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饭碗
伊凡•克里玛
偷运
电话里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桑达·克劳乌斯，您下午有空吗？”
“我下午可以抽出空来。”
“太棒了！”对方匆匆回答了一句便挂上了电话。他说的是那种难以模仿的捷克语，只有父亲为墨西哥人母亲是印度人的混血儿才会这么说话。他肯定相信话说得越短，我们的对话就越不会引起偷听者的注意。道出桑达·克劳乌斯这个名字，就说明是从国外打来的电话。他是生意人，常从国外来做生意，替我捎来书籍。
此时已经十一点半，外面下着大雪，汽车被我妻子开出去了，等我坐车到她那里，起码要到中午了。我其实不喜欢坐车，但我不知道米古拉什给我带来了几袋书，琢磨也琢磨不出来，肯定比我所能搬动的要多。
我是偶然认识这位米古拉什的：我汽车上的油泵坏了，只得停在车库里三个月没动窝。有人便将米古拉什的名字和地址给了我，说他常往国外跑，肯定能给弄个泵来。
我曾想，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怎么会替我干这事儿呢？可他干了，因为我是位作家。他喜欢文学，更确切地说，他深爱着他那喜欢文学的妻子。
我怎么付给他酬劳呢？
我用不着为此操心——对于一个富商来说，这么一点点酬劳就像斤把苹果一样。我可以送他一本题上赠言的书，或者请他吃顿饭。
我犹豫了个把月，当确实弄不到油泵时，便去按了一户陌生人家的门铃。
一个星期之后我不仅有了油泵，而且还得到了一包书。
他满面笑容，个子高高的，头发有些花白，很明显跟他的爸爸一样是条黝黑的汉子。他因能为我做这件事而感到高兴。他尊重艺术，也知道我正处于什么境况之中。
我送了他一本书并请他和他妻子吃了晚饭。
由于生长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他来访时，我总是非常警惕，保守自己的写作秘密，这也是我仅有的可供泄露的秘密。可他整个晚上都没向我打听什么。谈了一会儿对我来说一点儿不摸门的贸易世界，然后主要听他妻子谈话。她叫安琪拉，至少比他年轻二十岁，她的容貌与她的名字很相配。我们谈到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谈得最多的是科塔萨尔和他的《跳房子》。这是我们两人都很敬重的作家。可我们对某一个场景的意见不一致，作者让女主人公在几块架在三层楼上相对的两个窗口之间的木板上爬行，仅仅是为了满足两个古怪而贪图安逸的男人的任性，在让人发晕的酷热天气里，从深渊上方给他们送去一包香叶茶和一把丁香籽。安琪拉从这一图景中看到她祖国中妇女的奴隶地位；而我却觉得，这一图景更像是女主人公夹在两个男人中的犹豫，事情总是将女人带到威胁其生命的深渊之上方。作者同时表达了对有决心和勇气完成这一任务的女性的钦佩，她竟然敢于进行这种让男人只能钦羡的赌博。
很可能我们两人都是对的。绝妙的文学往往有着多方面的意义。安琪拉激情满怀地述说着，聆听着，引得我也想开始进行我一直乐于避开的文学叙述。我觉得，她在交谈中倍感幸福，她丈夫也显得很满意。
一个月后桑达·克劳乌斯又给我来电话了，他为我带来了一包书，其中大部分是捷克文的，甚至有两三本重复的。他难道知道，我有一些像我一样对书感兴趣的同事？
肯定的，可他怎么会想到要给我们运书来呢？
安琪拉断言，若不这样我们就得不到这类书。我同意这种说法。并向克劳乌斯表示了感谢，并将一部分书分送给了朋友们。
过了一些时候他给我送来了两包书，除书之外还添了些杂志，这是比书还要难得的。我高兴极了，但同时又开始有点儿害怕起来。
在二百四十七年之前，当伊希·沃斯特利将禁书从萨斯克运到捷克来时，便立即被捕并投进监狱。当然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他究竟将这些书带给了谁，目的是好把收书人也关进监狱。监狱看守人装得像他的朋友一样，向这个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走私者许诺说，愿意替他捎信出去。不久前我在利托麦什尔的书信集里读到了这封信，语言明白易懂，仿佛不是落上了两个半世纪尘埃的古信。
德斯利锤子，我在牢房里给您写信，请您办点儿事，您会知道该如何办。您若有什么书籍，就请分送出去，也请告诉他们（您知道指的谁）……上帝知晓，我关在牢里，不会出卖任何人，亦请您持同样态度，在您读完这张字条之后，再将其转交其他忠诚可靠的人……
我妻子没去上班，到洗衣房的烘干机取衣服去了。这更耽误我的工夫了。
我急着要出去，因为米古拉什邀我在下午，即他不在家的时候去。他大概是担心等到晚上下班时，可能会有人跟踪他。对他来说就像对一个外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对每一个住在这片国土上的人一样，不时会发生这种事：跟踪者们一直相跟着到家门口，然后就留在那里傻等着，或者躲到地势更高的街口球场去。在那儿不仅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网球场，而且可以看到米古拉什家的大门口，跟踪者会一直待到换班或被召回。我肯定不愿出现在他们的视线内，何况我还提着一大包书。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谈及米古拉什这个人，他只不过是从商而已呀，但是关于我自己，我从来没想过我这辈子会干走私这档子事儿。在一个货物运转正规的地方走私违禁的东西，只有走私专业户才干得了。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些很精明能干的人，他们对各个地区和追捕者们的情况都摸得很清楚。他们遇事冷静，喜好冒险，对法律法典所禁止的，或者虽然法律未提及、但却是我们公认的办事准绳等等一概不放在眼里。我并不蔑视他们中的任何人，但当我确定法规与他们之间存在矛盾时，我必须作出选择，便将优先权赋予后者，尽管自己无能力干这类事，却多次收下这些走私货物。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熟悉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从事他已经学会了的、并且很适合于他的这一行当。
不久前米古拉什给我带来很多书，足足装满两大书包。当我提着它们上电车时，样子显得很可疑，或者至少是很狼狈。大家都朝我看，这让我更加心绪不宁。特别是有一名男子，他在上车前就跟我走过了好几条街，现在又跟着我上了同一辆车。我将一袋书放在膝盖上，另一袋塞到了座位底下，以免显得那么引人注目；同时我还绞尽脑汁琢磨：要是那个男子真是我所认为和害怕的那种角色，我该说什么和做什么。我设法观察那小子是怎么关注我的行李的，而他面无表情。可我在下车时只顾注意他而忘了塞在座位底下的那袋书。当我已经走到车门前，有位好心的妇人叫我回去。我能对她表示感谢吗？那个我差点儿忘记带走的提包里装着我的所有证件。要是这个提包落到那些把未经书刊审查的书当作禁运品的人手里，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厄运。
我为差点儿可能惹出的这场大祸而吓了一跳。我开始考虑是否要请米古拉什别再给我捎书来。他如此大度向我提供礼物，使我不好意思仅因自己的胆怯而拒绝他。除此之外，这些书就像桥梁，通向这个离我越来越远的世界！
禁运品目录的范围越扩大，偷运违禁品的人就越多。我曾于大战期间被关在犹太人特定居住点。在那里几乎所有物品都成了违禁品，甚至连大米、可可、打火机、信纸、咖啡、蜡烛也算在禁运品之列，更不用说珠宝、首饰、香烟、钱币了。那时期连那些最守规矩的人都下决心不去理会那些反常的法规。凡遇上法规不近人情的地方，大家便都坦然地去违背它。我父亲是位科学工作者，他的工作本身就使得他办事小心谨慎、一丝不苟、规规矩矩，但他竟然也偷带了一捆一千克朗的钞票出入边境。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每个走私贩都会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发起愁来：把这些走私货藏到哪里去呢？
在我们曾经被迫居住的特定居住点，我们只留下了唯一的一件家具——一个有很多小破抽屉的碗柜。由于木匠的手艺差劲，你一打开靠左边的那个抽屉，旁边就会出现一个空当来，这是隐藏我家财物的一个理想之处。小抽屉旁边的那个空当，窄得只能伸进一只小孩的手。于是我便得到了将这笔钱藏到抽屉缝里去的任务。我的这一行动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而且我还不许长胖。否则手就伸不进去了。我当时算是毫无疑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我在十岁这个年龄段里便已经站在了跨越边境的违禁者的行列之中，我怀着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任务的坚强信念进入了社会。
我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半钟了。这时还一直下着大雪，城近郊的雪尚未融化，重重地压在树枝和屋顶上。网球场周围的铁丝网旁也堆满了雪，活像给它镶了一个厚边。汽车轮子在车道上轧出了一道深坑，行驶起来很是困难。我对这个小镇的边缘地区可是了解得一清二楚。我的初恋情人就曾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俩曾多次在这些邻近的小街上游逛。当时我们曾设法找寻可以拥抱的暗处，可是眼下这些事儿我都有些记不起来了。世界变成了陌生而不友善的空间，每个人对我来说都可能是危险的。
你得在心里暗自推敲：要是被抓住了，你要如何保存自己，如何回答问题。至于人家会问些什么，这倒是相当容易猜到。
“他让您带些什么书？”除问了些别的问题之外，检查机关在一七三二年四月十九日曾对二十七岁的偷运禁书者伊希·沃斯特利问过这一问题。
“我带来三本书：一本是《新约》，第二本是《论基督教的真正含义》，第三本为《两位同胞交谈信仰问题》。”
“那些书在哪里？是给谁的？”
“利托赫莱夫得到了《论基督教的真正含义》，付给了我二十五个小钱币。石村的磨坊主卡利班得到的是《两位同胞交谈信仰问题》，第三本曾放在我兜里，他们抓到我时把它没收了。”
“您曾经说过，除了摩拉西采的利托赫莱夫以及鲁布尼的克拉吉沃之外，没到别人家去过。您还去过塞德利什杰的磨坊主家吗？”
“去过。我没记起来。”
“后来您怎么知道那磨坊主也跟您有着同一信仰，跟您站在一边呢？”
“是他们告诉我的，说他跟我信一个教。利托赫莱夫也告诉过我，说他信我们这个教。”
“您在磨坊主卡利班那里干过些什么事？你们谈到过谁？”
“我们谈到过信仰。他说在这里过得很糟糕，我说上帝会给他们力量的。”
“你们还谈了些什么？”
“我不记得了。”
“告诉我，您还去过谁家？或者您还打算去谁家？或者您知道谁还信你们那个教？”
“我不知道。”
一个半世纪前就曾是这么个状况，如今毫无改变。据我所知，在登记册上有一大堆错误。书记员连名字都登记不准。我首先扫视了一下球场四周，除了两位母亲，不顾阴雨泥泞推着婴儿车沿着厚雪堆着的篱笆根儿向前走，再没见到别的人。
停在那儿的小轿车里也没有人，在我正朝后面走去的街道上却停了一辆送货的小汽车。盯梢的人可以稳妥地藏在里面，车上也可能安装了隐蔽的摄像机。我用心审视了这一辆车，可是没法看清楚里面，然而我觉得那辆车子仿佛是遭抛弃和冷落了的废车。
我来到的这条街没有出口，是条典型的死胡同。我得经过三所小房子才能到达米古拉什的住处。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辆盖满了雪的萨普车在闪着光，它倒与这地方很相配。可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一辆两个月前还不曾停在这里的大篷车。
我吓了一跳。
我并不过分青睐那些在解除禁令前就往我们这儿偷运的、因其“颠覆内容”而被当时的边境检查站认定的禁书；或者说，与对待早期的书籍走私贩不同的是，我至少对这些印刷品并没有如此敬仰。我知道，在太多的时候对于干渴的灵魂并未提供解渴的饮料。我们所写的这些早已未对我们传达出上帝的声音。跟我们自己一样，好坏参半。有时是明智的，更多时候是愚蠢荒谬的。书刊禁令虽能增加它们的吸引力，但一点儿也无法增加这些书的智慧。
我走到大篷车那儿。周围的白雪未被触动，窗户被关得严严实实，向风的那一面沾满了雪。我倒没有发现可能是偷拍镜头的小孔，便朝着米古拉什住处的大门走去。当我正要伸手去按门铃时，突然意识到自己该最后环顾一下四周，于是又将手缩了回来。尽管我通常并不注意门旁的门牌。此刻我凝视了片刻，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对面屋的窗口是暗黑的，且拉上了窗帘，假如里面藏了什么人，我完全无法瞥见。一位拿着锈铁盒的老妇人从小公园那儿朝这儿走来。一条狗站定了，伸着鼻子在雪地里嗅来嗅去，老妇朝它弯下身子。我可以假装找错了门，而后走到邻家的门口去，可是我这样做也太丢人了，竟然在一个无辜的老妇面前来这一套，于是我按了一下门铃。
记得十年前我和我妻子去以色列，我们是第一次到这个世界的一角。我的妻子不仅琢磨出了这么一次旅行，而且陶醉于自己克服了许多麻烦的机关手续。她兴奋地得知，在船上就有好几个以色列人，她马上开始跟他们交往。她最喜欢的是黑发褐皮肤的莱瓦娜，虽然她让我联想起杂技团里的世俗美女，可她却因为教唱了以色列歌曲而赢得了我妻子的心。她表示其劳动不能白费力气，当我们驶近海法时，便向我们要了点儿报酬。她正想送给她母亲一块希腊小地毯，无任何特殊之处。可是海关对其本国公民却态度生硬，而对外国人却显得很宽容。我妻子帮她拿着地毯过了关之后，再把它送到指定地点交给她。莱瓦娜写下了相会的地点，同时交给了我妻子一个用深褐色纸包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包裹比我们所有行李的重量总和还要重。
我问妻子是否考虑到，在这个包裹里除了地毯以外会不会还裹有拆开了的机枪、可卡因、偷来的东西或者金条什么的。可是她坚持说里面只卷了一块小地毯，她新交的朋友不至于会对她撒谎。我努力对她解释说：她可能成为职业走私贩的牺牲品，明智之举是把这包裹还给她，或者至少打开确定一下里面到底是些什么。
妻子说，她从来没有将自己降格到去打开别人的包裹的地步。
在此期间，船靠岸，包裹的主人消失在旅行者中。我们或可将包裹放在船上或扔进海里，或者把它带走。我妻子的力气从来都不大，可她见我怀疑这包裹里面的内容，便拒绝让我来拿包裹，将它往肩上一甩，被它压得弯腰弓背地走过船上的木板桥。
我们来到一个大厅里，里面穿着制服和便服的人挤来挤去。我们注意到里面有大量的海关人员正在进行最严格的通关检查。当我们靠近长长的柜台时，只见在海关人员的监视下人们必须将行李箱、行李袋和大小提包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我惊讶地注意到轮到我妻子那儿时却有了变化。她挺直了身子，肩上的包裹显得很轻巧，然后装作一副根本没意识到要倒出包裹中的物品进行检查的若无其事的无辜样子，来到了检查柜台前，对“包裹中装的什么”这一问题她坦然地回答说给熟人捎带的一块小地毯。奇怪的是海关人员并未表示出想要打开看看的愿望，于是我们便通关到了边境的另一边。我们究竟捎带的是什么，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但我们那时已经明白，该如何表现，才能装成一个善良的旅行者；而且也明白，我遇事惶恐不安的性格让我永远无法成为这种人。
安琪拉出现在便门那儿，问候了带狗的那位太太，亲了我一下。
在前厅的条椅上有满满的三袋书在等着我。“这是给您的，”她指了一下书说，“您喝点茶？”
我要是提着书袋匆匆走掉恐怕不大礼貌，尽管我很想这样做。可我知道，安琪拉想要我坐一会儿。她好几个小时独自待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外国的陌生城市边缘的陌生房间里，一定无奈得很。我打开了其中一个袋子，一包包不相识的书籍立刻呈现在我面前。我使劲克服了跪到书袋前去翻阅的欲望，最后我甚至勇敢地给了米古拉什一个我特别想读的书名清单。他找到了这些书吗？我拉上拉链，准备喝茶。
毫无疑问，对书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对它一无所知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说服他们，但他们听不懂。
我们知道，水和空气中威胁我们生存的有毒物质越来越多，然而却很少有人会因我们的语言逐渐成为毒性物质而受到惊吓。谁会去注意语言的污染像水和空气污染一样危险呢？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自古以来从中孕育出并使其神清气爽的人类啊！
书——我远远没将这个字理解为每一本上面印了字和用机器装订成册的本子——像一块还能干净地喷射出语言，可以让羚羊、狮子或者让最后一群野马在其中自由奔跑的领土。
安琪拉溜进屋里，银盘子上放着一只壶，从壶中为我倒了一杯薄荷茶。
米古拉什的这位妻子来自阿根廷，我不管何时来到她跟前，都下意识地注意到我们之间的这一距离。我几乎看不见躺在我们之间的原始森林，宽阔的河流和原野。
她坐在我对面，给自己倒上了葡萄酒。她那长长的黑发从左肩一直垂到腰间。她取下了眼镜，凝视着我。她的眼睛从颜色到形状都显露出她的先辈中有印度人的血统。安琪拉本应选一位诗人而并非商人为夫，她要是真的这么做了，那她也会很幸福或者会发现，诗人是跟商人相像的人，你可与他们同享快乐与痛苦。
我知道，她离开她的祖国与米古拉什结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边境，或说得更准确些，边境哨所常常不仅设在走私贩和逃犯常经的道上，而且也堵截每个渴望自由地行走于国土上的人。当然哨兵越无情，这些人便越机敏和勇敢地反抗那些想将他们投进监狱的人。他们在围着铁丝网或砌了围墙的地面下挖隧道，用床单缝制热气球，制作小凳，将其吊在麻缆上以便在危急时对付铁蒺藜。尽管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会被击毙。他们干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越过那可恨的边境线、牢狱、围墙。他在片刻间将自己看作一种物品，一种以后永远不再让那些随心所欲者任意摆布的怀着希望的违禁品。
安琪拉曾经提到，她逃离祖国并非那么富于戏剧性。朋友们为她弄到了一张假护照，可她照样在某些时候会想象到这样一种时刻：边境上全副武装的人将她的护照拿在手里，看看护照，然后又看看她的脸，立即对一个藏在掩所的隐形人点一下头，那人发出一声听不清的喉语，或放出一条嘴冒白沫大声吠叫的狗来，扑向她，拽着她离开，有时会一直将她拽到沿着窄窄的大山脊背的边界线上。敞开在道路两旁的是一片万丈深渊，她知道，她会被推向这边或那边的山谷底去。
她给我倒了茶，给自己倒上酒，开始讲述她在离开祖国之前的生活。
她父亲曾是一名军人，官至上校。他们家有房子和女仆，但却过着不舒心的生活。父亲的举止富有军人风范，对别人彬彬有礼，富有牺牲精神；对自家人却表现得很自负，态度生硬。母亲的任务是要做好一切让父亲满意，她患重病时，却认为应该自己面对。父亲不仅不关心她的痛苦，而且拒绝放弃他的一些习惯，甚至包括与朋友们酗酒的习惯。在母亲临终时，他甚至还喝醉了。但是，当他独自一人时，因为缺少了母亲的关心照顾，便开始感到她不在的痛苦。他喝得更凶了，还上赌场玩钱，到最后挥霍掉了房子乃至他的名誉，不得不搬到罗萨里亚镇郊区的一所又小又破旧的房子去住，女仆们都离开了。那时，小安琪拉刚刚十二岁，但她决定开始照顾父亲，将自己的时间奉献给了他，让他能过得舒适，总有可口的晚饭等着他，让他回家时有种家的感觉。但父亲几乎没注意到这些，只有一次，当他特别兴高采烈地从赌场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极可能是在打牌时赢得的钞票塞到她手里，说她配得到这些钱，他对此毫不怀疑。
我不知道，安琪拉为何今天要把这些说出来，可我认真地听了她的讲述。我要是不必担心时间会可怕地飞逝的话，还会更投入地听她讲述。专业走私者们若知道不共戴天的仇敌已经靠近，肯定不会待在一处耗费时间的。
安琪拉接着说，家庭的贫穷影响到她的哥哥。他读过法律，却离开了学校，开始专业工作。他好几次带她去参加他做报告的会议。他口才很棒，非常能吸引听众。因此让她感到开演讲会就像看一场在大厅里所有人都参与的、由她哥哥扮演主角的很棒的演出。然而这不是戏剧，有一天他没有回家，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她有很长时间自慰地想他也许躲在某处，可后来他的同伴们也开始失踪，大多数人消失得毫无痕迹，只找到其中的一人：一具浮在巴拉那河面上的伤残尸体。死者的眼睛被扎瞎了，胸口上的皮肤被烫焦。她明白了，她的哥哥遇上了什么样的命运。她连在梦里也无法驱走哥哥被捕，被五花大绑，一些陌生的大汉在折磨他的念头。她仿佛看见金属锥子正在钻他的眼睛。
我感受到了她的痛苦与折磨。我没有趁日近黄昏而提着提包悄悄溜走，而是伸出手去抚摸她的长发。我忘了在古代神话中长发预示着危险。
我突然想到，我亲自创造的某种狂暴的恶魔像一块飘浮而怪异的乌云笼罩在大地上。它的影子落在世上各个角落，有时亦盖在整个大陆上，如今正挂在她祖国的上空。即使这乌云的旅程不会结束，但它总会被驱赶掉的，谁知道它下次又将停留在何处呢。
“我必须跑掉。”她轻声说，仿佛在自我解脱，“他们可能会毁掉所有家庭，甚至烧毁房屋。”她最初的日子很艰难，后来遇上了米古拉什。米古拉什是一个不平凡的好人，也许根本不适合当商人，因为他生性乐于助人。我知道，他母亲曾亲眼见过甘地，她是否曾经参加过他领导的所有非暴力的活动呢？
终于发生了不得不发生的事情：我听到外面传来的汽车驶近的声音。安琪拉跑到窗子边，“米古拉什！”她说，“看来是冲着他来的。我耽搁了您这么长时间。”
逃跑已经无济于事了。我和米古拉什在一起坐了一会儿，与他妻子商量好三天之后来取装书的提包，免得经常在这儿露面。我对米古拉什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他微笑着说：“这不就是几本书吗？”就这样我们便分手了。
盯梢的人在网球场前的车里等着。当我一出门，他们便亮起了前灯，也许是向我示意：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或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楚我。
邻家小屋里的电视已经打开。
“他们干吗要看电视？”米古拉什不久前曾经有些惊奇地问过我，“他们明明知道电视里说的都是谎话呀。”
我突然想到，他为何为我寻找并冒着各种风险偷运我们这儿的统治者禁止的书籍？关于这些书，他尽管是个外国人，却已正确地料想到那些恰恰是国内真正需要的书。他信仰非暴力的反抗，谁若决定用自己或其伙伴织就的布料来缝制衣服，就用不着让外国商人带着外国商品进到自己的家里来。
记得二战期间，有三个受过特别训练的盯梢老媪总在我们被囚禁的地方转来转去。这三个巫婆，我们给她们取的诨名叫三只瓢虫。一大清早，还在囚犯去服劳役之前她们便开始寻找违禁品。她们倒腾行李，翻查衣物，拆开草垫甚至被褥。摸查大衣袖子，将囚犯小包里的咖啡或者甜食倒在地上。当她们感到有什么可疑之处时，连地板也被撬开检查一通，她们的努力很少会落空。她们找到什么就拿走什么，谁若被证实有罪，她们便把他送进毒气室处死。
有一天早上她们也撞到我们的囚房，当时我还在睡觉。我刚一醒来便看到了她们，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上，不得不立即起床。我穿上衣服，看着她们的勾当，我对自己隐藏违禁品的地方知道得一清二楚。一捆纸币已被木柴烧掉，像送我上路的纸钱。我也知道绝不能朝这个方向看，绝不能露出马脚。
我看着我前面的一面墙壁，不时瞅一下那三个女巫，她们正在进行那非女性的活动。可在我眼里她们只是一些在诡异行动着的怪物。她们的外表在我面前仿佛模糊不清，我没法留神看清她们。
直到后来，当她们走到碗柜那儿，我才突然清楚地看见她们：三个肥胖的丑八怪，她们中的一个找出了那只性命攸关的小抽屉，我清楚地看到她那肥胖的爪子。她们三个都有着与其脑满肠肥的身体相配的粗大四肢。她们中任何一个都没法触摸到我们的秘密存物处。我意识到这点，在这片刻，我心底里第一次响起了轻松愉快的笑声，我忍着不笑出声来，但在我内心，在这些巫婆翻腾我们的东西的整个期间，一直响着这笑声，这是送走死亡，将它赶到门外的笑声。
我慢步走向我的车子。其实我可以将车子停在这里，沿着网球场步行一段，再从其中一条陡峭的小街往下跑去，不过若真有人在监视我，我也很难逃脱他们的视线。不过我反正没带任何违禁品，既没带大米，也没带可可；既没带未曾用过的信纸，也没带上面写了字的信纸，虽然我身上藏了一点儿钱，但有关违禁品的限量是根据游动的“乌云”浮动的。当下的法规认为思想——所有可能传播甚至扩散的思想才是最大的威胁，于是才委派“三个肥婆”来侦察特别门类的违禁品，给她们配备了载物而又有效地用于揭露甚或是清除不良思想的器械，目的是为了在其所统治的领土上抑制语言纯洁的灵魂或有声的任何火花的弥漫，通常我对这些支队的行动视而不见，或至少努力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不乐意被她们搅乱，到头来除了她们徒劳的行动之外，我似乎什么都没看见。不过她们却不时在我梦中出现。早上我一睁开眼睛，便看到她们在毁坏我的书，往地上撒白粉末，阅读我的信件，或听见她们的脚步声，有时她们从黑暗中冒了出来，用聚光灯照着我，像与我有着亲密关系的死神一般。在这一刹那，反抗之情控制了我，我必须尽快做点什么——只是为了证实我还活着，证实我还活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至今还是人道的。我准备好了，在这跟踪着我，寻找私密物处的灯光下绕着弯儿走。当我觉得已经骗过了他们跟踪的警惕性时，便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笑声。
我抖掉了鞋上的雪，张开双臂甩一下手。只要他们还对我感兴趣，我就对他们表示得无所谓。我打开车门，坐到车上。我不得不经过他们身边，没有任何一条可从这儿离开的别的路。他们也紧随着我。我开动了车子。
我无所谓，在车上除了装着妻子为我熨平的内衣的箱子外，没带别的东西，他们可以记下我的车号，在车子开动之前。
可他们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呢？难道他们发现了我偶尔装着书籍的书包？还是他们并不知道，或是估计到有别的什么？或者他们既不知情也没估计到什么，而是随便检查一下米古拉什正在与谁联系？米古拉什究竟和谁有联系？对此我一无所知。但肯定同与他做生意的人有联系，那可就多了去啦。也许是他们怀疑他有什么坏意图？
他们一直跟着我，我知道，他们有比我更好更新的机器，而且他们还装备了可以发出将我拦截在第一个大十字路口的指令发射台。我却渴望摆脱他们。
这会儿我开得很慢，穿过刚下过雪的雪堆，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刹了车。我的追随者们也在后面停了车。
我准备进入这条街道笔直通向山峰，从上面开来了几辆车子。我等了一会儿，等他们开到最近处，我再开到十字路口。我踩了一下油门，一下冲到顶上，在半山腰上我瞅了一下，发现跟踪者没能跟上我，如今还在等着。沿着滑溜的车道慢慢往下开的车子为他们腾出一个通道。在我开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时，我看到他们还在离我很远的地方。
我在狭窄的小街上转悠了片刻，一次又一次地拐着弯。对呀，这所大门宽阔的房子我认得啊！在房子里面曾经有一座小花园，大树下面甚至还有我们曾经坐在上面接吻的小条椅啊！我将车子开了进去。从前的树已经长大了。停在这里的小车也多起来了，不过我还是在停车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空位，我下了车，又回到入口处，观察了一下屋前的街道。那些暗中监视我的人没有出现。
我又坐到车里，突发奇想，决定通过最短的路途开车到他们最不可能去找我的地方。
我将车直接停在米古拉什家门口，按了一下门铃，装满书的大包仍然摆在原处。
“这是个好主意！”安琪拉诧异地说，“您大概也想钻到那木板下面去吧！”她回忆起我们关于科塔萨尔的谈话。此时米古拉什已经将其中的一包书提到我车上来了。
我将那包书扔在车上前后两个座位之间的地上，准备上路。我刚刚逃脱了跟踪。在第一个十字路口时我没直上山顶，转而往下朝回家的路走了。只是为了能到家，我必须穿过整座城市。他们要是还不放手的话，便可在途中某个地方找到我。我竟为那几个装书的袋子回来了，大概我这么做不聪明，而安琪拉那激动不安的嗓音一直响在我耳边，自然会引起我对血染的面孔、受折磨的身体和燃烧的房屋的回忆。
雪到傍晚便开始冻硬，汽车在拐弯时打滑得厉害，非常危险。只要从对面开来一辆车，就会引起我想躲避的任何一场车祸，最好还是不去想它。我从反光镜中瞅见了正跟在我后面的那辆车闪烁的车前灯，它一直与我保持恰当的距离。这就是他们？
当我真的携带违禁品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继续开着车，更多地不是朝前面看，而是盯着车前镜，注视着跟在我后面的车子。我徒劳地想看清楚里面坐了多少人和什么人。我的车轮陷进了车道中的坑洼里，嘎吱直响，上面盖着内衣的藏书袋撞着了我的座位。我放慢了速度，我必须小心避开偏执狂的深坑。我拐到伸向河边的主道上。我前后的汽车增多了，一味地去注意它们是毫无意义的。
去年春天，我家请两名泥瓦匠修理了篱笆，他们是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劳动者。他们喝着啤酒，站在篱笆旁，为有这么好的春光和被派到这么一个美丽而僻静的地方来干活而感到高兴。两天的活儿被他们拉长到整整一个礼拜。他们还不时按一下门铃，建议我一道喝一杯咖啡，或者别的什么更刺激一点的饮料。要是在午前按响门铃，我估计就是他们。我就犹豫要不要假装没听见门铃声。
然而门外站着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在我尚未开口之前就看出他是个外国人。他想让我确信，如果让他进来，他绝不会伤害我。还在前厅时他便问我是否老是那么被监视。他已试着想要在我这儿待上三天。
这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为我偷运了像他一样无辜的好几本书。当他看到两名他在工作时从未见过的、正东张西望的男人，便认为他们是化了装戴了面具的秘密警察，于是便没再走近我家一步，将书埋在附近林中的树叶下面，并专门来通知我。
在通往森林的路上，我对他说不必这样。
他微笑一下，像是为自己辩白说，人若到了魔鬼的王国，便估计会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魔鬼。
病态的灵魂会掉进偏执狂的深渊。但只有当我们在健康的人世间考虑生命时，这条定律才会应验。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病态灵魂的世界里，便不得不为避免堕入阴暗的思想和不幸的企盼而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从远处瞅了他们一眼。黄色轿车就停在道路旁。两名穿着制服的人，其中的一员照例拧开了灯。
不足为奇，既然他们一路都在窥视着我，怎么会不追捕我呢？公路就像一道走私贩必须穿过的山口，他们在这里也最常被抓到。
我停下了车。
“公路检车。请出示您的证件，司机先生！”
我熄了火，下了车。车道上满是湿漉漉的烂泥，显然这里曾有撒盐车走过。穿制服的人在翻阅我的身份证。
跟早些年被抓住的伊希·沃斯特利相比，他只带了一本书，而不利的是我带了三袋书，唯一对我有利的也许是我比他老一些，也就是有经验一些。我知道一个被抓住的人要尽量少说话，别说出任何一个名字来，别与他们发生任何争执，别企图去说服他们，即使他们装得有兴趣甚至怀着同情听你说话也别这样。就像一个凭良心办事的人，不跟他们对着干。你要是与他亲近的人抬杠，那就更糟糕。
“您在巴尔杜比采这儿的什么地方，谁家待过？您为何去到那儿？”他们这样询问书籍走私贩伊希·沃斯特利。“我带了些布去卖。”有幸回答得不错。
我也带了十五块麻布。
要是连人带物证被他们抓住，或是此前多余地和无所顾忌地与这些官员聊过天的话，这种情况也不大妙。
在一个月前他们给一名妇女判了一年刑，原因是她抄了几本这样的书。它们肯定没有我书袋里的四分之一的书那么多。而且她还有两个小孩子，在多数情况下法庭会考虑到这些，判刑会要轻些，可这一次没有。显然是当局认为这属于非常严重而对社会有危险的犯罪行为。
“您总得在某人那里待过，随身带了一些书吧？”
“我没在任何人那里待过，也没带任何书，海关对我们进行过检查。”
“您被逮捕之后是谁把您送到禁闭所来的？”
“有四个人送我来到这里。”
“您在路上对送您来的这四个人说过些什么？”
“我希望我们那里不信天主教，而是崇拜一种多神教。”
基于他的这种激情，他对当兵的还说了许多别的，那些士兵，由着他们的性子，毫不留情，连走私老手也难以摆脱他们。而且除此之外他还将一个秘密的而同时又是一份书面的告诫托付给了狱卒。
“您从牢狱里出来也就已经提醒人家要时刻小心。”
“我说要是有书，就该立即清除掉。”
“您向谁提醒过？”
“那个利托赫莱夫和克拉吉沃，还有卡利班居民区的一个磨坊主。”
“这是您的笔迹吗？”
“是！”
“您通过谁给他们写东西，然后寄给他们？”
“夏德拉夫斯基答应我给办的。”
“您肯定经常在这儿，肯定带来过很多书，也肯定认识更多该认识您的信仰的人。”
“我对谁都一无所知。”
扩散禁书算最重的罪行，三个年轻人不久前在离伊希·沃斯特利于二百四十七年前被捕的地方附近为此举在牢里被关了六年半。
“您没在任何地方上班？”那检查员在翻看我的身份证时惊讶地说。这是条相当高大的汉子，鼻子下面留了八字须。
“我是自由职业者。”
他不信任地瞅了我一眼，仿佛是第一次听说，或者他就是不喜欢“自由”这个词。他问我能不能向他提供有关证明。
我给他的证明是一份保险单。但还排除不了他对进行这次偶尔的检查时所听到的这一概念的怀疑。
他假装在研究那张保险单，然后将它折起来还给了我。其他文件仍未归还，接着又问：“司机先生，您喝酒了吗？”
“我当然没喝酒，我没想拿自己的生命去做不必要的试验。”
他装作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样子，又要求我打开一下车灯，当然没什么问题。他接着要求我把随身带的药品盒拿给他看。我只好打开后车门。很容易就发现衣筐将书袋遮掩得好好的。可在慌乱中我一下想不起来药品盒放在哪里了。谢天谢地总算在车座下方摸到了它。同时我尽量用身子挡住车里可能被看到的东西。
两个穿制服的男人始终有兴趣地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您知道什么叫药品盒吗？”一直沉默不语的那一位终于开口说话了。“常用药箱，您知道为什么吗？”
我只得听他关于“常用药箱”词源的解释。
“您为什么用箱子装行李？”第一个人终于将问话引到了要害之处。
大约在五年前我的剧作版权代理商从美国飞来。她是一位年纪稍大的夫人，出生于欧洲，她利用慈善文化包括集中营经历，以致能相当好地理解与处理决定我一生的事件。我需要给在瑞士的朋友寄一封信，信的内容根据我们那警觉的宪法是无害的，但若是让第三者来阅读它，这令我很反感，我请求这位善良的女士尽量设法不经过边防检查而带出这封信。可是这位代理在机场受到了严格的搜身检查，当她必须从口袋里掏出这信件时，她撕开了信封，等他们还来不及从她手中抢走信时，她便将信纸塞到嘴里，当着海关人员的面把它嚼碎吞下了。
可是我能把三袋书嚼吃了吗？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我意识到，最可怕的乌云已经过去，他们的眼睛并没有戳穿我的那三个口袋。我终于在一堆破布中摸到了药品盒。“我的箱子用来装轮胎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荒唐可笑的托词。我把那个上面有红十字的盒子交给了留着八字须的人。
“那么说您箱子里还有个后备轮胎啰？”我的回答引起了他的兴趣，“可以拿给我们看看吗？”
我从车里钻出来，碰上了车门，打开了行李箱盖。
小药盒在一堆旧布里，袋子摆在地板上，装着衣服的筐子放在座位上，备用轮胎在放行李的地方，“司机先生，我们实在不喜欢您这种安排法。应该将后备胎放到它该放的地方去，将小药盒放到后窗下方的置物板上或者司机座位旁的盒子里，把袋子挪到专放行李的地方去。来，我们帮您搬，这可够百把公斤的，您这装的是什么呀？”
两名检查员都对着车后的行李存放处弯下身来，察看了轮胎的厚度。“这样摆放备用轮胎，”那位八字胡须的人说，“这样运载才能保存得最好。您最后一次充气是什么时候？”
“几天前。”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迟迟不开始盘问那最根本的事情。
“几天前？您可不可以让我们再测量一下压力？”
“我的测压器放在方向盘旁边的盒子里。它的特点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始终标示出两个大气压。”
“算您走运。”他不信任地看了一下稳稳当当地指着“2”的指针。“您可以盖上尾箱盖了。”第一个人说。
“您可以回到车上去了。”另一个人对我说。
我突然一下明白了这场荒唐无聊而有点儿冗长的游戏的秘密：他们几个得到的是“拦住我，耽搁我”的任务。而那个真正对我和我的禁运品感兴趣的人大概由于某种原因偏偏迟到了。他一到，便会看到我那几个装了书的袋子，自然可能饶有兴趣而高兴地说：“想必您不至于断言这几袋东西是有人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塞到汽车里来的吧。”
的确，这种断言恐怕没法让人相信。我是从哪儿得到这些袋子的呢？也真特别，一个人哪怕有二百五十年的时间，却没对这个可能提出的问题准备好哪怕是一点点可以说得过去的回答。
我得赶快琢磨点什么出来呢？这袋子我可以说是从家里拿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人送来的，可我现在为什么会将它们搁在汽车里呢？我慌忙考虑了各种没信服力的解释。我将它们藏在汽车里，后来就忘在那里了。
不，我想将它们藏在哪个亲戚那里，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或者说我甚至想将它们交出去，后来也改变了主意。
他打开其中的一个口袋。我意识到又一个无法更改的错误。整个下午被我和安琪拉磨蹭掉了，三个口袋中的两个我连一眼都没看过。跟伊希·沃斯特利不同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书，袋子里也可能有杂志，这就更招人注意了。
“是从家里带来的！比方说这一本，”他板着脸念着作者名和书名，“这是你的印刷品？”
“这是我的书。”
“你从哪儿得到它的？”
“我得到这本书，大概并无任何违背宪法之处吧？”
“你读过它了吗？”
“我有很多很多至今还没来得及读的书。”
“你至少可以解开这包书吧，”他责备地看我一眼，“看你包得也够严实的。这种书还有两本呢，”他边翻着书边说，“甚至还有三本呢，你要将这些袋子运到哪里去？”
在我心底里跟那些视书为炸弹或毒品的人已经有过多年的纷争了。在这一时期我已经酝酿了断言书籍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违禁品的一大篇演说，我坚决捍卫有尊严和反映真实生活的自由的创作。当然我无处发表我的这一演说。而此刻实现这一愿望的企图非常强烈，但我不能不控制自己。此时此地向这些边防兵诉说自己的信念就像在几个世纪前一样愚蠢。
那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也许是通过对讲机彼此询问什么问题，我担心过分注意他们有失尊严。
等到他们急切盼望的下一批人来到，我至少可以向他们提个问题：“为什么，恰恰只有你们这些认定一个人的生命只能限制在这微不足道的时间连接点上的人，有权将我们其他人限制在由谎言、卑污和压迫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混杂体中？”
谁也没等来。此间那两个穿制服的人又回到了我的车旁。
“司机先生，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规吗？”他们等了一会儿，然后那个留八字须的干脆替我说了：“你停车的时候是关着灯的。”
“我难道是关着灯开的车？”我比对自己的疏忽更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磨了这么长的时间就为这么点儿屁事？
“就是这么回事儿，司机先生，在这种天气里，你就像一个海盗，只差竖一面黑旗了。我们完全可以没收你的驾驶证，你知道吗？”他们又注视了我片刻，不见我提抗议，那个八字须便问道：“你愿意支付一百克朗罚款吗？”
我掏出绿色钞票，很不是滋味地意识到，我在给他们钱时表情极其心甘情愿。
他们数了一下罚款，还祝我一路平安。从表情上我看出他们跟我一样有种干了件好事的良好感觉。
妻子等我都等得不耐烦了，她担心我碰上了什么倒霉事儿。我们将口袋搬到房间里，然后我打开了一包书，这些书还带着刚印刷出来的香味。书名至少暗示着某种精神上的慰藉，语言也还流畅。
我翻开了一个集子中的一本，但我没法集中精力看书中内容。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即使我能活到一百岁，而且在整个有生之年视力大脑都还行，也没法读完其他人所写的兴许对我有所教益和安慰的一小部分。
有些书米古拉什的确买了两三本。这就意味着，我明天必须充当小信差，去一趟莫拉西茨、卢布尼，还有石宅区的卡比纳那里。
伊希·沃斯特利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当然他们已经让他通关了，十八世纪总不至于跟中世纪一样吧？在档案库里仍保存着中世纪之后一段时期的材料。当局又再抓住了当时这个年过三十的不可救药的走私犯。从审讯中看出，他这些年来并没有闲着，在此之前他也被逮住过，曾在利多米什尔被关进过监狱。这个不可救药的惯犯，在里面待了“减去八个星期天的三年”（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溜掉过多少次，我们永远不得而知），然后凭良好的表现被释放了。他便跑回家，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
他在这次新的审讯中的结果如何，没有保留有关信息。但一切证实他这一次想要溜掉可不那么容易。可与此同时，在后两个世纪对走私书籍的宽容赦令已经出台。要是这个倒霉的走私犯再年轻二十岁就好了。
然而这毕竟是个危险的历史游戏。人们献出时间、自由甚至生命，目的只是为了跨过或消除边界。他们也知道这是荒唐的。而突然，这么紧接着，片刻间，只由于一个政府决定，边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此，边界便显现出它的短暂性，也表明以往所作的一切牺牲的微不足道。难道反之不也是这样吗？要是无人与边界作斗争，边界也消灭不了，说不定还会变成一个网，我们大家只是在网上挣扎的被捉住的昆虫。
我妻子突然提醒说：“装内衣的篓子你带回来了吗？”
“篓子留在车上了。”
外面已经不再下雪。在飞奔的云块中露出了星星，雪花在路灯下闪烁。我听到从远处传来警车的鸣笛声。
我打开车库门，取出汽车上的篓子，觉得它不像原来那么重，当我走上阶梯时，觉得里面有个金属物响了一下。
我真想掀开内衣看看下面藏着什么，但我还是控制住了小小的好奇心，将篓子拿到饭厅里，最后小心地放到桌子上，便只顾阅读我的书去了。
一九八五年
…………
（刘星灿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