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民主．梦

作者：楊偉中 | 评论(6) | 标签:中国, 历史, 政治, 深圳, 民主

30年前的今天，1980年8月26日，大陆当局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经济特区，意在借重港澳台的经验与资金，这四个特区成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批试点，其中紧邻香港的深圳成绩尤为突出。30年来，深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象征与代表，也起着加速经济改革步伐的重要作用。

只不过，深圳在推动经济进步上的意义被突显，它在政治上曾起的作用与成果却常常被遗忘，甚至被遮掩、被扼杀，需要我们将之唤醒。

深圳曾是中国民主实验的突破口。在深圳特区成立前，1979年1月，由袁庚倡议，当局决定在深圳南头半岛设立蛇口工业区，这块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不仅是经济改革的首个试验区，更在1980年3月率先实行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实行民选，先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直接选举产生干部。管委会两年民选一次，每年还由民众对管委会成员投票，不信任票过半就下台，包括袁庚自己。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还要回答民众质询。由袁庚主持的这一系列大胆的民主实验，维持了多年，直到他离休为止。

深圳曾在言论空间的开放上领先全国。舆论监督权力，是袁庚蛇口实验的重要内容，当时袁庚批准创办的蛇口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就曾公开发文批评袁庚。

1986年，《深圳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赞同小平同志退休”，直指高层领导人，这样的言论尺度，今天大陆的市场化媒体都难以超越。1989年以前，深圳大学也是中国最自由开放而富有民主气息的校园之一。

更重要的是，经济改革最早的深圳，公民社会的孕育，市民的权利意识都相对成熟茁壮，为因应市民的需求，深圳当局也多次提出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方案。

这里是个人参选人大代表最早的城市之一，政府体制进行分权协调的改革方案（所谓“行政三分”）多次提出。2008年5月，深圳市政府提出的《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中提到“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以及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允许参选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等规画。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深圳的讲话，说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停滞和倒退最终是死路一条。这番话引起很多关注、讨论以及批评，同时也重新提出了一个疑问：深圳有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特区吗？

我敬仰的新闻前辈李大同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中国的政治之癌，也不是在某处动个小手术即可解决，还有更多的人批评温家宝总理的话是空谈。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当局领导层中有人呼吁政治改革，我们不用寄予过高的期待，但这总是件好事。如果他所说为真，我们自应积极呼应，努力推进，尤其要谨防有些人把“政治体制改革”限缩成“行政体制改革”。如果他所说为假，至少政改的正当性已经更为加强，我们要努力“弄假成真”。

至于“政治特区”的问题，全面的改革与民主当然是追求的目标，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要求局限在一地一区的改革。不过，如果体制内开明派能与市民力量合作，在某些地区进行民主试点，一点突破，带动全局，并不需要反对，也值得支持。

何况，深港日渐一体化，香港的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固然未臻理想，但毕竟走在深圳前面许多，现在深圳当局说要“叫板香港”，除了经济发展外，在政治方面落后于香港的深圳，难道没有不得不改、不得不变的压力？

在特区三十周年庆这一天，深圳《晶报》以“从今天起，让我们追逐新的梦想”为题发表社论，文字激情澎湃，不过对“梦想”的内容说的还是比较隐讳：

“深圳的成长，不只指向各种经济指标，还包括包容、开放、自由、公正等现代理念对人们的渗透与陶冶。如果说，过去，很多风行一时的理念首先发酵于这块土地，成为公民意识觉醒并激荡的一种标志，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走过而立之年的深圳，会有更多市民自觉关注城市公共事务和公共福祉，一个更加成熟的公民社会将为城市竖立全新的标杆”。

我们期待这个梦想，在深圳，在全中国都能实现。