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季达沃斯首日，设有一场专门为东亚国家设计的讨论，以“重新思考东亚的未来”为题，并未像以经济为题的其他分论坛那样“交锋”热烈。
东北亚国家间冲突频发是因为政治家缺乏想象力么？当论坛主持人——中欧商学院副院长苏理达(Hellmut Schutte)在开场抛出这个问题之后，这场讨论走向“清谈”的基调就已隐隐定下。
现场嘉宾依次是中国上海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日本Will Seed株式会社总裁Chikara Funabashi，韩国国会议员Kil Jeong Woo，中国学者汪晖和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主席查尔斯·莫里森(Charles E. Morrison)。虽然苏理达教授从一开始就表示希望嘉宾不谈历史，关注未来，但显然，有些现实和历史问题绕不过，比如“亚洲悖论(Asia Paradox)”。
韩国新任女领导人朴槿惠今年访华时曾经这样描述这个概念：“在东北亚出现了一个被我称为’亚洲悖论’的现象：一方面，各国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领土主权和历史遗留问题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紧张。”说的就是这种政冷经热的现象。
韩国国会议员Kil Jeong Woo在发言中说，东北亚国家间的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家问题，而是处在同一个地缘区域内的三个国家同时取得经济成功后带来的“结构性代价”。
他说，中日韩三国同在东北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韩国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之间也有很强的经济联系。东北亚各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实际上是三个国家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政治代价，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当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从过去20年的经济放缓中恢复过来、韩国也走上崛起之路，这种矛盾就会凸显。体量巨大的三个经济体彼此相邻，近代史上都非常成功，而邦交上又有诸多过节，这在其他地区是十分罕见的。成功虽有一定的代价，也不必悲观。
他说，如果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更有想象力，也会想到办法摆脱这种困境。中日韩三国均在今年上半年换了国家领导人，Kil认为，“如果各国的领导人可以更有胆识，更大程度上将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去政治化，对国家间关系的未来颇有益处。”
当主持人问道，东北亚地区能否借助经济驱动力改善关系时，中国官员周汉民则多少有些避重就轻，只谈三国间经济合作的发展，强调上海自贸区将起到的积极作用。当主持人追问“当遇到问题时政治和经济哪个会更为重要”时，周汉民的回答颇为“外交辞令”：“两者之间的平衡”最重要。日本商人Funabashi也同样着眼于贸易：“虽然三国并没有什么条约之类的承诺，但彼此之间的贸易发展很好。”
那么，东北亚地区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如何解决？只有韩国国会议员Kil给出了一些实质性回答，提到要加强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更好地了解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进而在政治层面上施加一些影响力。但他也不忘给政客们泼一瓢冷水：“希望三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形成共同的领导关系实际上在期待一个奇迹，而这种奇迹根本不可能发生。”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Jennifer Blanke也表示，亚洲之所以不能像欧盟一样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各国领导人政治意愿的问题，除了政治，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究竟要怎样发展，如何去寻求一个“东亚的未来”，嘉宾们似乎只在教育和民间交流上还算有话可谈。但朝鲜，这个中日韩三国共同的邻邦，却几乎完全没有出现在讨论中，只有在快到结束时，Kil特意加上了一句：“我们谈东亚未来的时候，不能将朝鲜排除在外，朝鲜应该也必须是东亚地区的合法成员。”听众也许更希望，朝鲜并不是真正被遗忘了，而是这种场合下被刻意回避。
当然，现实国际关系中的中日韩关系，也多少和这场讨论一样——各国在公开场合总是更愿意讨论经贸，而对领土和安全这类核心利益问题，总是留到台下暗自较劲寸土必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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