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上课，学生让我签名。写到日期时，才想起已是“教师节”了。
今早，我家边上那家花店，人头攒动。甚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好了？一问，“教师节”给老师买花的。
路上，车载广播也在谈“教师节”，节目在讨论，对尚在读书阶段的学生，是否应该给老师送“教师节”礼物？各种说法。我问自己：如果是我，送吗？
好在我的孩子已经不在国内，可以躲过一劫。其实，我每每恍然“教师节”，难说不是选择性失忆。在中国，再没有比教师这职业更令人尴尬的了，甚至有罪恶感。罪 恶感产生于客观现实，和能够感受罪恶的主体：知识往往逼问良知。曾经，一个学生跟我聊，聊文学，其实就是聊现实生存，只不过文学渠道更能通往现实，所以几 乎所有真爱文学者，都是现实的失败者。我发现那学生在现实中危险如我了，于是就劝了他几句。过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对我失望，甚至挖苦。他是带着热切的期 待来的。
这种情形，我读大学时也出现过。当时我追随我的老师孙绍振。当时孙老师因为一篇“崛起”而成为离经叛道的人，但在我眼里，他带着魔性的光辉。这对我，特别是17岁的我，有着巨大吸引力。顺 便说一下，前年，他的一些旧学生为他搞了个学生再拜老师的仪式，我一看那些名单，我不去了。那些几乎都不是当初追随孙老师的人，他们是学生干部，而孙老师 当年是被领导忌讳者，这些人怎么可能跟他站在一起？只不过现在孙老师成权威了。当然，他们因为一如既往的顺应主流，有了权力，现在有能力办这活动了。
当年，只有我这样的坏学生才追随孙老师。追随着追随着，变本加厉了，各种惹祸。我的父母担心了，孙老师也担心了，专门把我叫去，一反常态说，这世界上还是有 美好的东西的。他竟然教我“犬儒”，让我震惊，让我鄙视。我反驳，滔滔不绝，义正词严。但我也知道，他不过是为教育我而教育我。只是他都不该有这样的念 头。我挖苦他：“你会说，你自己也做不到！”
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一个有良知的人，即是懂得“犬儒”但却做不到。就像一个正直的人，即是在伸手时能翻然悔悟。如此，分裂产生了，痛苦注定了。我可以想见当 时的孙老师。他其实是变换了角色对我，从一个作家，变换成了教师，不，又变换成了父亲。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担当着我父亲的角色。我的父母管不住疯子一般的我，就去找他，而在他那里，我一仍是我父亲所管不住的儿子，顽冥不化。
直到我自己有了儿子，也叛逆，我才也尝到了滋味。用孙老师的话说：“这是报应！”
接着，我又当了教师。面对学生的眼睛，老实说，我非常惶惑。特别是我又被他们当作作家，特别是我认为文学即“恶”。他们能来找我，应该就是认同我之“恶”的。
我当然可以顺溜地鼓励他们对抗社会，有无数的理论可以使用，可以说得毫无障碍，理直气壮，但那是不负责任。钱理群先生反思“启蒙”时，引了鲁迅的话：自己做 不到的事，不能鼓动别人去做。是的，这是虚伪。但自己做得到的事呢？我委实也不能鼓动学生去做。这是不负责任。我可以当烈士，但我没权利鼓动别人当烈士。 满世虎狼，你教他们当羔羊？我可以当殉道者，但我不能绑架别人当殉道者。我不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我没有喂他们一口饭，没有为他们花一分钱，也不必对他们未来的不幸还债。他们父母要知道，应该摔我耳光。
但我毕竟还当着教师。但我还是父亲。我还是作家。
教师诲于正，父亲授于利，作家写于恶。我不知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