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讽刺中国当局打压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是指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曾评选“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其中经济学家吴敬琏，历史学家秦晖和媒体人胡舒立等人上榜。随着中国互联网的普及，公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并逐渐家喻户晓。
然而，2012年南方周末献词事件之后，中国当局开始全面打压公知，迫害言论自由，并且动用宣传机器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公知这一群体也逐渐退出大众视野。2021年，凯迪网被当局整肃，“猫眼看人”等栏目被封杀，标志着中国彻底告别“公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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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方核实，刘道玉先生于今天逝世，享年92岁。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8年9月－1960年12月，在武汉大学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月，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任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1962年，武汉大学派他到苏联科学院，攻读有机氟专业。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讲师。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
临告别前，他让我从书柜中挑几本带走。我选费正清主编的《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及原瞭望总编辑陈大斌送给老杨的签名本《饥饿引发的变革》等。
罗翔在B站的那些流行视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律问题的严肃性，也转移了人们的关注焦点，这使得他所传播的理念被严重稀释、进一步的思考被过度的玩梗行为所截流。其梗文化作为一种流行元素，经常是语言与思考能力萎缩的表现，是思维极化与认知标签化的典型症状。
从最初被掐断发声渠道，到不能发声，到之后频繁进行自我审查的不敢说话，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循环经历着被举报、被解职、被拘捕甚至被迫流亡异国他乡。政治生态的高压叠加各个互联网公司不断精进的言论审查技术的制约，异见表达对当今的中国人而言已成为无法企及的奢望。
只向真理低头，在今天不但是罕见的品质，也几乎等同于精神病——不合群，性格怪异，孤僻，需要看心理医生。那需要成为鲁迅所说的“独异的个人”，需要强大的内心。这可能是如今很多人面对江平先生的“遗言”感到惭愧的原因。但是，如果不去尝试着做一点点，不去试一下抬头，不去试一下“不低头”，纪念就距离“真理”很远，也距离江平先生很远。
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将凝视你。当你满足于共有知识、习惯于沉默，“黑暗森林”就会降临，猜疑链不能被打断、社会协作无法进化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就真的永无终结。想结束这种负和博弈，让阳光照进“黑暗森林”的唯一方法，恰恰那是被蔑视和惧怕已久的，对公共知识的广播与言说。
在如今的中国，启蒙还有土壤吗？它真的能成为一门生意吗？另一个问题或许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究竟还可以怎样介入公共生活？
在话语上，司马南们实际上与胡锡进大同小异，都是满嘴的谎言，各种的矛盾，充满矛盾的话语….而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的公共话语的主流。当然这主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实际上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从公共空间退场、消声了，这才有这些人的空间、流量。
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常识都需要被不断重申。人是感情动物，随着情绪的波动，随时都可能背离这些常识，所以我们需要一代又一代地把常识刻进人们的心里。不然的话，人们就是会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