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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报：是一家位于美国的中英文双语媒体，原名《公民议报》，由杨建利创建，隶属于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据其官网介绍，议报致力于公民社会理念的传播，发表了许多贴近中国当代现实，具有思想性、前瞻性的文章，在中文网络媒体世界顽强坚守。
一、习近平时代中共治理西藏政策的特点
7月14号，中国民主季刊第三季发布了台湾大学法学博士曾建元的文章，分析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治理西藏政策的内容、特点和与以往的不同。他指出，“在开展以同化为内容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后，习近平宣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容易偏向大汉族主义的政策与少数民族政策存在着紧张关系，原本就受到党国严密控制的西藏因而面临着更严峻的汉化压力。 但在新冷战的形势下，习近平如果不能缓和与藏族的关系，势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孤立。”
作者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偷换了美国的“民族融炉”概念，刻意舍去当中的多元文化精神，而曲解为民族融合，进而理解为以汉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为 中华文化，以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各民族交融一体。 在不断淡化族群意识和民族观念的同时，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以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大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1年7月19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出席了拉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庆祝大会，发表讲话，提出了关于西藏的“六个重要”：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5 月 22 日，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总结阶段上提出“宗教中国化” 主张，强调要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服务。作者指出“宗教中国化”也特别针对藏传佛教。中国当局希望藏传佛教摆脱达赖喇嘛的影响，完成“中国化”，接受党的领导，变成类似“三自爱国教会”的党属宗教组织。
而具体来讲，当前习近平时代治藏方略的特点，大略如下:
一、中共中央将持续派驻区委书记，作为西藏的实际统治者。基本上是以汉人主导的党国极权体制全面控制西藏，架空民族区域自治，因此巩固党国的政治建设，成为治藏的首要任务;
二、以宗教中国化和依法管理为名，粗暴介入藏传佛教教务，甚至插手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目的在排除流亡国外的藏传佛教怙主—达赖喇嘛法脉对西藏民族的影响;
三、强化以大汉族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化的民族同化政策，同时以改善民生经济，加速藏人融入汉人社会，使之难以脱离中国而独立;
四、以改善民生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基础，即以生存权为优先，以抵挡民主国家对于西藏人权状况的批评，平衡西藏在政治与公民权利保障上的虚有其表、严重不足。
最后，作者指出，在当前国际新冷战形势下，中国被视为普世价值体系的挑战者，其对西藏的民族压迫如果不能有所收敛，对于西藏的民族权利与人权不能有更多的保障，借以缓和藏中关系，为与流亡西藏政府共同解决西藏问题保留对话的余地，降低国际社会的敌意，西藏问题将会成为民主国家是否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参考指标。这势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关系，其被国际社会孤立的情形将难以得到改变。
二、美国传统基金会：新冠疫情造成美国18万亿美元损失
美国传统基金会旗下的“中国和新冠疫情无党派委员会”(Nonpartisan Commission on China and Covid-19) 近日发布一份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当局的玩忽职守和不透明，导致新冠疫情给美国造成了18万亿美元的损失。此外，报告特别强调“主要关注中国对病毒的掩盖，而不是病毒的来源，并提供了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和立法解决方案。”
报告罗列了中国当局渎职的证据，包括训诫“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处置疫情不及时、撒播虚假信息，审查不满疫情管控的言论，以及删除新冠病毒和死亡人数的数据等等。
进一步，报告统计了因病去世、失去的收入、慢性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教育损失等等因素，得出了美国损失18万亿美元的结论。
报告研究的组织者、第六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表示：
中国政府必须对其混淆新冠疫情真相的行为负责，该疫情导致100多万美国人死亡，给美国造成了 18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虽然我们的大多数政府人员和媒体都把重点放在对病毒起源的合理担忧上，但无论新冠病毒是如何起源的，我们也必须关注中共缺乏透明度和歪曲事实的行为是如何加速了全球疫情的流行。
最后，传统基金会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为追究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责任，委员会建议国会通过一项《外国主权豁免法》 (FSIA) 修正案，授予美国联邦法院对美国受害公民向外国寻求金钱赔偿案件的管辖权，而条件是如果该外国因渎职疏忽引发全球疫情，导致美国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委员会还建议成立美国两党新冠疫情国家委员会和中国赔偿特别工作组，要求对所有与中国的科学合作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修订美国出口管制法，要求对中国的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全面和不受限制的科学和法医调查，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三、杰瑞米·弗里德曼：美国要想赢得新冷战，也要联合非民主国家
美国总统拜登 (Biden) 上任以后，对于中美之间的竞争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即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冲突是一场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的斗争”。之后，这一思想成为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础，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为此，拜登政府还特意在每年召开民主峰会 (Summit for Democracy) 以团结全球民主国家。
然而，拜登政府的做法遭到了一些现实主义学者、政客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外交政策的“政治正确”。研究中俄社会主义的专家、哈佛大学副教授杰瑞米·弗里德曼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批评拜登政府的做法犯了意识形态僵化的错误，正在重复苏联意识形态僵化的老路，使得美国难以团结非民主国家的盟友。
他指出，“冷战的胜利并不仅仅因为西方思想的优越性，更关键的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比苏联更灵活”。这种开放性使华盛顿能够更成功地培养联盟，赢得海外支持者并在国内保持合法性。
苏联的僵化意识形态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失去灵活性。莫斯科试图通过组织和占领强行推广统一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方法最终导致了其联盟的脆弱和高昂的管理成本。更糟糕的是，苏联要求盟友严格遵守其意识形态，这导致了与中国等关键盟友的决裂。
与苏联不同，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联盟建立并不是基于教条的意识形态承诺，而是基于共同的敌人：极权主义。美国对待盟友的标准较为宽松，只要能够共同抵御苏联的威胁，国家是否完全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并不重要。比如，美国容忍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又采取了强硬的姿态，积极干预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甚至支持独裁政权。因此，他指出冷战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不是僵化。
然而，作者表示美国已经忘记了这一成功经验。在冷战之后，美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拼命输出价值观，导致对盟友越来越挑剔。比如，美国对于人权的坚持导致疏远了土耳其，因为加纳的反同性恋法律而停止了援助，导致土耳其和加纳都在倒向中国。
他指出现代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成功经验，学会容忍和接纳不同制度和领导人的存在。更进一步，美国当局应该通过加强与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和其他不同制度国家的联系，重新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作者提出“美国需要避免将与中俄两国的竞争简单化为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较量”。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建立广泛的全球联盟，反而会失去一些潜在的盟友。作者特别警告，美国应该立即停止民主峰会，因为这些峰会不仅显示了对专制国家的不尊重，还增加了对美国虚伪的指责，最终导致非民主盟友的疏远。
比如，意识形态的僵化阻碍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而这些协定对于巩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美国需要更加灵活，不再对参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挑剔，从而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实施。
最后，作者表示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在维护国际秩序的同时容忍多样性的存在。“为了防止中国和俄罗斯颠覆世界秩序，西方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伙伴联盟，其基础不是民主，而是尊重国际边界和法律。否则，西方将面临潜在盟友队伍缩小的风险，并将各国推向竞争对手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