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艾未未的艺术水平是否真达到西方所赞扬的那种高度，中国艺术界有不少争议。一些人相信，西方下力气“捧”艾未未的出发点相当一部分是政治性的，艾也是配合着这种兴趣有意突出了自己的政治标签，弥补个人“艺术之不足”。
然而现代艺术充满了抽象性，往往见仁见智，难有优劣的统一标准。对艾未未艺术成就的尖锐否定或许与西方的高调赞扬在高度对冲，它们需经过时间的考验。
在中国知道艾未未政治立场的人，比知道他有什么“艺术成就”的人大概要多得多。艾未未的行为艺术中国人能看懂的就寥寥无几，他在西方近年却被捧成“艺术大师”，原因何在，中外都心领神会。很多人相信，如今在中国搞艺术的人如果能在对抗体制的政治方向上搞出点花样，并被西方势力相中，那也是出其不意成名的一个门道。
艾未未是那个圈子里最受人羡慕的之一。艾被拘押的时间只有几十天，但西方给他的荣誉把他一下子变成了全世界的大名人，他的艺术品价格翻番向上涨。他在拘留所每蹲一天，都为自己储蓄了难以计算的财富，以及各种可以随意兑换的资源。
至少艾未未本人从中国崛起中的获益，是普通中国人无论如何得不到的。他是中国崛起大潮中“最幸运的”之一。他在美国没混出名堂，1993年回国时普普通通，后来很长时间里搞行为艺术还是普普通通，只是近年参与“反体制”，创造了次流艺术因与政治结合而“大放异彩”的成功“旁门左道”。
西方政界和艺术界对艾未未的追捧都很惊人，这个至少在中国艺术界至今颇受争议的人，在西方被当成了有成为达·芬奇、毕加索潜力的“大艺术家”。中国一直苦于出不来世界级的“大家”，现在却来得全不费功夫：艾未未的“崛起”竟比中国崛起还“猛”。
必须说，如果没有外国势力鼎力支持，艾未未“什么也不是”。中国现实环境对艾未未行为的抑制，实际上是对外部力量借艾未未推搡中国的反作用力。艾未未只是自愿做了西方撬动中国的一个支点。
当然，艾未未及“艾未未们”未必真的没有机会，中国政府如果犯巨大的错误，如果中国社会在境外舆论的鼓动下失去判断力，未来就很难说。其实，“艾未未们”的前途，是和中国的噩运挂钩的。
（图片来源：Flickr @Ji Ruan）
附：
艺术很难脱离意识形态而存在，但专门作为意识形态旗帜打造的艺术，最后只能作为政治符号被记住。这样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各派艺术人士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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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定义，只作为一种阐述，我们认为“红色”代表了共产党的宗旨，是这个国家的标识和象征。它的特定含义穿越了中共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历程，是新中国主流价值观在时代发展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
然而十八大以来的情况再次证明，红色是中国凝聚力的最大源泉，它不仅是执政党的能量库，也是全社会最亲切的精神故里。把一些尘土掸掉，杂草铲去，让原汁原味的红色接通人心，它就会焕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耀眼光芒，释放强大的力量。
一些权威教科书，连在大陆影响不大的台湾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都选了不少，可就没选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红色经典”，这不仅显出其文学趣味的褊狭，更显出其文学史观的荒唐。《洪湖赤卫队》、《沙家浜》、《铁道游击队》等在今天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观众反响热烈，可见“红色经典”顽强的生命力;《亮剑》、《士兵突击》、《集结号》等深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承接着“红色经典”的精神并生成新的“红色经典”。
红歌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正音，与流行乐曲相对。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流行乐曲，而没有正音，正如诗坛不能只有婉约而没有豪放。正音慷慨长歌，可以凝聚人心，激励民族精神，奋发前进。很多红歌表现出一种阳刚、豪迈、雄壮、勇武的精神。而今的中国遍地靡靡之音，无病呻吟，年轻一代染发阴柔，伪娘成风。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唱红歌，不仅可以让他们了解历史，不忘历史，更可以培养他们阳刚勇武的精神。
另附：
矛盾修辞法（Oxymoron）是一种修辞手段，它是用两种不相调和，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语来形容一件事物，起到一种强烈的修辞效果，使得所表达的语义更强烈（来自百度百科）。此类修辞包括：“甜蜜的忧伤”，“勇敢的怯懦”，“黑色的元宵”，“白色的煤球”；还包括：“广受关注的无名小卒”和“有政治影响力的弱势群体”。[…]
还有一句话是《环球时报》说的：“文艺市场化的定义不是反主流。”这话咋一看无比正确：受到市场欢迎的才是主流，难道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吗？转念一想：人家说的主流和我们说的主流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主流就是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东西，因此主流总是会受到市场欢迎的。你可以批评市场是平庸的甚至低俗的，但是无法说市场反主流。然而在有些国家，某一小撮人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强迫大家把他们的价值观当作主流。这些被强加的价值观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自然也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因此才会出现“市场反主流”这样的自相矛盾式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