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羽戈（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说，有些人以为出自毛泽东谈《水浒传》。实则毛的谈话已经道明了原始出处，即鲁迅《流氓的变迁》一文。鲁迅此文，从侠谈起，至强盗，至流氓，至“革命文学家”，笔墨虽简，却清晰勾勒了流氓史的千年脉络。此后朱大可写《流氓的精神分析》与《流氓的盛宴》，敬文东写《流氓世界的诞生》，皆可溯源至这篇八百字的文章，可见其分量之重。文中，鲁迅谈及《水浒传》，其时侠气渐消，强盗群起：

“……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话的落脚点，在于最后一句。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反对者沦为奴才；反过来讲，也许反对者本来便深具奴性，生在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才导致只反奸臣，不反天子，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企图经由造反，通往“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是谓“杀人放火受招安”。

事实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仅指造反的理念和路径，还是一种思维，一种政治文化传统。抛开《水浒传》的小说家言，直接说宋史。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杀于大理寺狱中。官方与民间，大都把秦桧当作罪魁祸首，杭州西湖岳飞墓前，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卨四人已经跪了近千年。官方这么扭曲、遮掩，不难理解，皇帝为了转嫁矛盾，将罪责推卸到奸臣（有时换作贪官、太监、女人等）头上，黜之，杀之，以平民愤、收民心，可谓古往今来最流行的治理术之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屡试不爽。问题在于，这并不高明的伎俩，为什么通用至今，民众为什么会对官方祭出的替罪羊深信不疑呢？其实就连官修的《宋史》，都供出了凶手的身份：御史中丞何铸奉旨主审岳飞案，察其冤，告之秦桧，秦桧答：“此上意也。”何铸不愿胁从作恶，遂被万俟卨顶替。然而，如文徵明《满江红》这般论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直指宋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主谋，古今有几？《说岳全传》之流的忠奸叙事，才是民间的主流。

对官方而言，最好民众不要造反，这样执政成本便可最小化；退一步讲，倘民间造反，那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则是最不坏的局面，古时皇帝用贪官，一为敛财，二为顶缸，必要之时，正好杀之，绝不手软心疼。费人思量的是民间，他们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连皇帝一起反掉，岂不痛快？这背后的原因，有时表现为思维的局限，如皇权专制对国人头脑的禁锢，使他们轻易不敢质疑皇帝的神圣性，再如清官情结、忠臣情结等，如今依然大有市场，大行其道，可见对人心的蛊惑力之强，穿越千载而不衰；有时则是一种政治策略，好比“清君侧”，再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此刻，纵然号称“不反皇帝”，其实皇帝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的追问可以更进一步：如果贪官也反，皇帝也反，那将如何？

毛泽东谈《水浒传》，批判宋江等领袖搞修正主义，属于投降派，称道李逵、阮氏三兄弟等。李逵便是连皇帝也反，动辄高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那么，夺了鸟位之后呢？“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他们治国，未必能好过赵官家，从本质上讲，还是一丘之貉。老话说：换汤不换药。鲁迅诗云：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是一种可能。背景也是宋朝的小说《杯雪》（小椴著），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书中有一要角，名叫耿苍怀，被誉为“中州大侠”，实则此人“心中骨中，俱可称为一个儒人”，他对皇帝的态度，袭自儒家：

“耿苍怀虽杀昏官，但心中其实是忠君的：他衷心地希望朝廷上有个好皇帝；如果不是好皇帝，他宁愿杀身成仁以将他改造成一个好皇帝；实在不行，他宁兴义兵，拥立一个好皇帝。在大事上，他只想朝廷之上尽是贤臣，劝出一个好皇帝，那时帝在庙堂，龙行布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整个天下也就太平了。小小金人，何足为患？如果贤臣少，奸臣多，那么，他杀尽奸臣如何？”

这活脱是儒家的口吻。耿苍怀反贪官，不反皇帝，有时迫不得已，“宁兴义兵，拥立一个好皇帝”，虽反皇帝，却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而是要改造皇帝，使皇帝符合他心中的模样。在其头脑深处，清官情结与明君情结共存，恰成对应。基于此，耿苍怀虽然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却也适用于鲁迅的感喟：终于是奴才。

《杯雪》还写到一个人，即称耿苍怀为“儒人”的袁老大袁辰龙，他身在庙堂，手握重权，对皇帝的态度，反不如耿苍怀忠诚：

“他虽拥护朝廷，但在他心中，并非忠于君上的。他想：皇帝总不过是这样的，换个人又如何，如果换的代价太大，不如不换。宋室天下已如患病入膏肓之症，大手术是动不得的。他不忠于君，而是忠于事，如果他认为天下还需要这么一个昏君来做做招牌，他就不许任何人动他。”

袁辰龙不反皇帝，甚至不许他人反皇帝，不是因为他忠于皇帝，而是基于他对皇权的怀疑。相形之下，李逵、耿苍怀反皇帝，恰可证明他们在乎皇帝，袁辰龙不反皇帝，则因他不在乎皇帝。换言之，制度如此，谁当皇帝都一样，既然无所谓谁当皇帝，何必换来换去，王旗变幻，受苦的终归是老百姓。

这便接近了宪政主义的门槛。宪政主义对人性与权力的彻底怀疑，使它们更相信制度的力量：若是专制，圣人执政，照样荼毒众生；若是宪政，庸人执政，国家机器如常运转，甚至地方政府破产，人民的生活却不受丝毫波及。宪政主义者不会计较谁来当皇帝，他们的心思，一是如何打造法治铁笼，二是如何把皇帝关进去。笼中的皇帝，不都一个熊样么。

最后重申一下结论：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使贪官成为皇帝的替罪羊；“只反皇帝，不反制度”，使皇帝成为制度的替罪羊。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奴才；

“只反皇帝，不反制度”，有两种可能，如耿苍怀这般，还是奴才，如李逵，则可谓之大盗。这个大盗，不是一般的强盗，而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大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