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发帖被拘学生获释走出看守所；图片来源于网络）
多年以前，我大约也是今天的甘肃初中生这么大年纪，上高中了，有一天下午，上课前，班主任来到教室，宣布今天下午不上课了，大家到礼堂去开会，全校批判大会。批判什么呢，怎么事先一点通知都没有，大家都没有准备呢。
班主任漏了一点点风声，说是有的人，平时不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改造世界观，被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竟然在笔记本里写出非常不合时宜的话……具体句子我不得了，他开始说，我就觉得在说我，我就开始紧张，我只记得他的神态，那是神秘而冷峻的。
我在教室后排，当时全班同学已经站起来，提着各自的凳子往外面走。我没有往教室外面走，我径直走到讲台边，走到班主任面前。我说陈老师，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我这么跟班主任交涉。到了这种时候，人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似的，学会了交涉。班主任回答的话比较经典，我当时就懵了。后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不该说的话，我在教书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说这样的话，不能伤害学生的心灵。
他当时说的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这三个字，含有“报应”的意思。一般心怀善意的时候不这么说。我有一种绝望，但同时也感到愤怒。我不是前几天跟你报告过，说我有些写过字本子不在了。你说你再找一下嘛，你本子上写了些什么嘛。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班主任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我觉得他的神色相当滑稽，这倒刺激了我的自尊，我心一横，那就只好这样了，于是跟着人流去开会。所谓礼堂，其实就是几根砖头砌成的立柱撑起的人字架，上面盖了青瓦，可以遮雨，四周无墙，不能挡风，地面是泥土，下雨是泥浆。逢场天（南方的集市日），这里会成为简单的农产品交易市场（那时已经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交易很少）。全校的学生大会，也在这里开。
校长、主任等领导没有会场。后来我觉得，也可能是故意的，故意降低会议的规格，意在保护我，给我留余地。但也可能是背着校长领导开的，校长是一个老好人，不太会搞政治，大批判的话也不怎么说得来。而且他还跟我家上两辈有交道。他未必会同意搞这样的会。更直接的，我爷爷的亲弟弟就在学校管总务，是共产党一来到家乡执政就跟党走的老革命。他也不在场。当然，他本身就不开这样的会。
教政治的刘老师到台阶上去讲话，提出会议的主题，讲的什么我也记不得了，但记得他讲的太含蓄，很多同学不知所云。直到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或者他也是全校的团干部）上台去念我的笔记本里的句子。实际我没有像样的笔记本，但我有许多乱七八糟的字纸，写用毛笔，钢笔，圆珠笔写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串联起来了，构成了一定的篇章，读起来居然朗朗上口。
这确实应该是一个有点反动的人写的。可惜台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是我写的。我还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最后反动的。只是觉得最能污名化我的，就辑起来了。比如我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公路步行，走得那样艰难，不过是没有钱，没有地位，谁也不会让他们坐车，所以，金钱和地位就是生命。诸如此类的少年思维。但当时也只有一个思想败坏的人才会这么想。
其中有一句，算是把我和个别同学都震撼了。叫做“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我可以说，在那个不读的年代，很多同伴不知道这个词。而我早在我外公的三国演义正体字版里就看到了。并且还知道这就是黄巾军起义的原因。并且分析为什么现在的人不像古代那样起来反抗。你想这在同学们中间有多港。
不过，总的说来，大部分同学，绝大部分同学不知道开的什么会。也许是因为那时同学们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使思想变得意外的迟钝。会就这么开过了。大家又懒懒散散地提着各自的小凳回教室。当然，尽管没有听懂，暗地里还是有一点传说：何同学同事了，而且是大事。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同学下会后跟我悄悄交流过，安慰过。会上也没有人回头看我。怕，才是压倒性的。
我记得开会时，我坐在最后，班主任老师也在最后，他在我的左边。他坐的藤椅，这种藤椅现在很少见了，当时是地位的象征。我坐的小短凳，现在的学校还是那种凳子。我一直看着他。他一直不看我。他偶尔看着台上。但更多的时候，他面朝会场外。我看着他，看到他的侧面。我觉得，我当时是愤怒的，不然我看他干什么。
但会议过后，我精神就垮了。
我回家说，我打了架，不，偷了东西，不，是同学偷了东西，他跟我耍得好……我要转学。我当时在区中学。县城还有一所中学。当时我们并不羡慕县城的中学。当时不像现在，两所中学的差别就像欧洲和非洲。我们本族有一位辈份很高的长辈，在县城中学教语文（他现在还健在，是县中学里最后一位会用古文写作的人，他现在经常感叹，学校食堂不顾学生健康，赚学生的钱，不好啊！）。我爸爸找到他，说我想去县中学念书。他不仅同意帮忙，还给我的区中学校长写了一个条子。我的天，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字。我现在还能回想那字迹。
这封信一点作用都没有。我找到校长。他坐在办公室的藤椅里。他简单地告诉我：现在不转学。理由也不成其为理由：已经开学了。现在想来，他是不是怕我的事迹，也就是学校的丑事外传？
他刻满沟壑的黑色的脸令我感到可信。我的印象是他并不讨厌我，但他没有对我做出任何特别的表示。他大口地吸着手工卷出来的粗壮的土烟，这并不代表正他在思考怎么打发我，这是他的习惯。跟很多人吸烟只是在肺里打个转不一样，他使劲把烟雾吐进肚子，喉结自上而下运动很长的距离。我下意识地感到，他的肚子里烟雾缭绕。后来，我曾向同学夸张过，校长的藤椅坐痕处，有一个黑洞。
昨天（2013年9月22日）晚上，我看到天佑（网名）兄，在网上建议，甘肃鼠标惹祸的初中少年出来后，应该远离受伤害的家乡，去沿海什么地方的学校插班。我对这个建议深有感触。当时有人表示愿意赞助学费和生活费。这令我感动。但我觉得沿海的学校也无非是中国特色的学校。除非是维多利亚海，或者台海那边，或者出国去留学。如果不能，我只能希望杨辉同学（媒体已经把他的名字披露了，虽然他只有十六岁）心理强大。我希望杨同学读到我这篇回忆录，给他一点启示。我在这么多年后的今天写这个，多少是为他写的。
很快就恢复高考了。命运不由学校和老师一纸“鉴定”决定了。我把老师给我的期末评语，写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之类的“成绩通知书”拿回家，狠狠地藏到最不容易翻到的地方。我那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忠实于自己的真实的思想，不迎合不屈就。
求学的欲望会压倒一切杂念，包括青春的困惑，包括对环境的恐惧。
要分文理科了。我的原班主任带理科班，他在教室门口问我：你怕不会读我这班了啊？这也是我少年时代听过的比较重要的一句话。少年的骄傲和逆反立即帮我回答道：我就读你这班。
如果，当时有人帮我分析一下，我可能会读文科。虽说表面上我的数学经常考班上前几名，但那并不代表我有数学才能，那是我喜欢我的数学老师的原故。他是当时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为教学以外的事情发过脾气，也没有看到他发脾气的时候骂过人。他讲课的时候，满教室就是他人格的光辉。后来，我终于上了一个著名的野鸡大学数学系。
当我毕业了开始教书的时候，我立即去看我当年的班主任。我是这么想的，我以后决不会经常去看他，因为看到他会想到痛苦的往事。但我又不能不去看他，因为他毕竟是我的老师，不能因为他不像个老师而废了礼节。我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看了他两次。我们都说了一些客气话。这样，我跟他的缘分就一了百了了。再以后，在县城的街上还会看到，我就假装没看见，绕道走了。他越来越老，再以后就不见他了。实际上我早原谅了他，虽然我一直觉得他是世界上最不好的老师。
我也可以说，他是怕我走上资产阶级的邪路才那样狠心地“帮助”我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大批判是一种精神摧残。后来，有一位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当时还把我的材料报告了县教育局，我差点就成为小反革命在全县，或者更远的范围出名。那位老师说，文教局长没同意，说以教育为主。我暗想，当时，文教局长的女儿和我的一位长辈就要结婚了呢，他怎么会同意呢！政治就是这么滑稽。
唉，岁月和命运就这样过来了。现在说起来，一点荣与辱的感觉都没有。要不是甘肃少年杨辉同学的事件触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兴趣写出来。
从9月19号晚上，我开始在微博上反来复去地鼓捣杨辉的事情，我呼吁放他出来，关到里面，每一分钟都是伤害，这种摧残的后果殊难测定，它对于相关机构来说，仅仅是一次误判，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一生的改变，这不可谓不重要。在20号上午，我就鼓动了一位律师，我的好朋友游飞翥先生前去少年的家乡，后来的事件突然大为改观，这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情况。
甘肃少年的命运令我这么上心，这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我的亲历，如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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