将会重新定义和改造这片有限的水域。
在这些大而化之的基础共识之上，他们也摸索出了一套学术研讨会的行动指南。他们每年开四次会，会议主题提前两三个月确定，选取最多8位发言人，而后各自查阅文献，撰写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不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必须有洞见。到了会议上，这些论文的作用，就变成了“靶子”，要经受住猛烈的诘问和质疑。
在最初的这几年里，大观的讨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通过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他们总能找到来自企业家的赞助，跑去一个新城市，没日没夜地讨论上两天。他们设定的话题，都是和当代中国有关的，比如讨论俄罗斯、美国、欧洲和印度，是为了厘清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讨论气候问题和互联网，则是为了切中时代的主题。
2010年，他们去西安讨论中亚，谈论游牧和定居。那是第五次研讨会，施展觉得自己就是在那次会上“开窍的”。
施展出生于1977年，文革结束的第二年。他后来总觉得，自己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相比，对这个国家很多事件的本能情感并不一样。他没有体验过那十年的创伤，似乎更容易从历史中抽身出来。而出生于50、60年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在80年代才接受了更完整的启蒙。
1995年施展到北京读大学，在北航读工科。毕业那年，美国在贝尔格莱德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施展和他的同学一起走上了街头。后来他说，他觉得那时的自己不是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观察者。
如今回看，施展说，他大学的时候就想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如何变成现在这样的？后来他去读英国史的硕士，法国史的博士，为的是搞清楚，资本主义和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把这些当作理解中国问题的工具。
西安的那次大观会议上，施展意识到，他想做的事情，是用一个新的逻辑，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串联起来，解释中国当下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如何形成的。他又思考了几年，和大观的学术伙伴讨论了几年。
到了2016年，施展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一部50万字的书稿。他把书命名为《枢纽：3000年的中国》。
得到
在《枢纽》的结尾，施展说：“中国内部的困境，必须在全球秩序重构的框架下，通过中国的世界主义化才能够化解；中国的外部困境，也必须通过中国对自我意识的重新表达来获得突破。中国的失衡需要通过一个宪制过程来驯化，世界的失衡同样需要在一个普遍宪制过程中被驯化。”他还说：“归根到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决定了，世界的自由将以中国的自由为前提。”
在出版市场上，一本满是专业词汇、艰深的学术书籍，往往只在学术界内部流通。但施展的抱负不在于学院内，他希望自己的书能够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他想起了徐小平。他们是在一个企业家的读书群里认识的，施展在里面讲过几次课。线下聚会的时候，两个人熟络起来。
施展发微信给徐小平，说我有件事想跟你请教一下。当天夜里，施展就去了徐小平家。徐小平在家里听完施展书稿的结构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他非常兴奋地问施展，我可以怎么帮你？施展说，希望这本书能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
徐小平想了想说，这件事我没办法，但罗振宇应该有办法。徐小平还告诉施展，如果他想把这件事做成一桩生意，那就要去拉投资。
不久之后，施展带着自己的书稿出现在了罗振宇的办公室里。他对着罗振宇和“得到”的CEO脱不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个下午，向他们讲解自己书中写到的，中国历史的四次大循环。每当罗振宇试图打断向他提问时，他就说，你别急，十几分钟后我就会讲到这里。
罗振宇听完施展输出的观点，和徐小平一样兴奋。他对施展说，只卖书的话，玩得太小了！你来“得到”开门课吧。
他们当场就把开课的事情定了下来。除此之外还定了另一件事，就是罗振宇将在他著名的跨年演讲上，向所有人推广施展的新书。“罗胖很讲义气。”施展说。
2017年12月31日，在上海，罗振宇的跨年演讲如约而至。他从那年活跃的网红消费品牌开始说起，一直讲到中国经济的天花板和可持续性。他不断地提到施展的名字。施展在台下的画面，也不断出现在电视转播和现场的大屏幕上。
在演讲过半之后，罗振宇说，今年他的这些思考，很多都要归功于一个人。
“施展老师，外交学院的”，摄像机对准了台下微笑着的施展，罗振宇接着说，“他把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写成一本书，叫《枢纽》。我们将会在临近十二点的时候，全球首发这本书。”
后来有人统计，在那场演讲里，罗振宇提及“得到”9次，提及施展7次。
那天晚上，《枢纽》在两个小时里卖出了四万册。施展从没见过这样的架势，在他的预估里，一本学术书籍，卖出5000册或许就是极限了。他的上一本书叫《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是他博士期间研究的汇总，讲的是法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在豆瓣上只有25人标记了读过。
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空前的争议。在普通读者中，有人说这本书语言晦涩，专业词汇太多，而且有将近700页，实在太厚。在学术界内部，争吵更加激烈。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本书是在给大国崛起唱赞歌。国家主义者说，这本书本质上还是在鼓吹普世价值。此外，有同行批评，施展的研究贪大求全，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内下判断，参考文献也有限。
与卖书同时，施展的《中国史纲50讲》在“得到”上线了。一个半月内，这门课的订阅人数突破十万。在那之前，“得到”上的现象级课程都跟经济金融有关，比如薛兆丰的经济学课，还有天使投资人李笑来的《通过财富自由之路》。
施展坐不住了，他要把自己大观小组里的“兄弟”们都拉过来，一起做这件事，让他们也能站到台前。他找到了一位商界人士做CEO，告诉对方，大观小组的研究非常重要，需要有人来做市场推广。他们拉来了投资，成立了爱道思人文学社。
学校里，网络上，酒局上，2018年的施展在适应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走出书斋的，聚光灯下的生活。许多企业也找上门，请他去讲课，制药的，金融的，贸易的，各行各业都有，好不热闹。
大观学术小组的季度研讨会，在此时已经暂停一年多了。原本，他们会把每次讨论的成果，包括论文、对谈，都整理成一本小书。这个工作也停下来几年了。大观的主力军，像施展这样的青年学者，逐渐成为所在院系的学术主力，工作变得愈发忙碌。原本的高强度讨论很难再组织起来了。他们转向了时间和形式更灵活、人数更少的专题讨论。
这时，一部分人选择了继续安静地坐在书房里，不去理会外界的喧嚣，放弃抛头露面的机会。
另一部分人则跟随施展，进入了公众视野里。他们成为了爱道思的签约学者，开始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课，比如“得到”和“喜马拉雅”。他们的新书出版，都由爱道思负责。在爱道思的安排下，他们也频繁地参加讲座、出席一些公开活动。他们依然使用“大观学者”这一称呼。在一些场合里，爱道思也会抛出“大观学术共同体”的称呼。
这就像是一家学术经济机构，包装起这些文科学者。在中国，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
有人批评，这样的商业化，会让学者们迷失在市场里，没法在书斋里精心研究了。但施展不这样想，他说，大观学者们的研究都很有价值，不能被浪费在学术界的小圈子里。他读过《启蒙运动的生意》，并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很多人。这本书讲的是18世纪最重要的著作《百科全书》。这本书出版的过程充满了商业与投机，但也切实成为了启蒙运动的象征。在这个故事里，启蒙、思想和生意，全部交织在了一起。
生意
我第一次见到施展是在2021年春天的一次演讲活动上。活动由爱道思主办。我收到的邀请函上写着：“我们似乎又一次航行在通往未来的船上，没有人知道前方究竟是什么。逃无可逃，重返未来，学者聚会，欢迎登船”。邀请函上还预告，活动最后将有一位“神秘嘉宾”发表演讲。
活动地点是北京东五环外的一个创意园区。观众进场前，要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然后获发一个黑色的口罩，活动全程都不能摘下。口罩上印着四个字：逃无可逃。
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的第二年，距离大观学术小组的第一次讨论，已经过去了12年。世界是另一番模样了。
此时的施展，是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三本畅销书的作者。在得到App上，有26万人报名了他的《中国史纲50讲》课程。他在爱道思的一段介绍视频里说，自己是一个很难被界定学科的学者。
施展演讲的主题叫《启示：未来秩序的C选项》。他穿着一件合身的灰色衬衫，在听众面前自信地踱步。他着重讲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这是他这两年来的关注重点。他说，区块链技术带来的是一个空间大发现的年代，就像当年的地理大发现一样。和32岁时相比，这时的施展对公共演讲已经驾轻就熟，他普通话标准，咬字清楚，轻巧地把控着停顿和节奏。
这段15分钟的演讲结束后，大屏幕上打出了一行大字：“知识界独特的存在。”这是《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学者刘擎时的稿件标题——神秘嘉宾是谁，在此刻已经不言自明。听众席的最后一排，有人高呼着：“刘擎！刘老师！”刘擎也是大观小组的一员，他是在中途加入的。2020年，因为《奇葩说》栏目，这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明星学者。
刘擎的发言更像是一番总结陈词。他说，他今天主要是想向大家介绍其他的大观学者。最后，爱道思的CEO上台了。她感谢了很多人，用户、合作伙伴，还有“投资人爸爸”。她说，以前一年赚不到一百万的话，会感觉焦虑，但和这些学者待在一起，就会变得平静。
CEO宣布，“未来之门”即将开启。几位学者站在一起，把手按在身后可以移动的巨大屏幕上。屏幕像屏风一样一点点折叠、开启，屏幕后的场地里射出了耀眼的白光。这几位学者的新书封面，变成了半人高的灯牌，出现在了一个舞台上。学者们走向灯牌后，闪光灯此起彼伏。
半年之后，我第一次坐下来采访施展，也是在聚光灯下。他被《时尚先生Esuqire》评选为2021年的年度理性声音。在摄影棚里，他套上一件有些紧身的红色毛衣，话突然变得少了起来了。拍时尚杂志的照片，和在公众面前演讲，还是不太一样。直到摄影师问了他一个和时事有关的问题，施展这才放松下来。一二三四，他像平时上课那样，条分缕析地讲了起来。拍摄完毕，我们聊起了他的2021年，他兴奋地向我科普起元宇宙和数字货币，就像他在春天的那次演讲中说的那样。
图书出版、演讲、知识付费，这是爱道思帮助签约学者“出圈”的主要方式。目前，爱道思共有14位签约学者，几乎每位都迅速出版了个人专著。这两年，学者们还会在爱道思开设的视频账号里直播，和其他学者对谈。除此之外，爱道思也会安排给企业上课，以及收费的学术考察。
2019年1月，施展和另一位大观学者李筠带队学术考察，去了一趟罗马和伊斯坦布尔。这是李筠提出的想法，他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罗马帝国是个绕不开的对象。
和他们一起过去的有17个用户，他们在白天参访游历，听施展和李筠的讲解，晚上就开始针对具体的问题小组讨论。比如，罗马到底是天使之城还是魔鬼之城？到底是帝制好，还是共和好？凯撒和西塞罗谁是对的？爱道思把这称为“知识的现场讨论”。
最后一晚，在伊斯坦布尔，分别晚宴。施展在宴会上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爱国者，还选择留在这里，没有逃避，在有建设性地、积极地讨论中国的问题，不是一味地批判，也没有因为失望而沉默。他举起酒杯说，对这个国家，我们还是应该做点什么，今天在这里，我们敢不敢赌未来20年的国运？
公众
在2021年春天的那次演讲中，还有一位高高瘦瘦的演讲者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人是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宪法学和法理学，不过这两年来，他的研究重心转向了法律科技。
翟志勇那次讲的是《斗争：做新空间的立法者》。所谓新空间，是说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于是相互构造成了一个新空间。这个新的空间里，掌握互联网平台的大公司拥有无上权力，普通人总有“逃无可逃”之感。
翟志勇举了他身边的例子。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劳东燕教授，因为小区强制安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给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写了封法律函，还作为业主代表去谈判，最终没让小区启用这一系统。翟志勇用劳东燕的故事作为演讲的结尾，告诉听众，“世界上的一切权利，都是经过斗争得来的。我们每一次抗争，哪怕只是微小的抗争，都是对新秩序生成的一种参与。”
2013年，一次关于林肯的研讨会上，翟志勇加入了大观学术小组。他要贡献一些和自己老本行相关的见解，讲一讲美国宪法。
那时候翟志勇已经在北航工作了3年，刚晋升成为副教授。这个传统工科院校，当时正在大力发展文科，法学院在几年内声名鹊起。在法学院的工作之外，翟志勇还协助设计了北航的通识教育课程。
翟志勇早就知道大观小组的存在，他的同事高全喜和泮伟江都是小组的成员。而且，同个时代的人文社科学者是一个狭小的圈子，他们总能在学术期刊的作者栏中辨认出彼此，特别是在北京这个著名高校扎堆的城市。尤其是高全喜，相比翟志勇，他是上一代的学者了，60年代生人，在宪政领域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翟志勇的导师关系甚好。在大观，高全喜是“四老”之一，另外三位则分别是于向东、刘苏里和严搏非。
不过，邀请翟志勇加入大观的并非高全喜，而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筠。他们是政法大学的同届校友，李筠在政治系，翟志勇在法学院。后来李筠留在政法大学读完了硕博，直到留校任教，再没离开那个校园，现在是教授、政治系主任。而翟志勇去了清华法学院读硕士和博士，学习公法。
翟志勇在2017年发出了他最后一篇关于宪法的论文。后来，这个国家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之后，他就转变研究方向了。
和研究了十年的领域告别，翟志勇感到痛苦。在2018年，他的迷茫来到了顶峰。他要找到新的领域，同时，还在因为开课的事情和得到拉扯。
在施展的介绍下，翟志勇也认识了罗振宇。后者希望他在得到上开一门法律课。罗振宇告诉翟志勇，你在大学里怎么讲课，在得到上就怎么讲，我们要做原汁原味的大学课程。
翟志勇很快发现，罗振宇的期待并不容易实现。音频课程的运作方式，与大学课堂完全不同。在大学课堂里，他只需要面对几十个学生，他们会在同一间教室里安静地坐上一整个学期，他也就有一个学期的时间慢慢向学生讲授新知。但在得到上，他拥有的时间并不是每学期第一节课的45分钟，而是每一讲的前45秒。
在翟志勇看来，如果想把一件事情讲得准确，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只有复杂的事物才是真实的，但公众更喜欢的是简单的东西，和更绝对的表达方式。
刘擎的走红则是另一个故事。刘擎是政治哲学学者，但当他成为《奇葩说》的导师时，他变成了一位“哲学教授”。其实，“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而平台有着自己的考量。
如今的翟志勇，已经可以很自如地在公众面前输出观点。他现在是爱道思的签约学者里最活跃的几人之一。他和施展、李筠，总会出现在各种新书发布和学术推广活动上。他还是会从法学领域贡献思考，在学校里，他教本科生的宪法学原理，但在校园之外，他已经很少提及宪法研究了。他的新领域是法律科技，他想弄清楚，在互联网和现实生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法律能做些什么，又能改变一些什么。
在北航，学校里的氛围也在悄然变化。翟志勇直观地感到，学生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的大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面临升学就业的选择，很多人只关注对保研和出国有用的课程。他上大学时那种可以到处蹭课、听讲座，去其他学校串联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课堂上，他不能自己选择教材了。但原来的讲课方式可以得到保留，他只讲学术本身，尽量不谈论时事政治。
不过，翟志勇还是出版了两本新书，都是和宪法以及法理学有关的，但这些研究都是在2018年前完成的。去年出版的《从到“八二宪法”》，讲的是中国宪法史。他在自序里说：这些文章旨在探究一个困扰中国人一百多年的问题，那就是“宪法何以中国”：为什么自清末以来，中国需要现代宪法这么一个西方舶来的 “劳什子”？即便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中国不是也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宪法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
启蒙
爱道思的办公地点在北京地坛公园内的一个院落里，几间装修过的胡同平房，担负起办公、开会和线上直播的任务。
2022年初，北京漫长的冬天即将过去。护城河上的冰雪开始消融时，我常在这个小院子里见到施展和他的同事们。有时是在一间装饰考究的会议室，有时是在一个暖和的小办公室里。
当我们聊起他四年多之前与得到的合作时，施展依然语气激动：“一夜之间，几千万人认识了我！”
我们也聊起施展这些年出版的三本新书，它们几乎都在学界引发了争议。在2020年出版的《破茧》的豆瓣评论区里，有人质疑，这本书只有18个参考文献。施展笑了，接着，他举出了哥白尼的例子。他说他和大观小组所思考的问题，就像是天文学上的范式革命。“哥白尼的研究也很糙，但有了哥白尼，开普勒的方法才显示出威力。”
“我的思考很过瘾，但做出来的东西很糙，所以有些人是不能接受的。”施展坦诚地说。
大观小组的学者，很少有在海外读博的。施展说，这是因为海外的社科教育，对量化的要求特别高。“海外博士都在炫技！他们的量化技巧比我们好，这我承认。但如果没有好的定性，就会离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远。”
施展坚定地告诉我：“凡是革命的过程中是没办法做精细的。没有完成的时候，只能大刀阔斧地往前走。”
如果说，真问题是关于当今中国的位置的问题，我问施展，那么什么是伪问题呢？
“不说了，太得罪了！”
对施展来说，这或许成了一个悖论：当他更多地出现在聚光灯下，就会离学界和他眼中“规范化的研究”更远。在立场的左右之间，他的著作两边不讨好。
施展不再从学术界中寻求认可。他的目光在学院之外。他自信地说，最认可《枢纽》这本书的反而有很多是企业家和政界人士。“他们每天都直面真实的世界，直面生死。一个理论到底管不管用，他们有直观的认识。”
在“得到”上，施展的关注者基本都是订阅了课程的学习者，他偶尔会在这里更新自己的生活：练习跑步，或者和家人去冬天的阿那亚。但在公共发言中，他尽量不对时事发表看法。偶尔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比如2021年，他在微信公众号上针对新疆棉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该只有主权国家的秩序，还应该包括商业秩序。这篇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站在光谱另一边的人站出来批评施展。后来，施展越来越谨小慎微。他有自己的微博账号，但在转发最新的活动安排和大观的研究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发言。他说微博太撕裂了，变成了两部分人，对其中一部分，是很难去讲道理的。
另一个施展无法直接问答的问题是，他究竟在政治光谱的哪一边？他说，在2018年，这还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但现在，完全不能提及了。
今年11月，我在北京见到了崇明。他2019年从华东师大调入北大，如今是北大历史学系的长聘副教授。崇明研究法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叫《启蒙，革命与自由》。在这本书里，崇明提出了一个观点：不是启蒙思想引发了法国大革命，而是人们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启蒙思想。
崇明在2013年参加过一次大观的学术讨论，是在浙江安吉，主题是“自由帝国”。那个时候，思想界的气氛比现在热络得多。
在中国，思想界的潮流几乎每十年都会发生更迭。80年代，启蒙是毫无疑问的主旋律。到了90年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浮出水面。再到大观小组第一次讨论时的2009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而到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很难总结出，最近十年里中国知识界的主旋律是什么。一切都原子化了。崇明的观察是，知识分子都在“各玩各的”，很少再有观点的交锋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的活动，是知识付费的潮流，而后者的命运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思想界现在一片沉闷。”崇明重重地叹了口气。
2013年之前的几年，崇明还在华东师大任教，那几年里，以华东师大政治系为中心，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是活跃的。尽管80年代的启蒙已经褪色，90年代思想界氛围的余晖还在，笔战、论争仍时常出现。在上海，知识界、媒体还有书店，都还在固守自己的角色。大观小组的学者们，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聚集起来的。
与大观小组里其他活跃的学者相比，崇明显得低调和沉默。在学术的旨趣上，他和大观的其他人不太一致。但他也相信，如果大观的学者们能够一直推出新的公共议题，即使无法产生学术上的突破，能够引起公众和知识界的关注，就是有意义的。
“他们也希望带领社会去思考问题，推送社会向某个方向去转变。他们也想形成中国对世界知识的叙述。”崇明话锋一转，提出了他的困惑：爱道思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学术是在为公共性、商业性的事情服务呢？
2022年初，我曾把这个问题抛给爱道思的CEO。她回答，爱道思需要先把商业模式做得足够成熟，才能让学者们不被商业所裹挟。
CEO明白，人文社科的研究，难免会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领域和话题。但她已经想明白了，对于一些热点，学者们不能“贸然去发声”。“我们研究的是非常底层的问题，其实无关乎说，一定要去讨论一些敏感话题，一定要通过讨论敏感话题来表达自己。”她对我说。
她还说，爱道思要做的，其实是把解构宏大问题的方法向大众普及。她又一次提及了《百科全书》。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文字载体。CEO还有一个野心，是把大观学者们的著作做成当代的《百科全书》。“但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要存在。”她说。
首先要活下去。在爱道思内部，这是一个一致的、强烈的认知。
除特别标注外，文中图片由爱道思人文学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