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天，于建嵘又被刷屏了。他在网上曝光了单位书记约其谈话的手机短信记录。说着说着他终于没能忍住，对那位书记予以痛斥：一个没有是非观的领导，一个没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一个没有学术创造的研究员，有什么资格经常对我指手划脚？！我告诉你，受够了。从今以后，收起你那一套。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北京东书房公益服务中心”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后，于建嵘捐了20万。孰料其所在的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书记要于建嵘立即写情况汇报，于建嵘以自己不是法人为由拒绝。于是两人之间爆发了一段“短信”吵架。
书记潘：于教授，你参加任何机构必须报批！你应该理解。没批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可的。
于建嵘：我只是捐款人，报什么批！
书记潘：希望你写清情况。我们及时汇报。要爱自己。
于建嵘：你作为共产党的基层领导，不分是非，我不写！
书记潘：我只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
地火终于喷发了。于建嵘在微博上说：这几年，被约谈十多次。基本上是莫名其妙的事。比如，5月27日，被约谈原因是有部门对我最近在北京大学关于家庭教会的演讲很不满。事实上这演讲时间是2008年12月11日。每次约谈还像审犯人：要有主谈人和陪谈人及记录。明知道事情不符，还要装模作样地说：你不要做组织和领导不让做的事，我们是为你好。
此前我和他聊天中，于建嵘还提及单位禁止他出国一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得不到批准。问是哪个单位下令的，单位领导从来不说明白。这不由让于建嵘怀疑是单位领导的自作主张。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单位领导担心他出国后再捅出什么乱子牵连到自己，于是干脆以上级的名义不批准他出国。
类似情形想必不少人遇见过。单位领导受到上面的压力肯定不是假的，但单位领导自我加码、将压力下移也一定不是假的。为了逃避自我良心的谴责，单位领导还会说“我们是为你好”。
于建嵘忍无可忍的发飙，不止这一次。几年前他去江西万载县给官员讲课，呼吁他们不要去拆老百姓房子。讲座完吃饭时，县委书记说“为了发展，就得拆”。于建嵘回应说“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县委书记语带讽刺地问“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一怒之下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还有一次情节更激动人心的。也是数年前，于建嵘受邀参加统战部组织的一个党外高级知识分子研修班，活动结束当天是学习后的发言，其实也就是政治表态。当着刘延东的面，某海归经济学家的发言令于建嵘讶异，大意是：我在美国待过多年，回到中国才知道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民主……
轮到于建嵘了，他起初不愿发言，副部长主持人坚持让他“讲几句”。于建嵘只好实话实说：刚才xx的发言实在让我听不下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这样讲话，坐在台上的刘延东等大领导瞧得起我们吗？
言毕，台下鸦雀无声。副部长主持人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收场。好在刘延东及时出来打圆场，大意是：现在到午饭时间了，上午就到这，下午再接着开吧！
更有意思的一幕还在后面呢：午餐时，于建嵘坐的那张桌子没有一个人过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都躲着他。孤独无趣的他“悻悻”地抓起包打道回府了。
于建嵘和我讲起这一幕时，说他能够理解那些人的选择：权力给人带来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不是一般人可以抗拒得了的！与他同期的研究班同学随后大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那位海归经济学家后来还当上了央行货币委员，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莫道士林尽媚骨，拍案一怒于先生”。这是一位网友对于建嵘的评价，堪为实情。1949年之后的多次运动（1957年反右、1966年的文革、1980年代的反自由化以及随后的天安门事件），已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打断。近年来在加官进爵以及巨额国家课题经费的收买下，知识界更是犬儒遍地了。
就我目力所及，学界像于建嵘这样的硬骨头少之又少了。这也是近年“民国热”的一大原因。不少人撰文怀念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傲骨以对领袖的。譬如傅斯年，就始终不答应蒋介石拉他入朝为官的美意，并且还在媒体上炮轰蒋介石的（财长）小舅子：“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
如今呢，更多见的是拍马溜须之徒，整日一门心思琢磨上意，比赛着邀功希宠。在网上看到那些“中国梦”的国家课题申请表，脑海中顿时浮现一群狗在抢夺肉骨头的场景。
劣币驱逐良币的大环境下，不学无术的投机分子往往会被委以重任。于建嵘单位的书记大概就是这样的人。此类人没有别的能力，只能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对于这种“平庸的恶”，我很支持于建嵘公示与众的做法：我们要将一切作恶的或帮助作恶的言行，留给这个时代和未来。要让他们家人及他们的子孙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要认为有个“组织”这样的马甲，就可以免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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