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中海的傍晚，天色逐渐暗下来，“歌诗达大西洋号”停靠在雅典西南角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在淡蓝色海水的映衬下，这艘环球邮轮灯火通明。
这是个12层楼高的庞然大物。船上载着600多名参加环球旅行的中国游客，旅程长达86天。今年3月1日，他们从上海吴淞港口出发，已途经香港、东南亚、马尔代夫、开罗、苏伊士运河。现在即将开启这次环球之旅的最精华篇章：地中海之旅。接下来这一周，他们将游览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与罗马。
3月28日，我匆忙从酒店打车到了港口，过了安检口，在码头的免税店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这艘邮轮上的中国乘客。近1个月的海上漂泊之后，此刻，他们正兴奋地在免税店里挑选希腊本地产的橄榄油和肥皂。为了比较挑选出一款价格与容量的最优搭配，一位口音浓重的中年女乘客掏出手机上的计算器，将货架上所有的橄榄油按标签与标价迅速计算了一遍。
深夜11点，原定10点开船的大西洋号仍然纹丝不动。在位于第二层甲板的前台，一位脸色铁青的香港男乘客从电梯里疾步走出来，他的粤语又快又急，对前台的服务员嚷道：“我要下船！这船不安全，把护照还给我！”
船似乎坏了。之前已有中国乘客到前台闹过几次。“把船长扔到海里去！”一位乘客大喊。流言与八卦也是漫长旅途中必不可少的调剂。有几位乘客偷偷告诉我，船之所以不走是因为“有人跑了！偷渡了。”而“偷渡”的人数也从1人很快“上升”到了3人。
“中国人太着急了。”廖耀宗摇着头说。11点半左右，在第二层甲板的“甜蜜生活”中央大厅，廖耀宗睡不着，拉着我和他聊天。
甜蜜生活中厅，是这艘邮轮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跨越十层甲板，从大堂酒吧可以一直仰望到大西洋俱乐部。大堂一侧的三个柱状吊灯，由意大利著名的Murano玻璃制成，并配备了三部豪华透明的观光电梯。让人恍惚想起费里尼镜头里《甜蜜生活》中罗马上流社会聚会歌舞的狂欢场景。
廖耀宗51岁，来自天津，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是一位房地产富豪。刚上船那几天，几个中国乘客们为了在“提香”餐厅门口拍照的顺序吵架，甚至差点打起来。“急什么啊，咱们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呢！”廖耀宗说，“能来参加环球之旅的人，肯定都是向往文明的。大家能上船，就已经是为文明做了很大贡献了。”
廖耀宗这次带着妻子与父亲一起参加环球旅行。“我们三个人的船票钱等于把一套房子扔到海里去了啊。”这次环球邮轮的船票市场价大约20万元人民币，但歌诗达对启航的价格给出了更优惠的折扣，平均下来每人大概15万人民币左右。
作为世界上最慢的旅行方式之一，与飞机相比，环球邮轮更加费时，也更昂贵。在上海吴淞港口启航时，歌诗达为这次旅程举办了一个隆重的新闻发布会。廖耀宗参加了那次发布会，一位外国媒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选择邮轮？他给出了一个诗意的答案：“天空不是人类休息的地方，人类应该去亲近海洋。”
二
刚登上这艘船，你会有种错觉，仿佛来到了某个欧洲小镇。船上的中国人绅士而礼貌，即使素不相识，他们也会在走廊和电梯里像西方人一样对你点头微笑，甚至主动问好：“你好！”“Morning!”甚至有男士会主动为陌生的女士开电梯门。
但3月1日刚上船时，中国游客对于来自陌生人的问候还感到别扭和拘谨。对于这段新鲜而未知的旅程，有人甚至带上了洗衣机、电饭煲、榨汁机和洗脸盆，还有人带了30斤茅台，有个姑娘带上了几大箱子零食，有人精心准备了100多张与目的地相关的电影海报、邮票。一些老年人为了给儿女省钱，不在船上买水，偷偷带了好几大桶饮用矿泉水。
如今一个月过去，他们已在船上经历了精彩的泳池派对、拉丁舞派对、阿拉伯之夜、70年代复古派对，甚至还有经典的西方音乐剧，卡鲁索剧院的歌剧表演。他们似乎正在习惯和接受西方人的交流方式。
大西洋号的设计灵感源自意大利导演费里尼，混合了梦境与巴洛克艺术，各层夹板均以费里尼的经典作品命名，从第1层到第12层分别是：杂技之光、甜蜜生活、大路、罗马、小丑、阿玛柯德、访谈录、八又二分之一、舞国、杨帆、月亮之声和卡比利亚之夜。
这艘邮轮的载客量其实可以达2680人，虽然只卖出了600多张船票，但歌诗达邮轮公司仍然很满意。这个欧洲最大的邮轮公司成立于1854年，最早是在热亚那和一些地中海岛屿之间运送织布和橄榄油。现在他们打算进军中国市场，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组织这次旅行。
中国的邮轮生意其实还不大。2014年中国乘坐邮轮的游客人数大约是70万，而美国和欧洲分别有1000万和600万。但是中国的这个数字在两年内增长了79%——有人预计中国会在2017年之前成为世界第二大邮轮市场，并在未来最终取代美国成为第一。
七、八年前，当天津港口来了第一艘邮轮，当地人都挤去看热闹，大家都没见过那么大的船，廖耀宗也挤在人群里，当时他已经担任某地产集团的副总裁，正是中国地产业的黄金年代。“我当时就想，将来一定要带着我爸爸坐上这种大船出去玩玩。”他说。
“对中国人来说，邮轮就像八十年代的羊绒衫，很贵，很少有人穿，于是你就想早晚也要去弄一件来穿穿。”廖耀宗说，“就像奔驰宝马，中国人通常只愿意买这两种车，其他车即使比这个贵也不买，因为别人不认识，不知道你有钱。”
廖耀宗是中国第一代房地产商。九十年代，刚大学毕业没几年，他就想赚点钱给自己办一个体面的婚礼，当时的有钱人用父亲的话来说都是“二道贩子”，从南方倒卖衣服、电器和瓜果等赚到了钱，但部队出身的父亲觉得这个工作“太丢人”，于是廖耀宗进入了房地产行业。
但现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遭遇一个平台期，这让廖耀宗忧心忡忡。他担心政府的拆迁费用下降，这意味着当地的房价也要下滑。土地、钢材和人力成本都在上涨，再加上通胀因素，市场疲软，开发周期更长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尤其在到达雅典之前那长达6天的漫长航海日。“在船上什么也干不了，我能不担心自己的生意吗？”廖耀宗说，“这三年，我基本把前三年赚的钱都亏进去了。”
歌诗达邮轮为中国客人组织了各种舞蹈课、手工课、意大利语言课、民族表演、泳池派对、魔术表演等活动，还有棋牌娱乐、游戏厅、卡拉OK可供消遣。还以50个临近的船舱为单位组成了邮轮社区，由社区主任组织了舞蹈比赛、麻将竞赛、乒乓赛和邮轮达人秀等活动。
精力充沛而热情的中国大妈们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她们成功地将广场舞移植到了邮轮上。每天晚上，在甜蜜生活中央大厅的吧台舞池中，大妈们地跳起了“小苹果”。每当乐队点歌时，她们就大喊：“来个小苹果！”持续两周之后，廖耀宗忍无可忍了。他跑到前台对服务员说：“不许再唱小苹果了！我实在受不了了。”那是他上船以来唯一的一次投诉。
还有一件事让廖耀宗心烦。在9层的自助餐厅，有一位中国客人的头上长了一块癣，有时候很痒，这位客人就在吃饭时随手拿起餐厅的叉子去挠头。这让廖耀宗和其他客人觉得很不舒服。
在这艘庞然大物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去一半人数，最年长的乘客88岁，最小的乘客只有12个月。他们涉及的领域涵盖了这个国家最醒目的一些职业：国企退休员工、私企老板、医生、诗人、摄影家、作家、企业家、画家、歌唱家、古玩家、金融家、选秀歌手、名模等等，其中商人占了大多数，而商人中绝大部分是做房地产出身的。
“船上的酸人太多了。”廖耀宗对此不屑一顾，“很多人不过是给自己的头衔前边增加一个‘环球’的称号而已。”他靠着桌子，微眯着眼睛冷眼旁观着这艘船。已经接近午夜零点，中厅空无一人。船还没有启航，随着码头的海浪像摇篮一般轻柔地摇摆。
三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时已经9点。掀开窗帘，船还停在雅典的码头。在第二层“甜蜜生活”大厅，人声嘈杂，中厅的沙发上挤满了人，气氛有些紧张。八个服务员脊背挺得僵直，表情紧张地并排站在前台，为涌上来质询的客人解释：“技术原因。”
“到底是什么技术原因，你给我说清楚！”一位年龄较大的男士用手指着一位中国籍服务员，指头几乎要碰到她的鼻尖了。小姑娘的脸瞬间涨红，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船上有833名工作人员，来自29个国家，其中中国员工有160人。几位穿着工作制服的意大利人站在酒廊旁边焦急地谈论着什么。
为了平息旅客的不满，歌诗达号29号当天为中国客人们安排了免费的岸上游项目。上午10点半，客人们在码头乘坐订好的大巴前往雅典市区。
由于这是个临时决定，临时安排的导游小姑娘英语不太好，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路上解说起来有些局促。在大巴车上，一位中国男游客手里拿着一沓打印好的攻略，不停地打断她，为她纠正一些小失误。
“停！停！停！”一位短发上海中年女客人突然站起来大声打断小姑娘，对车上其他人说：“导游偷工减料了！没有翻译完整。”她站起来走到车子的前端，用一只手指着雅典当地的女导游，另一只手指着小姑娘说：“这样，你说一句，你翻译一句。”
小姑娘有些尴尬，一紧张又把篮球馆（Basketball）翻成了足球馆（Football），那位中国男游客依旧大声纠正她说：“又说错了！”车上的人哄地一下笑了起来，尽管这笑声有些嘲弄这位男游客，但小姑娘更加尴尬了，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把脸藏在座椅靠背的后边，车上的人看不到她的表情了。
而在雅典卫城的脚下，另一群中国人被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给难住了。
廖耀宗选择了自由行，他下船的时候遇到了另外5个船上的中国乘客，于是6个人决定包一辆出租车一起游览，一共70欧元，每人平均约出12欧元。正要出发，船上另一位阿姨也想加入，一共7个人，于是出租车司机把价格提高到了80欧元。
问题来了，请问现在每人该出多少钱？80欧元除以7等于11.4欧元。错了。这位阿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她是这样算的：原来6人70欧元，每人出12欧元，现在只增加了一个人，并未增加其他人的成本，而价格只提高了10欧元，所以多出的10元由她来出，其余人仍然每人出12欧元。
两种方案，这位阿姨所承担的成本只少出了1.4欧元，不到人民币10块钱，但为了破解这道数学难题，7个人花了半个小时。最终廖耀宗和其他船员退让了。
傍晚回到船上时，我的房间里收到了一封通知：船修好了，明天早上前往圣托里尼。一场小风波终于平息了。
四
在邮轮上，你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我们在纽约买的裸钻真是太便宜了……”，“我家里那好几块OMG手表，保养一次就得不少钱……”，“我们这次本来想带个保姆上来的……”
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提到的“New Money”之间的较量总在暗暗进行。谁在酒吧的消费排名第一？谁在赌场玩多大的？谁的相机是徕卡的？谁住的是顶级奢华全景阳台海景套房？谁今天去岸上游览时买了哪款奢侈品？在船上，仿佛有一个无形的排行榜，而谁今天又不幸地跌出了这张榜单。
每个乘客花15万买到的只是一张船票的价格，其他各种消费需要自己另付。比如每个靠岸城市的岸上游价格、晚上酒吧的消费、互联网服务、咖啡厅、免税店、赌场以及健身美容SPA等等。
热衷于斗富的中国乘客似乎既阔绰又节俭。船上的互联网WIFI套餐分为几种，他们很快选出了最划算的100美金套餐。同时，为了节省流量，很多人宁愿等着去岸上或码头找免费的WIFI上网。
房间里的瓶装饮用水价格通常在5美金左右，中国客人一般会去自助餐厅接免费的水回房，或者从岸上想方设法带回几瓶水来。船上组织了需要付十几美金的品酒会，去参加的人寥寥无几，但如果是免费活动，却又被挤破了头。有人在卡鲁索剧院看剧或者表演时把手机或雨伞落在那里了，从不见捡到的人去前台归还。
更多客人的投诉，集中在不合口味的饮食、各种服务的瑕疵上。位于第二层甲板“甜蜜生活”的前台，成了矛盾的集中爆发地。
不过，还有一种投诉超越了这些层面。就在24小时之前，80岁的上海退休教师严先生义正词严地从房间冲到了前台。让严先生感到不满的是，船上的电视节目中播放了海外一个脱口秀节目，其中抨击了中国的政体与现状等。
“我不能容忍！”严先生和老伴儿拉着我坐在3层甲板的弗洛里安咖啡厅说，“他们有什么资格评价中国的政体和现状？我们现在有钱出来环游世界，还不是因为中国经济繁荣，祖国强大了吗？”严先生有点激动，嗓门提高了几度。
真正的弗洛里安咖啡馆（Caffe Florian）创建于1720年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馆之一，据说海明威也曾在那里流连。“小点儿声，小点儿声。”严先生今年76岁的老伴儿不时地扯一下他的衣角，提醒说，“公共场合说话小点儿声，不要打扰别人。”
严先生联合了几个老同志一起去前台投诉了好几次，“中国人不能再被外国人欺负。”他说。几个小时之后，这档节目终于停播了。“我们胜利了！”在走廊里，严先生和另外几个老同志激动地握手庆祝。
严先生和老伴儿退休之后一直热衷于旅行，也是资深的邮轮游玩家，可以轻松对比出公主邮轮与此次歌诗达邮轮的优劣以及服务的细微差别。
1998年香港刚刚回归时，严先生和老伴儿去香港旅游，觉得维多利亚港的灯火辉煌，简直是另一个繁华世界。而这一次环球旅行经过香港时，严先生有了新的感受：“维多利亚港也不过就是那样嘛，看起来那么小，我们上海的外滩也不亚于他们呀。”
严先生还特意和一位香港当地面馆的女老板聊起来，“香港回归以后怎么样？你们支持‘占中’运动吗？”他问。“不支持啊，家里小孩听了别人的话出去闹事，我担心死了，餐厅的生意也受到损失，差点关门。”听到女老板这么回答，严先生感到很欣慰。
2006年，受签证和收入以及假期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境游乘客还不多，在法国的一家酒店里，严先生甚至被服务员误以为是日本人。2012年，严先生第一次办理签证参加邮轮旅行，当时的签证制度极为严苛麻烦，不仅需要出示两位的结婚证，还需要去公正。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长途邮轮旅行产品，两人只好飞到欧洲和美国去乘坐邮轮。
“人家欧美的车都是让人的，他们一点儿也不着急，从来不和行人抢路。”严先生说。“欧洲人也不存钱，他们的社保制度有保障。”老伴儿补充。
五
在邮轮上的各种八卦调剂中，有两段罗曼史流传甚广。
第一段是关于Summer女士和船上的意大利钢琴师卢西亚诺。船上的一个小姑娘跟我发誓说她看到了两人在日光甲板上手拉手，但两位男女主角跟我发誓说他们并没有拉手。
Summer今年52岁，来自中国四川。她头发卷卷，总是笑眯眯的。“多么诗意，一艘船就这么慢慢地绕着地球转一圈。”她眯着眼睛，手指轻轻地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儿。
她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8年，海南独立建省，Summer放弃了每个月100元的工资和单位分房的优厚待遇，决定和男朋友一起随着中国的20万大学生去海南闯荡一番，两个人约好：“至死不回头”。
Summer见证了九十年代海南炒地皮的疯狂。连街边不认字的卖槟榔的老太婆都能掏出一张红线图（卖地皮的官方文件），把一块已经转手了5、6次的地皮以上百万上千万的价格向路人兜售。每次有人去看地，她们就带着对方到海边指着茫茫大海说：“这里就是未来要填海造田的地方。”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灭后，其中一小部分人赚到了钱，大部分人黯然离开海南岛。Summer是留下来的3万大学生之一。1991年，她坚持要借几万块钱买下丈夫所在的建筑公司的原始股。她的远见得到了回报。两年后，建筑公司上市，Summer几万元的投资翻了几十倍，变成了几十万。又是两年后，Summer开始用她的第一桶金投资房地产项目。2006年，Summer和丈夫离了婚，用她在房地产行业中赚到的钱开始投资有机农业。
“上船半个月的时候，真是烦躁得很啊。”Summer说，四川人一般口味比较重，邮轮上的饭菜虽然做了中式的调整，但仍然很寡淡。尤其是那漫长的一周航海日，每天飘在海上，什么也干不了，实在难熬。Summer决定去学学船上的意大利语课程，下课之后她就去找意大利钢琴师卢西亚诺练习新学到的内容。
卢西亚诺来自罗马，今年60岁，一头银发，每次在甜蜜生活酒吧弹钢琴的时候，他总是边谈边唱，歌曲的节奏很欢快，他唱歌时总是转过那雕塑般的面庞对观众微笑着，拥有无数粉丝。
“Summer的意大利语学得很快，她很聪明。”卢西亚诺说，“我喜欢和中国人聊天，他们总是很真诚。”卢西亚诺给Summer看自己以前演出的视频，还打算向她学习中国歌曲。Summer把今天新学习的意大利语单词拿出来重新温习了一遍，在表演的间歇，两人又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
但另一段罗曼史小故事，则有点小忧伤。
3月1日刚上船那天下午，袁野在甜蜜生活大厅的酒吧遇到了来自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乐师Mauruzio，两人一见如故，一起拍了张合影。两个人从来没约会过，但总能在自由行的景点偶遇。“他也许不知道，他给我带来这么多快乐与惆怅。”袁野说。
虽然语言不通，但两个人还是慢慢熟悉起来，合影也越来越亲密。他们一起在日光甲板上晒太阳，在舞会上打招呼，细心的意大利人还热心地做起袁野岸上游的导购，虽然她什么也听不懂，但他还是执着地在一张纸上认真地写满了各种价格和品牌的名字。有一次，在马尔马里斯岛的海滩边，袁野做了个要跳海的动作，Mauruzio吓得立刻冲过来抱住她。
袁野是中国第一代售楼小姐。八十年代中期，出来卖房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说明你进不了正式的国家单位。”她说。她2002年下海，做起了房地产生意。袁野和前任丈夫结婚是1983年，当时她只有21岁，对方是自己的领导介绍的，两个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相处没超过48个小时，也从来没有约会过。
大西洋号抵达希腊圣托里尼岛时，在那个到处是浪漫蓝白房子的小岛上，湛蓝的爱琴海边，袁野又遇到了Mauruzio。圣托里尼的山腰上开满明黄色的野花，两个人一起在山坡上一起漫步，拍照，浪漫的意大利人为她唱了《Everybody’s Changing》这首歌，还采了一束鲜花给她。
但那是两个人最后一次见面。4月1日，愚人节，袁野一个人在提香餐厅里。Mauruzio在西西里岛下船了。由于语言不通，袁野甚至不知道意大利乐师是否和自己告别过，但Mauruzio给她留了一个类似社交网络的账号。我帮她搜遍了Facebook、Whatsapp、Skype等西方人常用的社交网络工具，但没有找到那个账号。我问遍了我所能找到的船上所有的乐师和船员，但由于Mauruzio不是邮轮公司正式签约的员工，没人知道这位来自西西里岛的意大利乐师的联系方式。
“那束鲜花还在房间里，虽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已经不可能再见啦。”袁野伤感地喝着闷酒。
六
4月2日早上，大西洋号终于抵达罗马附近的港口，我们随着船上的一个自由行旅行团进入罗马市区。车上大部分游客是老年人，一位戴着鸭舌帽的大爷举着手里的DV，把窗外的景色和导游的介绍全部录了下来。
一位台湾来的女地产商一个人占了两个座椅，她大约五、六十岁，头上戴着一顶鲜红的毛线帽，身上穿着从房间里带出来的雪白的浴袍。“我老了，怕冷。”她说。当导游安排其他客人坐在她旁边时，她用手一挡，把导游小姑娘拉近一点说：“你让她去和别人挤一下吧，我老了，怕挤。”
导游开始介绍罗马的古建筑，台湾女地产商对周围的几个大陆老年游客说：“千万不要去看古建筑，劳民伤财，不值得，还不如去购物来得实惠。”接下来的一路，她开始给几位客人讲述如何鉴赏不同产地的龙虾。
“对于罗马，大家还有什么关心的问题要问吗？”导游问。车里一片沉默，过了片刻，一位坐在车子后部的中国阿姨小声说：“他们的房价高吗？”听到意大利导游介绍后，这位阿姨发现罗马的房价也没贵得那么离谱。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他们的社保制度怎么样嘛？”
快到达目的地时，导游说大家要在这里下车，5个小时之后再回来集合，鸭舌帽大爷有些急了。他把DV机一关，生气地说：“我们不会讲英语啊，你们怎么能把我们扔在这里。”导游赶紧解释：“您选购的这个岸上游产品是自由行，不会英语的人应该在另一个团里，全程有导游翻译的。”
“那你们带我们去景点嘛！反正你们也没事情。”鸭舌帽大爷后边座位的一位大爷喊道，另外几个老年男乘客也跟着嚷嚷说：“就是嘛，我们不认路啊。”车里乱作一团，几位大爷越说越激动，鸭舌帽大爷嗓门越来越高，脸色涨得通红。
台湾女地产商突然站起来，趁乱把车上的意大利导游姑娘叫过来问：“Hermes、克里斯汀、LV、雪奈尔、Prada……？”意大利姑娘被这一串中英文混杂的名字给弄糊涂了，一脸困惑。台湾女地产商赶紧对中国导游说：“你帮我问问她，我要买这些品牌的当地设计师的作品在哪里？一定要当地设计师的。”
车里的年轻人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幕的厌恶。坐在我旁边的Y先生，从北京来，他对着这群老人竖起了中指。上一次他这么做的时候，双方差点儿为此打起来。“来啊！我才不怕他们！”他对着这群老人大喊了一嗓子。Y先生是60年代末生人，但在船上，他已经算是年轻人了。
当中国导游把罗马和下一个行程目的地巴塞罗那做对比时，一位大爷不满地嘟囔说：“你罗马还没讲好，就去讲巴塞罗那。”坐在他前两排的另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士扭过头来抢白道：“有本事你去把罗马买下来啊！”大爷不再讲话。
“这艘船应该是年轻人的，他们应该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只可惜，中国的年轻人正被困在城市里当房奴。”Y先生说。他把手里的罗马地图用力折了一下，朝老人们狠狠地白了一眼，戴上耳机，把脸扭到窗外去了。
七
我下船的前一天晚上，在位于第三层甲板的冬季花园，我又见到了廖耀宗。他决定在邮轮离开欧洲之前也提前下船。“急着回去挣钱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这次回去之后，廖耀宗想改行了。“时代变了。”他望着窗外漆黑的一望无际的海面说。当他刚进入房地产行业的时候，中国人对所有“有钱人”都格外尊敬，哪怕他们穿运动鞋搭配西装，穿花尼龙裤子配皮鞋。但是现在，中国人把那些富得只剩下钱的有钱人叫做“土豪”。这是廖耀宗最害怕的一个称号。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以后对别人说，我爸爸是个开夜总会的。”为了避免这个称号，他不买“长枪短炮”式的照相机，他只买徕卡，而且要配上英伦范儿的白金汉相机包。他也不买奔驰宝马，他还读欧阳山尊和王度庐。
“房地产行业太粗暴了，不适合干一辈子。”廖耀宗想改行去做文化教育产业，比如黑胶俱乐部，艺术性沙龙、马术等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行业。“人家欧洲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咱们也得抓紧时间了。”他说。
4月4日，邮轮到达巴塞罗那。我在这艘庞大的邮轮上待了一周。这七天里，我做了个小测验，问船上所有我碰到的人同一个问题：“你觉得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回答惊人的一致，包括廖耀宗。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该考虑的。想了也没用。”
我在那天中午下船，地中海阴晴不定的天气突然飘起了一点小雨。站在巴塞罗那的港口，我回望着大西洋号巨大的带着字母C的明黄色烟筒。这艘载满600多名中国人梦想的邮轮正在从春天开往夏天。
（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