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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些关于公共安检的个人经验。五千字,算是长。你可以先拖着看,以便确定没找到兴趣就及时滑过。

1

进火车站,安检,前面的一位被安检员拦下,“你的包里有好多剪刀”,安检员说。我被“好多剪刀”这句话吸引了 ,我看到背包被拉开,取出一个盒子,“理发工具”,旅客说。

我停下来等着看下面的故事。

“好多剪刀”,其实真正的剪刀只有两把,其中一把是带齿的那种,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样,叫什么名字我说不来,另外还有一些貌似带金属尖端的小器物。

你见过现在的理发工具没有?升级了,很精致一个小盒子就装下了,淘宝京东上的热门货。

前线安检员把查获物品带到另一个,坐着上班的安检员面前,她们开始开始综合研判,我远在四五米开外,有亮着电子显示屏为背影,我看到安检员转动着理发工具的纤细的尖端。

我的心里都跟着紧张起来,安检小姐姐的一句话,将决定理发工具的去留。

“剪刀不能带上车”,我听到小姐姐做出了判决。

小姐姐转身又把理发工具和它的主人,一位青年男子带到另一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柜台。她 告诉旅客其它的可以带走。旅客决定全部不带走。

接着,我看到了“人性化”处置的一幕,小姐姐在柜台里取出一个胶纸袋,旅客用手机对着袋子面上的二维码扫了一下,安检小姐将理发工具装进 去,将封上捋上。

别想多了,这不是要将你的物件快递到你的目的地,扫二维碼的意思是留下取件的依据,你什么时候来取。

什么时候来取呢?或者说火车站把他们截留的危险物品给你保存多久呢?我一直在围观,我问出了这句话。

安检小姐姐说,你说普通话,我没听懂。

这出乎我的意外。我原本以为,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就近找的没上过几天学的姑娘。

因为这个工作实在太辛苦了,手握扫描仪,对着每一位过关的旅客上下捋一遍,上至头顶,下至鞋底,过程中她必须至少仰头一次,勾头一次,弯腰一次。坐着上班的可能稍微好一点,我估计她们是轮流转的。

这样的工作,非身体机能旺盛,恢复疲劳快速的年轻人是不行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她们(据我观察,包括地铁,机场安检的笼统观察,其中女性居半数以上)很不容易。

居然有小姑娘遥远地投奔这个工作。

我改用川普问了一遍。但她并没有回答我。她实在太辛苦,也太忙了。安检流程等着她。

2

我的围观结束,忙着去赶我的车。我想起我心里储存的许多安检故事。

就在这个火车站,前年,我的一位老朋友去我家乡,她的箱子被检出了问题。而来这里之前,同一个箱子,同样的行李,从欧洲旅行到中国,又在中国旅行了从苏州去西安 的高铁,从西安到成都是飞机托运。

问题是头发定型胶。

任她中文多么熟练,没法通融。然后,她望着我,希望我说出一句有用的话。我理解她的想法,难怪大多西方反动国家敌情观念淡薄,地铁火车基本上不安检。 我看着她,哑口无言。

扣下,只保存一天,自己来取。

这时我申诉了一下。我说能不能多保存几天。我想起在首都机场,我曾有一管超过一百毫升的牙膏,被扣留时就说保存一个月。

但是,成都东站的安检认为我说了一句废话,不再理我。

那就只得放弃了。我安慰远方的客人说,安检是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最为严明的地方,法庭可以变通,这里不能,你得理解。

3

前年,我带着父亲在重庆治病,我想让父亲感受一下地铁,因为这是他以前关于城市的经验里没有的,我也带父亲坐了重庆到我家乡的高铁,这就等于让父亲感受了什么是现代安检。

无论在地铁还是高铁,安检小姐姐都要求我父亲脱下帽子单独给帽子做安全扫描 。

大概有那么两次,我对安检员说,这老人家八十几岁了,他的帽子我都不敢去揭,你看怎么办?

如你所料,一次都没有豁免。甚至,我的幽默一次没有给安检小姐带来一个勉强的 笑容。她们的工作太紧张,心情也不轻松,她们没心情理会我在说什么。

当我把父亲的帽子揭下来递给安检员的j时候,我心里说,这也太邪门了。

同时,我很理解她们的敬业精神。据我的看法,她们是中国最敬业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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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我家乡的火车站,我是一个安检刁民。

为此,我几番反省,这值得吗?但还没改。

就几个星期前,我在家乡的火车站和安检小姐姐吵了一架,客观地说就是我大发脾气,骂了她们。

那天,我在候车室里,听到两个老乡在交流,一个说,他的搬手,被没收了,另一个说,他还好,他的搬手,蒙混过关了。

正是春分时节,农事渐忙,但是,该外出打工的还是要外出打工!自带简易工具,大约是打零工 。他们一个年轻一点,一个五十多岁的样子。我想象着他们的生活,心里有一种感触。

听口气他们要走很远,往北方,那里还冷吧,他们的大背包里装了一些御寒的东西。他们表情木然,仿佛说别人的事情一样。没收了搬手的没有表情,没有没收搬手 的,也是也无欢喜也忧愁的样子。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是,一头还搁在家里,另一头是无法确定的未来,却不在当下,当下的心情是空洞的。

我说,你们等着,看我去跟她们讲!他们有点吃惊。我说,我不是 去给你们要回来,我没有那个本事,我是去批评一下她们!

我走到安检口,县城的火车站旅客少,她们不忙,我说,你们 把人家的搬手没收了。

她们说,按规定。态度冷漠而坚定。

我说,你看人家容易吗,那么大年纪还远走他乡,你们能放过就放过去吧,一个搬手就怎么啦,人家的劳动工具,你给他们扣了,人家 还得再去买,这不好啊!

县城火车站安检员就是在本地招的占地农民子女,所以我跟她们诉诸乡情。

我当时可能有点动感情。

手握扫描仪的姑娘对我多管闲事有点诧异,也有点不耐烦。坐在电脑面前的姑娘说,让他们带上火车,万一在火车上打起架来……

我说,姑娘,他们出去是求财的,不是求祸的,他们的家人等着他们平安归来,他们自己也比你更希望一切平安……

握扫描仪的姑娘也加入,死讲“万一……”

我知道和她们和我使用的不是同一种逻辑,她们不会吃我一套,我就只管说我的。我说,什么万一,比方说,“你万一……”

意外的效果出现了,她们似乎觉得我这个“你万一……”的假设带有莫大的冒犯,她们 回儆我:“你万一……”

哈哈,这是一种喜剧效果。

我没有时间跟她们废话,我马上要最后一次检票进月台了,我得抓住时间言简意赅的刺激一下她们 。

“警察……”姑娘一边骂一边喊。

我也喊,警察在哪里,快来管一管。我心里在盘算,警察要是不让我上车,那也不是我希望的结果。

警察来了。我抢先说,这姑娘需要管教,她简直不懂礼貌。

我说的不是事实,事情是我升级的,我比她们更不礼貌。我升级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让她们记住这件事,希望她们有机会在某一个时刻觉得这种安检有点过分。

年轻的警察听明白后,面无表情地,咬着牙地说:“你是打抱不平的嘛!”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那等于是说我在挑衅他们。我说,不是,我只是给她们讲一下,或者可以让老乡把搬手带着出门,他们那是出去打工的呀。

我意在降温。然后我说,事情已经说完了。

两个警察没有说什么。关掉了执法纪录摄像仪。

我算是逃脱了自找的烦恼,和可能的严重后果。

5

家乡是农业社会。火车安检是中国的后现代艺术。当农业社会的乡民处理“后现代艺术” 的时候,那情形你不服不行。

前年,2019年3月8号上午,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北京。在过最后一关,即进月台时,检票员突然向着广阔的而空荡的大厅喊了一声:这里有一个到北京的。

立即跑来两个制服,叫我跟他们走。我问什么事?他们说安检。我说安检过了,他们说还要安检。

到大厅右侧,那里有一个小门,也通向月台。

好几个制服围在那里,那里有一张桌子,我的背包被放在桌子上,一个制服出手利落,我还没看明白,我记得是一个女的,她哗的一下拉开了我的背包拉链。

我这时还是懵懂的,连问什么事什么事?我的意思是,怎么不问一下,上来就开我铁包。

他们也觉得非常奇怪:安检就是这样呀。他们丝毫没有想到他们不可以随便打开别人包,有关方面不就是让他们干这个的吗。

我很快就明白了,到北京要第二次安检,每年三月初就这样,这并不是针对特定个人,不二次安检就走不成,我当然接受。

我说我自己拉开你们看嘛,你们问都不问我,上来就开我的包。

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大概是第一次遇到我这么讲的人。后来的整个交涉过程,到最后,我发现他们都没有明白,他们打开和我自己打开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我打开你们检查。他们依了我。但是,我剥夺了他们打开他人私人物品的神圣感和成就感,使他们对这次安检感到索然无味,我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他们面前,同时心里着急,不断地抬头看一门之隔的月台,正在短暂停留火车。。

看着我着急,他们怎么想的?他们一点都不急,甚至不正眼看我摆在他们面前的七零八落的物件。

展示完了,我匆匆收进去,行了吧?

拿回去再过一遍,他们说。就是再过一遍刚才进站时的第一关,仪器检测。

来不及了吧,我开始冒汗。

我着急没用,不可能省掉重新安检的程序。

我拿去过吧?我可以跑快点。不行,包过了旅客的手就得再经仌肉眼安检一次,那就没完了。只能让制服提着我的包到门口去重新过安检。

一个腰间别短棒,脚上穿长统靴的,四十岁的样子的全身制服,提着我的包,慢悠悠的,左一摇,右一晃,走向候车室大门口的安检机器。

我看着他,心里万马奔腾,但告诉自己,没办法,要冷静。

制服把我的包放进安检口,传送带吐出来。制服一只手提着我的包。再次摇摇摆摆地,往回走。

我心里想的,我抓着包就奔出眼前这道门,火车还没动。

但是,那家伙把包按在桌上,说,里面有金属。

我又叫了一声,刚才不是看到了吗,一把钥匙啊。

把“金属”取出来,再拿回去,再检一遍。

火车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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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跟那位腰里别短棒,脚上蹬着马靴的制服肯定没有仇。但是,不对,他对我有仇。给了他安检的权力啊,他就对被安检的人有仇了。不然呢,如何解释他那份故意拖延时间的恶意?

我不能自己去撞墙,我也不能抱着他去撞墙。不是不这么想,主要是他不是他,他是一个团伙,我对付不了他们,刚才,当他提着我的包故意磨蹭,他的同伙,没有一个人提示他不能这样,同伙们对于我着急的请求,一律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该说他们内心麻木,还是怀着共同的快意。

我记得当时还有看客在劝我安心,这是规定,急不起来。我一个人处于孤岛,围观者,安检员,所有不上这趟车的人们是一个共同体。

没事了。我在大厅里,跟他们讲了几句“大道理”。

所有这里的安检员,清洁工,都是本县的乡亲,主要是附近占地农民。他们的制服属于草台,正规的制服在外面坐着呢。

在有火车站之前,他们多半在广东打工(敝县八成人口的精壮之年献给了广东),二三十年前,我也领略过广州火车站,那简直像地狱,重新投胎的地方。也许我和他们曾经在同一个火车站互相踩踏过。

基础设施进步太快了,转眼家乡就有高铁了。被老火车和老火车站折磨过的农民工,成了家乡高铁安检员。

我说他们,他们不作声。

我错误地以为这里的安检是县公安局管的,我动各种关系(不好意思),找到公安局长,想出出气,也希望他们以后不要这样。火车站真正的制服出现了,原来,真正的制服不是属地公安管理,据说铁路除了没有外交,一切国家机器的部件都有,公安法院什么的。

两个正规制服年轻人都来自外地。

站长惊动了。他也是外地人,铁路分配来的。一个六零后,经的事多了,他不紧不慢。他调看了视频监控仪,非常宽宏大量地给了我一个公道。他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工作有误,在你进站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你,去北京要第二次安检,使你失去了安检时间。

但是,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他们应该经简单问一下我,经我同意才翻我的包。这是最后的分歧。

这件事过去两年了,但到上个月(如上面所说),我还在家乡火车站“主动去找安检员麻烦”,说明我心里还没有搁下。写完这个帖子,我决定放弃对他们的成见。

7

我有时不免想,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安检员。我的结论是,从来没有受到过权力尊重的基层民众,穷人,就是。

穷人才会干这个工作,才吃得下这个苦,这好理解。另外,不曾受到权力尊重的基层民众,一旦被赋予某种权力,会立即兴奋起来,并且会自动开始用这种权力去刁难和 虐待他人,在此过程中会 获得的快感,给尊严缺失的人生找回一点心理补偿。

受侮辱与受损害的人们所能获得的,也只能是家丁似的权力。

但正是这种权力,可以服务他人,也可以刁难,甚至虐待他人。 他们正好用这种权力去回报跟他们同样低贱或比他们更低贱的同胞。他们不仅会不折不扣地用足这种权力,更会充分使用 “自由裁量”,把这种权力放大到他们收不住。

安检或者保安行业应运而生,当前有庞大的就业市场。这就是适合他们的工作。我相信,他们的队伍里连一个科长的子女都没有。(2021年4月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